Handelsblatt - 17.08.2026

🟢 已通过两轮自愈质检 & 证据链核验

2026-08-17 Boosty PDF 中文极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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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sty 帖子：Newspapers - 17.08.2026
航空航天实验室 / 伊利斯2号卫星网络项目 / 比利时初创企业航空航天实验室斩获伊利斯2号卫星网络项目大部分卫星建造合同：比利时初创公司航空航天实验室（AerospaceLab）击败空客公司，赢得伊利斯2号（Iris2）卫星网络项目264颗卫星建造合同，总价值至少18亿欧元。该项目由欧盟委员会推动近六年，旨在摆脱对SpaceX星链的依赖，为军方或情报部门提供安全卫星互联网服务。项目总成本达156亿欧元，较两年前预算高出近一半。
伊利斯2号项目 / 多轨道架构运营 / 伊利斯2号项目多轨道架构运营挑战与欧洲军民两用策略：伊利斯2号项目采用多轨道架构，由Eutelsat、Hispasat和SES等联盟领导实施，需面对信号无缝切换与轨道间交互等技术难题。克诺普强调，运营挑战在于严格划分安全域、明确危机优先级规则，并实现全程认证。成功构建该架构将使欧洲军民两用策略成为韧性优势。
联盟党 / 财政政策 / 债务争议 / 联盟党内部因新增债务问题酝酿新矛盾：联盟党联邦议会党团部分成员对高额新增债务日益担忧，并希望在议会程序中修改已通过的预算案。联盟党预算政策专家扬尼克·布尔（Yannick Bury）表示，需讨论2030年代联邦财政可持续结构，并立即启动对话。该立场在党内并非孤例，被形容为联盟党的“下一个信誉打击”。
欧盟 / 塞浦路斯 / 申根区 / 欧盟委员会确认塞浦路斯技术上已准备好加入申根区：欧盟委员会确认塞浦路斯在运营上已做好加入申根区准备，尼科西亚政府自2021年来已落实欧盟委员会提出的120项建议。加入决定权在欧盟成员国手中，需评估塞浦路斯部分领土不受政府控制的复杂局面。塞浦路斯总统克里斯托都利迪斯希望加入能为2028年总统选举赢得选票。
人工智能 / AGI / 行业预测 / 人工智能领袖对AGI与超级智能的激进预测引发争议：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预言“人工智能中间事件”将发生；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称五年后AI将比人类更聪明；Anthropic创始人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预测AGI可能在今明年出现。专家提醒概念混乱，AGI不等同于超级智能，马斯克则预言AI创造的富足世界。
OpenAI / 管理层调整 / Denise Dresser / OpenAI再次调整管理层，销售主管Denise Dresser离职：OpenAI销售主管Denise Dresser在LinkedIn发文称将在未来数周内离职，接替者为前Wiz高管Dali Rajic。此次调整为OpenAI近期第二次重组管理层。
德国 / 夏季营活动 / 经济发展 / 德国2026年夏季营活动聚焦国家优势与机遇：德国2026年夏季营活动以“如果不是您？”为主题，讨论区位劣势、官僚主义、能源成本与技术人才短缺之外的国家优势与机遇。活动由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凯捷咨询、施耐德电气等合作伙伴支持，提供代码HB10享10%折扣。
建筑业 / 中型企业 / 项目风险 / 中型企业承接大型订单风险与创新优势并存：比克哈特建筑公司业务主任斯文·伯默（Sven Böhme）表示，若项目占公司年度总施工产值三分之一以上，对中型企业是重大挑战。该公司在A45高速公路重建拉姆德谷桥项目中与奥地利合作伙伴MCE公司合作，仅用两年半完成新桥建设。德国建筑业联合会预计2026年公共建筑项目营业额达516亿欧元。
新兴市场 / 股市投资 / ETF策略 / 新兴市场股市因韩国波动受阻，ETF投资者寻替代方案：MSCI新兴市场指数年初迄今上涨约24%，但自6月底高点下跌7%，主要受韩国股市波动影响。韩国股市在新兴市场指数中占比五分之一，波动性甚至超越比特币。投资者可选择追踪FTSE指数的ETF避免韩国股票，如Vanguard FTSE Emerging Markets UCITS ETF。
养老金规划 / 财务建议 / 从政优势 / 养老金规划示例：从政或成为教师的财务优势对比：专栏作家沃尔克·洛曼（Volker Looman）举例，若从25岁开始每月存入1000欧元（年利率4%），可攒够目标养老金；若40岁后才开始，需每月存入2796欧元。文章调侃从政无需高学历，仅需“胆量”（意第绪语对厚颜无耻的形容），并称卡尔·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为养老金规划“超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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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本期报纸背后的结构性权力机制、普遍概念与具体事件之间的非同一性辩证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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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冰冷制度治理（Logos）与民众真实痛感/集体情绪（Pathos）之间的断裂与隐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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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 156, 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

价值18亿欧元的卫星订单花落初创公司

航空航天实验室（AerospaceLab）击败空客公司，斩获伊利斯2号（Iris2）卫星网络项目大部分卫星建造合同。该项目总价值至少为18亿欧元。

比利时初创公司航空航天实验室（AerospaceLab）在伊利斯2号卫星网络项目的大部分卫星建造订单竞标中击败了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空客公司。据多位知情人士向《商报》透露，航空航天实验室将承建总共348颗卫星中的264颗。该订单价值至少为18亿欧元。伊利斯2号将成为欧洲首个在关键领域委托给年轻企业的大型航天项目。

欧盟委员会已为此项目工作近六年。伊利斯2号旨在使欧洲摆脱埃隆·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星链（Starlink）卫星网络，并为军方或情报部门提供安全的卫星互联网服务。在多次延误后，该项目的规划现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整个项目总成本为156亿欧元——较两年前的预算几乎高出一半。

对于2018年才成立的航空航天实验室而言，在短时间内制造如此多用于低地球轨道（LEO）的卫星是一项挑战。总部位于慕尼黑的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Airbus Defence and Space）也参与了该项目的竞标。该公司在低地球轨道卫星制造方面拥有多年经验，但以正在进行的谈判尚未结束为由，拒绝对此置评。

▶ 续见第04版

比利时森林大火应对

数千名应急人员在周末与比利时迄今为止记录的最大规模森林大火展开战斗。

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蒙绍和许尔特根瓦尔德，当地出现了严重的烟雾污染。

▶ 8

德国汽车行业考虑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

面对来自中国的日益激烈竞争，德国汽车行业协会（VDA）正在考虑调整其贸易政策立场。该协会发言人在接受《Handelsblatt》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分析“我们的立场是否需要调整”。多年来，该行业一直坚决反对对中国设置额外的贸易壁垒。立场转变可能会显著影响联邦政府内部的相关讨论。 ▶ 8

市场

→ DAX 26.440 Pkt. +0,53 %

→ MDAX 32.464 Pkt. +0,62 %

→ TecDAX 4.106 . +1,05 %

→ E-Store 50 6.540 . -0,09 %

→ 道琼斯指数 53.721 . -0,24 %

→ 纳斯达克指数 30.729 . -0,28 %

→ 标普500指数 7.783 . -0,20 %

→ 日经225指数 68.714 . +0,59 %

→ 欧元 / 美元 1,1570 US$ +0,01 %

→ 黄金 4.376,40 US$ +0,60 %

→ 布伦特原油 86,69 US$ +2,18 %

涨幅榜

→ 莱茵金属 +3,21 % 1.202,00 €

→ SAP +2,71 % 180,14 €

→ Scout24 +2,50 % 78,00 €

跌幅榜

→ 埃昂集团 -4,38 % 17,45 €

→ 默克集团 -2,29 % 136,30 €

→ Vonovia -2,00 % 20,58 €

社民党拟推出新版“德国应用”

数字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Karsten Wildberger）的数字化行政管理计划在社民党内引发质疑。社民党现计划推出自己的方案。 ▶ 12

西班牙电信德国公司裁员规模或超预期

新任德国区总裁计划削减人力成本。内部文件显示，裁员计划可能超出此前公布的规模。 ▶ 21

沃尔夫冈·库比奇

德国自民党（FDP）主席认为，剥夺私有财产的争论是德国住房政策的“活死人”。他主张，解决方案应与此类诉求完全相反。 ▶ 18

比利时：洛伦贝格、纳德尔曼、奥康纳，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内容

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第156期

今日主题

1 伊利斯2号 价值数十亿欧元的卫星订单意外授予一家初创公司。

5 来自太空的互联网 伊利斯2号能做什么？

政治

6 联邦预算 联盟党议会党团对新增债务持批评态度。

7 税收政策 联盟党在反对增税的同时，却参与了增税决策。

8 贸易政策 汽车行业考虑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

10 专访中东问题专家圭多·施泰因贝格（Guido Steinberg）表示：“美国在军事上获胜，在战略上却输了”，并就伊拉克战争发表评论。

11 塞浦路斯 加入欧盟进入敏感阶段。

12 德国应用 仅是旧官僚机构前的一个聊天机器人？

13 哈维尔·米莱 阿根廷式“关门”停摆。

14 HRI经济展望 德国经济面临新的压力测试。

15 纳伦德拉·莫迪 印度总理吸引青年一代。

意见与分析

9 超越显而易见 经济学家丹尼尔·施特尔特认为，通胀正从资产泡沫转向日常生活——德国正面临两个世界最糟糕局面的威胁。

16 对外贸易 对东欧的出口正在弥补与中国和美国贸易的崩溃。

16 科技我们不应对人工智能CEO的每一句话都信以为真。

17 银行高管 迪尔克·阿贝尔案暴露出许多机构面临的治理风险。

17 美国内情 美国中期选举中出现极端候选人，几乎无人能阻止他们。

18 客座评论 德国自民党主席沃尔夫冈·库比奇撰文：剥夺私有财产不是住房政策。

47 金钱·生活·卢曼 您担心养老金问题？那就去当政治家！

48 市场洞察 巨灾债券隐藏风险。

计算

iPhone会太便宜吗？

不断上涨的原材料成本正在给苹果公司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同时，该集团的采购能力正在削弱。

德国能源政策正在浪费数十亿欧元

如果德国长期放缓可再生能源扩张，将面临高额后续成本。但同时，适当推迟扩张也是合理的。一项研究显示了这一点。

“我担心我们的未来”

Relaxdays创始人马丁·门茨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前谈及对德国经济地位问题的担忧及公司的转型。

本期内容

人名索引 Abel, Dirk 17 Abel, Greg 46 Altman, Sam 23 Aintree, Philipp 47 Argentin, Hesse, Santiago 21 Baldar, Oskar 23 Bilger, Stefan 8 Blaine, Oliver 8 Böhning, Björn 7 Bowes, Luyten 44 Brehm, Thierry 4, 6 Brockman, Stacy 23 Brumer, Magnus 11 Buffett, Marvin 46 Bury, Michael 45 Bury, Yannick 6 Carlo, Dan 17 Chino, Alex 46 Christensen, Torge 6 Christophus, Niko 11 Cook, Tim 20 Craig, Carol 44 Cooper, Tim 20 Dreher, Alexandra 26 Deper, Benoit 4

Dipke, Althobert 15 Dickstadt, Alexander 7 Dreignes, Uwe 42 Dreiss, Denise 23 Frei, Thorsten 7 Golassin, Miguel 41 Gondre, Leonhard 22 Gongke, Kristalina 13 Goodhart, Charles 9 Griffin, Kenneth 44 Grundr, Verena 21 Grünther, Daniel 18 Grünther, Fritz 7 Hass, Markus 21 Hass, Thomas 26 Hoback, Robert 4 Kattelberger, Klaus 40 Kabuk, Frank 42 Kieringer, Michael 21 Kimmer, Cristina 13 Klingt, Lars 6, 7 Knoop, Andreas 4, 6 Krantz, Hens 24 Kubicki, Wolfgang 18 Kubicki, Andreas 4, 6 Kral, John Jung 20 Lagarde, Christine 9 Lundy, Jeff 44

Lauterbach, Karl 47 Lee, Eileen 30 Lighthage, Brad 23 Löcher, Georg 26 Lewis, Enrique 45 Magey, Peter 22 Manthe, Fabian 26 Mann, Pena 12 Mann, Christoph 22, 23 McGraw, Phil 44 Menz, Martin 28 Menz, Friedrich 6, 7, 8, 12 Miller, Javier 15, 41 Moll, Narendra 15 Miller, Stefan 44 Musk, Don 5, 45 Musk, Rena 42 Olympic, Emilio 13 Ostberg, Bernhard 26 Powell, Kevin 30 Piedher, Othamandra 35 Piedher, Marcy 9 Pied, Ray, Alfonzo 13 Pilco, Robert 44 Pilco, Oxl 23 Rao, Malk 21 Regenbrecht, Bjarne 26 Röcher, Katherine 8, 14

企业

20 智能手机 iPhone会否涨价350美元？

21 电信业 新任德国负责人计划削减人力成本。据一份机密文件显示，下一阶段正在筹备中。

22 能源 由于高温，欧洲核电站被迫降低发电功率。这引发了一场关于气候变化时代核能价值的辩论。

23 OpenAI ChatGPT母公司销售主管丹尼丝·德雷瑟离职。达利·拉吉奇接任其职位。

24 能源转型 一份专家报告显示：若德国长期放缓可再生能源扩张，模型计算显示将产生高额后续成本。

26 DB Cargo 德国货运铁路计划在2030年代初运输400万吨二氧化碳。

28 专访 “我担心我们的未来”——东德在线零售商Relaxdays创始人马丁·门茨如是说。

财经

40 专访 "我们对芯片股变得更加谨慎了，" 管理着价值数十亿的DWS基金"Concept Kaldemorgen"的克里斯托夫·施密特表示。

41 投资 彼得·蒂尔入股阿根廷石油集团Vista Energy。

42 房地产 12.18 Investment Management已申请破产。作为大型投资者的柏林牙医养老金供给机构可能面临高额损失。

42 理财 三只新兴市场ETF降低了对韩国的投资比重。

44 大宗商品 格陵兰与一家美国企业围绕该岛石油开采的争端升级。格陵兰政府做出强硬回应。

45 贝宝 该支付服务商正与竞争对手Stripe及投资者Advent再次就收购事宜进行谈判——条件更为优厚。

46 伯克希尔哈撒韦 巴菲特的接班人阿贝尔正在调整投资组合。在一只科技股上的持仓几乎翻倍，并在其他多个领域进行了增持。这表明他比前任老板更为活跃。

大宗商品

格陵兰石油之争

亲特朗普的企业格陵兰能源公司无视格陵兰民众意愿，试图开采石油并未经许可将设备运抵该地区。

2022年首次公布时，Iris2原计划最晚于2027年投入使用。2024年，库比柳斯曾计划于2030年发射首批卫星，但现在目标提前至2029年。

欧洲寻求独立

伊利斯2号（Iris2）项目旨在为欧洲提供主权、安全且具韧性的卫星通信，以摆脱对非欧盟供应商的依赖。该项目是欧盟“安全连接计划”（2023–2027）的一部分

■ 330颗低地球轨道（LEO）卫星：提供低延迟的高速连接 ■ 18颗中地球轨道（MEO）卫星：覆盖更广阔区域

► 主要用户群体： - 欧盟政府及机构 - 军事国防 - 警察边境保护 - 消防救援服务 - 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

► 潜在应用场景： - 政府与军事安全通信 - 危机与灾害通信 - 偏远地区通信 - 军民两用无人机 - 远程医疗 - 商业宽带服务 - 支持欧洲对外与安全政策

《 Handelsblatt 》 • 来源：欧盟委员会

今年同样计划将名为“SatcomBW4”的通信卫星星座送入轨道，专家表示：“这为欧盟带来了巨大推动力。”

空客公司并非空手而归——其将为伊利斯2号建造66颗名为“Mil-Ka”的军用通信卫星。这些卫星在2024年最初的设计方案中并未被纳入。应《 Handelsblatt 》询问，负责伊利斯2号LEO段的Eutelsat（欧洲通信卫星公司）确认了向空客授予的合同。该合同对空客而言可谓雪中送炭：其卫星业务一直是亏损部门，与法国泰雷兹阿莱尼亚空间公司及意大利泰雷兹阿莱尼亚航天公司的合并有望解决问题。

贝诺瓦·德佩（Benoit Deper），企业家兼行业专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未透露具体细节或数字）：“这不仅体现了对我们能力的信任，更向整个行业发出重要信号：新参与者能够助力欧洲在太空领域实现主权——与成熟航天企业平起平坐。”

伊利斯2号项目的总成本现已高达156 亿欧元，而在2022年项目启动时仅预估为60亿欧元。即便如此，156 亿欧元似乎仍显不足。欧盟方面表示，还需“成员国投资以满足额外特殊需求”。波兰与匈牙利将共同出资近12 亿欧元，西班牙计划投入最高20亿欧元。“其他成员国的贡献目前正在审议中，相关协议正在敲定。”欧盟方面称。

上述数字印证了《 Handelsblatt 》在2024年春季的报道：时任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曾致信欧盟，对“过高”成本提出抗议。时任欧盟内部市场专委蒂埃里·布雷东（Thierry Breton）在回信中驳斥称：“我无法接受任何政治压力。”

不断上涨的成本最终将由欧洲纳税人全额承担。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将贡献约21 亿欧元；法国约16 亿欧元；意大利约11 亿欧元。

主题报道

私营部门通过由Eutelsat（欧洲通信卫星公司）、西班牙卫星通信公司Hispasat及卢森堡SES集团组成的“Spacerise联合体”共同承担40亿欧元投资，与2024年计划一致。

伊利斯2号卫星网络项目

更高的成本也源于技术结构的变化以及性能的提升。最初计划部署170颗卫星，2024年这一数字达到290颗，目前已增至348颗。欧盟委员会委员库比柳斯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这一更强大、更快速的星座网络将为成员国、紧急服务部门以及公民提供具备韧性的自主连接能力，满足当前及未来危机中的需求。”

安德烈亚斯·克诺普（Andreas Knopp）是慕尼黑联邦国防大学信息处理专业教授，同时也是Space研究中心的发言人。他表示：“我们在联邦国防大学的研究显示：在审查中的安全机构与组织对安全卫星通信的需求十分明确。”

Aerospacelab迄今已筹集1.5亿欧元风险投资，现有员工430人。这家初创公司规模尚小。该公司已为比利时军方及加拿大MDA Space等企业成功发射多颗卫星与传感器。这家年轻公司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未来几个月，比利时的一座工厂将竣工，该工厂预计从2027年开始每年可生产多达500颗重达1吨的卫星。一位基于职业原因不便透露具体公司名称的卫星专家在评估Aerospacelab的客户群与专业能力后评价道：“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竞争对手。”

若没有Aerospacelab的参与，伊利斯2号项目的成本恐怕会更高。一年前，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德佩尔（Deper）在接受某专业杂志采访时谈及伊利斯2号项目时表示：“我们的报价可能会比空客的报价低出许多。”这位比利时企业家当时还指出：“问题是，这一折扣能否抵消与我们合作所带来的更高风险。”

空客被合作伙伴欧特斯排除

Aerospacelab在为期六个月的“首次会合阶段”中被选中。欧盟、欧洲航天局（ESA）及三家联合领导者对所有申请者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工业、商业及财务评估”，欧特斯在一份声明中如是表示。作为欧盟指定的三家联合领导者之一，这家法国卫星运营商负责伊利斯2号卫星星座的低地球轨道（LEO）部分。欧特斯表示，Aerospacelab在“技术、成本竞争力及交付能力”方面提供了“额外组合”。

此决定引人注目，因空客与欧特斯长期保持密切合作关系。两者通过数十年的工业合作及价值1.8亿欧元的航天大型项目紧密相连。例如，空客在法国为欧特斯的OneWeb星座生产了440颗卫星。

一位业内专家认为，将价值1.8亿欧元的合同授予初创企业是欧盟的巧妙策略。长期以来，德国一直强调增加初创企业及中小企业的参与度，如今欧盟委员会委员库比柳斯可将此作为例证。

专家指出，当前的关键在于欧盟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合作。两者正在构建一套大型卫星通信星座：“重要的是，伊利斯2号应与联邦国防军的SatcomBW4形成互补，并实现系统间的有效协同，”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创新、安全与技术部门负责人马蒂亚斯·瓦赫特表示。SatcomBW4的核心参与者Knopp也表示：“若伊利斯2号在安全要求、接口及技术标准方面与SatcomBW4第四级保持一致，将大有裨益。”

来自太空的互联网

伊利斯2号能做什么？

超安全、高速、多轨道：欧盟的卫星星座项目在技术上雄心勃勃。

托马斯·亚恩（杜塞尔多夫报道）

二十多年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一直致力于通过卫星提供互联网服务的构想。其优势在于：卫星可在全球任何角落建立高速连接。若将卫星部署在低地球轨道，信号处理延迟极短。

看似简单的背后，却是极其复杂的技术挑战。卫星以超过28,000公里/小时的速度绕地球飞行，造价高昂，且需每五到七年进行一次更新。早期运营商如铱星或全球星均因破产而告终。

然而，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成功实现了这一构想——星链（Starlink）如今以单季度43亿美元的营收，成为该航天与人工智能企业最重要的财务支柱。成功的关键在于SpaceX的高超技术专长及高效火箭，能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将卫星送入轨道。

如今，欧盟希望通过伊利斯2号打造替代方案。其全称为“通过卫星提升韧性、互联互通与安全的基础设施”（Infrastruktur für Resilienz, Interkonnektivität und Sicherheit durch Satelliten）——平方（Iris²）。

伊利斯2号项目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伊利斯2号的最初构想可追溯至2020年。具体的卫星星座计划则是在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袭击后提出的。当时，乌克兰军队在全国各地使用星链和移动安全通信的重要性变得显而易见。

伊利斯2号项目主要由前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东推动。但这些法国人的想法在德国遭到了反对，被视为法国航空航天工业的就业保障措施。批评者尤其指出，该项目缺乏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参与。

经过多年关于融资、产业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预算大幅增长至近160亿欧元的谈判后，欧盟防务与太空事务专员安德留斯·库比柳斯于2026年8月签署了最终实施协议。

伊利斯2号能做什么？

欧盟承诺的功能非常强大。通过伊利斯2号，政府机构、军队和情报部门将能够进行高度加密的通信，并监控关键基础设施。在自然灾害或网络攻击期间，救援部门、消防队和警察将能够通过该系统进行交流。

同时，伊利斯2号还将为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安全快速的互联网连接。欧盟提到“移动远程医疗”和“智能电网管理”，即实时控制智能能源网络。

然而，伊利斯2号的技术性能数据至今未公布。若要与星链竞争，其下行速度需达到每秒300兆比特，延迟不超过40至50毫秒。虽然现代化且本地基础设施完善的5G网络性能可能更强，但对于无需地面基础设施的卫星连接而言，这些指标已相当出色。

不过，伊利斯2号无法实现星链的功能：即直接通过手机与卫星建立连接。

伊利斯2号何时投入使用？如何使用？

伊利斯2号计划于2030年开始运营：首先向政府机构和军方开放，随后面向企业和个人用户。

但欧盟不会提供接收设备。这些终端设备必须由各国自行建设。几周前，由德国企业Technisat和Fritzl与奥地利Silicon Austria Labs牵头的联合体宣布，计划开发一款伊利斯2号终端。该终端的尺寸和价格将参考星链，后者在德国的售价目前为300至400欧元。

伊利斯2号的覆盖范围如何？

伊利斯2号的覆盖范围是全球性的，尽管其星座仅包含348颗卫星，远少于星链的近11,000颗活跃卫星。但伊利斯2号仍能实现高覆盖率。星链的所有卫星均运行于低地球轨道（LEO），高度为400至600公里。而欧盟卫星将至少部署在两倍高度，从而实现更广泛的覆盖。

其覆盖范围还通过所谓的多轨道架构进一步扩大：18颗卫星将部署于中地球轨道（MEO），高度为8,000公里，此外还有部分卫星（SEO）将部署于36,000公里的高度。慕尼黑联邦国防大学信息处理教授、空间研究中心发言人安德烈亚斯·克诺普表示，多轨道架构具有多重优势：“这使得卫星能够根据延迟、容量、覆盖范围、可用性和移动性进行协同配置——从配备高性能终端的船只到高机动作战车辆。”

不同轨道上的卫星无需同时满足所有需求。每个细分领域都能在其优势领域得到针对性部署。

挑战何在？

多轨道架构在理论上是一个不错的概念，但并不容易由联盟领导者Eutelsat、Hispasat和SES实施。无缝切换信号并实现轨道间交互极为困难。尤其棘手的是，军事、其他政府部门及商业应用必须同时运行。克诺普表示：“我认为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在于运营。”他强调，需要严格划分安全域、明确危机情况下的优先级规则，并实现从控制中心到终端的全程认证。“若能成功构建这种运营架构，欧洲的军民两用策略或将真正成为韧性优势。”克诺普称。

政治

在税改争议后，联盟内部又酝酿新的矛盾。联盟党联邦议会党团部分成员对高额新增债务日益担忧，并希望在议会程序中修改已通过的预算案。

“我们必须现在讨论，在2030年代联邦财政如何实现可持续且可承受的结构——在基础设施特别资产到期后，以及作为特殊例外领域退出策略的一部分。”联盟党预算政策专家扬尼克·布尔（Yannick Bury）在接受《 Handelsblatt 》采访时表示。通往这一目标将耗费数年。因此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立即启动对话。“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必须在议会程序中再次讨论预算的基本框架和财政规划。”布尔要求道。

布尔的立场在联盟党内并非孤例。一位议员将其形容为联盟党的“下一个信誉打击”：若仅仅放任预算通过，而不采取任何措施。 “既不减税，又创纪录地举债，这行不通。”该议员表示。2027财年预算将是联邦政府的第三份未包含整顿计划的预算。“如果我们对此听之任之，联盟党将面临信誉危机。”

据与会者透露，布尔在暑假前的党团会议上批评高额债务并要求政策转向时，曾获得响亮掌声。据称，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当时也支持布尔的主张。这令联邦财政部深感不安。“我们对联盟党内部正在酝酿的动向深表忧虑。”部门内部人士表示。

9月，2027财年预算将在联邦议院审议。对预算进行重大修改在议会程序中并不罕见。在所谓的“清理会议”中，联邦议院的预算政策专家会对预算进行最后调整，调整资金分配。然而，预算的最终框架早在春夏两季由财政部与其他部委敲定，且已成定局。7月初，预算草案已在联邦内阁通过。

超过800亿欧元的利息支出

财政部长拉尔斯·金贝尔（SPD）的预算草案显示，明年新增债务将略高于2000亿欧元。截至本世纪末，每年新增债务预计将维持在同等规模。仅五年内，联邦政府将新增超过一万亿欧元债务——这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原因在于债务 brake（债务限制）的改革。在2025年春季联邦选举后，联盟党与社民党达成协议，为国防开支无限制举债以遏制俄罗斯。此外，联邦政府还设立了一个规模达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特别资产”，同样通过举债融资。

Die hohe Verschuldung geht mit einigen Nebenwirkungen einher. So verdoppeln sich die Zinsausgaben bis Ende des Jahrzehnts auf rund 80 Milliarden Euro im Jahr. 2030 werden laut Finanzplanung 80 Prozent des gesamten Haushalts in nur drei Bereiche fließen: Soziales, Verteidigung und Schuldendienst.

Friedrich Merz: Der Kanzler soll die Forderungen von Yannick Bury vor der Sommerpause unterstützt haben.
Corinna Westermann: Die langjährige Leiterin der Haushaltsabteilung im Finanzministerium musste ihren Posten räumen.

Gleichzeitig haben die hohen Schulden bislang nicht die erhoffte Wirkung gebracht – die Investitionsmittel fließen spärlich ab und treiben das Wachstum nicht so stark an wie erhofft. Regierungsvertreter sorgen sich deshalb bereits um Deutschlands Kreditwürdigkeit. Sie fürchten, Ratingagenturen könnten die Bundesrepublik herabstufen und ihr das Toprating „AAA“ entziehen, wie das Handelsblatt berichtete.

In der Unionsfraktion stößt auch eine Personalie auf wenig Begeisterung. Die langjährige Leiterin der Haushaltsabteilung im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Corinna Westermann, wurde durch Torge Christiansen ersetzt, der aus der SPD-Fraktion ins Finanzministerium wechselte. Westermann hatte die hohe Verschuldung ebenfalls kritisch gesehen und dies intern geäußert. Christiansen wird in der Union dagegen als linientreuer Beamter eingeschätzt, der den Kurs von Minister Klingbeil ohne Murren mittrage.

Im Umfeld von Klingbeil heißt es, Westermann sei nicht mehr so motiviert gewesen wie früher und inzwischen auch 61 Jahre alt. Mit dem ohnehin geplanten Wechsel Christiansens habe man „zwei Fliegen mit einer Klappe geschlagen“. Ursprünglich sollte Christiansen Unterabteilungsleiter werden, jetzt rückt er direkt zum Abteilungsleiter auf.

In der Union führt all das zu Verdruss. Herrschte Anfang Juli nach der Verständigung über das Reformpaket noch Erleichterung vor, so dämmert den Unionsabgeordneten nun, dass sowohl die Steuerentlastungen nicht so groß ausfallen wie erhofft als auch im 2027er-Etat, der ebenfalls Anfang Juli beschlossen wurde, nicht gespart wird wie gewünscht. Unionspolitiker fordern deshalb Änderungen am Haushalt. Abgeordnete durchforsten derzeit den Etat nach Einsparmöglichkeiten, um im parlamentarischen Verfahren wenigstens inflationsbedingte Steuererhöhungen, die Anfang 2027 greifen, in vollem Umfang auszugleichen. Erwogen wird etwa, den Handwerkerbonus ersatzlos zu streichen statt ihn wie geplant zu reduzieren.

In der SPD stößt dies auf wenig Verständnis. Die Abschaffung des Handwerkerbonus sei in den Verhandlungen zum Reformpaket doch gerade am Widerstand der CSU gescheitert – ebenso wie andere Pläne für Subventionsabbau, heißt es dort.

专家委员会宣告失败

联邦财政部认为，在议会程序中探索如何让基础设施投资和国防支出更多地由常规财政收入承担的想法更加冒险。这些问题在即将到来的联邦议院预算审议中无立足之地。社民党则转而强调由联邦政府设立的债务刹车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提出建议，如何在特别资产到期后为国防支出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

然而，该委员会未能就共同提案达成一致。周三，委员会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原计划于下周三向联邦财政部提交提案，但提交再次搁浅，据委员会内部消息人士透露，委员会仍需更多时间。

明确的是，委员会将向联盟党派提交三份无法相互调和的不同提案。社民党力推其在委员会中提出的改革方案，即逐步收回国防支出的例外条款，并将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排除在债务刹车之外。

但联盟党对此坚决反对。一位联盟党议员表示：“财政部长对特别资产的草率处理恰恰表明，我们不能对社民党让步一步，也不应创设新的例外。”

经济研究所批评联邦政府利用特别资产在预算政策中耍花招、兑现竞选承诺，而非按原计划投入额外资金。

尽管专家委员会宣告失败，财政部仍对能够推动债务刹车改革保持信心。社民党方面表示：“说到底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联盟党也有其特殊利益。”该社民党代表暗指联盟党将债务刹车改革与选举法改革挂钩，这也是联盟已达成的协议。

相比之下，联盟党代表认为债务刹车改革已无必要，并希望在议会程序中从根本上讨论预算问题。但联盟党内部也有议员认为为时已晚。其中一人表示：“如果要做，本应由总理府在预算收紧时明确这些问题。”

诚然，联盟党内部的挫败感可以理解，但预算政策专家认为联盟的脆弱点并不在于财政与预算。在他看来，一切都取决于9月的州议会选举。若阿弗D在Sachsen-Anhalt赢得绝对多数，Merz可能不得不提出信任问题。

联盟反对其先前支持的增税措施

联盟党试图阻止针对协会和员工折扣的增税措施，理由是这些措施并未获得事先协议。据《Handelsblatt》获得的内部邮件显示，情况恰恰相反。

柏林报道

税收政策在暑假期间掀起轩然大波。数日来，联盟党与社民党就一项原本不起眼的税法争执不休，该法由财政部长拉尔斯·金贝尔（社民党）实施7月初联盟政府达成的决议。该法案原本计划降低所得税，同时通过小幅增税进行对冲。例如，金贝尔曾提议降低协会的免税额度，并取消员工折扣的免税优惠。

然而，联盟党近日开始动员反对金贝尔的计划。起初，该党批评减税力度不足。随后，联盟党将矛头对准了金贝尔法案的第二部分：小幅增税措施与联盟政府目标不符，且未获最终批准——联盟党方面如此声称。

但《Handelsblatt》获得的总理府与联邦财政部之间的内部邮件，以及对税收改革幕后协商的进一步调查显示，情况并非如此：联盟党实际上已两次明确同意这些增税措施。

一封总理府发送至联邦财政部的邮件（主题为“预算交换文件”，时间为4月10日）中写道：“在我们看来，‘补贴’表格中的第15项和第17项已统一。”

邮件附有一份“削减税收补贴 / 税收优惠”的清单。在第15项和第17项中，分别列出了降低协会免税额度（联盟党现正动员反对）以及修改营业转让收益免税额度——后者同样包含在金贝尔的法案中。这些调整涉及的金额均较小。降低协会免税额度预计为联邦政府带来约1400万欧元的额外收入。所有目前讨论的对冲措施总额仅为3亿欧元。

然而，政治层面的争议早已超越数字本身。7月达成改革方案后，联盟党议员最初松了口气，但逐渐意识到所得税减税幅度实际上微乎其微——尤其是与该党此前承诺的“大幅降税”相比。而针对协会和员工折扣的增税措施，在联盟党看来，则具有煽动性潜力。倘若公众认为联盟政府试图“从志愿者口袋里掏钱”，将在9月的三场州选举（萨克森-安哈尔特、柏林及梅克伦堡-前波莫瑞）中造成灾难性后果。

因此，这场税收改革之争绝非偶然。联盟党在选举前夕上演了一场“推卸责任”的把戏：谁该为公民获得的减税幅度如此之小负责？针对协会的增税措施已被联盟党成功叫停。在公众抗议后，金贝尔于周一收回了该措施——尽管据其称，典型的非营利协会本不会受到影响。但金贝尔显然不愿为这点小钱招致可预见的愤怒。然而，联盟党仍在继续施压，并试图撤销计划中的员工折扣调整措施。

超市等企业会向员工提供类似折扣，租车公司也是如此。真正的巨额税收优惠出现在员工以优惠价购买汽车、机票或住房贷款时。此时的税收优惠可达数千欧元。若金贝尔（Klingbeil）现在要取消员工折扣的免税额度，联盟党财政政策专家弗里茨·京特泽尔（Fritz Güntzler）表示，这无异于“变相降薪”。

社民党对此感到震惊。据悉，联盟党此前已多次同意这些措施。要么是联盟党高层与自家人沟通不畅，要么是联盟党试图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将对其自身谈判能力的不满转嫁给社民党。“或许他们该和自己的总理谈谈了，”一位社民党政治家气愤地说。

在改革一揽子计划的磋商中，联盟党与社民党就税制改革及其对应的资金筹措方案进行了数月谈判。但双方在完全取消“手工业者补贴”一事上仍存分歧——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泽德（Markus Söder）曾就此进行谈判。此外，家政服务（如清洁女工）的税前抵扣也应取消，据悉联盟党同样对此表示阻挠。而公司用车特权最初也曾被社民党提议取消。但随着汽车制造商陷入愈发严重的危机，联盟党与社民党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

双方仅就一份小规模的削减清单达成一致——“300-百万欧元清单”，内部人士如此称呼——并将其写入金贝尔的税法案中。据联盟内部人士透露，这一清单首次在4月12日于博尔西格别墅举行的传奇联盟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当时双方诚然未能在其他议题上达成一致，但唯独在这份清单上取得了共识。此外，4月10日从总理府发出的一封邮件中也提到了“达成一致”。

据内部人士透露，6月23日在总理府召开了一次会议，为7月初的联盟委员会会议做准备。参会的联盟党代表包括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时任总理府主任托尔斯滕·弗莱（Thorsten Frei）、时任议会党团主席延斯·施潘（Jens Spahn）及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德恩卢夫特（Alexander Dehnluft）。社民党方面则有财政部长金贝尔及其国务秘书比约恩·伯林（Björn Böhring）出席。据联盟内部人士称，清单在此次会议上再次获得确认。因此，由社民党主导的财政部才会认为将减税与对应资金筹措措施一并写入《个人所得税法》无可厚非。因为两部分内容在政治上相互关联，在行政执行上也比将两部法律分别推进更为简便。

联盟党如今显然又试图重新谈判并质疑这些决议是否真正达成，社民党将此视为“严重的背信行为”。据悉，金贝尔已向总理梅尔茨表达了不满。总理府方面则表示支持这些措施。但联盟党议员对此不为所动：就在上周五，京特泽尔还质疑了员工折扣的修改方案。

“联盟党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在破坏信任，”一位社民党政治家表示。联盟党至今未能理解真正的对手是谁。税收纷争不仅无益于任何一方，包括联盟党自己——反而只会让他人从中获利。

莱茵河创纪录低水位

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低水位给供应链带来压力。德国联邦政府的社民党部长敦促修改《基本法》。

J. Fokuhl, J. Olk 柏林报道

德国内河航道的形势在周末进一步恶化。莱茵河航运关键节点考布水位计水位一度跌至个位数。联邦水文局数据显示，周六水位为6至10厘米，周日约为8厘米。2018年干旱年份的历史最低纪录为25厘米。下周形势仍将紧张，尽管水位可能略有上升。

交通部长比尔格：因低水位已召开两次危机会议。

交通部长施特芬·比尔格（基民盟）上任仅三周便已就低水位问题召开两次危机会议：首次在波恩与行业和协会举行高峰对话，随后于周三与各州交通部长举行视频会议。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的社民党部长要求出台应对热浪影响的行动计划。据《明镜》周日报道，有关部长在联合信函中强调，还需将气候保护纳入《基本法》。

据悉，联邦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社民党）的相关倡议已获得包括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拉尔斯·金贝尔在内的四名社民党内阁成员响应。社民党联邦议会党团也支持该倡议。

中小企业与经济联盟（MIT）还要求采取短期措施应对低水位问题。据《商报》独家获得的一份决议文件显示，MIT将内河航运形势——尤其是莱茵河的状况——描述为“严峻”。因此，基民盟经济派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周日卡车禁行令，并制定统一的德国危机干预计划，该计划应在低水位、自然灾害或基础设施故障时自动启动。

德国汽车行业考虑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

德国汽车行业正在考虑对华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立场。据《Handelsblatt》了解，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正在重新审视其此前立场。

VDA发言人对《Handelsblatt》表示：“面对中国及当前挑战，我们正在观察发展态势，并基于数据、事实及相关影响评估，分析是否需要调整立场。”她进一步表示，协会致力于“自由公平的贸易”，但“也需中国以建设性建议回应欧洲，并坚决快速制止扭曲竞争的行为”。

这表明德国汽车行业正在酝酿政策转变。多年来，该行业一直坚决反对对中国采取额外贸易壁垒。制造商们曾警告称，这可能会引发北京的报复措施。VDA此前主要要求改善欧洲的营商环境，而非设立新关税。这些要求仍然有效，但对华态度正在变得强硬。

47,2

VDA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协会正在审视对华政策。

政治

中国竞争对手在欧洲市场的份额（含英国、挪威和瑞士等国）——按所有驱动系统统计——已从2021年的0,5增至目前接近10%。其中大部分份额由比亚迪、雪佛兰以及大众合作伙伴上汽集团旗下的MG品牌贡献。

德国汽车行业的动向正在柏林被密切关注。

联邦政府目前正在制定对华立场，但内部仍存在严重分歧。若德国加强对华立场并效仿法国的批评性立场，欧盟或将迅速推出更强硬的对华措施。

9月初，欧盟贸易委员马罗斯·谢夫乔维奇将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会晤。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将发表《盟情咨文》。外界预期她届时将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措辞。

10月将进入实质阶段。届时，各国领导人在6月欧盟峰会上设定的审查期限将届满，以便为针对中国的具体贸易保护措施做好准备。除法国外，多个成员国也希望采取更强硬立场，包括威胁对整个行业实施关税。这些措施可能比传统的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更快见效。

联邦政府内部分歧加剧

联邦政府是否会支持采取更强硬立场尚不明确。在柏林，各方意见分歧严重。社民党在政府中的代表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加强对中国竞争对手的保护。

另一方面，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基民盟）的立场也在转变。据其身边圈子透露，赖歇也开始警告中国竞争对手带来的不公平竞争风险，但仍担心北京采取报复行动。

尤其是在原材料领域，德国仍高度依赖中国供应。赖歇在政府内部主张争取时间，在采取强硬对华政策前先削弱依赖。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基民盟）则处于两难境地。过去几个月，总理的立场已发生明显转变，并多次公开强调，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这对欧洲经济构成问题。

总理在6月欧盟峰会后表示，作为全球最大内需市场，欧洲必须更好地保护自身免受“扭曲市场行为和失衡”的侵害。各方一致认为，欧洲不能再等待数年才采取反制措施。

总理府希望对中国做法采取更强硬回应。然而，总理府的外交政策部门主张立即动用新的贸易保护工具反击，而经济政策部门则希望先以威胁手段为主。

若德国汽车行业此时做出让步，总理的回应也会更容易——欧盟可能在10月推出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并附带相应措施。

现在来算第二笔账

通胀正从资产价格向日常生活蔓延——德国正面临两个世界最糟糕的局面。

丹尼尔·施蒂勒尔

是专注于战略与宏观经济学讨论的论坛 Beyond the Obvious 的创始人。每个周日，他的播客上线。handelsblatt.com / audio / bte

2026年第一季度，德国家庭财富价格较上年上涨2.6%。这听起来并不起眼，但事实并非如此。德国家庭财富价格指数由富斯巴赫·冯·施托奇研究所定期调查。这一所谓的“财富价格指数”衡量的是家庭持有资产（如房产、股票、债券、企业资产）的价格变化。其中，房产占德国家庭财富的65%，是最大的财富组成部分。

自2005年以来，德国财富价格上涨了75%，而实际工资仅增长15%。大城市的房价甚至翻了一番，美国股票价格则试图翻至七倍。尽管新冠危机后通胀激增，但官方通胀率仍低于财富资产的价格上涨幅度。

这种上涨从未被定性为其本质——财富价格通胀。它未被纳入央行的统计数据，也未出现在任何政党的竞选纲领中。拥有房产的人称之为“价值增长”，而非通胀；没有房产的人则实实在在地失去购买力，却不明就里。这在过去二十年里，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财富再分配。

而今，德国的问题将成倍放大。与斯堪的纳维亚、美国或南欧不同，德国大部分民众几乎未从财富价格通胀中受益。德国的住房自有率仅约40%，是欧洲最低水平之一。股票在总资产中的占比虽在近年有所上升，但仍仅为20%，远低于英国和美国。典型的德国家庭将资金存放在活期账户、储蓄存款、人寿保险和住房储蓄合同中——这些资产形式均未从财富价格通胀中获益。

关键转折点在于对当下的观察。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与马诺杰·普拉丹早在2020年就已阐明如今的显性趋势：过去几十年令通胀得以长期受控的两大“通缩供给冲击”——中国与东欧进入全球贸易以及女性就业率大幅提升——已告终结。它们令央行得以长期维持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正是推高资产价格通胀的核心因素。人口结构的积极效应如今正在逆转。工资、原材料与服务成本将结构性上涨。通胀正从资产价格向实体经济蔓延。

对德国而言，这意味着经济上将面临“两个世界最糟糕的局面”：大部分民众几乎未从中获益的财富价格通胀正在失去动力——房价停滞或回调，因更高的利率压低了估值；与此同时，回归的消费者价格通胀正全面冲击德国的储蓄形式。将财富以债权形式持有的人，不仅面临相对于其他资产的贬值，更可能遭遇购买力的大幅贬值——尤其是在利率被人为压低至低于通胀水平之时。而这，恰恰会发生。

现任欧洲央行行长将不会通过高利率来危及高债务欧元区国家的融资。

[⚠ 低质量翻译，建议复核] # 政治

施泰因贝格先生，在第一个任期结束后，唐纳德·特朗普曾为美国斡旋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摩洛哥与以色列实现的外交接近感到自豪。在第二个任期，他的目标更为宏大：最好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推动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结束哈马斯与以色列战争后大规模重建加沙地带。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头一年半：您如何评价他的中东政策？

必须说，特朗普的中东政策迄今为止基本上是失败的。这主要与尚未结束的伊朗战争有关，目前看不到他能在那里取得成功的迹象。加沙的局势同样极其复杂，南黎巴嫩的战斗在停火协议下仍在继续。所有这些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在未来近两年半的时间里，要将其中东政策推向成功将面临巨大困难。

特朗普在中东为何如此陷入困境？

原因有多个。目前最重要的当属伊朗战争。唐纳德·特朗普将自己置于一个真正灾难性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无法用可动用且意欲投入的军事手段赢得这场战争；另一方面，他在谈判中也无法达成任何对他来说——或许对整个西方世界——可接受的结果。自4月（激烈军事冲突结束）以来，这种两难困境主导了整个政策：我们看到谈判、威胁与恶毒辱骂交替出现，战斗也时有反复，既有美国方面，也有伊朗方面。

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封锁状态......

霍尔木兹海峡已封锁数月。目前，红海南入口也已不再完全畅通，尤其是对沙特阿拉伯的油轮而言。这一局面可能会主导特朗普的整个中东政策，因为全世界——包括美国国内——都将其视为一场灾难性的失败。这种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悬而未决状态，很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在这场博弈中，华盛顿与德黑兰谁的牌更好？

总体而言，德黑兰方面占据更有利的局势。这与战争的军事进程关系不大。从2月26日至4月间的激烈军事冲突对伊朗方面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伊朗大量政治与军事高层被清除，重要部分的导弹计划严重受损，而其核计划在2025年6月战争中早已遭到重创。然而，伊朗人做出了美国人出于无法理解的原因未曾预料的举动：他们开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袭击美国盟友——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甚至阿曼等重要油气生产国。自那一刻起，伊朗的处境变得强势得多。

唐纳德·特朗普数日前曾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置于美方控制之下......

美国人未能成功收复霍尔木兹海峡。如此一来，他们便陷入极大困境：无论伊朗遭受何种军事打击，都无法改变这一局面。我们正濒临伊朗在波斯湾取得战略优势的边缘。而华盛顿的一切言辞，都无法改变战略大局：美国在军事上赢得了战争，最终却在战略上输掉了。

特朗普是否还有体面脱身伊朗冲突的途径？

眼下仅存两条极为棘手的选择：美国可以继续战争。但若其仍不愿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至少投入地面部队，战略军事总体局势将

“军事上取胜，战略上失败”

中东问题专家描述了唐纳德·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灾难性困境”。在他看来，没有任何出路能让美国避免失败。

尼科尔·巴斯蒂安（杜塞尔多夫报道）

个人简介

圭多·施泰因贝格

专家施泰因贝格是伊斯兰问题专家，也是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中东与非洲研究小组的专家。自2006年以来，他一直是德国恐怖主义案件的专家证人。

施泰因贝格著有多部关于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出版物。最近出版的作品包括《海湾战争：伊朗与沙特阿拉伯权力斗争如何威胁世界安全》。

无法再改变。我的印象是，特朗普政府绝对不想派遣地面部队。但在谈判中，问题在于伊朗人现在处于强势地位。他们知道这一点，并明确表示只有在获得广泛让步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政府在今年6月曾短暂准备做出让步。但华盛顿显然最终还是意识到，无法做出如此广泛的让步，例如暂时结束对伊朗石油和银行的制裁。

那么对特朗普来说，最佳选择是什么？

在我看来，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似乎是最终接受一项对美国方面极为不利的谈判结果。整体趋势更倾向于谈判。然而，这些谈判无法完成，除非美国吞下一些苦果——最终我们也得如此。

施泰因贝格先生，非常感谢接受采访。

本次采访是《特朗普观察》播客访谈的编辑精简版。◀

政治

欧盟

在塞浦路斯加入问题上，政治敏感阶段开始

欧盟委员会表示，塞浦路斯已准备好加入申根区。但决定权在欧盟各国手中。然而，各国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分裂岛屿现实。

格尔德·赫勒（雅典报道）

对于塞浦路斯而言，加入申根区的道路——至少在技术上——已经畅通。经过多年的审查，欧盟认定这个岛国政府已在运营上做好加入准备。自2021年以来，尼科西亚政府已落实欧盟委员会提出的120项建议并完成所有任务。

1985年最初由五个欧盟国家缔结的《申根协定》规定，在内部边境取消人员检查，并按照共同规则控制外部边境，同时实施统一的签证政策。申根区目前包括除爱尔兰和塞浦路斯外的所有欧盟国家，以及冰岛、挪威、列支敦士登和瑞士。

尽管欧盟委员会已批准，但对塞浦路斯而言，真正的困难阶段才刚刚开始。因为加入决定权在欧盟成员国手中。他们必须评估一个此前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最近加入申根区时未曾出现的局面：共和国部分领土不在政府控制之下。

据尼科西亚方面消息，该议题预计将于9月提交欧盟理事会议程。塞浦路斯总统尼科斯·克里斯托都利迪斯认为，加入不仅关乎旅行便利。此次加入将使塞浦路斯更紧密地融入欧洲核心。该国已是欧元区成员。克里斯托都利迪斯希望，加入申根协定能为其在2028年2月举行的总统选举赢得选票。

欧盟委员会的一份60页评估报告得出结论：塞浦路斯已满足完全实施申根 acquis（法规遗产）的技术条件。近年来，该国完善了基础设施和

分裂的岛屿

英属海外领地英国军事基地

北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塞浦路斯

利马索尔

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塞浦路斯停火线的友好使命："绿线"至今仍将该国一分为二。

信息系统现代化并增配了额外人员。在边境保护、遣返和警务合作方面取得了进展。塞浦路斯警方已使用《申根信息系统》约三年。此外，签证政策的漏洞也已弥补。因此，技术审查基本通过。但塞浦路斯并非普通的入盟候选国。

这个由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居民共同居住的岛屿自1974年土耳其占领北部以来便陷入分裂，当时土耳其出兵阻止希腊军政府对该岛实施吞并。在由尼科西亚控制的南部与土耳其裔塞浦路斯北部之间，横亘着一条名为"绿线"的分界线。

在占领区，1983年宣布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仅得到土耳其的承认。从国际法角度看，被占领土在法律上属于国际承认的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尽管后者对该地区不具控制权。

因此，"绿线"在法律上并非欧盟外部边界，而是一条受监控的停火线。尼科西亚政府希望避免申根在此形成一条新的事实边界。

外交部认为，在九个过境点（其中三个位于尼科西亚市区，六个在岛屿西部和东部）上，申根加入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现状。现有的管控措施已足够。欧盟基本持相同立场，但要求更清晰的法律和操作程序定义。评估报告认为分界线监控系统可靠且技术先进。

英国军事基地带来复杂局面

布鲁塞尔的担忧并非塞浦路斯内部的安全问题，而是欧盟外部边界可能出现的新缺口。塞浦路斯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非正规移民入口，使其能通过分界线从土耳其进入申根区。

局势因英国军事基地变得更加复杂。这两个所谓的"主权基地区域"可追溯至英国殖民时期（1979-1990年）。它们处于英国主权之下，且同样位于申根区之外。布鲁塞尔在此要求更密切合作与操作改进，以确保该地区达到足够的安全水平。

土耳其可能从中获利。多年来，土耳其一直寻求在该岛实施"两国方案"。若申根加入给人以南北岛屿间形成新的硬边界之印象，可能为土耳其一方提供将岛屿分裂合法化的论据。因此，塞浦路斯共和国此前的政府对申根加入持怀疑态度。

而现政府克里斯托多里季斯则采取相反论点：申根不仅不会加深岛屿分裂，反而能从长远帮助克服分裂。外交部认为，开放性是和平与进步的工具。

欧盟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明确指出，关于加入时机与方式的决定权在欧洲理事会。该决定需一致通过。克里斯托多里季斯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塞浦路斯将在2028年2月总统选举前成为申根区的一部分。

BundID应持续开发

当前原型阶段的重点是“及时证明技术可行性”。该原型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在德国栈内作为模块化且开放的平台结构”。德国栈是德国数字化项目的国家主权技术平台。

施策尔和马尔维不只倡导一个AI聊天机器人，而是主张建立一个中央数字化公民账户。“为了通往面向未来且以人为本的行政管理

仅仅是一个聊天机器人，面对陈旧的官僚机构？

数字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尔（Karsten Wildberger）计划推出一款用于行政服务的应用程序。社民党政治家们警告称，这背后隐藏的是一个陈旧的系统，并计划推出替代方案。

作者：约瑟菲妮·福库尔（Josefine Fokuhl），柏林报道

要打通数字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需要一个整体化的方案，不仅要优化前端界面，还要在数字化和服务导向的支持下，为公民提供全流程支持。两位社民党政治家在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文件进一步指出，未来的服务应尽可能由国家自动提供，例如从2020年开始，儿童金将在婴儿出生后无需申请即可自动发放。

舍茨尔（Schätzl）和马尔维（Marvi）还主张，数据只需输入一次，且已掌握的信息不得被重复要求。所有行政决定应在社民党倡导的“公民账户”中集中展示。虽然职责分工仍将保留，但访问方式将被统一。

“行政服务必须适应公民的生活状况，”数字化政治家舍茨尔表示，“而不是反过来。”自动化的税务通知书或主动提醒截止日期，将有助于让公民不再将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视为负担，而是视为支持。“这是我们构建数字公民账户背后的伟大目标。”马尔维说。数字公民账户若成功，意味着人们无需再填写大量表格，国家服务将集中到一个平台，公民最终能感受到“国家如同一个整体般为他们服务”。

该部门同时指出，现有工具已能满足部分需求。发言人表示，联邦ID（BundID）已是“一个用于数字化行政服务的中央公民账户”，可实现安全身份验证、数字化申请提交以及通过中央邮箱与政府部门沟通。联邦ID“已集成到多项行政服务中”，并将持续优化。

绿党议会党团早在7月就对维尔德贝格尔的做法提出类似批评，并在一份关于国家现代化的提案中指出（本报曾报道）。提案称，联邦政府过于关注“仅通过新技术掩盖现有缺陷”。

数字化转型智库“Agora数字化转型”的弗洛里安·泰辛（Florian Theißing）认为，与当前“在线表格迷宫”相比，德国应用（Deutschland-App）至少是公民的一项改进。但他同时强调，这款应用无法解决行政部门的根本问题。若无同时构建的“德国技术栈”（即一个专为政府部门打造的软件工具包，该应用需与之对接），这款应用只能沦为“橱窗数字化”。该应用将作为试点项目在多特蒙德、汉堡、德累斯顿、纽伦堡和威斯巴登等市启动。即便如此，当地仍存在担忧：“真正的挑战并非这款应用本身，而是其背后的流程。”多特蒙德市政府管理部门主任克里斯蒂安·乌尔（Christian Uhr）在5月接受《 Handelsblatt》采访时表示。多年来，各地方政府一直在为不同的专业流程、接口和软件解决方案所困扰。

基民盟数字化政治家亨利·施密特（Henri Schmidt）认为，德国应用向公民承诺了简化联系政府的渠道。“这一承诺必须不折不扣地兑现，”他在接受《 Handelsblatt》采访时表示。要让这款应用取得显著成功，从首日起就必须提供简便易用的功能，“这些功能必须明显优于现状”。

数字化转型与《德国App》的推广

施密特还提到了名为“国家肿瘤专用技术系统”（NOOTS）的项目，该系统通过政府注册机构在后台实现互联互通。这场现代化浪潮已经启动，但民众只能在长期内感受到其影响。“因此，对我来说，用《德国App》为民众提供一个能直接触摸到的成功体验尤为重要，”施密特表示。

为让联邦、州和市政当局未来能更好地连接其分散的IT系统，社民党和绿党希望赋予联邦政府更多权限。施瓦茨和默尔维在其政策文件中与绿党一道，呼吁修改《基本法》第96条，该条款规定了联邦与州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社民党数字化政治家在文件中写道，联邦政府不应将实施工作完全交由各州和市政当局，而必须提供技术基础设施、推行统一标准并支持现有专业流程的对接。

然而，修改《基本法》需要在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获得三分之二多数支持。在联邦议院中，基民盟 / 基社盟、社民党和绿党无法共同达到这一多数。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基民盟）最近多次明确排除了与左翼党合作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数字化部门认为联邦政府不必拥有更强的干预权限。“就必要的标准化而言，我们认为关键不在于额外的干预权限，而在于制定共同、具有约束力且在实践中可行的解决方案，”该部门发言人表示。未来的《德国栈》应构建一个可互操作的技术基础，为联邦、州和市政当局提供开放标准和可共享的基础组件。

阿根廷式“停摆”

在对央行进行改革并引入新的财政规则后，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以美国的预算规则为榜样。

亚历山大·布施·萨尔瓦多

在就任总统两年半后，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提交了一项旨在全面改革《央行法》的立法提案。7月底，他宣布了最重要的措施并将该一揽子方案提交国会。在立法机构冬季休会结束后，谈判预计将开始。

然而，引起更大关注的并非新的央行规则，而是所谓的“grillte fiscal”（“财政脚镣”）——一项带有停摆机制的财政预算规则。米莱表示，根据该规则，政府未来不得再制定或长期维持赤字预算。

如果财政在连续数月出现赤字，国会必须重新平衡财政。若无法实现，相关责任政治家将面临薪资损失。也就是说，总统与副总统、部长、议员、参议员及国务秘书将在数周后停止领取薪酬。受影响的范围不包括联邦公务员及雇员——例如警察、士兵、医生、护理人员、法官与检察官。

中央银行只关注通胀问题

如财政失衡，将自动启动类似美国的关门机制。如同在华盛顿，届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将无法招聘新员工或签订合同。向各省的转移支付也将暂停，且“非必要”机构将被临时关闭。

米莱表示：“在我们的历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政治未完成其任务，承担代价的将是政治家，而非民众。”然而，目前这条财政紧箍咒仅为一项政治声明。完整的法案尚未出台——与央行法改革不同。

在2023年竞选期间，米莱多次承诺要“用炸药摧毁”阿根廷央行——意指彻底废除该机构。这位经济学家将激进提议的理由归结为央行是“剥夺民众财富的机制”。上任后，他放弃了这一计划。米莱辩称，必须先“拆除”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定时炸弹”，才能考虑废除该机构。

在如今提交的法案中，阿根廷总统意图确保央行的唯一目标：维护货币价值。2012年更广泛的目标定位——货币价值、金融稳定、就业与发展——将被废除。该定位由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领导的庇隆主义政府推动实施。

未来，中央政府、各省及市镇通过央行货币创造为其融资的行为将被禁止。数十年来，央行通过发行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导致长期高通胀。

在人事安排上，计划让央行更独立于政府。央行行长未来仅可通过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票罢免，而非如现行制度通过行政命令。此外，米莱称，董事会任期将被调整，使央行不再直接受制于现任政府。

改革提议获得部分积极反响。前央行行长兼前经济部长阿方索·普拉特-盖伊认为，米莱将货币价值稳定确立为央行首要任务是正确的。他表示：“通过赋予央行董事会制度性稳定性来确保其独立性，这也是正确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乔治耶娃在7月底访问阿根廷后写道：“一个持久可行的财政秩序框架，配以明确规则与强劲机构，能帮助未来政府守住今日来之不易的进展。”

米莱迄今的财政纪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政治意愿及推行能力。后续政府可能推翻其大部分政策。经济学家埃米利奥·奥坎波——在米莱上任前曾被提名为央行行长人选——对这类规则的长期效果表示怀疑。他指出，即使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财政规则，也仅在后续政府有政治意愿恪守时才能发挥作用。

显然，米莱在其宣布中采取了政治策略性举动。他通过改革提案在国会会议开始前就已确立了下半年的经济议程。议员和州长被要求在正式谈判前就公开表态。

政府可以将该草案包装为一次重大重启。因为他在最近民调中的支持率已从年初接近50%下降至如今不足38%。

政治

德国经济在上半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韧性。尽管面临新的美国关税、对乌克兰的数十亿援助以及因伊拉克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仍较上季度增长0,2%。

但现在，天气恰好可能让这个工业国的计划泡汤。几近干涸的河流可能在数月内无法作为运输通道，尤其是对化工行业而言。30至40摄氏度的高温抑制了员工的生产力，而工厂、办公室和住宅的制冷能源成本也在飙升。

因此，第三季度可能出现复苏乏力甚至停滞；甚至可能面临明显的倒退风险。

这一风险已得到德国经济部长埃斯特里娜·赖歇（基民盟）手下专家的确认。该部门在一份声明中以一贯低调的语言表示：“根据低水位持续时间，预计将出现生产活动的临时限制，并通过更高的运输和货物成本，对特定地区和产品产生价格效应。”

投资疲软

关于第二季度的经济发展详情尚未公布。但有一点已明确：投资仍是最大的薄弱环节。根据官方消息，第二季度投资再次下降。

早在第一季度，总投资就已实际萎缩1,5%，与2016年的水平相当。私营设备投资自2023年夏天起持续萎缩，私营建筑投资则从2021年初起便呈下降趋势——仅在两个季度出现轻微反弹。2026年第一季度，私营投资较2021年初实际下降近20%。

私营投资某种程度上是经济的发动机。它们推动更新换代、提高生产力并创造就业。投资者意在创造新事物。私营投资体现了对创新、增长与未来收益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在德国却日益缺失。相反，若有人斥资数亿欧元裁减合格员工，则表明其对短期增长缺乏信心。

在德国，唯一在增长的只有国家及其债务。

HRI-KONJUNKTURAUSBLICK

新一轮压力测试：德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酷暑与干旱拖累经济复苏。德国作为经济体的脆弱性日益凸显。不过，多项指标看起来并不糟糕。当务之急在于——

文 / 阿克塞尔·施林纳杜塞尔多夫报道

俯瞰莱茵河上的科隆：天气状况拖累经济。

国家支出通过提升收入发挥作用，例如在私营军工企业、建筑公司及公共部门就业人员中。这类支出如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计划，支撑了需求。

但国家支出能否替代私营部门的结构性调整，至少仍存疑问。可以确定的是：公共债务利息支出的激增正在侵蚀未来的政策空间。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IW Köln）预计，到本世纪末，联邦政府将不得不将近每第五欧元的税收收入用于偿付债务利息。

迄今为止，今年的硬性经济数据从表面看并不糟糕。今年春季，德国经济实际产出比2025年第二季度高出0,9%。即使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经济停滞不前，全年仍有望实现0,8%的增长。

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ifo）商业景气指数已连续三个月上升，而综合S&P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超过50点的增长门槛——并创下自2022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第二季度，制造业产出实际环比增长0,7%。以近1400亿欧元的规模，出口商品总值创下纪录——尽管对美中等重要市场的出口出现下滑。

此外，德国工业或可凭借大额订单维持谨慎复苏势头。6月份，订单总额环比增长3,1%。但若剔除大额订单，核心指标下降，且5月数据也被下调。复苏仍建立在薄弱基础之上。此次复苏因此建立在薄弱基础之上。

德国经济或许已走出谷底，但真正的繁荣仍需私营投资、生产率提升及可持续的趋势增长。酷暑并非核心问题，它只是暴露出德国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上周，德国央行的周度活动指数再次下滑。自年初以来，这一实验性先行指标整体呈下行趋势。

《 Handelsblatt 》研究所也保持谨慎态度。若上半年数据不再修正，现有年度经济预测或被证明过于保守。然而，在趋势增长率仅略高于零的情况下，持续复苏的前景仍受限。

德国需要的不是更好的天气，而是为私营投资创造更好的条件。

德国经济概览

《 Handelsblatt 》 • 1）经季节调整 • 来源：HRI、Refinitiv

2026年8月17日第156期

今日政治家

纳伦德拉·莫迪

Modi 试图赢回印度青年

印度年轻人因糟糕的晋升机会而愤怒，并向政府施压。总理现在给出了回应——同时还想成为一名网红。

Mathias Peer（曼谷报道）

纳伦德拉·莫迪来到这里，是为了与印度青年和解。就在不到四周前，首都新德里的警察动用警棍和训练用枪对付沮丧的青年和年轻成年人，他们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晋升机会。现在，印度总理似乎意识到，他几乎无法承受继续激怒青年的代价。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每两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年龄低于30岁。

上周六上午，这位75岁的老人身着红色头巾，站在德里红堡前的演讲台上，试图应对其政府面临的最大内政挑战之一——日益增长的Z世代不满情绪。在75分钟的独立日演讲中，他承诺政府明年将培训1000万年轻人掌握人工智能技能。此外，他还承诺提供免费辅导课程，帮助高中毕业生备考印度极其严格的选拔考试。

每年，争夺医学或工程学学位入学名额或公务员职位的激烈竞争，都将数十万人推入昂贵的辅导学校。莫迪决定提供免费在线辅导，以帮助“家庭不被财务困境压垮”。尽管莫迪没有直接提及过去几周的青年示威活动，但这一宣布可被视为直接回应。一个名为“蟑螂党”的抗议运动在社交媒体上聚集了超过2000万支持者，并将印度选拔考试中的丑闻作为核心议题。

背景之一是一场医学入学考试泄题丑闻，超过200万人参与了考试，最终成绩因泄题被宣布无效。参与者不得不在几周后参加重考。蟑螂运动将矛头指向教育部长Dharmendra Pradhan，并在数周抗议后，他于7月底辞职。莫迪当时显然认为内阁改组不可避免。这是他任期内为数不多的几次因公众压力而改变政策的情况之一。

许多大学毕业生失业

印度青年的不满情绪远不止教育系统的丑闻。许多人感到，这个新兴国家的经济崛起正在与他们擦肩而去。根据官方统计，15至29岁人群的失业率在6月攀升至超过16%，明显高于总体人口失业率。而在20至29岁的大学毕业生中，几乎每五人就有一人失业。正是在此背景下，莫迪宣布将为一千万青年提供人工智能培训。在印度高校中，人们越来越担心人工智能系统会进一步削弱职场新人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对印度重要的IT外包行业而言。在其80周年独立日演讲中，莫迪试图缓解这种焦虑。他直接向“亲爱的青年”喊话，并阐述为何在他看来他们应当感谢他：即为其愿景——到2047年印度独立100周年之际，将印度打造成发达经济体。他将这些年轻的印度男女称为其政策的核心。这种修辞与印度精英阶层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曾掀起“蟑螂运动”的风波。该国首席大法官曾将某些失业青年称为“蟑螂”——这一表述被活动家以讽刺的方式回应。他以讽刺手法创立了相关组织，最初主要在线活动，最近则在新德里举行了大规模抗议。

除教育部长辞职外，这也带来了政治沟通方式的转变。莫迪此前主要通过X平台和每月广播节目与民众沟通，而最近则在Instagram上发起视频攻势。莫迪想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他希望印度青年将他视为盟友而非对手。他在红堡前表示，希望为年轻人呐喊，鼓励他们勇敢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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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分析

对外贸易

出口希望

出口至东欧弥补了德国与中国和美国贸易的崩溃。

Julian Olk 驻柏林记者邮箱：olk@handelsblatt.com

多年来，人们常在媒体中读到“德国商业模式已走到尽头”的论调。但若由此推断德国作为贸易大国的终结，则是一个误解。

恰恰相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必须找到新的贸易伙伴。仅靠国内消费无法维持繁荣，而消费固然重要，但远远不够。近期讨论的新市场多集中于南美和东亚，诚然合理，但开拓这些市场既复杂又耗时。然而，好机遇往往近在咫尺。

最新出口数据显示：德国对东欧的出口正蓬勃发展。今年上半年，对东欧出口额同比增长7,4%，达到1544 亿欧元——而整体出口仅增长3,7%。尤其是在波兰和捷克，德国产品需求激增。诚然，波兰等国无法完全取代美国和中国这类庞大市场，但至少能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局面主要得益于东欧国家的良好经济形势。若德国想长期受益，政策必须打破壁垒。这听起来有些荒谬，毕竟这些国家大多已是欧盟成员，享受自由贸易。然而，欧盟内部仍存在“非关税贸易壁垒”——标准、规范、标识、认证等，它们阻碍了贸易往来。如今，清除这些障碍的信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

此外，还需将更多国家纳入这一自由贸易体系。在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及西巴尔干国家的欧盟入盟谈判中，政治和军事因素占据主导。德国也有经济考量，但担忧入盟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

然而，这些担忧忽视了贸易视角。最新出口数据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不该对AI首席执行官的每一句话都信以为真

人工智能是人类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但不应认为这些开发商的高管们就一定比别人更了解情况。

托马斯·亚恩负责技术团队联系邮箱：jahn@handelsblatt.com

以下言论值得关注。"人工智能中间事件将会发生"，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数日前接受《 Handelsblatt 》采访时如是说。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xAI人工智能开发商的首席执行官，近期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更进一步：五年后，人工智能将比人类更聪明——并会像我们看待黑猩猩那样看待人类。

OpenAI竞争对手Anthropic创始人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的预测同样毫不保留。他表示，今年或明年就会出现AGI，即达到普通成年人平均水平的人工智能。阿莫迪将其描述为"一个充满天才的国度，栖身于数据中心"。

这些预测出于多种原因值得谨慎对待。首先，概念本身就混乱不堪——例如AGI并不等同于超级智能。后者只有在人工智能比全人类更聪明时才成立。

阿莫迪甚至没有提及"超级智能"一词，因为在他看来这听起来太像科幻小说。马斯克则完全不在乎这种顾虑。他预言了一个人工智能创造的富足世界，届时金钱将不再有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奥特曼、阿莫迪还是马斯克，他们都有切实的利益诉求，并通过言论为之服务。人工智能开发商之间的竞争无比激烈。他们或许会思考人工智能的超能力或责任问题，但归根结底，他们更关心的是获得资金和计算资源的机会。

数周前SpaceX的上市展示了人工智能在企业估值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哪怕这家公司生产的只是火箭或卫星。未来数月内，Anthropic和OpenAI也将跟进上市，目前已有天文数字般的万亿级估值在市场流传。

为了证明这些估值合理，大谈"消除全球贫困"或"攻克癌症药物"之类的愿景显然有利可图。对全能人工智能的信仰，对生意大有裨益。

倘若人工智能从OpenAI的研究环境中脱离，发动一场超级黑客攻击，那么当其他供应商如Anthropic等传出类似报告时，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人类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企业公开其工作成果值得欢迎且意义重大。但他们自己也并不清楚人工智能能做什么或将能做什么。

奥特曼和马斯克并非开发者——阿莫迪则是。但即使是最顶尖的人工智能专家也表示，神经网络说到底是个"黑匣子"——没人能精确了解其运作原理或为何时好时坏。

人工智能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例如，OpenAI的一个内部模型就解决了数学界80年来被视为无解的埃尔德什距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很快就会将我们视同黑猩猩。

无论是奥特曼、阿莫迪还是马斯克，三人（正如所有企业高管一样）的任务都是尽可能高价出售自家公司。他们的要求——无论是呼吁加强还是放松监管——都应谨慎对待。他们的惊人预测更是如此。

玩忽职守的信任

迈克尔·费尔福登 是调查记者团队成员您可通过以下邮箱联系他： verfunden@handelsblatt.com

迪尔克·阿贝尔作为朗根费尔德储蓄银行行长，年收入近50万欧元。即便如此，他仍让人通过第三方的里程账户为其价值12.000欧元的马尔代夫私人旅行订购机票。阿贝尔本人则声称将以现金支付——交给其储蓄银行的一位备受争议的业务伙伴沃尔夫冈·雷佩格特。

这趟颇为拐弯抹角预订的度假之旅，最终成为朗根费尔德储蓄银行行长的致命伤。在《 Handelsblatt 》的一项调查后，该银行委托律师事务所对该事件进行审查。律所认为此事不涉刑事责任，但指出存在“不当遵守合规规定”的情况。

对阿贝尔而言，这一认定至关重要；对一家银行而言，刑法的界限绝非衡量标准。银行管理者不仅管理金钱，更管理信任。他们必须区分私人与公务关系、报告潜在利益冲突，并避免任何可能给人以个人受益之嫌的行为。

尤其是当交易——如同阿贝尔与雷佩格特的情况——涉及银行与业务伙伴的关系，而该伙伴又与银行存在多项高风险信贷业务往来时，情况更是如此。因此，此案的影响远超朗根费尔德。储蓄银行与信用合作社依赖于本地化联系：董事们认识当地企业家，监事们了解董事们。但若无人保持足够的距离，本地熟悉可能演变为熟悉，进而滋生顾虑——最终酿成监管问题。

近期多起丑闻已显现其后果。克莱沃兰信用合作社因累积巨额减值准备金而沦为救助对象；多家其他银行则因高风险业务陷入困境。在普兰克施滕雷发芬斯银行，德国金融监管局（Bafin）不仅罢免了董事会，还罢免了监事会。

尽管具体情形各异，涉案金额有时远超阿贝尔及其家人马尔代夫机票的价值，但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点：谁能在权力巨大的董事会成员膨胀之前为其设限？朗根费尔德的监事会在这一点上表现乏力。他们虽撤换了阿贝尔，却不愿明确说明具体情况。在一份新闻稿中，该委员会在祝阿贝尔“深表敬意”的同时，赞扬其“卓越功绩”，并祝他“万事如意”。

合规违规？在赞美之词中沦为脚注。这传递了错误信号。银行不得将经济成功与缺乏专业距离相提并论。本地化或许是区域银行的优势，但同时也是其最大风险。

备受质疑的候选人

《Handelsblatt》华盛顿特派记者达娜·海德 heide@handelsblatt.com

共和党籍美国众议员马克斯·米勒（Max Miller）被指控虐待前妻，目前正在俄亥俄州第07选区（OH-07）竞选连任。30岁的YouTuber布兰登·埃雷拉（Brandon Herrera）则公开开玩笑称要杀害老年人，并对女性和儿童发表极其粗俗的贬损言论，他正在德克萨斯州第23选区（TX-23）代表共和党参选。

11月初的中期选举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均意义重大。民主党人希望在两院（无论如何至少在众议院）赢得多数席位。共和党则试图维持其在国会的主导地位——若无法做到，将面临执政党未来立法提案的阻碍，同时民主党也可能发起针对特朗普总统的调查。

米勒和埃雷拉或许是最极端的候选人，但绝非唯一备受争议者。就连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也曾警告过德州共和党参议院席位候选人肯·帕克斯顿（Ken Paxton）。据《德州论坛报》报道，帕克斯顿在担任检察官期间试图让一名供认不讳的恋童癖者（其长期性虐待一名幼童）仅获刑数日。

帕克斯顿和米勒的丑闻提高了共和党候选人的脆弱性，为民主党创造了机会。米勒的丑闻曝光后，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将其民主党挑战者布赖恩·庞德克斯特（Brian Poindexter）纳入一项特别计划，以争取目前由共和党把控的席位。

民主党人同样在本次选举中饱受难缠候选人的困扰。民主党候选人格雷厄姆·普拉特纳（Graham Platner）原本计划在缅因州参议员席位竞选中代表民主党出战，其“平民化”形象在社交媒体上颇受欢迎，但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

普拉特纳胸前纹有一枚近20年的SS骷髅头纹身，他声称此前并不知晓其含义，后已将其覆盖。随后又有多名女性指控他对其实施虐待，最终其前女友指控其强奸，他遂宣布退选。

这些候选人如何获得提名？为何他们仍能坚持参选？答案或许要到11月初才能揭晓——届时将见证他们是否能在争议中胜出。

外部观点

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对美国在弹药补给方面的问题表示担忧：

对于五角大楼的关注者而言，弹药补给问题——军方称之为“弹药库存不足”——并不意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表示：“我们拥有的弹药远超需求。”但今年2月伊朗行动开始前泄露的信息已显示，他曾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警告某些高科技武器的有限可用性。……伊朗战争可能再次爆发，而乌克兰急需防空导弹。……前景黯淡。

《新苏黎世报》周日版评论特朗普对伊朗的政策：

自2月底战争开始以来，唐纳德·特朗普几乎持续声称伊朗已经战败。随后他又威胁发动猛烈攻击，甚至一度扬言要在一夜之间摧毁整个伊朗文明。本周五，他又抛出一项新奇的威胁：一旦伊朗战败，他将把霍尔木兹海峡宣布为美国主权领土。伊朗政权已通过封锁该海峡掌握了一项有效的施压手段，足以扰乱世界经济。……特朗普甚至不得不以吞并相威胁，这……主要显示出：这位美国总统正在绝望寻找一个此前不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荷兰《人民报》就阿富汗五年塔利班统治发表评论：

在喀布尔陷落五年后，西方部队耻辱撤离，北约主导的西方二十年阿富汗干预在历史学家看来，是一场悲剧性错误——充斥战略优越感、政治自欺、道德失败与军事无能。崇高的意图与阿富汗现实及可用军事手段完全不成比例。……为西方阿富汗政策买单的，是每天仍在为联合国决议中模糊承诺买单的阿富汗民众。

《星期日泰晤士报》

《新苏黎世报》

《人民报》

观点与分析

柏林住宅： 若国家随意出手干预，私人资本还敢投资吗？

剥夺私产不是解决住房问题的政策

左翼的剥夺私产幻想是德国政治中的一种“政治僵尸”。而结束社会主义思想的尝试，正是解决问题的开端。

沃尔夫冈·库比奇

1972年，在埃里希·昂纳克的领导下，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决定：11.000家私营和半国营企业在东德被剥夺。这对东德中产阶层的残余势力是最后一击——那些尚未被摧毁和剥夺的企业，早已在数十年的压迫下苦苦挣扎。

这是德国历史上最后一波大规模剥夺私产浪潮。昂纳克及其政权早已成为历史，但他留下了继承者——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其“党”在多次改名和合并后，如今以“左翼党”的名义活动，正试图将剥夺私产问题重新置于政治议程的最前沿。

左翼的剥夺私产幻想是德国政治中的一种“政治僵尸”。1972年后的18年，东德在最后一波剥夺浪潮后崩溃，留下了一片破败的经济体系。城市内部千疮百孔，民众在数十年的压迫下被榨取其勤劳与奉献精神，用于一个自我毁灭的经济实验。没有任何理由重复这一实验。

更为遗憾的是，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左翼党正以剥夺私产为口号，并有望成为柏林下一届州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背景是柏林住房市场的严峻形势。多年来，房租飙升。左翼党声称这归咎于大型企业的贪婪。事实是，需求远远超过了住房供应。

当然，国家可以强制价格不再上涨——无论是通过剥夺私产还是干预价格制定。但如此一来，连一平方米的新增住房面积也不会产生。价格问题背后的深层问题——住房短缺——根本未被触及。剥夺私产在逻辑上无法缓解住房短缺，反而会加剧问题。

因为，倘若国家可以随意干预，谁还会用私人资本在这样一座城市中投资？柏林的建设量已然不足。倘若左翼政策得逞，最终可能根本不会再有新建住房。首都的局势正朝着一个方向倾斜：政治不稳定到令投资者望而却步。

在世界许多城市，新增住房供应受阻的原因，在柏林却极为充足。拥有超过350公顷的特姆佩尔霍夫机场废弃地。阻止其开发，甚至连边缘区域也不例外，同时又对柏林住房状况大声抱怨，这无异于自相矛盾。住房短缺正是由政治决策维持并年复一年加剧的。现在不讨论这些，反而讨论剥夺私产，不仅在政治上不光彩，而且极其危险。

因为左翼党并非昔日的极右翼边缘小党（如类似极左组织），而是一个——同样疯狂的——大党，正试图在首都承担政治责任。社民党和绿党常将其视为天然的政治盟友。

CDU等级人物如丹尼尔·金特（Daniel Günther）多年来一直试图让该党对联盟党变得“可接受”。如果连自诩为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党都在努力争取与这样一股政治力量建立联系，这对私人投资意愿而言无异于灾难性信号。

因为那些即将被剥夺财产的私人投资者，恰恰是亟需建造紧缺住房的主体。仅仅是这场争论本身，就已令问题雪上加霜。征用计划越具体，就越会加剧而非缓解住房短缺。

解决柏林住房短缺的关键，不在于攻击私有财产，而在于坚决保护私有财产，并通过降低建筑与行政成本、激发私人活力来引导私人资本。简而言之：社会主义思想的终结是问题解决的起点。

沃尔夫冈·库比奇（Wolfgang Kubicki）

RMAO / 2026 / 2026，奥克尔·贝格希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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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要涨价350美元？

苹果面临原材料成本持续上涨的压力，同时议价能力不断削弱。新任CEO必须做出艰难抉择。

P. Alvares de Souza Soares, J. Hofer 旧金山 / 慕尼黑报道

苹果公司的iPhone或将大幅涨价。分析机构CCS Insight的Ben Wood在接受《Handelsblatt》采访时表示：“我们预计，随着新机型在9月发布，iPhone将在全线产品上涨价。”市场研究与咨询公司Trendforce的分析师认为，考虑到原材料成本的大幅上涨，苹果“不得不”提高智能手机售价以维持毛利率。

苹果公司对此未作具体回应。但多家机构对涨价幅度进行了预测：美国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预计，若希望维持当前毛利率水平，每部iPhone可能涨价250至350美元。其他分析师则估计，iPhone 18的预期涨价幅度为100至200美元。

成本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AI）数据中心的扩建。美国企业如微软和亚马逊正在投入创纪录资金，竞相争夺稀缺组件。其中，存储芯片是关键资源之一。自数月前起，SK海力士、三星和美光等主要制造商无法满足客户订单需求，导致存储芯片价格暴涨。

Trendforce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配备256GB存储的iPhone 18的材料成本上涨了38%，主要归因于存储芯片价格的大幅上涨。iPhone 18预计将于今年秋季上市。

自6月底以来，笔记本电脑、个人电脑、iPad、电视以及Vision Pro数据眼镜的消费者已面临明显涨价。最高涨幅超过50%，大多数电脑产品涨幅约15%。苹果在6月坦承：“这不是好消息”，并表示正在寻找解决方案。

蒂姆·库克在7月底公布最新财报时表示：“我们不情愿地提高了价格。

存储芯片主导材料成本

配备256GB存储的设备各部件成本占比

《Handelsblatt》 • *预测 • 数据来源：Trendforce、彭博社

数字显示，他将此称为存储价格的“世纪洪水”，并提到“指数级增长”。他表示，自己在该行业超过40年的从业经历中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苹果公司首席财务官（CFO）表示，经调整的毛利率在一个季度内从49.3%降至48.1%，而对于当前季度，苹果仅预期约46.5%。超过100%的下降幅度可归因于存储成本上升。换言之，其他因素支撑了毛利率，但昂贵的存储仍拖累了整体表现。

Trendforce对过去两代配备256GB存储的iPhone Pro机型进行分析发现，存储芯片在总材料成本中的占比大幅上升：从一年前的约10%增至2026年第三季度的约34%。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该占比将超过40%。此前，应用处理器和屏幕一直是主要成本因素。

苹果公司库存在9个月内几乎翻倍，达到111亿美元。正是库存管理向来以“根本性错误”而闻名的库克，如今却囤积了大量芯片。

市场已出现影响。第二季度，新智能手机的平均价格在3个月内上涨13%，销量下降7%，CCS Insight调研显示。市场研究机构预计全年将下降12%。

“便宜智能手机的时代已经结束，”首席分析师伍德表示。受冲击最大的是售价低于500美元的设备制造商，因存储芯片在其材料成本中占比更高。

对苹果而言，形势更加严峻，因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已成为存储芯片制造商的重要客户。“苹果不再拥有昔日的采购话语权，”Counterpoint评论称。CCS首席分析师伍德表示：“所有制造商都在提价，苹果也无法幸免。”

在中国市场也显现端倪。据美国投资银行杰富瑞（Jefferies）分析师报告，苹果在与中国供应商中芯国际（CXMT）的存储芯片采购谈判中受挫。这家新兴存储芯片制造商被视为SK海力士、三星和美光的重要竞争对手。据称，苹果试图与中芯国际商议降低下一代iPhone所需存储芯片的价格，但遭到拒绝。杰富瑞称，中芯国际坚持采用与三星和SK海力士相当或更高的价格。原因在于，华为、小米等中国IT巨头的大规模采购潮。

华尔街变得谨慎

对于特努斯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问题：显然生产陷入了停滞。据半导体分析师Tim Culpan最近报道，在台积电——半导体行业最重要的代工厂——价值约10亿美元的苹果处理器因缺乏存储芯片而无法完成生产。

与此同时，华尔街的怀疑情绪正在增长。周一，杰富瑞（Jefferies）的分析师将苹果股票评级下调至“表现不及大盘”（underperform），并将目标价从上周的价格下调至264美元，较前一周下跌近16%。分析师爱迪生·李（Edison Lee）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苹果已不再是“供应链之王”。在他看来，唯一的希望可能是一款即将在下个月亮相的廉价iPhone。然而，即使是这款产品也可能因存储芯片的高昂溢价而受到影响。李表示：“我们仍然认为，如此昂贵的手机将成为一个利基产品。”

李的评估并非孤例。目前已有六家银行建议投资者抛售苹果股票，这是自2012年以来最多的一次。早在7月，投资公司Keybanc就已下调了苹果的评级。摩根士丹利在发布财报后也下调了目标价和盈利预期，但仍维持其“买入”建议。

Counterpoint表示，至少在未来18个月内，存储芯片的状况不会有所改善。相反，SK海力士首席执行官郭壳正（Kwak Noh-jung）预计，从供应角度来看，明年将是存储芯片史上最糟糕的一年。

Telefónica裁员规模或超预期

新任德国区总裁计划压缩人力成本。据一份机密文件显示，下一阶段裁员计划正在筹备中。

作者：Stephan Scheuer 杜塞尔多夫

Telefónica在德国的裁员规模可能比已披露的高出约50%。该公司此前曾宣布，截至2026年底将裁减最多1100个全职岗位。但一份被《 Handelsblatt 》获得的标注为"机密"的文件显示，至2028年，Telefónica在德国的全职岗位减少数量可能达约1650个（以2026年1月为基准）。

文件中还标注了一项"初步"计划，即在2027年和2028年再裁减约550个全职岗位。两名知情人士证实了文件中的数据。据称，重组成本预计为4.27亿欧元。

Telefónica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处于转型期，"以长期确保竞争力和未来发展能力"。出于对员工及合作伙伴的尊重，公司不愿就"具体措施、可能影响或时间安排"置评。发言人还提及已公布的重组计划。

今年初，Santiago Argélich Hesse接任Telefónica德国区总裁，接替任职多年的CEO Markus Haas。在经济形势严峻的背景下，他需稳定这家网络运营商。

大客户I&I已完成网络迁移。其约1200万用户去年已从Telefónica网络迁出，现使用I&I自有网络或新合作伙伴Vodafone的网络。大客户流失拖累了Argélich Hesse团队的业绩。第二季度，Telefónica德国区营收下降11,1%，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下降7,2%。

机密文件的计算显示了管理层可能的节支方向。最大头的节支额度来自Telefónica Germany GmbH & Co. OHG。数据显示，2026年可能裁减约600个全职岗位，至2028年可能再裁减约120个。

Telefónica的节支措施也将影响门店。公司此前已宣布关闭约60家自有门店，而文件中还提及将减少约200家自有及合作门店。

在联邦服务部门，2026年可能需裁减170个全职岗位，2027年和2028年可能再裁减约180个。

文件显示，2026年，自有及合作门店可能裁减220个全职岗位，未来两年可能再裁减约110个。此外，跨部门职能（如门店、服务中心及在线渠道）也可能受影响。据计算，2026年可能裁减110个全职岗位，未来两年可能再裁减约140个。

据文件，计划重组成本4.27亿欧元中，约4亿欧元用于"与人员相关的措施"，另有约3000万欧元用于补偿经销商、退出租赁合同及律师费等。

文件称，通过此次措施，Telefónica计划在2028年起每年将调整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提升约1.85亿欧元。按测算，改造项目将在2,3年后收回成本。

内部员工向《 Handelsblatt 》表示，当前员工情绪非常紧张。员工们担心阿格利希·黑塞（Argelich Hesse）只会通过降低成本来实现业绩目标。一位知情人士抱怨道：“自从I&I离开后，移动网络就未被充分利用。我们缺少的是更多客户和一项明确的战略。”

Telefónica的发言人表示：“我们意识到，变革对许多员工而言意味着不确定性。”

资深管理层的离职更是引发了额外的动荡。据《 Handelsblatt 》了解，营销经理韦雷娜·格伦德克（Verena Grundke）和销售经理米夏埃尔·基宁格（Michael Kieninger）也在其中。两人曾被视为重要的业务骨干。一位知情人士说：“如果这样的顶尖人才离开，这绝对是个警讯。”格伦德克和基宁格均未对此置评。

在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的一则离职声明中，格伦德克并未透露下一步将担任何职，她写道：“在任职八年后，我决定离开O2 Telefónica。”

除德国电信和沃达丰外，Telefónica是德国第三大网络运营商。此前，该以O2品牌的移动网络运营商在网络质量方面明显落后。最近，总部位于慕尼黑的Telefónica在技术总监马利克·拉奥（Mallik Rao）的带领下，在移动网络质量和覆盖范围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4

欧洲核电站面临高温压力

由于高温，欧洲核电站不得不降低功率运行——或暂时完全退网。这引发了一场关于气候变化时代核能价值的辩论。

高温将欧洲核电站推至极限。目前法国几乎每年夏天都需降低多个反应堆的功率，因河流温度超过最高允许限值。过去两个月，核电站关停的报道频现——首次出现在其他国家——部分后果严重。周四，罗马尼亚能源部宣布将该国唯一核电站完全关停。

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核能因此面临关键问题：在气温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核电站的可靠性如何？

在欧盟（EU）内，核能发电约占总发电量的25%，是能源供应的重要支柱。目前有12个欧盟成员国运营核电站。长期以来，欧洲核能处于衰退态势。但近几年，核能发电量再次上升。法国、匈牙利、波兰、瑞典、罗马尼亚、捷克、荷兰及斯洛伐克等国正在建设新反应堆或至少已宣布相关计划。

“原则上，核电站因高温关停的情况几十年来已为人所知。但此前并未构成问题。”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所能源专家莱昂哈德·甘地解释道。然而，若气候危机导致持续且大范围的热浪，情况可能在未来发生变化。专家警告：核能在未来的适应性不足。今年夏天，首批影响已显现。

此前哪些地区出现过关停？

► 法国

今年夏天，法国核电关停和降功率的情况最为严重。作为德国邻国，法国近70%的能源来自核能。周三，据能源供应商EDF数据，全国反应堆容量超过20%停运。“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规模。”能源市场专家克里斯托夫·毛雷尔（Consentec能源咨询机构）表示。尽管如此，法国在绝大多数时段仍在出口电力。因此，法国供电安全问题尚未显现。此前，法国核电巨头EDF在过去25年平均因高温导致的发电损失仅为0,3%。2026年的创纪录高温可能令这一数值显著上升。本报就今夏发电损失的详细数据向EDF提出询问，但迄今未获回复。

► 匈牙利

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匈牙利首次被迫将帕克斯核电站四个机组几乎完全关停。经过一周半后，该国正逐步重启各涡轮机。帕克斯核电站通常生产匈牙利近一半的电力。匈牙利总理彼得·马加尔已呼吁企业、市政机构及家庭在晚间用电高峰时段减少用电。随着上周邻国奥地利降雨，匈牙利预计水位将再次暂时上升。

► 瑞士

在瑞士，比劳核电站的两个机组自7月31日起已全部停运。技术上看，高水温对电站冷却并非问题。一位瑞士供电商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保护阿勒河并符合严格的环保法规要求。”

►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也不得不降低其共用核电站的功率。克尔什科核电站位于萨瓦河畔，自8月6日凌晨起运行功率仅为80%。作为两家运营商之一的HEP表示，即使完全停产，克罗地亚的供电也能得到保障。

►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同样面临低水位问题，已在整个8月宣布能源紧急状态。该国能源部甚至炸掉岩石、疏浚多瑙河河床，并沉没四艘载满石块的驳船以改变水流方向，试图为核电站引水。最终水位仅上升2至4厘米——仍未达到要求。周四，罗马尼亚政府在“考虑到当前水文条件”的情况下宣布，将进一步将该国唯一核电站的第二个反应堆控制性降功率运行。切尔纳沃德核电站通常生产罗马尼亚约五分之一的电力需求，现将通过风能及进口等其他来源弥补。政府呼吁民众节约用电。

高温天气频频导致核电站运行出现问题。主要原因通常是河流温度可能超过法定上限。例如，法国电力公司（EDF）必须在河流温度达到约28摄氏度时降低发电量，以保护当地生态系统——河流无法在不危害鱼类及其他野生动物的情况下接纳过多温热的冷却水。

此外，水母泛滥也可能导致临时停机。本周，西欧最大核电站——法国北部的格拉弗利讷核电站因水母群影响冷却系统，几乎完全停运。

而在匈牙利帕克斯核电站，问题仅在于冷却水泵的吸入口无法延伸至足够深度，以应对多瑙河极端低水位。匈牙利运营商表示，即使在当前低水位下，仍有足够水量维持功率运行。但在罗马尼亚，情况已完全不同——多瑙河水位过低，无法为核电站提供足够冷却水。

核电站基本需用水将核裂变产生的能量转化为蒸汽，再推动涡轮机进而驱动发电机发电，这与燃煤或燃气电站类似。涡轮机需在负压环境下运行，因此蒸汽需在涡轮机后冷凝为水。这通过冷凝器实现——一个巨型热交换器，内有冷河水流过。

因此，许多核电站直接临河而建，但也因此面临极端低水位的风险。其他电站则位于沿海地区或采用冷却塔。后者通过蒸发部分热水来冷却电站内的水，从而将余热主要排放至空气而非河流中。

“必须将不同能源载体相结合，才能构建一个稳健的系统。”

克里斯托夫·毛雷尔 Coronet

但冷却塔也并非万无一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运营商NEK公司虽然曾长时间通过冷却塔维持其反应堆满负荷运行，但在持续高温和流量下降的情况下，这一措施最终也未能奏效。

未来能否避免类似故障？

EDF计划在2040年前每年投资约6亿欧元，总计84亿欧元。其中近一半资金将投入核电机组，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具体措施包括：在河水回流前对排放的水进行冷却，加强电站通风和空调系统，并升级现有冷却塔。优势在于减少排入河流的热量，劣势则是冷却塔需额外耗能、成本高昂且因蒸发作用自身也消耗水资源。

斯洛文尼亚也在规划可能的第二反应堆机组，并考虑采用更强的空气冷却系统。匈牙利则计划通过所谓的“索拉尔斯威尔”（Solalschwelle）将多瑙河水位提升1,2米，以蓄水应对枯水期。在工程完工前，目前将有两艘各长80米、首尾相连且横向于河道方向的冷却驳船被有控制地沉入河中，以初步形成蓄水效应。该“索拉尔斯威尔”是一种横跨河床的水下建筑，预计将使用约185.000立方米岩石堆筑而成。

这些措施预计将使多瑙河水位整体永久提升1,2米，据政府公布的成本约为16,5百万欧元。

“我们必须承认气候变暖是趋势，尽管并非每年都会像今年夏天这样极端。这对整个系统造成压力。”毛雷尔表示。但这同样适用于整个能源供应系统。因此，像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样过度依赖单一电站选址的电力供应安全性明显过高。“一个系统必须结合不同能源载体，才能具备韧性。”毛雷尔明确指出。

但高温并非仅困扰核电：燃气和燃煤电厂同样需冷却，水电站在枯水期发电量也大幅下降，而风力发电在极端高温期间的产出往往低于平时。未来，整个能源系统都无法回避气候适应性改造。

人工智能

Nächster prominenter Abgang bei OpenAI vor dem Börsengang

Die Vertriebschefin Denise Dresser galt als Hoffnungsträgerin beim ChatGPT-Konzern. Jetzt ersetzt sie Dali Rajic, früherer Topmanager der Cloud-Cybersicherheitsplattform Wiz.

F. Holtermann, B. Prockner San Francisco, Düsseldorf

OpenAI baut erneut seinen Führungsebene um. Vertriebschefin Denise Dresser verfasst den KI-Entwickler „in den nächsten Wochen“, wie sie am Freitag in einem LinkedIn-Post mitteilte. Dresser schrieb, ihr sei die Entscheidung schwergefallen und sie sei sehr stolz auf das, was das Unternehmen erreicht habe. Sie wolle nun aber andere Karriereoptionen verfolgen. Komplett aus eigenem Antrieb erfolgte der Rückzug allerdings wohl nicht.

Wie das Handelsblatt aus Unternehmenskreisen erfuhr, soll die Führung um Sam Altman das Vertrauen in Dresser verloren haben. Insbesondere habe es dieser am Verständnis für die technische Dimension der Produkte gefehlt.

Dressers Nachfolger steht bereits fest: Es ist Dali Rajic, zuletzt Präsident und Operativchef (COO) des Cybersicherheitsunternehmens Wiz, das im März von Google übernommen wurde.

Auf Anfrage verwies eine OpenAI-Sprecherin auf einen Blogpost des Unternehmens. In diesem wurde Rajics Erfahrung in der Leitung globaler Organisationen sowie im Vertrieb an Großunternehmen betont. Zugleich dankte OpenAI-Präsident Greg Brockman Dresser für ihre „unermüdliche“ Arbeit.

Dresser war erst Ende vergangenen Jahres vom Softwarekonzern Salesforce zu OpenAI gewechselt. Dort hatte sie Slack geleitet, einen Messengerdienst für Firmen. Bei OpenAI hatte zunächst die Erwartung vorgeherrscht, dass sie für höhere Aufgaben in Stellung gebracht werden sollte. Erst im Mai hatte Dresser im Handelsblatt-Interview gesagt, das Geschäft laufe „auf Hochtouren“.

Während OpenAI mitten in den Vorbereitungen für seinen Börsengang steckt, nehmen die Turbulenzern damit intern zu. Der Abgang von Dresser fällt in eine Phase größerer Personalveränderunge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haben sich mehrere Manager zurückgezogen.

So trat Topmanagerin Fidji Simo, die Chef Sam Altman als CEO für den Einsatz von KI-Produkten entlasten sollte, im Juli nach nur etwa einem Jahr krankheitsbedingt zurück. Zuvor war sie drei Monate ausgefallen. Wie bei ihrem Abgang angekündigt, ist sie im Hintergrund weiter in beratender Funktion für OpenAI tätig. Auch der ehemalige COO Brad Lightcap sowie die Ethikbeauftragte Chloé Bakalar verließen kürzlich das Unternehmen.

Die aktuellen Entwicklungen sorgen für Unruhe unter den etwa 6000 Beschäftigten des Unternehmens. Intern hatte OpenAI die jüngsten Abgänge als gezielte Verschlankung der Führungsebene im Vorfeld eines Börsengangs dargestellt. Altman hatte die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 zudem angewiesen, „Nebenprojekte“ einzuschränken und sich auf ChatGPT sowie auf den Wettbewerb mit Anthropic um Geschäftskunden zu konzentrieren.

Im Interview mit dem Handelsblatt hatte Altman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die Bedeutung des Firmenkundengeschäfts hervorgehoben. Dabei verwies er auch auf den Konkurrenten Anthropic: Dieser habe „früh und erfolgreich auf den Unternehmenskundenbereich gesetzt, und dafür gebührt ihnen Lob“, sagte Altman.

Einige OpenAI-Mitarbeiter werten die Umstrukturierungen hinter vorgehaltener Hand indes als Zeichen für Dysfunktionalität in der entscheidenden Vorbereitungsphase auf den Börsengang. Bei diesem könnte das Unternehmen mit bis zu einer Billion Dollar bewertet werden.

Ursprünglich sollte der Börsengang bereits in diesem Jahr stattfinden, zuletzt wurde über eine Verschiebung auf 2027 spekuliert. Im Interview wollte sich Altman nicht auf einen konkreten Termin festlegen.

Anthropic hat Berichten zufolge die eigenen Pläne für einen Börsengang beschleunigt. Demnach erwartet das KI-Labor für 2026 einen Jahresumsatz von 100 Milliarden Dollar und könnte womöglich schon im Oktober an die Börse gehen. OpenAI erwartet laut der Agentur Bloomberg nun einen Jahresumsatz von über 40 Milliarden Dollar.

Bromberg, Getty Images

Denise Dresser（a.）： OpenAI任职未满九个月。

企业

当前的能源转型政治路线可能导致高昂且不必要的成本。科隆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EWI）的一项模型计算显示，若能源转型路线与当前规划不同，纳税人和企业到2045年可节省约700亿欧元。该研究报告为《 Handelsblatt 》独家披露。

该研究的委托方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可再生能源协会（LEE NRW）。尽管该协会代表可再生能源行业利益，但研究结果并未表明德国仅需比现有计划更多地建设可再生能源。相反，光伏和风能的扩张甚至应先放缓。但若可再生能源扩张过度下降，成本将更为高昂。

该报告详细展示了联邦政府如何正确调整能源转型，以及哪些能源转型决策对未来能源系统成本影响最大。EWI在其成本分析中对比了三种情景：

参考情景（REF）：基于当前电网发展计划（预先规划电网扩建）及法律规定的可再生能源扩张规模。
VAR情景：假设可再生能源扩张减少、天然气发电厂扩张增加。该情景下固定成本（如风电场和太阳能电站建设支出）减少，但可变成本（如电力进口）增加。
OPT情景：EWI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厂及电网扩张进行的优化计算情景。

VAR情景具有欺骗性，虽短期成本降低，但长期表现最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固定成本可节省700 亿欧元，但到2037年，电力进口和天然气发电厂运营成本将超过节省金额。到2045年，还需大量昂贵的氢气进口以气候友好方式运营天然气发电厂，届时每年将较参考情景多支出30亿欧元。

LEE NRW负责人Christian Vossler表示：“更多天然气及长期进口氢气并非长期降本策略。此类系统将成本从投资转移至燃料和进口。同时，德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及长期经济与消费者成本也将上升。”

与参考情景相比，优化情景从2045年起可降低约90亿欧元成本，但需接受可再生能源扩张初期略有放缓。例如，在优化情景中，2037年陆上风电装机仅为148吉瓦，而参考情景为158吉瓦。

能源转型成本不仅取决于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发电厂的建设时间和规模，还取决于选择正确的设施。

根据EWI报告，例如应多建设地面光伏电站，减少私人屋顶光伏装机，因地面光伏建设成本更低。此外，风电扩张应转向陆上风电而非海上风电，因海上风电接入需特别昂贵的电网组件。

根据 EWI 的最优路径，德国到 2030 年将无法实现法律确定的可再生能源目标，而联邦经济事务部长卡塔琳娜·赖歇迄今为止仍公开坚持这些目标。到 2030 年，德国计划新增 115 吉瓦陆上风电装机容量，而在最优情景下仅为 101 吉瓦。此外，计划安装 215 吉瓦光伏发电，而在最优情景下仅为 208 吉瓦。

EWI 认为，具体数字的重要性不及大方向。而实际上，经济部长的政策似乎正朝着这一趋势发展：通过修订《可再生能源法》（EEG），将取消私人光伏电站的国家补贴，这将使其相比于地面光伏电站更不具吸引力。此外，还将提高陆上风电的招标规模。

尽管如此，近期做出的政治决策仍可能导致德国可再生能源扩张出现过度下滑

能源转型

德国能源政策如何浪费数十亿欧元

一项专家报告显示：如果德国长期放缓可再生能源扩建，根据模型计算，可能面临高额后续成本。不过，也有建议认为应进一步推迟扩建。

卡蒂亚娜·克拉普杜塞尔多夫

德国能源转型改变发电组合结构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单位：吉瓦）

屋顶光伏地面光伏海上风电陆上风电水电

REV 基准情景：按照现行电网发展计划的系统演变

VAR 更高份额成本：可再生能源开发密度降低，更多电力依赖进口并通过燃气电厂发电

OPT 优化方案：EWI计算得出的发电与电网扩展最优路径

《Handelsblatt》 • 1）光伏发电；2）碳捕获与封存 • 来源：EWI、LEE NRW

该国因此陷入昂贵的VAR情景。

EWI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菲利普·施纳尔斯指出：“在扩建地面光伏和陆上风电项目时，必须更好地满足能源系统需求。”其含义是风能和太阳能应更有针对性地在用电需求高且电网有接纳空间的地区进行扩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可再生能源协会（LEE NRW）也支持这一观点。

围绕一项理论上旨在实现上述目标的法案草案，目前存在激烈争论。LEE NRW担心拟议措施可能矫枉过正，导致可再生能源扩建不仅略微放缓——如研究报告所称的最优路径——而是出现大幅下滑。该国因此陷入昂贵的VAR情景。

Vossler表示：“可再生能源扩建无法像按下开关般随意启停。若财务条件恶化，联邦政府在扩建上将出现25个百分点的缺口，最终令能源转型对所有人变得更加昂贵。”

能源市场咨询公司Aurora Energy Research的分析师汉斯·克尼希表示：“迄今为止，德国电力需求明显低于预期。因此，我认为至少短期内适度放慢太阳能扩建步伐是合理的。市场完全崩溃的可能性我认为较低。”

除风能和太阳能的合理扩建外，另一个关键因素同样重要：私人电动汽车和住宅中的电池储能设备。这些设备未来可在中午吸收因日照强烈而无法即时消纳的过剩太阳能，并在傍晚用电高峰时（如做饭或看电视时）释放存储电力。

目前此类概念仍仅是愿景，因德国监管政策尚未允许小型私人储能设备（如电动汽车和住宅电池）向电网反向输电。

根据EWI测算，若无法将此类电池储能系统纳入能源系统，德国需额外兴建发电厂并进口天然气和氢能，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将在2030年前累计至每年115亿欧元，并在2045年前进一步上升至每年90亿欧元。

Jochen Schwill抱有希望，他是能源初创公司SpotmyEnergy的创始人。他的公司既是电力供应商，又在家庭中安装智能电表。从明年开始，得益于新的规定，或许还能增加一个商业模式。“通过Mispel，未来家庭中的储能设备可以像专业的电池储能系统一样运行，”施维尔表示。如此一来，SpotmyEnergy等公司就能作为服务提供商，为家庭用户将家庭储能设备中的电力在电力市场上盈利出售，同时在德国需要用电时提供电力。

据施维尔介绍，德国已安装了总功率为13吉瓦的家庭储能设备——若这些设备同时放电，相当于13座核电站的功率。

企业

货物运输

DB Cargo 寻求进入未知业务领域

面临财务压力的货运铁路公司希望在2030年代初将四百万吨二氧化碳通过铁路运输。然而，技术障碍不容小觑。

克里斯托夫·施劳特曼科隆报道

作为欧洲最大铁路货运商DB Cargo的董事长，伯恩哈德·奥斯堡（Bernhard Osburg）自去年11月起便将这家铁路子公司引入一个尚待开发的业务领域：“我们已准备好从2030年代初开始，每年可靠地运输四百万吨二氧化碳，并在欧洲范围内覆盖。”他于周三在科隆的小范围会议上表示，“对于DB Cargo而言，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重要议题。”

一旦德国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企业做出投资决策，将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进行捕集并储存于地下，仅需三年时间即可通过铁路将其运输至欧洲各地的指定储存地点。目标客户主要包括垃圾焚烧厂、水泥厂和石灰厂，这些行业在德国共排放8%的温室气体。

对于德铁的货运子公司而言，这或许是一次重生的机遇。这家国有企业多年来累计亏损数亿欧元，未来将不得再通过集团母公司进行补贴。欧盟委员会在竞争对手的投诉后做出了这一裁决。若奥斯堡领导的公司无法满足条件，可能面临像法国货运铁路公司Fret SNCF那样被拆分的命运。

最近，DB Cargo的处境略有好转。2026年上半年，该公司首次实现收支基本平衡。但仍有疑虑认为其盈利状况能否持续。因此，亟需寻找替代方案，以弥补因能源转型而萎缩的煤炭运输市场。

管道建设进展缓慢

在将捕获的温室气体运输方面——根据欧盟意愿，随意排放这些气体的排放者将面临不断上涨的成本——奥斯堡似乎已找到解决方案。首个步骤是先制造约200辆特殊的罐车，这些罐车能够装载降温至零下30摄氏度的CO₂，并承受15巴的内部压力。

“相关技术已然成熟，”DB Cargo项目负责人比亚内·雷根布雷希特表示，“但迄今为止生产的车厢数量极少。”此外，尚未确定是由DB Cargo自行采购，还是通过VTG等租赁公司将其纳入车队。据内部消息，通常每天的租赁费用约为80欧元。

铁路子公司开拓这一业务领域的原因之一，是德国计划的管道网络进展缓慢。例如，鹿特丹港口现有一条32公里长的管道，通往海上地下储存的泵站。但从鹿特丹至杜伊斯堡的管道计划，甚至连施工都尚未启动。

“我们在管道上投入了太多时间，”勃兰登堡州水泥制造商西麦斯德国公司董事亚历山德拉·德克尔总结道。该公司希望尽快每年分离约1,3百万吨CO₂，但除了大型工业中心外，缺乏通过管道运输的可能性。

未来的CO₂物流市场因此显得颇具潜力。市场研究机构Prognos的法比安·马拉尔特目前统计出164个“难以避免排放”的工业场所。特别是水泥厂遍布德国多个地区，因为混凝土运输距离不能超过50公里。

DB Cargo首席执行官奥斯堡表示，公司正准备为这类客户提供服务：“我们拥有约1000个铁路网络接入点。”他补充称，还为小型温室气体生产商提供所谓的“单车运输”，但因昂贵的调车作业成本，该服务近期备受争议。

据DB Cargo透露，公司已与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威廉港、不来梅港、罗斯托克及丹麦奥尔堡的港口运营商展开对话，大部分温室气体将从这些港口运往近海泵站。CO₂将在海床下1000米处冻结成冰，并储存于岩层间。距离鹿特丹海岸25千米处，欧盟首个储存场正于近日投入运营。

然而，CO₂最终储存的障碍仍然巨大，专家将其称为“碳捕获与封存”（CCS）。“对于水泥行业而言，碳管理不是选项，而是实现气候中和的前提，”乌尔姆施文克水泥公司技术总监格奥尔格·洛赫尔表示。他警告称，若无处置方案，甚至可能在2039年后面临生产禁令。“但要将气体净化并液化，一家普通水泥厂需要25台风力发电机的能量。”

洛赫尔还核算了CO₂的再利用，例如用于生产气候友好的飞机燃料SAF——但这一路径被其否决：“这还需要额外300台风力发电机。”

德国每年需运输的液化温室气体（零下80摄氏度）总量，相当于一个体积为科隆大教堂两倍的立方体。“大型水泥厂在CCS流程中每天需要两列整列火车运输液化CO₂，”洛赫尔描述了运输规模。

根据严格的翻译规则和真实性要求，以下是对所提供源文本的忠实中文翻译：

与之相关的成本目前来看无法盈利。工业联盟碳管理联盟项目负责人特蕾莎·哈斯预计，每处理一吨二氧化碳的成本至少为200欧元，其中十至20%用于物流。而欧盟交易的污染配额目前每吨仅需75至80欧元。

但该计划尚未完全夭折。德国联邦经济与气候保护部正参考英国和荷兰的先例，在竞标程序框架下设立一个五十亿欧元的资金池，用于在未来15年内弥补差价。据墨西哥水泥公司（Cemex）董事德克尔介绍，招标将持续至今年12月。“之后我们最晚将在2028 / 29年做出投资决策，”她说，“运输可能在2032年启动。”

哈根货运列车：专用罐车可装载零下30摄氏度冷却的二氧化碳，用于铁路运输。
伯恩哈德·奥斯堡：德国铁路货运公司（DB Cargo）首席执行官需确保公司保持盈利。

3.-4. 9月杜塞尔多夫

III 《 Handelsblatt 》传媒集团夏季营地 26 “重塑德国”

谁将重建德国？

如果不是您？

2026象征着新的开始。当德国主要讨论的是区位劣势、官僚主义、高昂的能源成本和技术人才短缺时，这个国家的优势与机遇却常被忽视。在2026年夏季营活动中，您可以参与讨论、共同塑造并助力德国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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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elsblatt 》与《WirtschaftsWoche》

今日企业家

门茨先生，您对9月6日的选举有何感受？

我认为局势相当紧张。选举日期越来越近，我甚至已收到选票。当然，这让我思考我们在萨克森-安哈尔特的现状，以及这与Relaxdays的企业文化如何兼容，还有选举后的发展方向。

您如何描述贵公司的企业文化？

我们对所有人都完全开放。无论是男是女，来自何方，都无关紧要——这从第一天起就如此。我相信自己也在践行这一点。我有许多同性恋朋友或肤色与我不同的朋友，这对我来说从未成为问题。在我们目前400名员工中，有150人具有国际背景。我们秉持多元化理念，并将坚持下去。

人物简介

马丁·门茨

企业家马丁·门茨 在哈雷-维滕贝格大学仅读一个学期便辍学。他从哥哥处借了2000欧元，创立了在线零售商Relaxdays。如今，这位41岁的企业家掌管着一家拥有400名员工的公司，并向莱比锡和哈雷的高校提供奖学金，为公司培养技术新人。

公司简介 Relaxdays于2006年在萨勒河畔哈雷成立，是东德地区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专注于园艺、家居用品及小型家具，产品种类超过20.000种，年营业额约1.2 亿欧元。

在您的公司里，既有AfD选民，也有担心该党参政后局势的员工。这种不安情绪是否感觉得到？

老实说，我并未感受到。我不会与全体员工讨论这个话题。投票是每个人的个人选择。但我确实会努力让大家明确，对我们所有人和公司而言，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氛围是否让有移民背景的员工感到不安？

在这方面，我至今未收到任何投诉。偶尔会有极右翼分子在厕所涂鸦，但面对如此多员工，这几乎无法避免。我们会严厉处理，立即报警。不过，在选举前，这种情况并未恶化。

您是否担心未来在萨勒河畔哈雷招聘有移民背景的员工会变得更困难？

是的，绝对如此。我们的许多重要工作都由国际同事完成，其中不乏核心骨干，他们对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这让我对未来深感担忧。

您自称是欧洲人，但在网站上却将Relaxdays称为“来自中德的电商企业”。为什么这对您也很重要？

我给您举一个我们在研讨会上的轶事。我们原本想在产品展示中加入德国国旗，因为作为德国品牌，我们希望与来自亚洲的竞争对手形成鲜明对比。一位女同事拒绝了，因为她认为德国国旗

马丁·门茨

东德在线零售商Relaxdays创始人就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前的感受、德国立场的问题以及公司的转型进行了交流。

弗洛里安·科尔夫、塞琳·伊门塞克·哈勒

今日企业家

属于某个特定政党。这说实话真的让我非常恼火。

是什么让您如此生气？

这也是我的旗帜。它不属于任何单一政党。世界杯期间，我会穿上黑红金的服装。我希望倡导我们更广泛地展现对祖国的自豪感。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些企业已经在考虑将总部迁往西部联邦州，或至少在那里设立分支机构。您是否也考虑过？

我的思考还没有到这一步。我与现任州长保持对话，也会与未来的州长继续对话。此外，我们不仅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有业务，在萨克森州还有三个据点。

在您看来，阿尔提弗党参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政府可能带来哪些后果？

我们已经看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正受到聚光灯的关注，每一步都在被观察。我认为，如果阿尔提弗党执政，这种情况会继续。我希望届时人们会更仔细地审视阿尔提弗党如何改造这个州。诚然，所有政党在竞选承诺中兑现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您也与其他企业家交谈过。您如何看待政治发展？

我有一种印象，有些人感到有些迷失。老实说，我认识的企业家中没有人支持阿尔提弗党。

真的吗？在超过40%的潜在阿尔提弗党选民中，该党在企业家群体中也应有较大支持。

我认为这对于我认识的人来说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但另一方面，我们都是实干家，每天都在努力做到最好，并试图塑造未来。然后我们看到政治家们说着复杂的言辞，却无法将最重要的事情落实。缺少积极的塑造力，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感到缺失的。

政治亟需解决哪些问题？

泛滥的官僚主义。我们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减少官僚主义，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官僚负担。我只举几个例子：包装法规PPWR、欧盟反森林砍伐法规EUDR、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生产准备条例GPSR、欧盟电池法规、AF法案。谁认为仅凭一个小团队就能应对所有文档义务，那他就错了。这不仅占用了大量人力，也让我们在与亚洲竞争对手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但问题不仅仅是官僚主义，发展也受到阻碍。

在我看来，另一个巨大问题是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这不仅影响企业，更直接冲击消费者。每个家庭的成本都在上升，消费情绪持续低迷，经济不确定性高企。作为电商企业，我们当然也感受到了需求下降。

在Relaxdays长期快速增长之后，过去几年公司营收停滞不前。2024年甚至出现了亏损。这仅仅是因为需求疲软吗？

我们不仅专注于改善IT流程。此外，我们还在格罗斯库格尔建立了占地90.000平方米的物流基地。为此，我们投资了30万欧元。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企业家面临困境。
德国选择党（AfD）竞选站前的示威者：政治气氛激化。

如果企业不再增长，那么折旧费用将更加明显地拖累业绩。这也占用了大量精力。在此期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产品组合的重点。但我们现在已经纠正了这一点。

您具体做出了哪些改变？

我们专注于核心业务，即提供性价比高的优质产品。我们将采购团队从5人扩大到25人。此外，我们现在更加注重数据驱动，能够做出更好的产品组合决策。我们正在大力扩展产品组合，仅今年Relaxdays就将推出约8000款新产品。

这已经显现出成效了吗？

是的，去年我们再次实现了盈利。今年上半年，我们的销售额也实现了显著增长。

您对未来有何展望？

目前我对此非常乐观。我们的年销售额目前为1.2亿欧元。上半年我们增长了20%，我对下半年能保持类似增幅充满信心。我们还新招聘了同事并加强了团队，因此我确信，五年后我们的销售额将达到3亿欧元，甚至更高。我对我们的未来充满期待。

作为一家规模较小的东德电商企业，您认为长期来看有机会与亚马逊和Temu的强势竞争吗？

亚马逊是一个市场平台，Temu也是。我们无法将自己与它们直接比较，也不与它们处于直接竞争中。

但它们不也提供类似的产品吗？

我们专注于家居、园艺和休闲用品，并以自有品牌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我们在这方面高度专业化，例如在花架和支撑架方面表现突出。我们仔细观察客户需求。这可以通过客户调查、评价，甚至通过我们现有产品组合中的过往产品详细分析。我们学到了很多，并以此为基础进行高度分析和数据驱动的运营。

这听起来几乎像Shein和Temu那样，它们通过深入分析数据并从反馈中快速创造新产品。作为德国商家，您是否也能从中学习？

当然，从中国企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不仅体现在电商领域，也体现在汽车行业。关键在于速度。必须更快地进行测试并不断调整，而不是花五年时间在密室中开发产品。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以较小批次进入市场，如果成功，我们会扩大规模。

但Temu和Shein与中国制造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您的商品也来自这些制造商。您是否因此面临结构性劣势？

这确实如此，但我们更贴近客户，更了解他们的需求。这是我们必须发挥的优势。

欧盟正试图通过加强关税规则和费用来限制直接从中国空运的包裹数量。您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措施吗？

是的，这是一个开始，肯定会产生一定效果。但这又来得太晚了，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

您期待什么？

以下为对源Markdown的忠实中文翻译：

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必须遵守的众多法规。您认为我们的中国竞争对手会遵守这些规定吗？有些供应商会在比利时的某个地方随意倾倒包裹。于是那里会有两名海关人员在夜间试图检查10.000个包裹。至于他们是否能发现这些包裹是否已按二氧化碳边境调节机制完成登记，我对此深表怀疑。也许欧盟真该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为榜样，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我希望德国和欧盟能更多地维护自身利益。

大约20年前，您通过在eBay上销售止痒器开始创业，如今您的公司已拥有400名员工。您觉得在德国，企业家精神是否得到了足够的认可？

我现在并不需要像足球运动员那样被人追捧，这我不需要。但我确实希望，我们能对那些全身心投入风险、早出晚归甚至可能摔跟头的人抱有更积极的看法。我们需要重新树立对竞争与成功的积极态度。我们应更加重视并奖励成就，而不是动辄考虑再分配。只有这样，德国才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重新保持经济竞争力。

专题：中小企业合作伙伴

克里斯托夫·卡尼尔

“贴近客户是竞争中的关键”

德国旅行管理协会主席解释为何中小企业近期更频繁出差

埃利·哈马赫柏林

卡尼尔先生，目前德国逾四分之三的商务出差均由拥有10至500名员工的企业承担。为何中小企业如此热衷出差？

对中小企业而言，面对面的现场存在往往直接决定下一份订单。因此，客户贴近度对许多企业而言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决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国际化大集团不同，中小企业通常没有遍布全球的大型区域销售组织或分支机构。因此，与客户和供应商的直接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到处都在省钱，这对商务出差有何影响？

企业首先明确每次出差的经济效益，再决定如何高效组织行程——从多个行程的集中安排、交通工具的选择，到数字化解决方案的运用（用于规划与控制）以及充分利用协商好的特殊条件。2025年商务出差总量虽显著上升，但停留时间已缩短。平均每次出差成本下降了4.8%，降至418欧元。

新冠疫情如何改变中小企业的出差行为？

数字化形式如今已在例行协调和快速信息交换中占据固定位置。德国旅行管理协会（VDR）的商务出差分析还显示，出差任务如今在企业内部更广泛地分摊给更多员工。但若需建立关系、进行艰难谈判或推进关键项目，面对面会议仍不可或缺。

人工智能为出差规划与执行带来哪些价值？

人工智能如今已帮助企业自动记录出差费用、更轻松遵守出差规定，并分析大量数据。这既降低了行政负担，又提高了成本、流程及企业出行行为的透明度。人工智能为更优决策奠定基础，并加速现有流程。

卡尼尔先生，感谢您接受采访。

商务出差

如何最大化出差预算效益

软件和人工智能让中小企业的商务出行更加透明和高效。一个相对较新的细分领域正在蓬勃发展。

柏林报道埃利·哈马赫尔

当Omio预订平台的首席运营官Jean-François Bessiron与中小企业的出差管理者通电话时，他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同一幅画面。"我仿佛看到他们浏览器开了十几个标签页：各种网站、谷歌地图和其他服务，试图拼凑出最佳路线。"

与大型企业不同，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通常没有专门的出差部门。因此，柏林的Omio公司自今年春季起为这类用户群体推出了专门服务。Omio Business是一款面向中小企业的出差平台，能高效预订酒店、机票、巴士、渡轮、外国铁路和Flirtrain等服务，所有内容集中在一个网站上，且无需委外服务商。目前仅缺少德国铁路（Deutsche Bahn）的服务，但不久之后也将接入。

汇总发票可明确显示增值税，简化报销流程。借助"智能行程"（Smart-Trip）这一AI辅助功能，客户未来还能更快到达目的地。Omio还关注各国特定的节省选项，例如在英国的分段购票（Split Ticketing）——即使不换乘，购买多张单程票有时也能更划算。

旅行虽遇经济衰退仍不减

德国商务旅行数量再次上升——尽管经济持续低迷。德国旅行管理协会（VDR）对2025年的分析显示，商务出行总量达1.161 亿次，较上年增长8,3%。尤其是中小企业尽管面临节支压力，仍不愿放弃与业务伙伴的面对面接触。超过四分之三的出行由员工人数在10至500人之间的此类企业员工完成。

2025年，前往欧洲其他国家的商务旅行次数有所增加，而国内旅行则相对减少。“许多企业希望让供应链更具韧性，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将价值创造活动更靠近欧洲本地站点，”VDR主席克里斯托夫·卡尼尔（详见采访）表示。“欧洲作为经济区的重要性因此进一步提升。”前往欧洲其他国家的出行占商务旅行总量的比例在一年内从24%升至30%。

同时，效率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考量因素。VDR数据显示，去年每次预订的平均成本下降了近5%。Omio的让-弗朗索瓦·贝西龙也观察到，客户更注重选择价格更优惠的住宿，预订青年旅舍或公寓等替代住宿的情况增多。

SAP Concur（一家差旅费用管理专家公司）的中东欧区负责人米夏埃尔·施密茨解释了中型企业常犯的错误及其如何无意间推高成本。“若缺乏专业的差旅费用政策，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控制框架。缺乏透明度会导致预算超支发现过晚，错失节省机会，”施密茨称。若今日仍未充分利用数字化解决方案，将导致更多不必要的错误。

施密茨强调，避免形成信息孤岛，将差旅费用系统与现有IT系统集成至关重要。这能确保在差旅政策框架内实现透明预订、快速审批可报销费用并加速结算。

“人工智能还能识别出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异常和欺诈模式，”施密茨表示。系统正从助手角色向自主流程演进，预订和结算将实现自动化处理。员工仅需在必须由人类判断的环节介入。

除传统商务旅行外，另一个更为复杂的细分市场正在兴起：Workation（工作+度假）。汉内斯·特雷廷在别人度假的地方长大。对吕根岛的热爱让他萌生了一项商业创意：通过其Project Bay Workation公司，他在吕根岛、西尔特岛、德累斯顿、西班牙、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地运营Workation空间。他的理念是：员工及其他公司员工不仅能在这些地点工作，还能在此生活——无论是几天、几周还是更长时间，可根据需求选择酒店或公寓。

“这一创意源于我们作为软件公司无法与大型竞争对手在薪资水平上抗衡，”特雷廷说，“为将现有20个Coworking-Living站点数量提升至160个。

Workation正成为提升雇主吸引力和员工留任的重要工具

“Workation正越来越成为提升雇主吸引力和员工留任的重要工具”，Workflex International合规研究中心主任Dorothee Schweigard表示。该公司专注于Workation和出差合规事务。员工最常选择西班牙，其次是印度和土耳其。但通常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度假地Workation，而是员工在延长私人旅行或探亲时间时，将部分时间用于在国外工作。

然而，即使短期停留也可能产生法律义务。例如，在欧盟、欧洲经济区国家及瑞士，需要办理A1证明，以证明员工在临时国外停留期间的社会保险归属地。

明确的规则和数字化流程至关重要。Schweigard表示：“企业应事先明确哪些国家、停留时长和工作类型基本允许。”员工可通过数字化方式提交申请，填写目的地、时长、工作内容、国籍及居留状态等信息。软件会评估相关风险并启动必要流程，例如申请A1证明。同时也需注意停留时长和工作类型，因为即使没有实体办公室，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构成应税常设机构。

从支付到超越：采购如何成为成功的关键因素

当今负责采购和支出管理的人员必须同时应对增长、不断上升的成本和转型。在此过程中，需在经济目标与精简高效的流程之间找到平衡。

从行政流程到竞争优势

关键调节杠杆之一存在于支出产生和管控的地方：采购环节。低效的采购和支付流程不仅会拖慢项目进度、占用流动资金，还会延迟重要决策。而高效的流程则能创造透明度，通过加速运作减轻员工负担。如此一来，采购逐渐从行政职能转变为战略性管理任务。

如今的采购远不止于简单的物资获取。智能管控支出不仅能为更优决策创造空间，还能提升企业竞争力。

然而，尽管高效的支出和支付流程在组织间不可或缺，但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企业的通用解决方案。

American Express Corporate Solutions 因此采用顾问式方法，以组织实际运作流程为导向。根据不同应用场景，采用的解决方案也各有侧重：从高效管控集中采购流程，到专业管理差旅和商务支出。由此构建的支出管理体系能与各自流程完美匹配。

一览要点

中心采购卡

用于集中管控采购

汇集重复性商务支出
提升透明度并减少行政工作量
最多可获得58天的流动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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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管理层及频繁出差人士

集中管控所有差旅和商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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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保险及专属差旅服务

优质咨询始于倾听

解决方案是否适合企业，始终取决于现有流程。通过 Payment Check Tool，企业可在五分钟内获得初步指导。对于更复杂的需求，则有专属顾问提供一对一支持。最终决定成败的，不是卡片本身，而是其背后的流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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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配额要求仅剩不到三年半时间，2030年起欧盟塑料包装生产商将首次面临强制性回收塑料使用配额。新《欧盟包装法规》（PPWR）为此作出明确规定：根据包装类型，回收塑料使用比例将被要求达到最高35%，且该比例将在2040年前持续上升。目前已有企业主动采用再生塑料，但仍以自愿为主。

回收被视为气候保护的重要环节。为节约资源并降低排放，必须最大限度地重复使用或回收塑料。问题在于：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塑料循环体系。德国每年产生约600万吨塑料废弃物，其中仍有三分之二被焚烧处理。

诚然，德国的塑料废弃物已实现收集、分拣和处理，但关键在于能否将其转化为新产品。这正是再生塑料（Rezyklate）发挥作用之处：由回收废弃物制成的塑料颗粒，可再加工为新产品。然而，其市场份额仍然较低。据伍珀塔尔气候、环境与能源研究所受德国联邦环境基金会委托发布的报告显示，德国每年加工的12,8万吨塑料中，仅约18,9%来自回收材料。

标准缺失

再生塑料贸易目前尚未标准化。德国可持续经济联合会（BNW）循环经济专员费利克斯·阿诺德表示，市场上缺乏对可用数量、质量和价格的全面统计。采购主要依赖生产企业、回收商与包装生产商之间的直接协商，“很多环节仍依赖人工操作”，阿诺德称。

即使找到合适的供应商，再生塑料供应的可预测性仍然较差。塑ship总经理安德烈亚斯·巴斯蒂安表示：“市场上存在基本缺口——材料需求、需求量、可用质量与生产成本之间无法有效匹配。”该公司正在构建一套数据库，以帮助企业解决这一问题。

尽管面临挑战，已有企业率先达到未来强制标准。据Drogeriemarktkette dm自称，其自有品牌非食品包装的再生塑料使用比例已达46%。dm产品管理部门负责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达格玛·格拉茨表示，这主要得益于与生产商和回收商的紧密合作。

循环经济

塑料废弃物如何变身原料

自2030年起，塑料包装必须含有一定比例的再生材料。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两家中型企业展示了当前已实现的做法。

莱奥尼·本德 汉堡报道

dm的回收利用：适合的再生塑料原料在质量和数量上仍存在缺口。

但dm也面临局限：特别是在柔性包装（如洗发水和沐浴露的补充袋）方面，仍缺乏足量且符合质量要求的再生塑料。为汇集实践经验与解决方案，dm于2018年创立了再生塑料论坛。该行业网络现已汇集超过80家来自商贸、工业、回收、科学与政策领域的合作伙伴。"我们共同致力于改进包装设计、提升再生塑料质量与供应能力，并推广高效技术，"Glatz说。

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行业内的不满情绪仍然严重。因为使用回收材料的企业在竞争中常处于劣势。"新塑料与再生塑料之间仍存在显著的价格差异，"Ti。

欧盟指令的影响

招标：欧盟《包装和包装废物条例》（PPWR）是绿色协议的一部分，于2026年8月12日生效。根据包装类型和使用领域，2030年再生塑料使用比例将强制达到10%至35%，到2040年将提高至最高65%。

补充说明：PPWR在德国直接适用，无需转化为国家法律。补充的德国实施法（VerpackDG）明确了主管机构、监管方式及企业的其他义务。

支持措施：通过国家循环经济战略框架内的行动计划，到2029年将投入2.6亿欧元用于循环经济的促进。

Timothy Glaz（清洁剂制造商Werner & Mertz，以Frosch或Emsal等品牌闻名）表示，虽然新品生产已优化数十年，但回收工艺更复杂且效率较低。该公司每生产一件回收塑料洗涤剂瓶，每件成本就要高出约1,4欧分。

许多企业不愿承担这类额外成本。最终导致的局面是：尽管回收塑料使用义务即将实施，但市场需求仍严重不足。德国循环经济商业协会（BNW）专家Arnold表示：“从整体来看，市场上几乎感受不到即将到来的回收塑料配额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目前正忙于满足包装法规的首批要求。”

缺乏长期收购承诺使回收企业失去投资新设施和创新工艺的动力。结果：该行业面临经济压力。据伍珀塔尔研究所分析，大量企业破产不仅威胁就业，还导致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流失。据行业数据，过去几年回收能力已流失约100万吨。汉堡平台Cirplus的倒闭成为行业危机的典型案例：该平台原计划数字化并透明化再生塑料贸易，却在2026年3月停止运营。

因此，到2030年可能出现再生塑料缺口：届时强制配额可能无法通过欧洲生产能力完全覆盖。即使在乐观情景下——再生塑料产量年增长6,5%——伍珀塔尔研究所预测，到2030年仍将存在每年310.000吨的缺口。

为推动再生塑料市场，政策制定者寻求新激励措施。其中一个工具是2026年6月通过的国家循环经济战略（NKWS）实施行动计划。该计划将通过建立二次原料市场、加强数字化及促进参与者间的联网等方式推动整体循环经济发展。

对于塑料再生材料，2028年和2029年将设立储备期。这意味着企业可将已使用的再生塑料计入2030年起实施的配额。dm公司的Dagmar Glatz认为这一做法合理，但并非适用于所有产品领域：“例如，对于食品包装，无法通过储备材料满足要求，因为目前符合食品级标准的聚丙烯再生塑料供应量仍极为有限。”

BNW的Arnold也认可该措施，但认为力度不足：“只要再生塑料在经济上仍不如新塑料有竞争力，需求就无法增长。必须提供财政激励。”Werner & Mertz的Timothy Glaz也寄望于此：“对高质量再生塑料的激励将缩小其与新塑料的价格劣势。”

此类激励措施或将写入新的包装法

实施法律的制定：其中包含的“参与报酬的生态设计要求”将为调整许可费用与包装回收能力挂钩奠定基础。这些费用由企业在扩大生产者责任框架下支付，以确保其包装得到处置和回收。

开发出特别易于回收的包装或投入更多回收材料的企业，届时可能需支付较低的处置费用。反之，对于回收难度较大的包装，则需缴纳更高的费用。具体如何实施这项所谓的生态调节，尚需通过法规条例予以明确。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进程将于何时启动。对于这样一项政治倡议而言，仅剩不到三年半的时间。

Felix Arnold Bundesverband Nachhaltige Wirtschaft

政府采购

赶工期的改造

基础设施特别基金的数十亿欧元正推动道路与土木建筑公司的重组。若想在大型项目中获得机会，中型企业必须整合资源。

卡廷卡·布克哈特汉堡报道

丹尼·施托汉茨尔和贝恩德·舍讷尔正面临一项重大改造项目：合并他们各自的管道建设公司门尼克和布罗希耶。两位总经理讨论订单、协调流程、整合团队。数日前，这两家纽伦堡建筑集团的姐妹公司已在同一品牌下运营。“这对我们来说并非易事，”门尼克首席执行官施托汉茨尔表示，“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带领员工和客户一同前行。”

对门尼克-布罗希耶而言，此举关乎自身未来。“除了所有协同效应外，我们的目标之一自然是通过新规模与跨区域影响力进入更复杂、更大型的项目，”施托汉茨尔说。

德国的道路与土木建筑商正面临挑战。高速公路、桥梁、隧道：该国交通基础设施老化严重。据KfW数据，仅在市政层面，投资缺口就超过530亿欧元。目前尚不清楚联邦政府5000亿欧元特别基金中有多少将投入土木建设项目，因为铁路轨道、电网、数字化与气候保护也将从中获资。但仅州一级就已获得1000亿欧元，可用于新建与改造道路、自行车道、排水系统或供暖网络，从而为本土土木建筑业注入强劲动力。

规模为王

然而，项目规模日益庞大，技术与安全要求也愈发复杂。同时，建筑行业承受巨大压力：接班问题、技术人才短缺、监管与数字化转型为众多以中型企业为主的公司带来巨大挑战，不少企业对必要的现代化改造望而却步。在此背景下，它们又该如何承接大型政府订单？

在门尼克-布罗希耶，两位总经理早在特别基金被提及前就已开始讨论合并事宜。“决策

53,4

十亿欧元——仅在市政层面，道路建设的投资缺口就达这一数字。

数据来源：KfW研究

政府投资

数十亿欧元用于现代化改造

特别基金： 联邦政府将新增5000 亿欧元债务，以加速国内公共投资。

基础设施： 其中3000 亿欧元用于新建铁路线、公路、隧道和桥梁。

州和市镇： 1000 亿欧元将投入市政交通道路、供暖系ystems、幼儿园、学校和医院的修缮与扩建。

气候保护： 另有1000 亿欧元用于经济的气候中和转型。

2026年8月17日，第156期

由于伊朗冲突，沥青和焦油的价格再次上涨。同时，与其他中型企业主导的行业一样，公路和隐蔽工程领域也缺乏合适的企业接班人。许多业主考虑放弃。

合并与出售

自30年前起，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兼交通与基础设施主管施特芬·瓦格纳就一直关注中型企业的交易活动。在他看来，企业主愿意出售的意愿如今前所未有地高涨：“许多人看不到危机的尽头，甚至部分人不知道该先在哪里投资。”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如今已成为推动出售和合并的催化剂。“尽管我们还需等待，看看宣布的投资将在何时以具体的招标和项目形式落地，”瓦格纳说。

此外，许多中型隐蔽工程承包商对其现有结构能否胜任未来的大型项目产生了怀疑。他们要么重新调整自身定位，要么利用他人的出售意愿。但往往也是像斯特拉巴格这样的大型集团在收购规模更小的专业公司，例如最近收购了拥有33名员工的图林根水平钻探技术公司H&E。私募股权公司奥克塔斯资本合伙公司也在利用这一局势：该公司近期收购了多家小型隐蔽工程企业，并将其纳入特拉斯隐蔽工程集团。

寻求合作

瓦格纳建议希望保持独立的中型企业更多地相互合作，但也存在局限性：“许多项目时间紧迫，发包方自然会审查承包方的财务实力，以确保数年的施工项目得以实施。”大型项目流向奥地利、西班牙或法国企业的风险依然很大。

中型企业承接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与挑战

尽管许多企业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承接大型订单对中型企业而言仍存在巨大风险。"如果一个项目占到公司年度总施工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对企业来说就是一项重大挑战，"比克哈特建筑公司业务部主任斯文·伯默（Sven Böhme）表示。该公司正在A45高速公路上重建拉姆德谷桥。

2021年底，这条重要交通干线因承重结构出现无法修复的损坏而被迫关闭。在拆除旧桥后，比克哈特建筑公司与其奥地利合作伙伴MCE公司仅用两年半时间就重建了新桥。自2025年10月起，新桥已可通行，2027年中期将开放第二条行车道。

"在这类通过功能性招标取代传统招标程序的项目中，我们中型企业能够发挥创新优势，并证明自己能够快速施工，"伯默说。在他看来，合作是必要且有意义的——前提是风险分配合理且企业间能够良好匹配。

伯默并未透露比克哈特建筑公司在总成本为1.7 亿欧元的项目中所占的份额。但他表示，这一金额处于该中型企业单笔订单可接受范围的中等水平："我们还必须同时完成其他所有订单，不希望过度依赖单一大型项目。"

51,6

德国建筑业联合会预计，2026年公共建筑项目的总营业额将达到516 亿欧元。

来源：德国建筑业联合会（ZDB）

因此，如果以整体项目形式发包，铁路线路、高速公路桥梁或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对中型企业而言往往并不适合。然而，这类标志性工程能够吸引工程师、项目经理和学徒，而中型企业在这些人才争夺战中难以与大型集团在薪资和发展机会方面竞争。"中型企业必须更清晰、更可信地展示自己作为雇主的形象，"猎头公司Riverstate人力资源主管菲利普·辛德勒（Philipp Schindler）表示，"谁能拥有能够快速培训工班的项目经理、工地主任和领班，谁就能缩短施工时间，并为复杂项目赢得机会。"这同时也为企业自身开辟了通往未来的发展之路。

主要交易所概览

14.8.2026，消息 22:16 时

外汇市场

欧元对各币种汇率

不来梅¹ / 1 (不来梅¹)

买入价 / 卖出价 / 买入价 / 卖出价澳大利亚元 / 4.5 / 1.4 0.09 / 1.4 0.05 / -1.5 0.06 / -0.7 0.08 布吕德街 / 4.6 / 2.4 0.06 / 2.3 0.06 / -1.5 0.06 / -0.7 0.08 英镑 / 1.7 / 0.8 0.07 / 0.8 0.06 / -1.5 0.06 / -0.7 0.08 法郎 / 1.8 / 0.8 0.07 / 0.8 0.06 / -1.5 0.06 / -0.7 0.08 日元 / 1.9 / 10.5 0.08 / -0.9 0.06 加拿大元 / 1.9 / 1.9 0.09 / 1.9 0.05 / -1.5 0.06 / -0.7 0.08 白俄罗斯卢布 / 1.9 / 1.9 0.09 / 1.9 0.05 / -1.5 0.06 / -0.7 0.08 白罗斯卢布 / 1.9 / 1.9 0.09 / 1.9 0.05 / -1.5 0.06 / -0.7 0.08 波兰兹罗提 / 2.0 / 1.9 0.09 / 1.9 0.05 / -1.5 0.06 / -0.7 0.08 瑞士法郎 / 2.0 / 1.9 0.09 / 1.9 0.05 / -1.5 0.06 / -0.7 0.08 瑞士法郎 / 2.0 / 1.9 0.09 / 1.9 0.05 / -1.5 0.06 / -0.7 0.08

欧元交叉汇率

2026年8月14日 / 欧元 / 0.5欧元 / 英镑 / 百分比 / 1.00 (0) / 百分比

买入价 / 卖出价 / 买入价 / 卖出价澳大利亚元 / -0.68 / 75 / -1.00 (0) / -1.5 (0) / -0.7 (0) / 0.8 (0) / -0.68 / 75 / -1.00 (0) 布吕德街 / -0.67 / 75 / -1.00 (0) / -1.5 (0) / -0.7 (0) / 0.8 (0) / -0.67 / 75 / -1.00 (0) 英镑 / -0.68 / 75 / -1.00 (0) / -1.5 (0) / -0.7 (0) / 0.8 (0) / -0.68 / 75 / -1.00 (0) 法郎 / -0.68 / 75 / -1.00 (0) / -1.5 (0) / -0.7 (0) / 0.8 (0) / -0.68 / 75 / -1.00 (0) 日元 / -0.67 / 75 / -1.00 (0) / -1.5 (0) / -0.7 (0) / 0.8 (0) / -0.67 / 75 / -1.00 (0) 加拿大元 / -0.67 / 75 / -1.00 (0) / -1.5 (0) / -0.7 (0) / 0.8 (0) / -0.67 / 75 / -1.00 (0) 白俄罗斯卢布 / -0.67 / 75 / -1.00 (0) / -1.5 (0) / -0.7 (0) / 0.8 (0) / -0.67 / 75 / -1.00 (0) 白罗斯卢布 / -0.67 / 75 / -1.00 (0) / -1.5 (0) / -0.7 (0) / 0.8 (0) / -0.67 / 75 / -1.00 (0) 瑞士法郎 / -0.67 / 75 / -1.00 (0) / -1.5 (0) / -0.7 (0) / 0.8 (0) / -0.67 / 75 / -1.00 (0)

1. 1. 1.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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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涨跌榜

2026年8月14日 / 欧元 / 6.5 沃尔特斯 (格尔茨 / 巴舍尔) / 674,00 / -1,26 希腊 (格尔茨 / 比斯) / 245,65 / -2,64 沃尔夫斯 (巴舍尔) / 803,75 / -2,49 不来梅 () / 95,60 / -1,94 沃尔夫斯 (巴舍尔) / 346,00 / -2,49 苏黎世 (比斯) / 16,60 / -0,90 巴塞尔 (BIS) / 35,36 / -0,95 瑞士 (比斯) / 233,70 / -0,56 宫廷金库 (比斯) / 1318,5 / -0,56 阿尔滕贝格 (比斯) / 4,56 / -0,6 苏黎世 (比斯) / 1.59 12 / -0,6

德国贵金属

Solche (M) 0000 1000159 www.union-investment.de

Finanzen

施密特先生，自2025年底起，您开始独自管理Concept Kaldemorgen基金，因为克劳斯·卡尔德莫根已放弃基金管理。该产品未来会以您的名字命名吗？

这并不在计划中。该名称代表一种投资理念，并将继续沿用Concept Kaldemorgen。卡尔德莫根先生仍是团队的一员，每周仍会来办公室。我们仍定期讨论重大议题，这种情况短期内不会改变。

克劳斯·卡尔德莫根曾是德国最知名的基金经理之一。现在您的个人风格体现在哪些方面？

这一过渡已酝酿多年，并非突变。自2022年底起，我们就已共同管理该基金。从那时起，我就已设定自己的重点。过去，Concept Kaldemorgen基金的重点非常侧重于稳定且分红丰厚的股票，通常至少占股票投资组合的一半，有时更多。如今，成长型股票的重要性明显提升。但这一变化是逐步发展的，因此不必期待突然出现不同的风格。

根据S&P Global近期的一项调查，全球基金经理的风险偏好已升至自2026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您是否也认同这一观点？

是的。我们当前的股票配置比例高于平均水平。诚然，在财报季期间，我们确实看到大量乐观情绪。投资者同时收到许多积极消息。市场或许已为回调做好准备，但这不应促使任何人短期押注下跌行情。

我们来看看人工智能股票。在上半年芯片制造商股价大幅上涨后，7月全球多只相关股票出现下跌。您如何评估该行业？

我们对芯片股的态度已变得更为谨慎。5月底，我们开始减持AI基础设施设备供应商股票，其中包括半导体股、存储芯片制造商，以及部分从数据中心扩建中受益颇丰的工业企业。市场情绪实在过热，存储芯片制造商的股价涨势尤其极端，因此我们希望获利

„在芯片股上更加谨慎“

该基金经理自2025年底起单独管理DWS旗下数十亿的基金“Concept Kaldemorgen”。在告别克劳斯·卡尔德莫根后，他首次接受采访，解释为何减持芯片股并预期黄金行情上涨。

阿斯特丽德·德尔纳、马丁·米勒（法兰克福报道）

我们确实实现了收益。去年9月，我们曾大幅提高此类股票的比重。今年表现最佳的投资仍是一家大型存储芯片制造商。但截至目前，我们已将持仓量较年初减少了85%。

芯片制造商台积电（TSMC）是卡尔德莫根基金的最大持仓之一。在经历疲软期后，您是否再次买入？

我们已降低芯片制造商、半导体标的及其他从基础设施扩建中受益的企业的比重，且暂不打算改变这一策略。不过，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目前仍占我们股票投资组合的三分之一。

云服务提供商Alphabet、微软和亚马逊（又称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运营商）近期也是您基金中最大的单一持仓。这意味着您扩大了这些仓位？

是的，在第二季度初。我们认为，将重心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转向云服务提供商更为合理。即从“拿钱”的一方转向“花钱”的一方。

为何如此？

人工智能行情仅在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运营商证明其数十亿美元投资能带来实际营收和利润时才能持续。若证明失败，有趣的是，受罚的往往不是他们，而是人工智能设备供应商。后者的每一笔投资削减都会直接反映在股价上。而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运营商即使稍减投资，市场或许也不会过于苛责。

与芯片制造商相比，微软、亚马逊等公司在今年上半年股市表现较为令人失望。

这些企业需证明如此巨额投资的价值。在本季度财报季，我们已看到

卡尔德莫根“Concept Kaldemorgen”投资组合

投资组合结构（占总资产比例，不含衍生品）数据截至：31.7.2026 数据来源：DWS

十大持仓股*

金融

华尔街，施密特，亚马逊股： 市场再次信任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运营商。

一些迹象。云业务增长明显加速，且前景预期进一步增长。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运营商的信心已回归。

您在7月底持有13%的现金储备。这与您的风险偏好如何平衡？

现金比例源于其他决策。我们首先考虑整体风险敞口。目标是控制投资组合的价格波动。因此，我们调整了其他板块。股票是业绩驱动力，其次是债券、黄金和货币。剩余部分则作为缓冲。若市场如近期般上涨，我们自然希望减少现金、提高股票比重。但在3月等股市暴跌时，现金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了。我们不希望在市场大幅回调时被迫逆势减仓。

伊朗战争爆发后，您变得更加谨慎。当时许多专家还认为战争会很快结束。

伊朗局势升级时，我们部分削减了风险资产。即卖出股票、企业债和黄金。股票仓位我们迅速重建，企业债则维持减仓状态。

信息框

克里斯托夫·施密特

经理：

施密特于2008年在DWS担任全球股票分析师，隶属于克劳斯·卡尔德莫根团队。2022年9月，他与卡尔德莫根共同接任“卡尔德莫根概念基金”的联合基金经理一职。

公司简介：

德意志银行旗下的DWS管理着近1.2万亿欧元的客户资金。其中略多于一半来自私人投资者。

黄金呢？

如果股市动荡时没有增持黄金，那不是更早就该做的事吗？这种贵金属素来被视为“避风港”，投资者常在此避险。

如果通胀忧虑引发风险厌恶情绪，黄金作为高流动性资产也难以在短期内成为安全港。即使是一些央行在过去几年强劲上涨后，也在3月抛售了黄金，进一步削弱了金价。因此，我们减持黄金的决定是正确的。本基金黄金持仓比例最高不超过10%。我们一直接近这一上限，今年1月减持了约1.5个百分点，3月又减持了2.5个百分点。

许多专业投资者，尤其是美国投资者，正重新发现欧洲股票的价值。欧洲股票是否真的如其名声般不堪？

投资欧洲不能只看大盘指数的表现。欧洲有大量优秀企业，其利润增长强劲，估值也较美国同类标的更为合理。此外，若寻找非人工智能热点的标的，欧洲更是遍地机遇。这里有来自工业和金融等行业的优质企业，长期前景广阔。

您在欧洲的投资重点在哪些领域？

我们的股票投资组合按三分之一增长股、三分之一防御股和三分之一周期股进行配置。其中，人工智能相关标的分布在增长股和周期股中。

防御型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而周期股则更多受益于经济增长——并在衰退时承压......

无论是周期股还是防御股，我们更频繁地选择欧洲标的。在防御股方面，我们青睐大型欧洲保险公司和公用事业股；在周期股方面，我们重点布局银行和工业股。后者还受益于电气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自动化等结构性主题。这些标的在过去几年也为业绩贡献良多。人工智能并非唯一的业绩驱动因素。一个典型案例：MSCI欧洲金融指数（含保险股）在1年、3年和5年的表现均优于纳斯达克指数。

当前市场情绪可能受哪些因素扰动？

伊朗冲突再度升级将是最大的风险因素。届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油价上涨→通胀预期升温→加息预期抬头，这将对股市形成压力。此外，人工智能热潮背后需大量融资支持，利率上升将令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也可能带来波动。但这些是否足以改变投资组合？答案是否定的。在我看来，积极因素仍占主导。

施密特先生，感谢您接受采访。

投资策略

彼得·蒂尔投资阿根廷石油公司

亿万富翁彼得·蒂尔正在加强与阿根廷的联系：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购置一处房产后，蒂尔现已持有阿根廷最大石油出口商Vista Energy的股份——该公司从米莱的页岩油开发中受益。

蒂尔的对冲基金已在Vista Energy SAB建立重要持股，后者是阿根廷最大的石油出口商。通过此次投资，这位美国科技亿万富翁进一步深化了与南美国家的关系，此前他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购买别墅而备受关注。

根据周五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强制性披露文件显示，蒂尔宏观基金（Thiel Macro LLC）截至第二季度末持有约1,2万股Vista股票。截至6月30日，该持股价值约7,600万美元。基金投资组合中，仅亚马逊的持仓规模超过这一规模。Vista也是基金披露的持仓中唯一一家非美国公司。蒂尔的发言人暂未对此投资发表评论。

科技亿万富翁蒂尔是在线支付服务PayPal及数据分析公司Palantir的创始人之一，支持包括唐纳德·特朗普和J.D.沃恩在内的政治家，并多次公开批评民主制度。今年他多次前往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目击出现在一家国际象棋俱乐部。这引发外界猜测其在该国的投资是否仅限于私人利益和金融资产。

早在4月，蒂尔曾与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会面。两人因自由主义理念而被视为意识形态相近。米莱正在阿根廷推动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此前该国经济在近20年里受到严格监管。据总统介绍，蒂尔在会面中询问了改革能否持续推进以及财产税的相关事宜。

Vista于2017年由米格尔·加卢乔（Miguel Galuccio）创立。早在担任国有石油公司高管期间，他就推动了阿根廷瓦卡穆埃尔特页岩油气田的开发，并因此受到环保人士批评。如今Vista已成长为该国最大的石油出口商。据公司自述，其日产油气约合160.000桶，其中约70%用于出口。

在今年和去年的收购后，Vista计划进一步提高产量。瓦卡穆埃尔特地区正逐渐成为阿根廷经济的增长引擎。

酒店破产危机波及柏林牙医养老金

12.18 Investment Management已申请破产。作为大股东的柏林牙医养老金机构（VZB）可能面临巨额损失。

作者：勒内·本德（杜塞尔多夫）

从悬崖边的海景房、配备私人泳池的豪华套房，到顶级水准的水疗服务——这就是杜塞尔多夫酒店和旅游业专家12.18集团所营造的奢华世界。该集团以其不同寻常的名称闻名，旗下拥有伊维萨岛和撒丁岛的豪华度假村，以及一处位于苏格兰的带高尔夫球场的庄园。该投资组合由控股公司12.18 Investment Management GmbH（12.18 IM）管理。如今，该公司已向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提交破产申请。

此次事件因与大股东的关联而显得格外敏感：柏林牙医养老金机构（VZB）可能再次面临巨额损失。这将影响柏林、勃兰登堡和不来梅约11.000名牙医的养老金。12.18 IM的初步破产程序细节令VZB更加不安。

12.18 IM是兰德纳酒店世家旗下兰德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专注于豪华旅游地产的管理和运营。该公司将这些地产打造成资本投资，面向机构投资者、家族办公室和私人投资者。

其参股组合在德国包括弗伦森宫酒店和梅克伦堡湖区的马雷米里茨游艇港度假村，以及锡尔特岛上的汉堡城酒店。但其招牌项目主要位于国外，如伊维萨岛、撒丁岛、特内里费岛，以及苏格兰的罗克斯堡城堡庄园。

自2015年起，柏林VZB在12.18集团的融资中扮演核心角色。该养老金机构据称已为12.18集团的项目和参股累计提供2 亿欧元——最初通过贷款，后转为直接参股。自2018年起，VZB持有50%的直接参股，后增至60%，其余股份由兰德纳企业家族持有。

据内部人士获悉，围绕破产程序的运作令VZB感到格外不安。12.18 IM计划在自行管理模式下推进破产程序。在此模式下，管理层原则上继续履职，但会配备一名财产管理人，负责监督程序进展、经济状况及重大措施。

“我们无法筹措到所需流动资金。”

——12.18 Investment Management

法院已于周四批准该申请，并裁定在初步破产程序中实施临时自行管理。法院任命杜塞尔多夫律师延斯·施密特为临时财产管理人。12.18 IM的总经理乌韦·德朗迈斯特在程序中由凯贝库斯与合伙人律师事务所提供支持。

VZB认为这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该律所的命名者弗兰克·凯贝库斯曾担任杜塞尔多夫兰德纳酒店集团的秘书长，并参与其重组和债务清理工作，这可能对他产生掣肘。

三只新兴市场ETF：降低韩国权重

新兴市场股市今年以来的涨势暂时因韩国股市的回调而受阻。以欧元计价的MSCI新兴市场指数年初迄今仍上涨约24%，但自6月底创下的高点以来，该指数已下跌7%。

这主要与韩国有关。东亚国家的股票占新兴市场指数的五分之一，并在过去几个月经历了巨大的价格波动。据彭博社数据，韩国主要指数科斯达克（Kospi）今年以来的波动性甚至超过了比特币。

对于希望投资新兴市场但又想降低韩国股市高度集中且波动性强的权重的ETF投资者，有替代选择。本报为您介绍三只新兴市场ETF的案例——并展示各产品的差异。

选项一：追踪FTSE指数的ETF

若要完全避免韩国股票，可选择追踪竞争对手FTSE Russell指数的新兴市场ETF。在JustETF平台上挂牌的最大此类ETF为“Vanguard FTSE Emerging Markets UCITS ETF”（ISIN：IE00BEVVMM84）。

原因在于，与指数提供商MSCI不同，竞争对手FTSE将韩国归类为“发达市场”而非“新兴市场”。因此，韩国股市并未纳入FTSE新兴市场指数——也就不存在于Vanguard的相应ETF中。

台湾、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其他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则同时存在于两个指数中。与MSCI新兴市场指数相比，FTSE指数中这些国家的权重相应更高。其中，台湾的权重约为31%，而MSCI指数中该权重仅略高于27%。

Der fehlende Anteil südkoreanischer Aktien spiegelt sich auch in der Performance wider. Seit Anfang Januar kommt der Vanguard ETF laut JustETF auf eine Rendite von 14 Prozent. Das ist rund ein Drittel weniger als Indexfonds auf den MSCI Emerging Markets eingebracht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hat der ETF auf den FTSE-Index dafür auch deutlich weniger an Wert verloren.

Wie lange Südkorea von MSCI noch als Emerging Market eingestuft wird, ist indes offen. Strategien der US-Bank Bank of America rechnen laut einer aktuellen Analyse damit, dass der Indexanbieter den Status des ostasiatischen Landes im kommenden Jahr neu bewerten könnte. Im Juni hatte MSCI den aktuellen Status zuletzt bestätigt und unter anderem auf Probleme bei der Verfügbarkeit der südkoreanischen Währung verwiesen.

Option 2: ETFs mit Nachhaltigkeitsschwerpunkt

Eine zweite Option, mit der ETF-Anleger den Südkorea-Anteil senken können, sind Nachhaltigkeitsfonds mit vergleichsweise strengen Auswahlkriterien. Ein Beispiel ist der „Amundi MSCI Emerging Markets SRI Climate Paris Aligned ETF“ (ISIN: LU180I13I061).

Der ETF des französischen Anbieters Amundi bildet den Schwellenländer-Index „MSCI Emerging Markets SRI Filtered PAF“ nach. Dieser Index filtert die Aktien des MSCI Emerging Markets nach ESG-Bewertungen, also Bewertungen bezüglich Umwelt, Sozialem und Unternehmensführung.

Die enthaltenen Aktien sollen nach Anbieterangaben die Mindestkriterien der von der EU-Kommission definierten Paris Aligned Benchmarks (PAF) erfüllen. Diese sind strenger als etwa die Kriterien nach den sogenannten Climate Transition Benchmarks (CTBs), die ebenfalls von der EU stammen.

Das wirkt sich auf das Portfolio des Amundi-ETFs aus. Südkoreanische Aktien kamen hier zuletzt auf ein Gewicht von 12 Prozent und damit deutlich weniger als bei anderen Schwellenländer-ETFs. Die Aktien von Samsung Electronics und SK Hynix sind in dem ETF nach Anbieterangaben aktuell nicht enthalten.

Das Fehlen dieser Titel dürfte auch den Amundi-ETF in diesem Jahr Rendite gekostet haben. Auf Jahressicht verbrachte der Börsenfonds einen Zugewinn von etwas weniger als 18 Prozent.

Der Südkorea-Anteil kann sich zwischen verschiedenen ETFs mit Nachhaltigkeitsschwerpunkt aber deutlich unterscheiden. So werden etwa die beiden großen südkoreanischen Halbleiteraktien nicht von allen ESG-Indizes ausgeschlossen. Ein Beispiel ist der „iShares MSCI EM CTB Enhanced ESG UCITS ETF“ (ISIN: IE00BKEFJ1238). In dem ETF des US-Anbieters Blackrock zählen Samsung Electronics und SK Hynix zu den größten Einzeltiteln im Portfolio, der Südkorea-Anteil betrug Ende Juli 20 Prozent.

Option 3: Dividenden-ETFs

Eine dritte Alternative für Anleger sind Dividenden-ETFs. Der Größe ist der „iShares EM Dividend ETF“ (ISIN: IE00B02I1904) von Blackrock. Der Anteil südkoreanischer Aktien ist hier ebenfalls gering: Unter den zehn größten Märkten im Portfolio wird Südkorea nicht aufgeführt.

Der ETF soll die Entwicklung von 100 Schwellenländeraktien mit besonders hohen erwarteten Dividendenrenditen abbilden. Im Vergleich zum MSCI Emerging Markets sieht das Portfolio damit grundlegend anders aus: Aktien aus Brasilien, China und Taiwan machten zuletzt fast zwei Drittel des Portfolios aus. Der größte Einzeltitel ist derzeit der brasilianische Öl- und Gaskonzern Petrobras.

Dividenden-ETF

该股息ETF今年以来的收益率为14%。与追踪MSCI指数的股票基金相比，该ETF自6月底以来表现更佳。

投资者还应关注成本。该iShares股息ETF的总费用率为0,65%，与许多其他新兴市场ETF相比较为昂贵。

注：本文非购买或出售所讨论ETF的建议。旨在引发讨论，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金融

格陵兰附近的冰山：围绕该领土的争议再次加剧。

唐纳德·特朗普早已明确其目标：美国应控制格陵兰——必要时可动用军事压力。他于7月底再次重申：在其任期结束前的2029年之前，该岛将置于美国控制之下。威胁背后隐含安全政策动机：格陵兰是北极地区的战略前哨，可从中监控俄罗斯和中国的活动。

此外，格陵兰的资源对美国颇具吸引力，其中包括石油。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美国格陵兰特别代表杰夫·兰德里于5月表示，格陵兰可在10个月内实现石油生产。但现实表明：这一预期过于乐观。因为格陵兰仍对矿产资源拥有决定权。未经批准，不得钻探。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美国企业格陵兰能源公司正在经历这一现实。格陵兰能源公司与White Flame公司计划在东格陵兰詹姆斯盆地合作开采石油。格陵兰能源公司CEO称该盆地约有130亿桶原油，市场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

该钻探项目为合资项目：格陵兰能源公司将负责钻探融资并获得项目多数股权，负责运营规划和技术协调。White Flame则持有旧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属于英国母公司80 Mile Plc，于2015年和2018年

与美国企业的格陵兰石油争端升级

格陵兰能源公司（与特朗普关系密切）无视格陵兰政府意愿，试图开采石油，并未经许可将设备运抵该地区。政府对此强烈反对。

作者：Judith Henke（法兰克福报道）

此前已颁发的许可并非自动批准钻探。

每项前期后勤步骤及每次钻探均需企业申请具体单项许可。格陵兰政府称目前缺乏此类许可。但7月底，格陵兰能源公司未经批准通过船运将营地设备运至内拉里特·伊纳特机场。格陵兰政府已公开警告。近日多家媒体报道此事，舆论普遍认为：一家美国企业无视他国（且该国总统本就意图吞并）法规，擅自开钻——事态随之急转直下，对格陵兰能源公司极为不利。格陵兰政府最新声明明确：该美国企业今冬至少无法开钻。声明称：“必要的许可流程无法完成，相关许可亦无法在计划钻探开始前获批。”

格陵兰能源公司最早将于次年冬季即2027年方可开钻。该公司在新闻稿中亦证实此时间表。罗伯特·普赖斯在稿中表示：“我们将利用额外时间完善计划，并深化与当地社区、战略伙伴及主管部门的关系。”

当地社区的反对声浪正在高涨。距项目不远的300人小村伊托科尔托奥尔米特村居民已举行示威，担忧生计受损——该地区是麝牛与北极熊栖息地。

“当地民众的担忧合情合理，”绿色和平组织的劳伦·鲍伊写道。若项目落地，需修建大量进场道路，化学品泄漏与油污风险亦将对当地野生动植物及传统狩猎文化造成严重破坏。

此外，历史上多家石油公司（包括壳牌和埃克森美孚）曾在格陵兰勘探油气资源，但最终放弃。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虽估计技术可采资源量达310亿桶油当量，但开采成本极高。格陵兰约80%的面积被冰层覆盖，且自2021年起已停止颁发新的石油许可，因其认为生态与气候风险过高。不过，怀特-弗莱姆油田的许可早在2015年和2018年已获批。

“撤销现有许可需履行特殊程序，并可能被视为征用，”格陵兰政府在其网站上写道。该政府已发布一份关于该油田项目背景的长文——其中显示：即便到了2027年冬季，格陵兰能源公司的钻探计划仍可能过于乐观。

因格陵兰的许可流程需分多个阶段推进，企业必须在每一阶段履行特定义务，方可获准进入下一步。

格陵兰能源公司目前仍处于这一流程的起步阶段。该公司目前仍需完成必要的环境和社会研究。就在一个月前，首席执官普赖斯在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菲尔·麦格罗（“菲尔博士”）的纪录片中声称：“我们将在大约10月的第二周开始钻探。”菲尔博士将在一部六集纪录片中跟踪该项目。该主持人此前曾担任特朗普政府宗教自由委员会成员。

除菲尔博士的纪录片外，格陵兰能源公司与美国总统之间还有其他关联。据英国《卫报》报道，共和党亿万富翁及主要捐赠者肯尼斯·格里芬购买了该公司9%的股份。

此外，该公司董事之一卡罗尔·克雷格的防务企业西达斯太空公司（Sidus Space）正为特朗普的“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服务。特朗普将控制格陵兰视为“金色穹顶”计划的关键部分。

批评人士担心，该项目可能也是特朗普试图吞并格陵兰的野心的一部分。“这个项目也有政治动机，”负责矿产项目咨询的DGWA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特凡·米勒确认道。在他看来，石油并非迫切需求，长期来看市场上并不存在短缺。

米勒补充道，该项目在后勤方面也极具挑战性。他曾为同一地区的一个氦气项目提供咨询，并不久前到访当地。当地机场仅能通过船只抵达，冬季峡湾会结冰。这是一个地理位置极其偏远的地区。

然而，米勒认为这恰恰可能被该公司所利用。在他看来，该地区几乎没有国家存在——无论是军事还是民事——能够在格陵兰能源公司现场立足时迅速介入。这将对格陵兰的主权构成质疑。

他说：“我很好奇，当第二艘船起航时，格陵兰会如何应对。”格陵兰能源公司计划在9月中旬从加拿大启程，派出另一艘装载大量钻探设备的船只前往格陵兰。理论上，格陵兰可以在丹麦的帮助下封锁峡湾。

至于这艘船是否会如期出发，格陵兰能源公司在其最新声明中并未说明。该公司未回复询问。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将未经许可将设备运往Nerlert Inaat的行为称为错误，并解释称其错误地认为在机场商业区存放设备无需向矿产管理局另行申请许可。

据称，这些设备自2025年9月起已抵达格陵兰，位于该岛西北部的敦达斯。这些物资最初被运往东海岸的塔西亚拉，并于今年7月在Nerlert Inaat机场商业区登陆。然而，该公司在2025年获得的运输许可证此时已到期。

支付服务提供商

PayPal正与Stripe和Advent就收购进行谈判

支付服务商正与竞争对手Stripe及投资机构Advent再次就收购事宜进行谈判，条件更为优厚。

Antonia Mannweiler 报道（纽约）

美国支付服务商PayPal已重启与金融科技公司Stripe及金融投资机构Advent的收购谈判。据《华尔街日报》（WSJ）周五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PayPal股价在消息发布后上涨1,8%。

PayPal在接到《 Handelsblatt 》询问时拒绝置评。Stripe方面则表示不会就“传闻或猜测”发表评论。

若与Stripe合并，将打造全球最大在线支付服务提供商之一，年交易量约为3,7万亿美元。

PayPal近几个月股价大幅下跌，使其成为支付行业内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收购目标，该行业近期已出现多笔大额交易。

自年初起，关于这位支付先驱的收购传闻便不断，而自夏季以来，相关传闻愈演愈烈。据媒体报道，Stripe与金融投资机构Advent于7月首次提出收购要约，每股60,50美元，总计530亿美元。

自该收购要约报道发布以来，PayPal股价已上涨逾30%。

PayPal方面认为60,50美元 / 股的报价过低。包括在金融危机中闻名的空头投资者迈克尔·伯里在内的投资者也认为该报价偏低，并将其视为初步要约。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双方此后一直在就可能更高的价格进行谈判。协议可能在未来数周内达成，但无法保证。

PayPal是数字支付领域的先驱。该公司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创始人及早期员工中包括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及投资人彼得·蒂尔。

在疫情期间，随着许多科技股上涨，PayPal股价一度攀升至约300美元，使其市值一度超过万事达卡。

然而，PayPal股价自此在交易所持续下跌，原因包括其未能及时跟上移动支付等多项趋势。目前股价约为62美元。PayPal仍拥有近440万活跃用户账户，但增长前景已显著下调。其股价自历史高点已下跌近80%。

在7月底发布第二季度财报时，PayPal首席执行官恩里克·洛雷斯虽未对收购传闻置评，但表示公司会客观评估所有可能的机会。

“此举确认了PayPal的价值，我认为报价必须提高。”

投资者迈克尔·伯里如是说

第二季度处理的支付交易量同比增长10%，达到4864 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为1,38美元，超出分析师预期。

PayPal近年来的困境也导致公司高层频繁变动。2023年9月才上任的亚历克斯·希斯，今年3月即被前惠普首席执行官洛雷斯取代。

Die neue Spitze versucht seitdem, mit einer umfassenden Sanierung gegenzusteuern. Im April teilte Lores das operative Geschäft in drei Einheiten auf, die die Bereiche Checkout, den Privatkunden-Dienst Venmo sowie Zahlungen und Kryptowährungen umfassen. Zudem kündigte der neue Chef an, mithilfe von KI die Abläufe zu verschlanken. Dies soll Einsparungen von rund 1,5 Milliarden Dollar bringen.

Paypal-Zentrale in Deutschland: Der Zahlungsdienstleister spricht wieder über eine Übernahme.

Märkte

PODCAST

『我们优先考虑分配』

勒内·奥伯曼（René Obermann）是空客公司监事会主席、华平欧洲公司（Warburg Pincus Europe）董事长，并将于2027年接任SAP公司监事会主席。在与女作家米丽娅姆·梅克尔（Miriam Meckel）及《 Handelsblatt 》主编塞巴斯蒂安·马特斯（Sebastian Matthes）的对话中，他谈及自己的生平、德国经济，以及企业如何利用变革为自身赋能，而非被变革淘汰。奥伯曼认为德国在电池技术、软件和计算领域落后，但同时告诫不应放弃德国工业。

成功的阶段助长了惰性。

——勒内·奥伯曼 SAP指定监事会主席

同时，他批评政策„将补贴置于挑战之上“，并„优先考虑分配“。但他也谈及德国的优势，并认为航天、工业AI和研究领域存在机遇。在他看来，国家为何过于频繁地从事管理工作，以及在危机时期领导力对奥伯曼意味着什么，请收听最新一期节目。◀

主持人：米丽娅姆·梅克尔与塞巴斯蒂安·马特斯

《梅克尔与马特斯》：当前最新、最具个性且观点鲜明的《 Handelsblatt 》播客。每周五18点更新新一期。

股权交接在股东大会上举行：格雷格·艾贝尔（Greg Abel）现已接管业务。

Buffett-Nachfolger Abel 建设伯克希尔投资组合

在一只科技股上，他将持股几乎翻倍。在其他多个领域，他也进行了增持。这表明他比前任领导人更加活跃。

Astrid Dörner 报道（法兰克福）

Greg Abel 在第二季度大幅扩充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备受关注的股票投资组合。作为 Warren Buffett 的接班人，他将对科技巨头 Alphabet 的持股比例提高了 83%。这一信息来自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强制性披露文件，该文件于美股收盘后的周五在美国公布。自此，作为 Google 母公司的 Alphabet 成为伯克希尔价值 3,240 亿美元投资组合中的第三大持仓，仅次于苹果和美国运通。

在其他行业，Abel 的买入意愿也明显强于 Buffett。这位明星投资者在向 Abel 移交权力的岁末年初时，大幅缩减了股票投资组合，并将现金储备几乎翻倍至约 4,000 亿美元。

Alphabet 持股的部分增持早已为人所知。今年 6 月，该科技集团曾通报称，伯克希尔·哈撒韦购买了价值约 100 亿美元的股票。这是其为筹集总计 850 亿美元资金的一部分，所售股票将用于 Google 母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大规模投资。随后 Buffett 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采访时表示支持该决定。然而 Abel 现已进一步增持 Alphabet 股票。截至 6 月底，伯克希尔持有约 1.06 亿股 Alphabet，总价值达 379 亿美元。

伯克希尔还继续加码航空业。对达美航空的持股在第二季度内增长了 44%，至第二季度末时持仓价值达 54 亿美元。

伯克希尔曾在航空股上有过投资，但 Buffett 在疫情期间亏损抛售。如今集团的态度显然已转变。Abel 已在第一季度建仓，并在第二季度进一步增持。该投资组合由资深投资经理 Ted Weschler 与 Abel 共同管理，但最终决策权仍由 Abel 掌握——这是 Buffett 在权力交接时确定的。

这位明星投资者曾在 60 年间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掌门人，将其打造成美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Buffett 本人也跻身世界最富有之列。

在房地产股方面，Abel 也在加码。他增持了房屋建筑商 Lennar 的股份，并宣布伯克希尔小幅新增对 D.R. Horton 的持仓。受此消息刺激，该股股价迅速上涨。伯克希尔的参股通常被视为“质量印章”，但该股随后又很快回吐涨幅。

降低对美国银行的持股

阿贝尔进一步降低了对美国银行的持股。该持股量下降了约六个百分点。作为美国第二大银行，其在伯克希尔投资组合中的排名已降至第五位。该行曾一度位列第二。

阿贝尔此举打破了长期持续的股票抛售趋势，并在第二季度净买入股票。净买入规模接近200亿美元。而在此之前的14个季度中，伯克希尔一直是净卖出方。

伯克希尔-哈撒韦首席执行官阿贝尔在第二季度还回购了自家股票。他在上一季度的回购金额提升至45亿美元。

据彭博社数据显示，此次回购规模为2021年以来最大。该集团的现金储备在6月底降至3655 亿美元，此前三个月曾达到3974 亿美元的历史高点。

83%为格雷格·阿贝尔在沃伦·巴菲特建议下提高的谷歌母公司持股比例。

来源：SEC文件

市场

我没有丝毫头绪，亲爱的高中毕业生们，未来几个月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亲爱的大学生们，你们打算从事什么职业。作为一名“老”男人，我只能告诉你们：生活不是游乐场。我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无法预知自己是否能保持健康，也无法预测自己能活多久。总而言之：生活很美好，但无法规划。等等，这话说得不完全对！你们可以选择学什么，也可以决定和谁共度一生。因此，我只能大声疾呼：在选择职业和伴侣时，可要睁大眼睛！这可能通往天堂，也可能走向地狱。

我衷心希望你们能为“某件事”而燃烧。万一情况并非如此，更糟糕的是，如果你们在20岁时就开始担心老年时的退休金问题，那么我只能给你们一个简短而明确的建议：成为公务员，最好是教师！需求巨大，薪资优渥，而且养老金优厚——恕我直言，简直是上等货。

我在学生时代，体育和地理教育专业是绝对的热门。小伙子和姑娘们都心情愉悦，经常呼吸新鲜空气，周游世界。在宣誓效忠宪法后，他们通常口袋里就揣着养老金的申领权。这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或者说，真有可抱怨的吗？这让我不禁断言，如果经营得当，手工业和教师职业如今依然是金矿。

有空请看看巴伐利亚州。那里的一名高级中学教师（A 14级）在最高级别月薪为6998欧元59分。最高养老金为71,75%，这意味着退休后每月可领取约5021欧元。这笔钱虽然需要纳税，但又何必唉声叹气？如果一个人能领取20年的养老金，那么他轻松成为“养老金百万富翁”，因为总额为240份养老金，即1.205.040欧元！而且，这笔钱一文不花！

Der Barwert beträgt 910.889 Euro, wenn die künftigen Zahlungen mit jeweils drei Prozent auf den Beginn des Ruhestands abgezinst werden. Und das bedeutet, dass Angestellte, Freiberufler und Unternehmer, die im Alter ebenfalls eine „Apanage“ von 5.021 Euro im Monat haben wollen, im Laufe ihres Berufslebens mindestens 910.889 Euro ansparen müssen. Das ist kein Hexenwerk, wenn man weiß, wie stark sich Zeit und Zins auf die Bildung von Vermögen auswirken.

Wer mit 25 Jahren beginnt, hat bei einem Zinssatz von vier Prozent vor Steuern monatlich 1.003 Euro in die Sparbüchse zu stecken, um

您担心养老金问题？去当政治家吧！

政治家未必讨人喜欢——但在养老金问题上，他们确实做得很到位。以下是一份针对职场新人的示例计算：

沃尔克·洛曼（Volker Looman）是《每日镜报》的专栏作家。

如果您从25岁开始，年利率4%，税前每月存入1000欧元，就能攒够目标金额。但若错过前半程，直到40多岁才幡然醒悟——或许还在第一次离婚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必须每月存入2796欧元才能达成目标。

如果您对我的建议——成为一名正直的教师——不感兴趣，那我还有一个备选方案：去从政！这甚至不需要您读大学，只要看看那些典型的从政经历就知道了。在我看来，真正有利的条件是——胆量，足够的胆量！没听过这个词？这是意第绪语中对“厚颜无耻、无拘无束且魅力十足的放肆行为”的形容。有了它，您就能大有作为！

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泽德（Markus Söder）就是这种典型的代表。海蒂·赖兴内克（Heidi Reichinnek）也很擅长此道。就连菲利普·安特霍尔（Philipp Amthor）也混得风生水起，更别提那些红色的劳工和财政部长们了——他们的名字我实在懒得记！

但我心目中的超级明星是卡尔·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前任卫生部长。这位先生或许未必在专业上让您信服，但在财务方面，他确实做得无可挑剔。您知道吗？这位莱茵兰人每月可领取近14.000欧元的养老金！这可不是笔误，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如果您想知道这笔钱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只需查看议员和部长养老金的细则即可。

卡尔·劳特巴赫从2001年起就担任联邦议员，至今已有25年。根据《议员法》（AbgG）第20条，每位议员每年可获得相当于现行津贴（11.833欧元）2,5%的养老金。请您自己算算：25年×2,5%×11.833欧元=7396欧元——每月如此。此外，前联邦政府成员还可领取退休金，金额为其薪资（– B 11）及地区津贴的2774%。其薪资为21.455欧元，另加地区津贴1066欧元，总计22.521欧元，2774%的这部分即为6247欧元——每30天一笔！

养老金和退休金相加，劳特巴赫每月可领取13.643欧元，且从68岁起即可终身享有。这位前部长能领取多少年呢？由于我们无法预知其寿命，只能参考联邦统计局的生命表。据此，他的退休期约为18年，即216个月，总养老金累计约2.947.000欧元。请您千万别激动！首先，并非每位议员都在联邦议会任职25年之久；其次，也并非每位议员都能当上部长。

反过来说，面对这样的数字，我只能再次劝您：趁年轻、精力充沛时去从政吧！我们需要能干的人！卡尔·劳特巴赫的养老金在扣除3%起始退休金的税后折现后，总额为2.288.000欧元。

要想成为“双料养老金富翁”，各位年轻人必须拼尽全力。即使在税前年利率6%的情况下，要在40年内攒够两倍于养老金的百万金额，每月也需存入1775欧元。单靠媒体行业可做不到这一点，但在政界，这笔钱会被“恭恭敬敬”地奉上！还等什么呢？

年轻人，振作起来，上马，上马，冲锋陷阵，去从政！

灾难债券隐藏风险重重

Cat Bonds（灾难债券）近期为投资者带来了可观收益。但散户投资者不应仅关注集中风险。

Martin Müller 是金融部门记者。联系邮箱：mueller@handelsblatt.com

尽管今年夏天欧洲多地发生森林大火，Cat Bonds（灾难债券）迄今仍为投资者带来了极为稳健的收益。反映该资产类别的瑞士再保险全球Cat Bond指数年初至今以美元计价上涨近6%。过去三年累计涨幅接近50%，且波动极小。

Cat Bonds（灾难债券）本身流动性极差，几乎仅面向机构投资者交易。散户可通过基金间接投资，甚至已出现Cat Bond ETF产品。但该资产类别存在不少陷阱。

Cat Bonds运作类似保险单。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通过发行此类债券，将极端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风险转移给投资者。持有Cat Bonds的投资者可获得定期票息支付，并在债券到期时收回本金——前提是未发生灾害。

约650亿美元规模的Cat Bond市场中，大部分涉及美国飓风与地震风险（数据来自行业服务机构Artemis）。相比之下，欧洲森林大火迄今影响甚微，因此今年此类事件未对收益造成实质损害。

Cat Bond基金市场规模正快速增长。晨星最新分析显示，过去三年全球投资者向相关产品注入了100亿美元新资金。

Cat Bond基金管理规模已达约380亿美元。自12月起，资产管理公司King Ridge Capital还为欧洲投资者推出了一只ETF产品。

投资者购买Cat Bonds主要为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由于自然灾害通常与资本市场相关性较低，此类债券被视为相对独立的收益来源。在股市崩盘时，Cat Bonds可稳定投资组合。

即便如此，仍存在隐藏风险。其中之一是美国集中风险。由于市场高度集中于美国灾害，北美单一事件就可能令Cat Bond基金大幅下跌。2022年9月底飓风“Jan”袭击美国佛罗里达州后，瑞士再保险指数一度下挫近10%。

此外，许多Cat Bond基金未能跑赢基准指数——晨星分析同样显示了这一点。过去五年，Cat Bond基金的平均年化收益率较瑞士再保险指数低近4个百分点。晨星认为，这主要与该市场流动性极差、交易成本高昂有关。

第三个问题是高昂费用。据晨星数据，Cat Bond基金平均年费为1,1%，远高于其他债券基金。

新推出的ETF产品费率更高，达1,28%。市场复杂性或许能解释高费率，但费用仍会侵蚀投资收益。

Prout, AP Photo / Monica Blackwell

BÖRSE AM MONTAG

对投资者而言今天的四个重要关注点

日本在周一凌晨前的夜间，将发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首次估算。据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按年率计算，日本GDP料增长2%。出口芯片和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零部件的增长料将带动外贸。

中国同样在 overnight 时段，中国将发布7月份经济数据。对于工业生产，经济学家预计7月份同比增速将从5.2%小幅回落至4.9%，主要受持续疲软的国内需求拖累。零售销售额则预计从1.0%回升至1.5%。

美国美国东部时间2024年8月17日14:30（德国时间20:30），纽约联储将发布Empire State指数，这是衡量美国工业活动的重要先行指标。该指数反映纽约大都会区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活动。据预测，8月份指数将从15.6点降至10.0点。

Empire State指数

—原文在此自然截断，以下内容缺失，严禁推测或续写。

NR. 156, MONTAG, 17. AUGUST 2026

Deutschlands Wirtschafts- und Finanzzeitung

Handelsblatt

APPLE

Steigende Materialpreise: Kostet das iPhone bald 350 Dollar mehr?

▶ 20

MARTIN MENZ

Der Gründer aus Sachsen-Anhalt kennt keinen Unternehmer, der AfD wählt.

▶ 28

CHRISTOPH SCHMIDT

Der Nachfolger an der Spitze des Kaldemorgen-Fonds über Chips und Gold.

▶ 40

GREENLAND ENERGY

Trump-naher Konzern im Streit mit Regierung: Wem gehört Grönlands Öl?

▶ 44

Milliardenauftrag für Satelliten geht an Start-up

Herausforderer AerospaceLab setzt sich beim Bau mehrerer Hundert Iris2-Satelliten gegen Airbus durch. Es geht um 1,8 Milliarden Euro.

Das belgische Start-up AerospaceLab hat sich bei einem Auftrag für den Bau des Großteils der Satelliten für das geplante Netzwerk Iris2 gegen den größeren Konkurrenten Airbus durchgesetzt. Wie das Handelsblatt von mehreren mit dem Vorgang vertrauten Personen erfuhr, soll AerospaceLab bis zu 264 der insgesamt 348 Satelliten bauen. Der Auftragswert beträgt mindestens 1,8 Milliarden Euro. Iris2 wird damit das erste große Raumfahrtprojekt in Europa, das in einem Schlüsselbereich einem noch jungen Unternehmen anvertraut wird.

Seit fast sechs Jahren arbeitet die EU-Kommission an dem Vorhaben. Iris2 soll Europa von Starlink, dem Satellitennetzwerk von Elon Musk's SpaceX, unabhängig machen und ein für Militär

15,6

Milliarden Euro kostet Iris2 insgesamt. Quelle: Eurostat

oder Geheimdienste sicheres Internet aus dem All bieten. Nach Verzögerungen treten die Planungen jetzt in eine konkrete Phase. Das gesamte Projekt kostet 15,6 Milliarden Euro – fast die Hälfte mehr als vor zwei Jahren veranschlagt.

Für das erst 2018 gegründete Start-up AerospaceLab ist es eine Herausforderung, so viele Satelliten für die niedrige Erdumlaufbahn (LEO, „Low Earth Orbit“) in kurzer Zeit herzustellen. Auch der größere Konkurrent Airbus Defence and Space mit Sitz in München hatte sich um den Bau beworben. Eine Anfrage wollte das Unternehmen, das bereits langjährige Erfahrung im Bau von LEO-Satelliten besitzt, mit Verweis auf die noch laufenden Verhandlungen nicht beantworten. ▶ Fortsetzung auf Seite 04

Großeinsatz wegen Waldbrand in Belgien

Mehrere Tausend Einsatzkräfte haben am Wochenende gegen den bislang größten registrierten Waldbrand in Belgien gekämpft.

In den NRW-Städten Monschau und Hürtgenwald kam es zu erhöhter Rauchbelastung.

Christoph Reichwein/dpa

Beim Haushalt droht der nächste Koalitionskrach

Unionsfraktion sieht hohe Neuverschuldung kritisch und kündigt Änderungen an.

In der Koalition bahnt sich nach dem Streit um die Steuerreform der nächste Ärger an. Teile der Unionsbundestagsfraktion sehen die hohe Neuverschuldung zunehmend kritisch – und wollen den Haushalt im parlamentarischen Verfahren ändern. Es müsse jetzt besprochen werden, wie eine „tragfähige Struktur der Bundesfinanzien in den 2030er-Jahren“ aussehe, sagte Haushaltspolitiker Yannick Burr (CDU) dem Handelsblatt. Da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ist alarmiert: „Wir sehen mit Sorge, was sich da in der Union gerade zusammenbräut.“ ▶ 6

Deutsche Autoindustrie prüft härteren Kurs gegen China

Ein Strategiewechsel könnte auch die Blockade in der Bundesregierung auflösen.

Angesichts wachsender Konkurrenz aus China erwägt die deutsche Autolobby eine härtere handelspolitische Positionierung. Mit Blick auf die Volksrepublik werde derzeit analysiert, „inwiefern Anpassungen unserer Positionen erforderlich sind oder nicht“, sagte eine Sprecherin des Verbands der deutschen Automobilindustrie (VDA) dem Handelsblatt. Jahrelang gehörte der Sektor zu den entschiedenen Gegnern zusätzlicher Handelsbarrieren gegen China. Ein Kurswechsel könnte die Debatte in der Bundesregierung dazu deutlich beeinflussen. ▶ 8

Märkte

→ Dax 26.440 Pkt. +0,53 %

→ MDax 32.464 Pkt. +0,62 %

→ TecDax 4.106 Pkt. +1,05 %

→ E-Store 50 6.540 Pkt. -0,09 %

→ Dow Jones 53.721 Pkt. -0,24 %

→ Nasdaq 30.729 Pkt. -0,28 %

→ SAP 500 7.783 Pkt. -0,20 %

→ Nikkei 68.714 Pkt. +0,59 %

→ Euro/Dollar 1.1570 US$ +0,01 %

→ Gold 4.376,40 US$ +0,60 %

→ Brentöl 86,69 US$ +2,18 %

Gewinner

→ Rheinmetall +3,21 % 1.202,00 €

→ SAP +2,71 % 180,14 €

→ Scout24 +2,50 % 78,00 €

Verlierer

→ Eon -4,38 % 17,45 €

→ Merck -2,29 % 136,30 €

→ Vanovia -2,00 % 20,58 €

SPD will neue Deutschland-App

Der Plan von Digitalminister Karsten Wildberger für die digitale Verwaltung weckt Skepsis bei den Sozialdemokraten. Sie wollen nun ein eigenes Konzept vorlegen.

▶ 12

Größerer Jobabbau bei Telefónica

Der neue Deutschlandchef will Personalkosten senken. Ein internes Dokument legt nahe, dass die Pläne über die bisherigen Ankündigungen hinausgehen könnten.

▶ 21

Wolfgang Kubicki

Die Enteignungsdebatte ist ein Zombie der deutschen Wohnungspolitik, argumentiert der Parteivorsitzende der FDP. Dabei sieht er die Lösung im genauen Gegenteil solcher Forderungen.

▶ 18

Belgien: Lorenberg, Nadelmann, O'Conno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Handelsblatt GmbH, Nadelmann, O'Conno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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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alt

MONTAG, 17. AUGUST 2026, NR. 156

Thema des Tages

1 IRIS2 Der Milliardenauftrag für Satelliten geht überraschend an ein Start-up. 5 INTERNET AUS DEM ALL Was kann Iris2?

Politik

6 BUNDESHAUSHALT Die Uni-onsfraktion sieht die Neuverschuldung kritisch. 7 STEUERS Die Union kämpft gegen Steuererhöhungen, die sie mitgetragen hat. 8 HANDELSPOLITIK Die Autoindustrie prüft einen härteren Kurs gegen China. 10 INTERVIEW „Die USA haben Militärisch gewonnen und strategisch verloren“, sagt Nahostexperte Guido Steinberg zum frankrieg.

11 ZYPERN Beim EU-Beitritt beginnt die heikle Phase. 12 DEUTSCHLAND-APP Nur ein Chatbot vor dem alten Behördenapparat? 13 JAVIER MILEI Shutdown auf Argentinisch. 14 HRI-KONJUNKTURAUSBLICK Neuer Stresstest für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15 NARENDRA MODI Der Premier lockt Indiens Jugend.

Meinung & Analyse

9 BEYOND THE OBVIOUS Die Inflation kippt von den Vermögenswerten in den Alltag – und Deutschland droht das Schlechteste aus zwei Welten, meint der Ökonom Daniel Stelter. 16 AUSSEHNANDEL Ausfuhren nach Osteuropa kompensieren den Handelskollaps mit China und den USA. 16 TECHNOLOGIE Wir sollten den KI-CEOs nicht jedes Wort glauben. 17 BANKVORSTÄNDE Der Fall Dirk Abel legt ein Governance-Risiko offen, das viele Institute betrifft. 17 INSIDE AMERICA Bei den US-Midterms treten teils extreme Kandidaten an. Kaum jemand hält sie auf. 18 GASTKOMMENTAR Enteignung ist keine Wohnungspolitik, schreibt FDP-Chef Wolfgang Kubicki.

47 GELD. LEBEN. LOOMAN Sie sorgen sich um Ihre Rente? Werden Sie Politiker!

48 MÄRKTE INSIGHT Katastrophenanleihen bergen versteckte Risiken.

KALKULATION

Ist das iPhone zu billig?

Steigende Materialkosten belasten Apple immer stärker. Gleichzeitig schwindet die Einkaufsmacht des Konzerns.

Die deutsche Energiepolitik verschwendet Milliarden

Fährt Deutschland den Ausbau Erneuerbarer langfristig zurück, drohen hohe Folgekosten. Gleichzeitig ist es sinnvoll, den Ausbau noch etwas zu verschieben. Das zeigt eine Studie.

„Ich mache mir Sorgen um unsere Zukunft“

Relaxdays-Gründer Martin Menz über seine Gefühle vor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Probleme des Standorts Deutschland und den Turnaround seines Unternehmens.

IN DIESER AUSGABE

Namensindex Abel, Dirk 17 Abel, Greg 46 Altman, Sam 23 Aintree, Philipp 47 Argentin, Hesse, Santiago 21 Baldar, Oskar 23 Bilger, Stefan 8 Blaine, Oliver 8 Böhning, Björn 7 Bowes, Luyten 44 Brehm, Thierry 4, 6 Brockman, Stacy 23 Brumer, Magnus 11 Buffett, Marvin 46 Bury, Michael 45 Bury, Yannick 6 Carlo, Dan 17 Chino, Alex 46 Christensen, Torge 6 Christophus, Niko 11 Cook, Tim 20 Craig, Carol 44 Cooper, Tim 20 Dreher, Alexandra 26 Deper, Benoit 4

Inhalt

Unternehmen

20 SMARTPHONE Kostet das iPhone bald 350 Dollar mehr?

21 TELEFÖRICA Der neue Deutschlandchef plant, die Personalkosten zu drücken. Die nächste Phase sei in Vorbereitung, heißt es in einem geheimen Dokument.

22 ENERGIE Wegen der Hitze müssen AKWs in Europa ihre Leistung drosseln. Das entfacht eine Debatte über den Nutzen der Kernkraft in Zeiten des Klimawandels.

23 OPENAI Vertriebschefin Denise Dresser verlässt den ChatGPT-Konzern. Dali Rajic übernimmt ihren Job.

24 ENERGIEWENDE Ein Gutachten zeigt: Fährt Deutschland den Ausbau erneuerbarer Energien langfristig zurück, drohen laut Modellrechnung hohe Folgekosten.

26 DB CARGO Die Güterbahn will schon Anfang der 2030er-Jahre vier Millionen Tonnen CO₂ auf der Schiene transportieren.

28 INTERVIEW „Ich mache mir Sorgen um unsere Zukunft“, sagt Martin Menz, Gründer des ostdeutschen Onlinehändlers Relaxdays.

Finanzen

40 INTERVIEW „Wir sind bei Chipaktien vorsichtiger geworden“, sagt Christoph Schmidt, Chef des milliardenschweren DWS-Fonds „Concept Kaldemorgen“.

41 INVESTMENT Peter Thiel steigt beim argentinischen Ölkonzern Vista Energy ein.

42 IMMOBILIEN Die 12.18 Investment Management hat Insolvenz beantragt. Dem Berliner Zahnärzte-Versorgungswerk als Großinvestor könnte ein teures Ende drohen.

42 GELDANLAGE Drei Schwellenländer-ETFs mit niedrigerem Südkorea-Anteil.

44 ROHSTOFFE Der Streit Grönlands mit einem US-Konzern um das Öl der Insel spitzt sich zu. Die Regierung reagiert scharf.

45 PAYPAL Der Bezahldienst verhandelt mit dem Rivalen Stripe und dem Investor Advent erneut über eine Übernahme – zu besseren Konditionen.

46 BERKSHIRE HATHAWAY Buffett-Nachfolger Abel baut das Depot um. Bei einer Tech-Aktie hat er seine Beteiligung fast verdoppelt. Auch an diversen anderen Stellen kaufte er zu. Und zeigt sich damit deutlich aktiver als sein ehemaliger Chef.

ROHSTOFFE

Streit um Grönlands Öl

Das Trump-nahe Unternehmen Greenland Energy will gegen den Willen der Grönländer Öl fördern und hat ohne Genehmigung Equipment in die Region verschifft.

Thema des Tages

Milliardenauftrag für Satelliten geht an Start-Up

Thomas Jahn Düsseldorf

► Fortsetzung von Seite 1

Aus Deutschland ist der Satellitenhersteller OHB mit an Bord, wie die EU dem Handelsblatt bestätigte. Das Bremer Unternehmen wird die 18 sogenannten MEO-Satelliten herstellen, die in einer höheren Erdumlaufbahn kreisen und größer und entsprechend teurer sind. Der Auftragswert dürfte bei knapp einer Milliarde Euro liegen. „Darüber hinaus wird ein robustes Netzwerk von größeren deutschen Lieferanten in allen Bereichen der Konstellation integriert“, teilte die EU-Kommission mit.

Ziel ist es, 2029 die ersten Satelliten in den Orbit zu bringen. Ein Jahr später sollen die ersten Regierungsbehörden in der EU Iris2 nutzen können, später dann auch Privatpersonen. Andrius Kubilius, EU-Kommissar für Verteidigung und Weltraum, spricht von einer „beschleunigten Auslieferung von frühen Verteidigungs- und Sicherheitssystemen“ und sagt, dass Iris2 „früher als geplant“ fertiggestellt wird.

Bei der Vorstellung 2022 sollte Iris2 eigentlich spätestens 2027 in Betrieb gehen. 2024 visierte Kubilius die Aufbringung der ersten Satelliten 2030 an, jetzt soll es 2029 sein. Grund für die Eile ist laut einem Branchenexperten die Bundeswehr, die im sei-

Europa macht sich unabhängig

Das Programm Iris2 soll Europa eine souveräne, sichere und krisenfeste Satellitenkommunikation ermöglichen – unabhängig von nicht-europäischen Anbietern. Es ist Teil des EU-Programms für sichere Konnektivität 2023–2027

■ 330 LEO-Satelliten in niedriger Umlaufbahn für schnelle Verbindungen mit geringer Verzögerung

■ 18 MEO-Satelliten in mittlerer Umlaufbahn decken größere Gebiete ab

► Primäre Nutzer sind:

EU-Regierungen und Behörden
Militär und Verteidigung
Polizei und Grenzschutz
Feuerwehr und Rettungsdienste
Betreiber kritischer Infrastruktur

► Mögliche Anwendungen:

Sichere Regierungs- und Militärkommunikation
Krisen- und Katastrophenkommunikation
Kommunikation in abgelegenen Regionen
Zivile und militärische Drohnen
Telemedizin
Breitbandversorgung und kommerzielle Dienste
Unterstützung der europäischen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Handelsblatt • Quelle: EU-Kommission

ben Jahr ebenfalls eine Satellitenkonstellation für die Kommunikation in den Orbit bringen will, die sogenannte SatcomBW4. „Das hat für viel Bewegung bei der EU gesorgt“, sagt der Experte.

Airbus geht nicht ganz leer aus und baut für Iris2 66 sogenannte Mil-Ka-Satelliten für militärische Satellitenkommunikation. Die waren im Entwurf 2024 zunächst nicht vorgesehen. Auf Anfrage des Handelsblatts bestätigte Eutelsat, das im Konsortium von Iris2 für das LEO-Segment zuständig ist, den Auftrag an Airbus. Der Konzern hätte den Auftrag gut brauchen können: Die Satellitensparte ist ein Verlustbringer, eine Fusion mit der Satellitenproduktion von Thales Alenia aus Frankreich und Telespazio aus Italien soll helfen, die Probleme zu lösen.

Benoit Deper, Gründer und Chef von Aerospacelab, sagte in einer Mitteilung über den Auftrag, ohne Details oder Zahlen zu nennen: „Das zeigt nicht nur das Vertrauen in unsere Fähigkeiten, sondern ist auch ein wichtiges Signal an die ganze Branche: Neue Akteure können dazu beitragen, Europas Souveränität im Weltraum mitzugestalten – auf Augenhöhe mit etablierten Raumfahrtunternehmen.“

Die Gesamtkosten von Iris2 liegen mit 15,6 Milliarden Euro inzwischen sehr hoch. Bei der Vorstellung des Projekts 2022 wurden nur sechs Milliarden Euro veranschlagt. Anscheinend reichen aber auch die 15,6 Milliarden Euro nicht mehr. Hinzu kommen laut EU „nationale Investitionen, um besonderen zusätzlichen Bedarf zu decken“. Polen und Ungarn steuern fast 1,2 Milliarden Euro bei, Spanien will bis zu zwei Milliarden Euro investieren. „Weitere Beiträge der Mitgliedstaaten werden derzeit geprüft, wobei die entsprechenden Abkommen derzeit fertiggestellt werden“, heißt es von der EU.

Die Zahlen belegen, was das Handelsblatt bereits im Frühjahr 2024 berichtete. Der damalige Wirtschaftsminister Robert Habech schrieb einen Brandbrief an die EU, um sich über die „rezebitanten“ Kosten zu beschweren. Der Empfänger, der damals zuständige EU-Binnenmarktkommissar Thierry Breton, wies den Vorwurf in einem Antwortschreiben zurück: „Ich kann keinen politischen Druck akzeptieren.“

Die gestiegenen Kosten werden wohl vollständig vom europäischen Steuerzahler getragen. Deutschland steuert als größter Bruttoeinzahler der EU rein rechnerisch 2,1 Milliarden Euro der staatlichen Gesamtkosten bei, Frankreich käme auf rund 1,6 Milliarden Euro, Italien auf 1,1 Milliarden Euro.

Thema des Tages

Die Privatwirtschaft, vertreten durch das „Spacerise-Konsortium“ unter Führung von Eutelsat, Hispasat und SES, schultert insgesamt vier Milliarden Euro, so viel wie 2024 vorgesehen war.

Die höheren Kosten erklären sich auch durch eine veränderte technische Struktur und eine höhere Leistungsfähigkeit. Anfangs waren 170 Satelliten vorgesehen, 2024 lag die Zahl bei 290, jetzt bei 348. EU-Kommissar Kubilius sagt laut einer Pressemitteilung: „Diese verstärkte, schnellere Konstellation wird unseren Mitgliedstaaten, Notdiensten und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n die widerstandsfähige, autonome Konnektivität bieten, die sie jetzt und in den Krisen der Zukunft benötigen.“

Andreas Knopp, Professor für Informationsverarbeitung an der Universität der Bundeswehr München und Sprecher des Forschungszentrums Space, sagt: „Unsere Untersuchungen an der Universität der Bundeswehr zeigen: Bei prüfen Behörden und Organisationen mit Sicherheitsaufgaben ist das Interesse an sicherer Satellitenkommunikation klar vorhanden.“

Aerospacelab hat bislang 150 Millionen Euro an Risikokapital eingesammelt und hat 430 Mitarbeiter. Das Start-up hat erst eine Handvoll. Nordlitten und Sensoren für das belgische Militär und Unternehmen wie MDA Space aus Kanada in den Orbit gebracht. Die junge Firma liegt ehrgeizige Pläne. In den nächsten Monaten soll eine Fabrik in Belgien fertiggestellt werden, die 2027 bis zu 500 Satelliten mit einem Gewicht von bis zu einer Tonne jährlich herstellen kann. Ein Satellitenexperte, der sich aus beruflichen Gründen nicht zu einzelnen Unternehmen äußern kann, kommt angespelten der Kunden und Expertise von Aerospacelab zu dem Urteil: „Ein durchaus ernst zu nehmender Wettbewerber.“

Die Kosten für Iris2 wären ohne Aerospacelab wohl noch hoher ausgefallen. Vor einem Jahr sagte Firmenchef Deper einem Fachmagazin über Iris2: „Unser Angebot wird wahrscheinlich sehr deutlich preiswerter sein als das von Airbus.“ Die große Frage sei, so der Belgier damals, „ob der Abschlag das höhere Risiko, das mit uns verbunden wird, ausgleichen kann“.

Airbus wird von Partner Eutelsat aussortiert

Aerospacelab ist in einer sechsmonatigen „ersten Rendezvous-Phase“ ausgewählt worden. Dort prüften die EU, die Europäische Raumfahrtagentur (Esa) und die drei Konsortialführer alle bewerben in einer „ausführlichen technischen, industriellen, kommerziellen und finanziellen Begutachtung“, wie es von Eutelsat in einem Statement heißt. Der französische Satellitenbetreiber ist von der EU als einer der drei Konsortialführer von Iris2 eingesetzt worden und ist verantwortlich für das LEO-Segment der Satellitenkonstellation. Dabei habe Aerospacelab die „sätzlich Kombination“ geboten, was „Technologie, Kostenwettbewerbsfähigkeit und Lieferfähigkeit“ betreffe, teilte Eutelsat mit.

Diese Entscheidung ist bemerkenswert, auch weil Airbus eigentlich beste Beziehungen zu Eutelsat besitzt. Beide sind durch jahrzehntelange industrielle Partnerschaft und milliardenschwere Großprojekte in der Raumfahrt eng miteinander verbunden. So baut Airbus in Frankreich 440 Satelliten für die Oneweb-Konstellation von Eutelsat.

Ein Kenner der Szene sieht in dem Auftrag für ein Start-up ein geschicktes Manöver der EU. Lange pochte Deutschland auf mehr Beteiligung von Start-ups und kleineren Firmen, nun könne EU-Kommissar Kubilius auf Aerospacelab verweisen.

Was laut Experten jetzt wichtig wird, ist eine Zusammenarbeit von EU und Bundeswehr. Denn beide bauen eine große Satellitenkonstellation für Kommunikationszwecke auf: „Entscheidend ist, dass Iris2 komplementär zu SatcomBW4 der Bundeswehr ausgestaltet wird und beide Systeme sinnvoll zusammenspielen“, sagt Matthias Wachter, Bereichsleiter für Innovation, Sicherheit und Technologien beim BDI sowie Geschäftsführer der New Space Initiative. Das beschäftigt auch Knopp, einen der führenden Köpfe von SatcomBW4: „Es wäre hilfreich, wenn sich Iris2 bei Sicherheitsanforderungen, Schnittstellen und technologischen Standards an SatcomBW Stufe 4 orientieren würde.“ ◀

INTERNET AUS DEM ALL

Was kann Iris2?

Supersicher, schnell, multi-orbital: Die Satellitenkonstellation der EU ist ein technisch ambitioniertes Vorhaben.

Thomas Jahn Düsseldorf

Seit mehr als zwei Jahrzehnten arbeitet SpaceX an der Idee, Internet aus dem All anzubieten. Der Vorteil: Satelliten können überall in der Welt eine schnelle Verbindung herstellen. Die Signale können mit einer kurzen Verzögerung verarbeitet werden, wenn man die Satelliten auf einer niedrigen Erdumlaufbahn kreisen lässt.

Was sich einfach anhört, ist technisch enorm schwierig. Die Satelliten rasen mit einer Geschwindigkeit von mehr als 28.000 Kilometern pro Stunde um die Erde, sind teuer und müssen alle fünf bis sieben Jahre ausgewertheit werden. Frühe Anbieter wie Iridium oder Globalstar gingen bankrott.

Doch SpaceX-Gründer Elon Musk gelang das Vorhaben, das Satellitennetzwerk Starlink ist heute mit einem aktuellen Quartalsumsatz von 4,3 Milliarden Dollar die finanziell wichtigste Säule des Raumfahrt- und KI-Unternehmens. Grund für den Erfolg sind die hohe technische Expertise und die effizienten Raketen von SpaceX, die Satelliten vergleichsweise preiswert in den Orbit bringen können.

Jetzt will die EU mit Iris2 eine Alternative aufbauen. Die Abkürzung steht für „Infrastruktur für Resilienz, Interkonnektivität und Sicherheit durch Satelliten“ – hoch zwei.

Was ist die Vorgeschichte des Projekts?

Die ersten Entwürfe für Iris2 lassen sich bis 2020 zurückverfolgen. Konkret wurden die Pläne für die Satellitenkonstellation 2022 nach dem Angriff Russlands auf die Ukraine. Damals wurde klar, wie wichtig Starlink und mobile, sichere Kommunikation in jeder Ecke des Landes für die ukrainische Armee sind.

Vorangetrieben wurde Iris2 vor allem vom früheren EU-Rinnenkommissar Thierry Breton. Die Ideen und Pläne des Franzosen stießen aber in Deutschland auf Widerspruch, sie wurden als Arbeitsbeschaffungsmaßnahme für die französische Luft- und Raumfahrtindustrie betrachtet. Vor allem wurde

die fehlende Beteiligung von Start-ups und kleineren Firmen bennagelt.

Nach jahrelangen Verhandlungen über Finanzierung, Industriepartnerschaften und erhebliche Budgetsteigerungen auf fast 16 Milliarden Euro unterschrieb Andrius Kubilius. EU-Kommissar für Verteidigung und Weltraum, im August 2026 ein endgültiges Umsetzungsabkommen.

Was kann Iris2 leisten?

Die Versprechen der EU sind groß. Behörden, Streitkräfte und Geheimdienste sollen mit Iris2 hochgradig verschlüsselt kommunizieren und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überwachen können. Bei Naturkatastrophen oder Cyberangriffen sollen sich Rettungskräfte, Feuerwehr und Polizei damit austauschen.

Gleichzeitig soll Iris2 auch Unternehmen und Privatpersonen eine sichere und schnelle Internetverbindung ermöglichen. Die EU spricht von „mobiler Telemedizin“ und „Smart-Grid-Management“, also der Echtzeitkontrolle von intelligenten Energienetzen.

Technische Daten zur Leistungsfähigkeit von Iris2 sind aber bislang nicht veröffentlicht worden. Wenn es mit Starlink mithalten will, müsste es bis zu 300 Megabits pro Sekunde herunterladen können – mit einer Latenz von höchstens 40 bis 50 Millisekunden. Zwar können moderne, lokal gut ausgebaute 5G-Netze leistungsfähiger sein. Für eine Satellitenverbindung, die ohne Infrastruktur am Boden auskommt, sind diese Werte aber sehr schnell.

Iris2 wird aber nicht können, was Starlink vergericht: eine direkte Verbindung vom Handy zum Satelliten aufzubauen.

Wann und wie kann man Iris2 nutzen?

Iris2 soll 2030 den Betrieb aufnehmen: Erst steht es Behörden und Militärs zur Verfügung, dann Unternehmen und Privatpersonen.

Die EU stellt aber keine Empfangsanlagen bereit. Diese Terminals

nals müssen die Länder selbst bauen. Vor wenigen Wochen gab ein Konsortium mit den deutschen Firmen Technisat und Fritzl unter der Leitung von Silicon Austria Labs aus Österreich bekannt, ein Terminal für Iris2 entwickeln zu wollen. Das Terminal soll sich in der Größe und im Preis an dem von Starlink orientieren, das in Deutschland derzeit für 300 bis 400 Euro zu kaufen ist.

Welche Abdeckung hat Iris2?

Weltweit, auch wenn die EU-Konstellation mit 348 Satelliten deutlich weniger im Orbit hat als Starlink – das derzeit auf fast 11.000 aktive Satelliten kommt. Trotzdem erzielt Iris2 eine hohe Abdeckung. Starlink lässt alle Satelliten auf einer niedrigen Erdumlaufbahn (LEO) kreisen, also 400 bis 600 Kilometer Höhe. Die EU-Satelliten sollen mindestens doppelt so hoch platziert werden, was eine viel höhere Abdeckung ermöglicht.

Die Reichweite wird noch durch eine sogenannte Multi-Orbit-Architektur vergrößert: 18 Satelliten befinden sich auf einem mittleren Orbit (MEO) in einer Höhe von 8000 Kilometern, dazu kommen noch gesetzten Satelliten (SEO) auf 36.000 Kilometern. Die Multi-Orbit-Architektur hat laut Andreas Knopp, Professor für Informationsverarbeitung an der Universität der Bundeswehr München und Sprecher des Forschungszentrums Space, einige Vorteile: „Damit lassen sich die Satelliten nach Latenz, Kapazität, Reichweite, Verfügbarkeit und Mobilität orchestrieren – vom Schiff mit leistungsfähigem Terminal bis zum hochmobilen Einsatzfahrzeug.“

Die Satelliten in einer Umlaufbahn müssten nicht sämtliche Anforderungen zugleich erfüllen. Jedes Segment könne gezielt dort eingesetzt werden, wo es seine Stärken besitzt.

Was sind die Herausforderungen?

Die Multi-Orbit-Architektur ist theoretisch ein gutes Konzept, aber nicht so leicht von den Konsortialführern Eutelsat, Hispasat und SES umzusetzen. Ein nahtloser Übergang und Austausch der Signale in den Orbits ist schwierig. Problematisch ist besonders, dass militärische, andere behördliche und kommerzielle Anwendungen gleichzeitig laufen sollen. „Die möglicherweise anspruchsvollen Aufgabe liegt meines Erachtens im Betrieb“, sagt Knopp. Es brauche eine konsequente Trennung der Sicherheitsdomänen, klare Regeln für die Priorisierung im Krisenfall und eine durchgängige Akkreditierung – von der Leitstelle bis zum Terminal. „Gelingt diese Betriebsarchektur, könnte gerade der Dual-Use-Ansatz zu einem echten Resilienzvorteil Europas werden“, sagt Knopp. ◀

Politik

In der Koalition bahnt sich nach dem Streit über die Steuerreform der nächste Ärger an. Teile der Unions-Bundestagsfraktion sehen die hohe Neuverschuldung zunehmend kritisch – und wollen den bereits beschlossenen Haushalt im parlamentarischen Verfahren verändern.

„Wir müssen jetzt darüber sprechen, wie eine nachhaltige und tragfähige Struktur der Bundesfinanzien in den 2030er-Jahren, nach Auslaufen des Sondervermögens Infrastruktur und als Exitstrategie aus der Bereichsausnahme, aussehen soll“, sagte Unions-Haushaltspolitiker Yannick Bury dem Handelsblatt. Der Weg dahin werde mehrere Jahre dauern. Umso wichtiger sei es, jetzt mit den Gesprächen zu beginnen. „Darum müssen wir aus meiner Sicht im parlamentarischen Verfahren auch noch mal über Grundzüge des Haushalts und der Finanzplanung sprechen“, forderte Bury.

Bury ist mit dieser Position in der Unionsfraktion nicht allein. Ein Abgeordneter spricht vom „nächsten Glaubwürdigkeitsschlag“ für die Union, würde sie den Haushalt einfach so durchwinken. „Keine Steuerentlastungen und dann Rekordschulden machen, das geht nicht“, so der Abgeordnete. Der 2027er-Etat wäre der dritte Haushalt der Bundesregierung, in dem dann keine Konsolidierung angelegt sei. „Wenn wir das mitmachen, kriegt die Union ein Glaubwürdigkeitsproblem.“

Als Bury in der Fraktionssitzung vor der Sommerpause die hohe Verschuldung kritisierte und einen Kurswechsel forderte, erntete er dafür laut Teilnehmern auffällig lauten Applaus. 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soll die Forderungen Burys damals unterstützt haben. Genau das alarmiert da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Wir sehen mit Sorge, was sich da in der Union gerade zusammenbraut“, heißt es im Ministerium.

Im September wird der Haushalt 2027 im Bundestag beraten. Größere Änderungen am Etat sind im parlamentarischen Verfahren umblich. In der sogenannten Bereinigungssitzung legen zwar die Haushaltspolitiker im Bundestag letzte Hand an den Etat, schieben noch ein paar Mittel hin und her. Festgezwart wird der Etat aber in der Haushaltsaufstellung zwischen Finanzministerium und den anderen Ressorts im Frühjahr und Sommer, und diese Aufstellung ist bereits durch. Anfang Juli hat der Etatentwurf das Bundeskabinett passiert.

Über 80 Milliarden Euro Zinsausgaben

Der Haushaltsentwurf von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sieht im nächsten Jahr eine Neuverschuldung von knapp über 200 Milliarden Euro vor. Auch bis Ende des Jahrzehnts soll die Neuverschuldung sich jährlich in dieser Größenordnung bewegen. In nur fünf Jahren macht der Bund damit über eine Billion Euro neue Schulden. Das hat es so in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noch nicht gegeben.

Grund dafür ist die Reform der Schuldenbremse. Nach der Bundestagswahl hatten sich Union und SPD im Frühjahr 2025 darauf verständigt, für Verteidigungsausgaben unbegrenzt Schulden aufnehmen zu können, um Russland abzuschrecken. Zudem schuf die Bundesregierung ein 500 Milliarden Euro schweres „Sondervermögen“ für Infrastruktur, das ebenfalls über Schulden finanziert ist.

Friedrich Merz: Der Kanzler soll die Forderungen von Yannick Bury vor der Sommerpause unterstützt haben.
Corinna Westermann: Die langjährige Leiterin der Haushaltsabteilung im Finanzministerium musste ihren Posten räumen.

Zugleich haben die hohen Schulden bislang nicht die erhoffte Wirkung gebracht, die Investitionsmittel fließen spärlich ab und schieben das Wachstum nicht so stark an wie erhofft. Regierungsvertreter sorgen sich deshalb schon um Deutschlands Kreditwürdigkeit. Sie fürchten, Ratingagenturen könnten die Bundesrepublik herabstufen und ihr das Toprating „AAA“ entziehen, wie das Handelsblatt berichtete.

Wenig Begeisterung ruft in der Unionsfraktion auch eine Personalie hervor. Die langjährige Leiterin der Haushaltsabteilung im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Corinna Westermann, wurde durch Torge Christiansen ersetzt, der aus der SPD-Fraktion ins Finanzministerium wechselte. Westermann hatte die hohe Verschuldung ebenfalls kritisch gesehen und das intern geäußert. Christiansen wird in der Union dagegen als linientreuer Beamter eingeschätzt, der den Kurs von Minister Klingbeil ohne Murren mittage.

In Klingbeils Haus heißt es, Westermann sei nicht mehr so motiviert gewesen wie früher und inzwischen auch 61 Jahre alt. Mit dem ohnehin geplanten Wechsel Christiansen habe man „zwei Fliegen mit einer Klappe geschlagen“. Ursprünglich sollte Christiansen Unterabteilungsleiter werden, jetzt rückt er direkt zum Abteilungsleiter auf.

In der Union führt all das zu Verdruss. Herrschte Anfang Juli nach der Verständigung über das Reformpaket Erleichterung vor, dammert den Unionsabgeordneten, dass sowohl die Steuerentlastungen nicht so groß ausfallen wie erhofft und als auch im 2027er-Etat, der ebenfalls Anfang Juli beschlossen wurde, nicht gespart wird wie gewünscht. Unionspolitiker wollen deshalb Änderungen am Haushalt. So durchforsten Abgeordnete den Etat derzeit nach Einsparmöglichkeiten, um im

Politik

parlamentarischen Verfahren wenigstens inflationsbedingte Steuererhöhungen in vollem Umfang auszugleichen, die Anfang 2027 greifen. Erwogen wird etwa, den Handwerkerbonus zu streichen statt wie geplant zu reduzieren.

In der SPD trifft das auf wenig Verständnis. So sei die Abschaffung des Handwerkerbonus in den Verhandlungen zum Reformpaket doch gerade am Widerstand der CSU gescheitert, wie auch andere Ideen für Subventionsabbau, heißt es dort.

Expertenkommission ist gescheitert

Für noch abenteuerlicher hält man im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die Idee, im parlamentarischen Verfahren Wege zu ergründen, wie Infrastruktur-Investitionen und Verteidigungsausgaben wieder stärker aus den regulären Einnahmen bestritten werden können. Diese Fragen hätten in den anstehenden Haushaltsberatungen im Bundestag nichts verloren. Die SPD verweist stattdessen auf die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eingesetzte Kommission zur Reform der Schuldenbremse. Sie habe den Auftrag, Vorschläge vorzulegen, wie die Verteidigungsausgaben finanziert und Infrastrukturinvestitionen nach Auslaufen des Sondervermögens bestritten werden können.

Allerdings hat sich die Kommission nicht auf einen gemeinsamen Vorschlag einigen können. Am Mittwoch traf sie sich zum letzten Mal. Ursprünglich wollte sie am kommenden Mittwoch ihre Vorschläge dem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übergeben. Doch die Übergabe versiegert sich erneut, die Kommission brauche noch etwas Zeit, heißt es aus Kommissionskreisen.

Klar ist, dass die Kommission der Koalition drei verschiedene Vorschläge vorlegen will, die nicht miteinander vereinbar sind. Die SPD drängt auf eine Reform, wie sie von den SPD-Vertreter in der Kommission vorgeschlagen wird. Danach soll die Ausnahme für Verteidigungsausgaben schrittweise zurückgefahren werden und Infrastrukturinvestitionen künftig von der Schuldenbremse ausgenommen sein.

Die Union ist allerdings strikt dagegen. „Der schludrige Umgang des Finanzministers mit dem Sondervermögen zeigt doch, dass wir der SPD keinen Millimeter entgegenkommen und keine neuen Ausnahmen schaffen dürfen“, sagt ein Unionsabgeordneter. Wirtschaftsinstitute werfen der Bundesregierung vor, das Sondervermögen zu nutzen, um in der Haushaltspolitik zu tricken und Wallenregerchen einzulösen, statt wie vorgesehen zusätzliche Mittel zu investieren.

Das Finanzministerium ist zuversichtlich, trotz des Scheiterns der Expertenkommission eine Reform der Schuldenbremse hinzubekommen. „Am Ende ist das eine politische Frage“, heißt es aus der SPD. „Und die Union hat ja auch noch ihre Spezialinteressen.“ Damit spielt der SPD-Vertreter auf eine politische Verknüpfung von Schuldenbremsenreform und Wahlrechtseform an, auf die sich die Koalition verständigt hatte.

Unionsvertreter haben eine Reform der Schuldenbremse dagegen für hinfällig und wollen deshalb im parlamentarischen Verfahren grundsätzlich über den Haushalt sprechen. Aber auch unter Haushaltspolitikern der Union gibt es Stimmen, die das für zu spät halten. „Wenn, dann hätte das Kanzleramt diese Fragen in der Haushaltsabdichtung klaren müssen“, sagt einer.

Es sei zwar nachvollziehbar, dass es in der Union Frust gebe. Die Sollbruchstelle für die Koalition sieht der Haushaltspolitiker aber nicht bei Finanzen und Haushalt. Stattdessen hänge alles an den Landtagswahlen im September. Gewinne die AfD in Sachsen-Anhalt die absolute Mehrheit, müsse Merz womöglich die Vertrauensfrage stellen.

STEUERSTREIT IN BERLIN

Union kämpft gegen Steuererhöhungen, die sie zuvor mitgetragen hat

Steuererhöhungen für Vereine und Belegschaftsrabatte will die Union stoppen, weil das so nicht vereinbart worden sei. Dem Handelsblatt liegen interne E-Mails vor, die das Gegenteil belegen.

Martin Greive Berlin

Die Steuerpolitik schlägt in der Sommerpause hohe Wellen. Seit Tagen streiten Union und SPD über ein eigentlich unscheinbares Steuergesetz, in dem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die Beschlüsse der Koalition von Anfang Juli umsetzt. Das Gesetz sah Steuererleichterungen bei der Einkommensteuer vor und zugleich kleinere Steuererhöhungen zur Gegenfinanzierung. So wollte Klingbeil etwa den Steuerfreibetrag für Vereine senken und den für Belegschaftsrabatte streichen.

Seit Tagen mobilisiert allerdings die Union gegen Klingbeils Pläne. Zuerst monierte sie, die Entlastungen fielen zu klein aus. Dann nahm sie den zweiten Teil von Klingbeils Gesetz ins Visier: Die kleineren Steuererhöhungen stünden nicht im Einklang mit den Zielen der Koalition und seien gar nicht final beschlossen worden, heißt es aus der Union.

Interne Mails zwischen Kanzleramt und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die dem Handelsblatt vorliegen, sowie weitere Recherchen, wie die Steuerreform hinter den Kulissen ausverhandelt wurde, zeigen aber ein anderes Bild: Danach hat die Union all den Steuererhöhungen zugestimmt. Und das offensichtlich sogar zweimal.

So heißt es in einer Mail des Bundeskanzleramts an da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mit dem Betreff „Unterlagen Austausch Haushalt“ vom 10. April: „Aus unserer Sicht sind in der Tabelle ‚Subventionen‘ Nr. 15 und Nr. 17 auch geeint.“

Beigefügt ist der Mail eine Liste mit dem „Abbau von steuerlichen Subventionen/Steuervergünstigungen“. Unter „Nr. 15“ und „Nr. 17“ finden sich die Absenkung des Freibetrags für Vereine, gegen die die Union nun mobilisiert hat, sowie die Änderung des Freibetrags für Gewinne aus Betriebsveräußerungen, die ebenfalls in Klingbeils Gesetz steht. Bei all diesen Änderungen geht es nur um kleine Summen. Der niedrigere Freibetrag für Vereine hätte dem Bund etwa 14 Millionen Euro mehr gebracht. In Summe belaufen sich alle jetzt diskutierten Maßnahmen zur Gegenfinanzierung der Steuerentlastungen auf gerade mal 300 Millionen Euro.

Doch politisch geht es längst um mehr. Nachdem im Juli nach der Verständigung auf das Reformpaket zunächst Erleichterung vorherrschte, dämmert Unionsabgeordneten allmählich, wie klein die Entlastungen bei der Einkommensteuer tatsächlich ausfallen – gerade gemessen an den eigenen Versprechen, die Steuern spürbar zu senken. Die Steuererhöhungen für Vereine und auf Belegschaftsrabatte wiederum bieten aus Unionssicht Verhetzungspotenzial. Wenn der Eindruck entsteht, die Koalition wolle Ehrenamflern in die Tasche greifen, wäre das vor den drei Landtagswahlen im September in Sachsen-Anhalt, Berlin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verheerend.

Der Streit über die Steuerreform ist daher kein Zufall. Die Union hat kurz vor den Wahlen ein Schwurzer Peter-Spiel begonnen: Wer ist schuld daran, dass die Bürger so wenig entlastet werden? Die Steuererhöhung für Vereine hat die Union so schon erfolgreich gestoppt. Nach öffentlichem Protest sammelte Klingbeil die Maßnahme am Montag wieder ein, auch wenn nach seinen Angaben der typische gemeinnützige Verein gar nicht betroffen gewesen wäre. Doch den absehbaren Ärger wollte sich Klingbeil für die kleine Summe offenbar nicht antun. Aber die Union macht weiter und will nun auch die geplanten Änderungen bei den Belegschaftsrabatten wieder loswerden.

Supermärkte etwa gewähren ihren Mitarbeitern solche Rabatte, genau wie Mietwagenanbieter. Die wirklich großen steuerlichen Vorteile entstehen dort, wo die Beschäftigten Autos, Flugtickets oder Immobilienkredite vergünstigt erhalten. Dort kann der Steuervorteil Tausende Euro betragen. Wenn Klingbeil den steuerlichen Freibetrag für Belegschaftsrabatte nun abschaffen wolle, käme das einer „verdeckten Gehaltskürzung gleich“, sagt CDU-Finanzpolitiker Fritz Güntzler.

In der SPD ist man fassungslos. Die Union habe all diesen Maßnahmen doch zugestimmt, heißt es dort. Und das mehrfach. Entweder rede die Unionsspitze nicht mit den eigenen Leuten. Oder die Union wolle in einer konzertierten Aktion die Unzufriedenheit über ihr eigenes Verhandlungs-

geschick der SPD in die Schule schieben. „Vielleicht sollten die mal mit ihrem Kanzler reden“, sagt ein SPD-Politiker versigert. „Der hat doch für die Union verhandelt.“

In ihren Gesprächen zum Reformpaket verhandelten Union und SPD monatelang über eine Steuerreform und deren Gegenfinanzierung. Doch beide Seiten verhalten sich eine komplette Streichung des Handwerkerbonus etwa verhandelte CSU-Chef Markus Söder. Auch die steuerliche Absetzbarkeit der Putzfrau sollte wegfallen, hier soll sich die Union ebenfalls gesperrt haben. Das Dienstwagenprivileg wollte die SPD zuerst ebenfalls schleifen. Als die Autobauer aber immer weiter in die Krise rutschten, nahmen Union wie SPD davon Abstand.

Verständigt hatten sich beide Seiten nur auf eine kleine Abbauliste, die „300-Millionen Liste“, wie sie intern genannt wurde – und auf der die Maßnahmen standen, die sich in Klingbeils Gesetz wiederfinden. Das erste Mal sei diese Liste in der legendären Koalitionsausschussssitzung am 12. April in der Villa Borsig beschlossen worden, heißt es in Koalitionskreisen. Auf viel habe man sich damals bekanntlich nicht einigen können, auf diese Liste aber schon, heißt es weiter. Dafür spricht auch die Mail vom 10. April aus dem Kanzleramt, die von einer „Einigung“ spricht.

Am 23. Juni habe es im Kanzleramt den Insidern zufolge ein weiteres Treffen gegeben, das die Koalitionsausschuss-

Lars Klingbeil: Die Steuererhöhung für Vereine nahm der Finanzminister wieder zurück.

sitzung Anfang Juli vorbereitete. Für die Union nahmen damals Kanzler Friedrich Merz, der damalige Kanzleramtschef Thorsten Frei, der damalige Fraktionschef Jens Spahn und 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ehnluft teil. Für die SPD waren unter anderem Finanzminister Klingbeil und dessen Staatssekretär Björn Böhring dabei. Dort sei die Liste dann nochmals beschlossen worden, heißt es in der Koalition. Deshalb habe sich das SPD-gebührte Finanzministerium auch nichts dabei gedacht, die Maßnahmen in das Steuergesetz zur Einkommensteuer hineinzuschreiben. Denn beide Teile, Entlastungen wie Gegenfinanzierung, seien politisch miteinander verknüpft gewesen. Dies sei auch verwaltungstechnisch einfacher umsetzbar, als wenn zwei Gesetze auf den Weg gebracht worden wären.

Dass die Union die Beschlüsse nun offenbar wieder verhandeln will und infrage stellt, dass diese überhaupt beschlossen worden seien, wertet man in der SPD als „großes Foutspiel“. Klingbeil soll seinen Unmut auch gegenüber Kanzler Merz in einem Gespräch geäußert haben. Das Kanzleramt solle versichert haben, hinter den Maßnahmen zu stehen, heißt es. Doch Unionsabgeordnete zeigen sich davon unbeeindruckt: Erst am Freitag stellte Güntzler die Änderung für Belegschaftsrabatte infrage.

„Vertrauensblägend ist das Gebaren der Union mit Sicherheit nicht“, sagt ein SPD-Politiker. Die Union habe noch immer nicht verstanden, wer der wahre Gegner sei. Der steuerliche Streit innerhalb der Koalition nütze doch niemandem etwas, auch nicht der Union – sondern nur der AfD.

Politik

NIEDRIGWASSER

Rekordtief am Rhein

Niedrigwasser in Rhein und Donau setzt die Lieferketten unter Druck. Die SPD-Bundesminister dringen auf eine Grundgesetz-Änderung.

J. Fokuhl, J. Olk Berlin

Die Lage an Deutschlands Wasserstraßen hat sich am Wochenende weiter zugespitzt. Am Pegel Kaub, der Schlüsselstelle der Rheinschifffahrt, fiel der Wasserstand zeitweise in den einstelligen Bereich. Die Bundesanstalt für Gewässerkunde wies für Samstag sechs bis zehn Zentimeter aus, für Sonntag rund acht Zentimeter. Der bisherige Rekord aus dem Dürrejahr 2018 lag bei 25 Zentimetern. In der kommenden Woche dürfte die Lage angespannt bleiben, auch wenn die Pegel leicht steigen sollen.

Verkehrsminister Bilger: Zwei Krisensitzungen wegen des Niedrigwassers.

Verkehrsminister Steffen Bilger (CDU) ist seit knapp drei Wochen im Amt und hat bereits zweimal Krisensitzungen zum Niedrigwasser einberufen: zunächst ein Spitzengespräch mit Branche und Verbänden in Bonn, dann am Mittwoch eine Schaltkonferenz mit den Länderverkehrsministern.

Derweil fordern SPD-Minister der Bundesregierung ein Aktionsprogramm gegen die Folgen von Hitzewellen. Erforderlich sei zudem, den Klimaschutz auch im Grundgesetz zu verankern, heißt es in einem gemeinsamen Schreiben der Minister, wie das Nachrichtenmagazin „Spiegel“ am Sonntag berichtete.

Einem entsprechenden Vorstoß von Bundesumweltminister Carsten Schneider (SPD) schlossen sich demnach vier weitere sozialdemokratische Kabinettmitglieder an, darunter Vizekanzler und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Die SPD-Bundestagsfraktion stellte sich hinter das Vorhaben.

Die Mittelstande- und Wirtschaftsunion (MIT) fordert zudem kurzfristige Maßnahmen als Reaktion auf das Niedrigwasser. In einem Beschlusspapier, das dem Handelsblatt exklusiv vorliegt, beschreibt die MIT die Situation der Binnenschifffahrt als „prekär“, vor allem am Rhein. Der CDU-Wirtschaftsflügel fordert deshalb die bundesweite Aufhebung des Sonntagsfahrverbots für Lkw sowie einen einheitlichen Kriseninterventionsplan für ganz Deutschland, der bei Niedrigwasser, Naturkatastrophen oder Infrastrukturausfällen automatisch greift.

BYD-E-Autos warten auf den Export: Zwei der drei meistverkauften Modelle in der EU stammen von dem chinesischen Hersteller.

HANDELSPOLITIK

Deutsche Autoindustrie prüft härteren Kurs gegen China

Der Automobilverband wehrte sich lange gegen ein konfrontativeres Vorgehen gegenüber der Volksrepublik. Nach Handelsblatt-Informationen könnte sich das nun ändern – und die Blockade in der Bundesregierung lösen.

Lazar Backovic, Julian Olk Düsseldorf, Berlin

Angesichts wachsender Konkurrenz aus China erwägt die deutsche Autoindustrie offenbar eine härtere handelspolitische Linie gegenüber Peking. So überprüft der Verband der Automobilindustrie (VDA) nach eigenen Angaben seine bisherige Position.

„Mit Blick auf China und die aktuellen Herausforderungen beobachten wir die Entwicklungen und analysieren auf Grundlage von Zahlen, Daten, Fakten sowie entsprechenden Folgeabschätzungen, inwiefern Anpassungen unserer Positionen erforderlich sind oder nicht“, sagte eine VDA-Sprecherin dem Handelsblatt. Weiter heißt es: Der Verband setze sich für „freien und fairen Handel“ ein. Es liegt aber auch „an China, mit konstruktiven Vorschlägen auf Europa zuzugehen und wettbewerbsverzerrendes Verhalten konsequent und schnell zu stoppen“.

Damit deutet sich in der deutschen Autoindustrie ein Kurswechsel an. Jahrelang gehörte der Sektor zu den entschiedenen Gegnern zusätzlicher Handelsbarrieren gegen China. Die Hersteller warnten vor einer Eskalation und Gegenmaßnahmen Pekings. Statt neuer Zölle forderte der VDA vor allem bessere Standortbedingungen in Europa. Diese Forderungen gelten weiter, doch der Ton gegenüber China wird rauer.

47,2

Prozent aller neu zugelassenen Flug-in-Hybride in der EU entfalten im zweiten Quartal auf chinesische Marken.

Quelle: Databank

VDA-Chefin Hildegard Müller: Verband prüft Chinakurs.

Politik

VW-Konzernchef Oliver Blume hatte vergangenen Monat gefordert, die bestehenden EU-Ausgleichsauflie auf batterieelektrische Fahrzeuge aus China auch auf Plug-in-Hybride auszuweiten. Für diese gelten die zusätzlichen Abgaben bislang nicht. Die Politik müsse „anstehende Entscheidungen beschleunigen, etwa bei Plug-in-Hybriden und der Made-in-Europe-Strategie“. Das sei „eine klare Erwartung“ die er „als führender Industrievertreter“ habe, sagte der Automanager.

Der VW-Chef argumentiert, China exportierte seine Überkapazitäten angesichts der schwächeren Nachfrage im Land nach Europa – dadurch entstünden Wettbewerbsverzerrungen zulasten hiesiger Hersteller. Der Volkswagen-Konzern ist das größte und mächtigste Mitglied im VDA.

Industrievertreter warnen schon länger, dass sich die Lage bei den Experten aus China rasant verschärfe. Allein im zweiten Quartal entfalten bereits 47,2 Prozent aller neu zugelassenen Plug-in-Hybride in der EU auf chinesische Marken – ein Rekordwert.

Zwei der drei meistverkauften Modells stammen inzwischen von BYD, dem größten chinesischen Autohersteller. Der lange führende Volkswagen-SUV Tiguan fiel auf Rang drei zurück, zeigen Daten des Dienstleisters Dataforce.

Nach Informationen des Handelsblattes wird in Industriebesitzungen zu dem geprüft, ob mögliche neue Schutzmaßnahmen auch andere Hybridantriebe erfassen könnten. Hintergrund ist die Sorge, dass nach einer Regelung für Plug-in-Hybride „direkt das nächste Schlapffoch“ entstehen könnte, warnt ein Industrievertreter.

Betroffen sein könnten etwa Voll- oder Mildhybride chinesischer Hersteller. Der zum chinesischen SAIC-Konzern gehörende Hersteller MG verkauft in Europa beispielsweise den MG3 Hybrid – einen Vollhybriden ohne externe Lademöglichkeit. Ob solche Fahrzeuge tatsächlich in mögliche Maßnahmen einbezogen werden, ist allerdings offen. Innerhalb der Industrie werden entsprechende Optionen derzeit diskutiert.

Insgesamt ist der Marktanteil chinesischer Wettbewerber in Europa – Länder wie Großbritannien, Norwegen und die Schweiz mit eingerechnet – über alle Antriebsstränge von 0,5 Prozent im Jahr 2021 auf inzwischen knapp zehn Prozent gestiegen. Der Großteil davon entfällt auf die Marken von BYD, Chevy und dem VW-Partner SAIC, der in Europa über die Marke MG sehr stark vertreten ist.

Die Bewegungen in der Automobilindustrie werden in Berlin genau beobachtet.

Die Bundesregierung arbeitet derzeit an einer Positionierung im Umgang mit China, liegt aber noch weit auseinander. Sollte der VDA auf die Seite derer wechseln, die eine harte Antwort gegenüber China fordern, dürfte das auch für Dynamik in der Regierung sorgen – nicht nur für den Automobilsektor, sondern für die gesamte Chinapolitik. Viele weitere Branchen machen Druck, Überkapazitäten und Subventionen aus der Volksrepublik etwas entgegenzusetzen, etwa die Stahl- und Maschinenbauindustrie.

Die kommenden Wochen dürften dafür entscheidend werden. Sollte Deutschland den Kurs verschärfen und somit der Chinakritischen Position Frankreichs folgen, dürfte die EU zeitnah deutlich härtere Maßnahmen gegenüber China auf den Weg bringen.

Anfang September kommt EU Handelskommissar Maros Sefovic mit China Handelsminister Wang Wentao in Peking zusammen. Am 16. September folgt die Rede von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zur Lage der Union. Erwartet wird, dass von der Leyen dann schon härtere Töne gegenüber China anschlägt.

Im Oktober soll es dann konkret werden. Dann läuft die Prüffrist ab, die die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bei einem EU-Gipfel im Juni ausgegeben hatten, um konkrete Handelsschutzmaßnahmen gegen China vorzubereiten. Neben Frankreich wollen mehrere weitere Staaten einen härteren Umgang, inklusive Androhungen von Zöllen, möglicherweise pauschal für ganze Sektoren. Diese könnten schneller Wirkung zeigen als klassische Anti-Dumping- oder Anti-Subventionsverfahren.

Bundesregierung driftet auseinander

Ob die Bundesregierung dabei einen härteren Kurs unterstützt, ist noch unklar. In Berlin gehen die Meinungen weit auseinander. Die SPD-Vertreter in der Regierung fordern seit geraumer Zeit einen stärkeren Schutz gegenüber chinesischen Wettbewerbern.

Auf der anderen Seite steht das Wirtschaftsministerium von Katherine Reiche (CDU). Reiche warnt inzwischen auch vor unfaulig Wettbewerb durch die chinesische Konkurrenz. Doch sie fürchtet weiterhin Vergebungsaktionen Pekings, heißt es aus ihrem Umfeld.

Vor allem im Rohstoffbereich ist Deutschland weiter hochgradig abhängig von chinesischen Lieferungen. Reiche argumentiert zudem damit, dass die chinesische Exportwirtschaft auch nicht auf den wichtigen Absetzmarkt in Fernost verzichten kann. Sie plädiert regierungsintern dafür, Zeit zu gewinnen, um Abhängigkeit zu abzubauen, bevor eine harte Antwort in Richtung Peking erfolgen kann.

Pirerdrich Merz (CDU) wiederum steht zwischen den Stühlen. Der Kanzler hat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seine Position klar verändert und immer wieder betont, auch öffentlich, dass die chinesische Währung deutlich unterbewertet und das ein Problem für die europäische Wirtschaft sei.

Der Bundeskanzler sagte im Anschluss an den EU-Gipfel im Juni, Europa müsse sich als größter Binnenmarkt der Welt besser vor „marktverzerrenden Praktiken und Ungleichgewichten“ schützen. Es herrsche Einigkeit, dass Europa nicht mehr jahrelang auf Gegenmaßnahmen warten können.

Das Kanzleramt will eine härtere Antwort auf die chinesischen Praktiken. Doch während die Außenpolitik im Kanzleramt dafür plädieren, gleich mit neuen Handelsschutzinstrumenten zurückzuschlagen, warnen die Wirtschaftspolitik und wollen erst einmal nur damit drohen.

Sollte sich der deutsche Automobilsektor nun bewegen, würde auch dem Kanzler die Antwort leichter fallen – und schon im Oktober könnte die EU mit einer bedeutend härteren Chinapolitik aufwarten, inklusive der Maßnahmen, die damit verbunden wären. ◀

BEYOND THE OBVIOUS

Jetzt kommt die zweite Rechnung

Die Inflation kippt von den Vermögenswerten in den Alltag – und Deutschland droht das Schlechteste aus zwei Welten.

Daniel Stieler

ist Gründer des auf Strategie und Makroökonomie spezialisierten Diskussionsforums beyond the obvious. zeden Sonntag geht sein Podcast online. handelsblatt.com/audio/bte

Im ersten Quartal 2026 sind die Preise für das Vermögen deutscher Haushalte gegenüber dem Vorjahr um 2,6 Prozent gestiegen. Das klingt unspektakulär, ist es aber nicht. Die Entwicklung der Vermögen wird regelmäßig durch das Fussbach von Storch Research Institute untersucht. Der sogenannte Vermögenspreisindex misst, wie sich die Preise für das ändern, was die Haushalte besitzen: Immobilien, Aktien, Anleihen, Betriebsvermögen. Immobilien stellen mit einem Anteil von 65 Prozent den größten Vermögensposten der Deutschen.

Die Vermögenspreise in Deutschland haben seit 2005 um 75 Prozent zugelegt, während die Reallöhne nur um 15 Prozent gestiegen sind. Die Preise für Immobilien in den Metropolen haben sich teils verdoppelt, Aktien in den USA versuchs bis versieben. Auch die offizielle Inflation lag trotz des Inflationsschubs in Folge der Coronakrise unter der Preissteigerungsrate für Vermögenswerte.

Dieser Anstieg wurde nie als das bezeichnet, was er ist, nämlich eine Vermögenspreisinflation. Sie floss nicht in die Statistiken der Notenbanken ein, sie taucht in keinem Wahlprogramm auf. Wer eine Immobilie besitzt, spricht von „Wertzuwachs“, nicht von Inflation. Wer keine besitzt, der verlor real Kaufkraft und wusste nicht, warum. Es war die stille Umverteilung der letzten zwei Dekaden.

Und jetzt verdoppelt sich das Problem für Deutschland. Denn anders als in Skandinavien, in den USA oder in Südeuropa hat die Breite der Bevölkerung von dieser Vermögenspreisinflation kaum profitiert. Die Wohneigentumsquote liegt bei rund 40 Prozent – eine der niedrigsten Europas. Die Aktienquote am Bruttovermögen ist in den letzten Jahren zwar gestiegen und liegt bei 20 Prozent, aber immer noch weit unter den Werten in Großbritannien und den USA. Der typische deutsche Haushalt hält Geld auf dem Girokonto, im Tagungsfall, in Lebensversicherungen und Bausparverträgen. In allem, was von Vermögenspreisinflation nicht profitiert hat.

Die entscheidende Wende zeigt der Blick auf die Gegenwart. Die Ökonomer Charles Goodhart und Manoj

Pradhan haben schon 2020 dargelegt, was jetzt sichtbar wird: Die beiden deflationären Angebotschecks der letzten Jahrzehnte – der Eintritt Chinas und Osteuropas in den Welthandel und die massive Zunahme weiblicher Erwerbstätigkeit – sind ausgelaufen. Sie erlaubten es den Notenbanken über Jahrzehnte, eine zu lockere Geldpolitik zu betreiben, ein wesentlicher Faktor für die Inflation bei den Vermögenswerten. Die positiven Wirkungen der Demografie blühen sich jetzt um. Löhne, Rohstoffe und Dienstleistungen werden strukturell teurer. Die Inflation kommt damit von der Vermögens- auf die Realsche.

Für die Deutschen bedeutet das ökonomisch das Schlechteste aus zwei Welten. Die Vermögenspreisinflation, an der sie kaum partizipiert haben, verliert an Kraft – Immobilienpreise stagnieren oder korrigieren, weil höhere Zinsen die Bewertung drücken. Zugleich trifft die zurückkehrende Verbraucherpreisinflation die deutschen Sparformen mit voller Wucht. Wer sein Vermögen als verzinsliche Forderung hält, verliert jetzt nicht mehr (nur) gegenüber den anderen Vermögenswerten, es droht eine weitaus deutliche Entwertung der Kaufkraft. Vor allem dann,

wenn die Zinsen künstlich unter der Inflationsrate gehalten werden. Und genau das wird passieren. Die gegenwärtige Präsidentin der EZB, Christine Lagarde, und auch ihre Nachfolger werden die Finanzierung der hochverschuldeten Euro-Staaten nicht durch hohe Zinsen gefährden.

Die politische Antwort darauf lautet nicht Vermögenssteuer und nicht Umverteilung des Bestands. Wer heute für höhere Substanzsteuern понимать, kommt 15 Jahre zu spät und wählt das falsche Werkzeug. Die richtige Antwort heißt Vermögensbildung: eine echte Aktiennote, die private Vermögensbildung der breiten Mitte fördert. Ein Immobilienerwerb, der durch niedrigere Erwerbsnebenkosten unterstützt statt durch Grundverwertsteuer bestraft wird. Eine steuerliche Behandlung von Aktiengewinnen, die Langfristanlage tatsächlich belohnt. Und ein Bildungssystem, das ökonomische Grundkenntnisse vermittelt, damit private Vorsorge überhaupt eine Chance hat.

Und die Notenbanken? Sie sollten endlich anerkennen, dass Vermögenspreisinflation eine Form der Preisinstabilität ist. Solange nur der Warenkorb zählt, wiederholt sich das Muster im nächsten Zinszyklus. Wer nichts hat, verliert. Wer viel hat, gewisser weiter. Die Debatte über soziale Kohäsion beginnt hier, nicht bei der Erbschaftsteuer. ◀

Politik

Herr Steinberg, nach seiner ersten Amtszeit war Donald Trump stolz auf die Abraham Accords – die von den USA vermittelte diplomatische Annäherung der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Bahrains und Marokkos an Israel. Für die zweite Amtszeit waren seine Ziele ambitioniert: am liebsten ein Regimewechsel im Iran, diplomatische Beziehungen zwischen Saudi-Arabien und Israel sowie nach dem Ende des Kriegs zwischen der Hamas und Israel ein Wiederaufbau des Gazastreifens im großen Stil. Nach anderthalb Jahren zweiter Amtszeit Trumps: Wie bewerten Sie seine Nahostpolitik?

Man muss sagen, dass Trumps Nahostpolitik Stand heute weitgehend gescheitert ist. Das hat vor allem mit dem gerade noch nicht beendeten Irankrieg zu tun, wo sich nicht abzeichnet, dass er dort einen Erfolg erzielen kann. Ähnliches gilt für Gaza, wo die Situation äußerst verfahren ist. Und auch für den Südlibanon, wo weiter gekämpft wird trotz eines Waffenstillstands. All das lässt vermuten, dass die Trump-Administration große Probleme haben wird, ihre Nahostpolitik in den nächsten knapp zweieinhalb Jahren noch zu einem Erfolg zu führen.

Was sind die Gründe dafür, dass sich Trump im Nahen Osten so verheddert hat?

Es gibt mehrere Gründe. Der wichtigste aktuell ist natürlich der Irankrieg. Da hat sich Donald Trump in ein wirklich katastrophales Dilemma begeben: Auf der einen Seite ist er nicht in der Lage, mit den militärischen Mitteln, die er einsetzen kann und will, diesen Krieg zu gewinn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schafft er es nicht, in den Verhandlungen ein Ergebnis zu erzielen, das in irgendeiner Weise für ihn, aber vielleicht auch für die gesamte westliche Welt, akzeptabel ist. Und dieses Dilemma bestimmt die Politik seit April, dem Ende der heißen militär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 Wir sehen einen Wechsel zwischen Verhandlungen, Drohungen und wüsten Beschimpfungen und dann auch immer wieder ein Aufflackern der Kämpfe von amerikanischer Seite, aber auch von iranischer Seite.

Und die Straße von Hormus bleibt gesperrt ...

Die Straße von Hormus ist seit Monaten gesperrt. Mittlerweile ist aber auch der Südeingang des Roten Meeres nicht mehr vollständig offen befahrbar, vor allem für saudi-arabische Öltanker. Und dieses Bild droht Trumps gesamte Nahostpolitik zu bestimmen, weil das in der gesamten Welt und auch in den USA selbst als katastrophale Niederlage gewertet wird. Es ist durchaus möglich, dass dieser Schwebezustand zwischen Krieg und Frieden noch sehr viel länger andauert.

Wer hat in diesem Spiel die besseren Karten, Washington oder Teheran?

Insgesamt hat Teheran die besseren Karten. Und das hat nicht so sehr mit dem militärischen Verlauf des Krieges zu tun. Die Ereignisse des heißen militärischen Krieges vom 26. Februar bis in den April hinein waren für die iranische Seite verheerend: Große Teile der politischen, aber auch der militärischen Föhrung wurden ausgeschaltet, wichtige Teile des Raketenprogramms schwer beschädigt. Das Atomprogramm wurde im Juni-Krieg 2025 schon stark beschädigt. Dann allerdings haben die Iraner getan, was die Amerikaner aus mir nicht erfindlichen Gründen nicht eingeplant hatten: Sie haben begonnen, die Straße von Hormus zu sperren und die Verbündeten der USA anzugreifen – also die wichtigen Öl- und Gasförderländer Saudi-Arabien, Kuwait, Katar, die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und auch den Oman. Seit diesem Moment sind die Iraner in einer sehr viel stärkeren Lage.

Donald Trump hat vor wenigen Tagen gesagt, die Straße von Hormus sei wieder unter US-Kontrolle ...

Es ist den Amerikanern nicht gelungen, die Straße von Hormus wieder freizukämpfen. Damit haben sie ein ganz großes Problem, weil jeder militärische Schlag, den die Iraner erleiden, nichts mehr an dieser Situation ändert. Wir sind kurz davor, dass die Iraner eine Vormachtstellung am Persischen Golf übernehmen. Und alle Rhetorik aus Washington kann nichts an der strategischen Gesamtsituation ändern: Die Amerikaner haben den Krieg militärisch gewonnen und letzten Endes dann eben doch strategisch verloren.

Gibt es für Donald Trump einen Weg, gesichtswahrend aus diesem Irankonflikt herauszukommen?

Es gibt nur diese zwei sehr problematischen Möglichkeiten: Die USA können den Krieg weiterführen. Wenn sie aber weiterhin nicht bereit sind, Bodentruppen einzusetzen, zumindest rund um die Meerenge von Hormus, dann werden sie die strategische militärische Gesamtlage

GUIDO STEINBERG

„Militärisch gewonnen und strategisch verloren“

Der Nahostexperte beschreibt Donald Trumps „katastrophales Dilemma“ im Iran. Er sieht keinen Ausweg, der den Amerikanern eine Niederlage ersparen werde.

Nicole Bastian Düsseldorf

VITA

Guido Steinberg

Der Experte Steinberg ist Islamwissenschaftler und Experte der Forschungsgruppe Naher Osten und Afrika bei der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 Er ist seit 2006 Sachverständiger in Terrorismusverfahren in Deutschland.

Der Autor Steinberg veröffentlichte zahlreiche Publikationen zu Saudi-Arabien, Islamismus und Terrorismus. Zuletzt erschienen: „Krieg am Golf. Wie der Machtkampf zwischen Iran und Saudi-Arabien die Weltsicherheit bedroht“.

nicht mehr verändern können. Mein Eindruck ist, dass die Trump-Administration Bodentruppen auf keinen Fall will. In den Verhandlungen aber gibt es das Problem, dass die Iraner nun in einer starken Position sind. Sie wissen das und haben zuletzt klargemacht, dass sie die Straße von Hormus nur dann wieder öffnen werden, wenn ihnen weitgehende Zugeständnisse gemacht werden. Die Regierung Trump war dazu im Juni einmal kurz bereit. Dann hat sich aber wohl doch in Washington die Einsicht durchgesetzt, dass man so weitgehende Zugeständnisse nicht machen kann wie ein vorläufiges Ende der Öl- und Bankensanktionen.

Was ist dann die beste Option für Trump?

Der einzige Ausweg aus diesem Dilemma scheint mir zu sein, irgendwann ein Verhandlungsergebnis zu akzeptieren, das sehr negativ sein wird für die amerikanische Seite. Der Trend geht insgesamt eher zu Verhandlungen. Allerdings Verhandlungen, die nicht abgeschlossen werden können, ohne dass die USA einige Kröten schlucken – und letzten Endes dann wir auch.

Herr Steinberg, vielen Dank für das Interview.

Das Interview ist eine redaktionell gekürzte Fassung des Podcast-Gesprächs im Podcast Trump-Watch. ◀

Politik

EU

Beim Zypern-Beitritt beginnt die politisch heikle Phase

Zypern ist laut der EU-Kommission bereit für den Schengen-Beitritt. Die Entscheidung liegt nun bei den EU-Staaten. Doch die sind mit der komplexen Realität der geteilten Insel konfrontiert.

Gerd Höhler Athen

Für Zypern ist der Weg in den Schengen-Raum frei – zumindest technisch. Nach jahrelangen Prüfungen bescheinigt die Europäische Union (EU) der Inselrepublik, dass sie operativ für den Beitritt bereit ist. 120 Empfehlungen der EU-Kommission hat die Regierung in Nikosia seit 2021 umgesetzt und damit alle gestellten Aufgaben gelöst.

Das 1985 zunächst von fünf EU-Staaten geschlossene Schengener Abkommen sieht die Abschaffung der Personenkontrollen an den Rinnengrenzen und die Kontrolle der Außengrenzen nach gemeinsamen Regeln sowie eine einheitliche Visa-Politik vor. Zum Schengen-Raum gehören alle EU-Staaten außer Irland und Zypern sowie Island, Norwegen, Liechtenstein und die Schweiz.

Auch wenn die Kommission ihre Erlaubnis erteilt, beginnt für Zypern jetzt erst der schwierige Teil. Denn über den Beitritt entscheidet der Rat der EU-Mitgliedstaaten. Sie müssen eine Lage bewerten, die es bei den jüngsten Schengen-Beitritten von Kroatien, Bulgarien und Rumänien so nicht gab. Ein Teil des Staatsgebiets der Republik steht nicht unter der Kontrolle der Regierung.

Nach Informationen aus Nikosia soll das Thema bereits im September auf die Tagesordnung des EU-Rats kommen. Für den zypriischen Präsidenten Nikos Christodoulides geht es um mehr als Reiseerleichterungen. Eine Aufnahme würde Zypern enger an den europäischen Kern binden. Das Land gehört bereits zur Euro-Zone. Von einem Beitritt zum Schengen-Abkommen erhofft sich Christodoulides Stimmen für die im Februar 2028 fällige Präsidentenwahl.

Ein 60-seitiger Bewertungsbericht der EU-Kommission kommt zu dem Schluss, dass Zypern die technischen Voraussetzungen für die vollständige Umsetzung des Schengen-Besitzstands erfüll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wurden Infrastruktur und

Geteilte Insel

Britisches Überseegebiet Britische Militärbasis

Karelia

NORDZYPERN

Zypern Zypern Zymans Lemais

Limassol

UN-Fründennmission an die Waffensstillstandsgrenze in Zypern: Die „grüne Linie“ teilt das Land bis heute.

Informationssysteme modernisiert und zusätzliches Personal aufgebaut. Fortschritte gab es insbesondere beim Grenzschutz, bei Rückführungen und bei der polizeilichen Zusammenarbeit. Das Schengener Informationssystem nutzt die zypriische Polizei bereits seit rund drei Jahren. Zudem wurden Lücken bei der Visumpolitik geschlossen. Damit ist die technische Prüfung weitgehend bestanden. Doch Zypern ist kein gewöhnlicher Beitrittskandidat.

Das von ethnischen Griechen und Türken besiedelte Zypern ist geteilt, seit die Türkei 1974 den Nordteil besetzte, um eine Annexion der Insel durch die damals in Athen regierende Olesienquanta zu verhindern. Zwischen dem von Nikosia kontrollierten Süden und dem türkisch-zypriischen Norden verläuft die „Green Line“, eine Demarkationslinie.

In der Besatzungszone wurde 1983 die „Türkische Republik Nordzypern“ ausgerufen. Sie wird aber nur von der Türkei als Staat anerkannt. Völkerrechtlich gehört der besetzte Inselrunden zum Staatsgebiet der international anerkannten Republik Zypern, auch wenn sie dort keine Kontrolle ausübt.

Rechtlich ist die „Green Line“ also keine EU-Außengrenze, sondern eine überwachte Waffenstillstandslinie. Die Regierung in Nikosia will verhindern, dass Schengen dort eine neue, faktische Grenze entstehen lässt.

Das Außenministerium argumentiert, an den neun Übergängen – drei davon im Stadtgebiet von Nikosia, sechs im Westen und Osten der Insel – müsse sich durch den Schengen-Beitritt nichts Grundsätzliches ändern. Die bestehenden Kontrollen seien ausreichend. Die EU sieht das grundsätzlich ähnlich, verlangt aber eine klarere rechtliche und operative Definition der Verfahren. Der Bewertungsbericht stuft das Überwachungssystem an der Demarkationslinie als zuverlässig und technisch fortschrittlich ein.

Britische Militärstützpunkte sorgen für Komplikationen

Die Brüsseler Sorge ist weniger die Sicherheit innerhalb Zyperns. Es geht vielmehr um mögliche Lücken beim Schutz der europäischen Außengrenzen. Zypern könnte zu einem neuen Einfallstor für irreguläre Migranten werden, die aus der Türkei über die Demarkationslinie in den Schengen-Raum gelangen.

Noch komplizierter wird die Lage durch die britischen Militärstützpunkte. Die beiden sogenannten Sovereign Base Areas gehen zurück auf die britische Kolonialzeit (1979–1990). Sie stehen unter britischer Hoheit und liegen ebenfalls außerhalb des Schengen-Raums. Brüssel fordert hier eine engere Zusammenarbeit und operative Verbesserungen, damit auch dort ein ausreichendes Sicherheitsniveau gewährleistet ist.

Die Türkei könnte von der Entwicklung profitieren. Sie strebt seit Jahren eine Zwei-Staaten-Lösung auf der Insel an. Sollte der Schengen-Beitritt den Eindruck einer neuen harten Grenze zwischen dem Süden und dem Norden der Insel erzeugen könnte dies der türkischen Seite Argumente für eine völkerrechtliche Anerkennung der Inselteilung liefern. Deswegen standen frühere Regierungen der Republik Zypern einen Schengen-Beitritt skeptisch gegenüber.

Die Regierung Christodoulides setzt dagegen auf ein umgekehrtes Argument: Schengen werde die Teilung der Insel nicht vertiefen, sondern langfristig sogar helfen, sie zu überwinden. Preizigigkeit sei ein Instrument für Frieden und Fortschritt, argumentiert das Außenministerium.

EU-Kommissar Magnus Brunner hat ausdrücklich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die Entscheidung über Zeitpunkt und Modafitäten des Beitritts beim Europäischen Rat liegt. Er muss einstimmig entscheiden Christodoulides hat ein ehrgeiziges Ziel: Zypern soll bis zur Präsidentschaftswahl im Februar 2028 Teil des Schengen-Raums sein. ◀

SUDOKU Zahlenspiele für Rätselfreunde

5		8		1		2
4		5	9	8	3	7
3		9		2	9
6	8	4	2	5		8
7	1	8	7
3	5	4	6

3		5	4		1
5		1	7		4
4		2	6
9		1	4	2
6		3	5
9	8	7	5	2
7	6		9	3
			8

Lösungen von Ausgabe 155

Das Kulträtsel Sudoku auch unter: www.handelsblatt.com/sudoku

So funktioniert es: Füllen Sie die Matrix mit Zahlen von 1–9. Jede Ziffer darf nur einmal in jeder Spalte, Reihe und in den 3x3 Feldern vorkommen. Doppelungen sind nicht erlaubt.

8	1	2	5	4	3	9	7	6
3	5	9	7	6	1	8	2	4
4	6	7	9	2	8	3	5	1
2	4	1	3	5	7	6	9	8
9	3	6	2	8	4	5	1	7
5	7	8	1	9	6	4	3	2
7	2	4	6	3	5	1	8	9
1	8	5	4	7	9	2	6	3
6	9	3	8	1	2	7	4	5

3	2	5	6	1	8	4	9	7
4	7	8	9	3	2	6	1	5
1	6	9	4	5	7	3	2	8
9	5	4	3	7	1	8	6	2
2	1	3	8	6	5	9	7	4
7	8	6	2	4	9	5	3	1
5	4	7	1	9	6	2	8	3
8	9	1	5	2	3	7	4	6
6	3	2	7	8	4	1	5	9

Politik

Behördengänge vom Sofa aus erledigen – so lautet das Versprechen von Karsten Wildbergers (CDU) Deutschland-App. Das Vorhaben soll einer dieser „Quick Wins“ seines Hauses werden, bei dem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spüren, dass es endlich vorwärtsgeht bei der Digitalisierung der Verwaltung. Die Deutschland-App soll zum zentralen Zugang für staatliche Leistungen werden. Über sie sollen Bürger Anträge stellen, Termine buchen, ihre Identität verifizieren und Informationen abrufen können. Umgesetzt werden soll das Projekt von SAP und der Deutschen Telekom.

Doch innerhalb der schwarz-roten Koalition wächst die Sorge, dass zwar eine KI-gestützte Oberfläche entsteht, die Bürger durch bestehende Verwaltungsleistungen führt, sich an den dahinterliegenden Strukturen aber wenig verändert. In einem Positionspapier, das dem Handelsblatt exklusiv vorliegt, kritisieren Digitalpolitiker der SPD, die Deutschland-App müsse mehr werden, als „ein Wegweiser durch die Bürokratie“. Und fordern ein zentrales Bürgerkonto, um das zu verhindern.

So setzen sich die SPD-Digitalpolitiker Johannes Schätzl und Parsa Marvi für eine weiterreichende Lösung ein. „Eine App, die nur Links zu bestehenden Onlineanträgen sammelt, macht noch keinen digitalen Staat“, sagte Marvi dem Handelsblatt. Entscheidend sei, was hinter der Deutschland-App passiere. Im Hintergrund zweifeln sogar Digitalpolitiker der Union daran, dass die Deutschland-App mehr als eine neue Lösung vor einem verstaubten Behördenapparat werden könnte, erfuhr das Handelsblatt aus Parteikreisen.

Das Bundesministerium für Digitalisierung und Staatsmodernisierung (BMDS) weist die Kritik zurück. Die Deutschland-App sei „das Frontend zu einer skalierbaren, KI-basierten Verwaltungsplattform“, teilte ein Sprecher des BMDS dem Handelsblatt mit. Sie mache Verwaltungsleistungen auffindbar, biete einen zentralen Einstiegspunkt und unterstütze Bürger bei der Antragstellung.

BundID soll laufend weiterentwickelt werden

Im Fokus der aktuellen Prototyp-Phase stehe der „zeitnahe Nachweis der technischen Machbarkeit“. Der Prototyp sei von Beginn an „als modulare und offene Plattformstruktur innerhalb des Deutschland-Stacks konzipiert“ worden. Der Deutschland-Stack ist die nationale, souveräne Technologie-Plattform für die Digitalvorhaben in Deutschland.

Statt nur eines KI-Chatbots plädieren Schätzl und Marvi für ein zentrales und digitales Bürgerkonto. „Um den Weg in eine zukunftsfähige und menschenzentrierte Verwaltung

DEUTSCHLAND-APP

Nur ein Chatbot vor dem alten Behördenapparat?

Digitalminister Karsten Wildberger plant eine App für Verwaltungsdienstleistungen. SPD-Politiker warnen vor einer oberflächlichen Lösung, hinter der ein veraltetes System steht – und planen eine Alternative.

Josefine Fokuhl Berlin

zu ebnen, braucht es einen ganzheitlichen Ansatz, der nicht nur das Frontend bedient, sondern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bei allen Schritten digital und serviceorientiert unterstützt“, heißt es in einem Papier der beiden SPD-Politiker. Leistungen sollten künftig, wenn möglich, automatisch vom Staat bereitgestellt werden, heißt es darin weiter. Ab dem kommenden Jahr gilt das bereits für das Kindergeld, das antragslos und automatisch nach der Geburt eines Kindes ausgezahlt werden soll.

Schätzl und Marvi plädieren zudem dafür, dass Daten nur einmal eingegeben und Informationen, die der Verwaltung bereits vorliegen, nicht erneut abgefragt werden dürfen. Alle Bescheide sollen in dem von der SPD propagierten Bürgerkonto an einem Ort zusammenkommen. Zwar sollen Zuständigkeiten bestehen bleiben, aber der Zugang soll vereinheitlicht werden.

„Die Leistungen von Behörden müssen sich der Lebenssituation der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anpassen“, sagte Digitalpolitiker Schätzl. „Nicht andersherum“. Ein automatisierter Steuerbescheid oder die proaktive Erinnerung an Fristen würden dazu beitragen, dass die Kommunikation mit Behörden nicht als Belastung wahrgenommen werde, sondern als Unterstützung. „Das ist unser großes Ziel, das hinter

der Idee des digitalen Bürgerkontos steckt.“ Ein digitales Bürgerkonto sei dann erfolgreich, wenn die Menschen weniger Formulare ausfüllen müssen, staatliche Leistungen an einem Ort erreichen und „der Staat für sie endlich wie aus einer Hand funktioniert“, sagte Marvi.

Das Ministerium verweist dabei auf ein bereits bestehendes Instrument. Mit der BundID gebe es „ein zentrales Bürgerkonto für digitale Verwaltungsleistungen“, sagte der Sprecher. Sie ermögliche eine sichere Identifizierung, die digitale Antragstellung und die Kommunikation mit Behörden über ein zentrales Postfach. Die BundID sei „bereits in zahlreiche Verwaltungsleistungen integriert“ und werde kontinuierlich weiterentwickelt.

Ähnliche Kritik an Wildbergers Herangehensweise übte bereits die Grünen-Fraktion in einem Antrag zur Staatsmodernisierung im Juli, über den das Handelsblatt berichtete. Darin heißt es, die Bundesregierung fokussiere sich zu sehr darauf, „bestehende Defizite lediglich durch den Einsatz neuer Technologien zu überdecken“.

Florian Theißing, vom Thinktank Agora Digitale Transformation, sieht in der Deutschland-App im Vergleich „zum heutigen Labyrinth aus Onlineformularen“ zumindest eine Verbesserung für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Doch allein wer-

MONTAG, 17. AUGUST 2020, NR. 156

Politik

Eine App, die nur Links zu bestehenden Onlineanträgen sammelt, macht noch keinen digitalen Staat.

Perse Marvi (SPD) Digitalpolitiker

de die App die Probleme der Verwaltung nicht lösen, sagte der Digitalexperte. Ohne den parallel entstehenden Deutschland-Stack, einen Softwarebaukasten für Behörden, in den sich die App einfügen soll, bleibe sie reine „Schaufensterdigitalisierung“. Die App soll als Pilotprojekt in den Kommunen Dortmund, Hamburg, Dresden, Nürnberg und Wiesbaden an den Start gehen. Auch dort gibt es Bedenken: „Die eigentliche Herausforderung ist nicht die App, sondern sind die Prozesse dahinter“, sagte Dortmund-Stadtdirektor Christian Uhr im Mai dem Handelsblatt. Kommunen kämpften seit Jahren mit unterschiedlichsten Fachverfahren, Schnittstellen und Softwarelösungen.

CDU-Digitalpolitiker Henri Schmidt sieht in der Deutschland-App das Versprechen des Staates an den Bürger, dass Kontakt auch einfach geht. „Dieses Versprechen muss unbedingt gehalten werden“, sagte er dem Handelsblatt. Für einen durchschlagenden Erfolg der App brauche es einfache Anwendungen vom ersten Tag an, „die spürbar besser sind als der Status quo“.

Schmidt verweist zudem auf das „Nationale Onco-Only Technical System“ (NOOTS), über das Behördenregister im Hintergrund miteinander verbunden werden. Diese Modernisierungswelle laufe bereits, die Menschen würden sie aber

Karsten Wildberger: Rathausgänge sollen digital werden.

erst langfristig wahrnehmen. „Umso wichtiger ist mir, dass wir den Bürgern mit der Deutschland-App einen greifbaren Erfolg direkt in ihre Wohnzimmer liefern können“, sagte Schmidt.

Damit Bund, Länder und Kommunen ihre zersplitterten IT-Systeme künftig besser verbinden, wollen SPD und Grüne dem Bund mehr Kompetenzen geben, Schärz und Mervi fordern in ihrem Positionspapier ebenso wie die Grünen eine Änderung von Artikel 96 des Grundgesetzes, der die Zusammenarbeit von Bund und Ländern im Bereich der Informationstechnik regelt. Der Bund dürfe die Umsetzung nicht allein Ländern und Kommunen überlassen, schreiben die SPD-Digitalpolitiker in dem Papier. Er müsse technische Grundlagen bereitstellen, gemeinsame Standards durchsetzen und die Anbindung bestehender Fachverfahren unterstützen.

Für eine Grundgesetzänderung bräuchte es jedoch eine Zweidrittelmehrheit in Bundestag und Bundesrat. CDU/CSU, SPD und Grüne kommen im Bundestag gemeinsam nicht darauf.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hat ein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Linken jedoch zuletzt wiederholt ausgeschlossen.

Das Digitalministerium sieht dagegen keine zwingende Notwendigkeit für stärkere Durchgriffsrechte des Bundes. „Für die notwendige Standardisierung kommt es aus unserer Sicht nicht allein auf zusätzliche Durchgriffsrechte an, sondern auf gemeinsame, verbindliche und in der Praxis tragfähige Lösungen“, sagte der Sprecher. Der Deutschland-Stack sollte ein interoperables technisches Fundament mit offenen Standards und gemeinsam nutzbaren Basiskomponenten für Bund, Länder und Kommunen schaffen.

JAVIER MILEI

Shutdown auf Argentinisch

Mit einer Reform der Zentralbank und neuen Fiskalregeln nimmt sich der argentinische Präsident ein Beispiel an den Haushaltsregeln der USA. Dabei können Politiker auch ihr Gehalt verlieren.

Alexander Busch Salvador

Gut zweieinhalb Jahre nach seinem Amtsantritt hat Argentinien Präsident Javier Milei ein Gesetzesvorhaben für eine umfangreiche Reform des Zentralbankgesetzes vorgelegt. Ende Juli verkündete er die wichtigsten Maßnahmen und brachte das Paket in den Kongress ein. Dort dürften nach der legislativen Winterpause die Verhandlungen beginnen.

Für deutlich größere Aufmerksamkeit in seiner neuen Anbindung sorgten jedoch nicht ihr neuen Zentralbankregeln, sondern die „grillte fiscal“ („fiskalische Fußfessel“) – eine fiskalische Haushaltsregel mit Shutdown-Mechanismus. Danach darf die Regierung künftig keinen defizitären Haushalt mehr beschließen oder über längere Zeit aufrechterhalten, sagt Milei.

Rutscht der Fiskus über mehrere Monate ins Minus, muss der Kongress die Finanzen wieder ins Lot bringen. Gelingt das nicht, würden die verantwortlichen Politiker ihr Gehalt einbußen. Das heißt: Präsident und Vizepräsident, Minister, Abgeordnete und Senatoren sowie Staatssekretäre würden dann nach wenigen Wochen nicht mehr bezahlt werden. Nicht betroffen wären Beamte und Angestellte des Bundes – etwa Polizisten, Soldaten, Ärzte, Pflegepersonal, Richter und Staatsanwälte.

Zentralbank hat nur noch Inflation im Blick

Vorgesehen sei, dass im Fall unausgeglichener Finanzen automatisch ein Shutdown nach dem Vorbild der USA zu greifen beginnt. Wie in Washington dürften dann in Buenos Aires keine neuen Mitarbeiter eingestellt oder Verträge geschlossen werden. Auch Transfers an die Provinzen würden ausgesetzt und „nicht essenzielle“ Behörden vorübergehend stillgelegt.

Milei erklärte: „Zum ersten Mal in unserer Geschichte gilt: Wenn die Politik ihre Hausaufgaben nicht macht, zahlt sie den Preis – nicht die Bevölkerung.“ Bislang handelt es sich bei der fiskalischen Fußfessel jedoch lediglich um eine politische Ankündigung. Der vollständige Gesetzentwurf liegt noch nicht vor – anders als bei der Reform des Zentralbankgesetzes.

Im Wahlkampf 2023 hatte Milei mehrfach angekündigt, die Zentralbank Argentinien „mit Dynamit zu sprengen“ – damit bezog er sich auf ihre vollständige Abschaffung. Der Ökonom begründete den radikalen Vorschlag damit, dass die Zentralbank der „Mechanismus sei, mit dem den Menschen Geld gestohlen wird“. Nach seinem Amtsantritt rückte er von diesem Vorhaben ab. Zuerst müsse die „Bombe“ in der Bilanz der Zentralbank entschärft werden, bevor sich die Institution abschaffen lasse, argumentierte Milei.

Mit dem nun vorgelegten Gesetzesvorhaben beabsichtigt Argentinien Präsident, das ausschließliche Ziel der Zentralbank sicherzustellen: die Wahrung des Geldwerts. Die breitere Zieldefinition von 2012 – Geldwert, Finanzstabilität, Beschäftigung und Entwicklung mit sozialer Gerechtigkeit – würde zurückge-

Javier Milei: Der argentinische Präsident verliert an Zustimmung bei der Bevölkerung.

dreht. Diese hatte die peronistische Regierung von Ex-Präsidentin Cristina Kirchner durchgesetzt.

Künftig soll die Finanzierung des Zentralstaats der Provinzen und der Gemeinden durch Geldschöpfung der Zentralbank verboten sein. Jahrzehntelang finanzierte die Zentralbank das Staatsdefizit durch Geldemissionen. Eine chronische Hochinflation war die Folge.

Personell ist geplant, dass die Zentralbank unabhängiger von der Regierung wird. Ihr Präsident kann künftig nur mit einer Zweidrittelmehrheit im Senat und im Abgeordnetenhaus entlassen werden und nicht mehr, wie bisher, per Dekret. Ferner werden die Amtszeiten des Direktoriums laut Milei so verändert, dass die Zentralbank weniger unmittelbar von der jeweiligen Regierung abhängt.

Die Reformvorschläge wurden mitunter positiv aufgenommen. Dem Ex-Zentralbankpräsidenten und ehemaligen Wirtschaftsminister Alfonso Prat-Gay gefüllt, dass Milei nun die Geldwertstabilität als vorrangige Aufgabe der Zentralbank formuliert hat. „Es ist zudem richtig, die Unabhängigkeit der Institution zu gewährleisten, indem ihrem Vorstand institutionelle Stabilität verliehen wird.“

Kristalina Georgieva, geschäftsführende Direktorin des Internationalen Währungsfonds (IWF) schrieb nach ihrem Besuch in Argentinien Ende Juli „Ein dauerhaft tragfähiger fiskalischer Ordnungsrahmen mit klaren Regeln und starken Institutionen kann künftigen Regierungen helfen, die heute mühsam errungenen Fortschritte zu bewahren.“

Mileis bisherige fiskalische Disziplin beruht zu einem erheblichen Teil auf seinem politischen Willen und der Fähigkeit, ihn durchzusetzen. Eine spätere Regierung könnte vieles davon wieder zurückdrehen. Der Ökonom Emilio Ocampo, der vor Mileis Amtsantritt als designierter Zentralbankpräsident gehandelt worden war, äußerte Zweifel an der langfristigen Wirkung solcher Regeln. Selbst eine mit Zweidrittelmehrheit abgesicherte Fiskalregel könne nur funktionieren, wenn künftige Regierungen den politischen Willen hatten, sich an sie zu halten.

Offensichtlich ist, dass Milei mit seiner Ankündigung politstrategisch vorgeht. Er hat mit seinen Reformvorschlägen die ökonomische Agenda des zweiten Halbjahres noch vor Beginn der Sitzungszeit des Kongresses gesetzt. Abgeordnete und Gouverneure sind aufgefordert, sich bereits vor den eigentlichen Verhandlungen öffentlich zu positionieren.

Die Regierung kann den Entwurf als großen Neustart inszenieren. Damit verschiebt der Präsident die Debatte weg von kurzfristigen Problemen hin zu langfristigen ordnungspolitischen Fragen. Denn seine Zustimmungswerte in jüngsten Umfragen sind von knapp 50 Prozent zu Jahresbeginn auf inzwischen unter 38 Prozent gesunken.

Politik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hat sich im ersten Halbjahr als erstaunlich widerstandsfähig erwiesen. Ungeachtet neuer US-Zölle, Milliardenhilfen für die Ukraine und massiv gestiegener Energiepreise infolge des Iraknirgs legte die Volkswirtschaft im zweiten Quartal um 0,2 Prozent im Vergleich zum Vorquartal zu.

Doch nun droht ausgerechnet das Wetter dem Industrieland einen Strich durch die Rechnung zu machen. Die nahezu ausgetrockneten Flüsse fallen womöglich noch auf Monate als Transportwege vor allem für die Cheminindustrie aus. Temperaturen zwischen 30 und 40 Grad dämpfen die Produktivität der Beschäftigten, und die Energiekosten für die Kühlung von Fabriken, Büros und Wohnungen schnellen in die Höhe.

Im dritten Quartal könnte daher die schleppende Konjunkturerholung zum Stillstand kommen; womöglich droht sogar ein merklicher Rückschlag.

Dieses Risiko bestätigen die Experten von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n Estherina Reiche (CDU). In gewohnt nicherer Sprache heißt es in einer Mitteilung des Ministeriums: „Abhängig von der Dauer der Niedrigwasserstände sind hierdurch temporäre Einschränkungen bei der Produktionstätigkeit von betroffenen Unternehmen und über höhere Transport- und Güterkosten auch regional- und produktspezifische Preiseffekte zu erwarten.“

Schwachpunkt private Investitionen

Die Details zu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m zweiten Quartal stehen noch aus. Doch, so viel ist bekannt: Die Investitionen bleiben der große Schwachpunkt. Laut amtlicher Meldung gingen diese im zweiten Quartal zurück – erneut.

Bereits im ersten Quartal schrumpften die Bruttoanlageinvestitionen real um 1,5 Prozent gegenüber dem Vorquartal und notierten damit auf dem Niveau des Jahres 2016. Die privaten Ausrüstungsinvestitionen schrumpfen seit dem Sommer 2023, die privaten Bauinvestitionen im Trend bereits seit Anfang 2021 – sieht man von zwei Quartalen mit leichten Gegenbewegungen einmal ab. Sie waren im ersten Quartal 2026 real fast 20 Prozent niedriger als zum Jahresauftakt 2021.

Nun sind private Investitionen so etwas wie der Motor einer Volkswirtschaft. Sie sorgen für Erneuerung, Produktivitätssteigerungen und Arbeitsplätze. Wer investiert, will Neues schaffen. Private Investitionen sind damit Ausdruck des Glaubens an Innovationen, Wachstum und künftige Gewinne – und an diesem Glauben fehlt es allzu oft in Deutschland. Wer dagegen Hunderte Millionen Euro dafür aufwendet, qualifizierte Mitarbeiter loszuwerden, der glaubt nicht an baldiges Wachstum.

In Deutschland wächst vor allem eines: der Staat und seine Schulden. Die hohen

HRI-KONJUNKTURAUSBLICK

Neuer Stresstest für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Hitzesommer und Dürre bremsen die Konjunkturerholung. Der Standort Deutschland ist anfällig geworden. Dabei sehen viele Indikatoren gar nicht so schlecht aus. Worauf es jetzt ankommt.

Axel Schrinner Düsseldorf

Blick über den Rhein auf Köln: Das Wetter belastet die Wirtschaft.

Staatsausgaben wirken über steigende Einkommen, etwa bei privaten Rüstungs- und Bauunternehmen sowie bei Beschäftigten im öffentlichen Sektor, wie ein keynesianisches Konjunkturprogramm. Sie stützen die Nachfrage.

Doch ob die Staatsausgaben die strukturelle Anpassung im Privatsektor ersetzen können, ist zumindest fraglich. Sicher ist jedoch: Die rasant wachsenden Ausgaben der öffentlichen Hand für Zinsen schränken künftigen Handlungsspielraum ein. Das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Köln schätzt, dass der Bund Ende dieses Jahrzehnts nahezu jeden fünften Euro seiner Steuereinnahmen für den Zinsdienst ausgeben muss.

Bislang sehen die harten Konjunkturdaten für dieses Jahr auf den ersten Blick gar nicht so schlecht aus. In diesem Frühjahr war die Wirtschaftsteistung real 0,9 Prozent höher als im zweiten Quartal 2025. Selbst wenn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im dritten

und vierten Quartal stagnieren würde, stünde für das gesamte Jahr noch ein Plus von 0,8 Prozent in den Büchern.

Das Ifo-Geschäftsklima steigt seit drei Monaten in Folge und der kombinierte S&P-Einkaufsmanagerindex für Deutschland liegt über der Wachstumsschwelle von 50 Punkten – und notiert auf dem höchsten Niveau seit Mai 2022.

Die Produktion im produzierenden Gewerbe war im zweiten Quartal real 0,7 Prozent höher als im Vorquartal. Mit knapp 140 Milliarden Euro erreichte der Wert der ins Ausland verkauften Waren sogar einen Rekord – obwohl die Exporte in die wichtigen Märkte USA und China rückläufig waren.

Überdies könnte die deutsche Industrie den vorsichtigen Aufwärtstrend bei den Aufträgen dank hoher Großaufträge aufrechterhalten. Im Juni legten die Auftragseingänge um 3,1 Prozent gegenüber dem Vormonat zu. Allerdings sank die Kerngröße ohne Großaufträge, und auch der Mai-Wert wurde nach unten revidiert. Der Erholung steht damit auf wacheligem Fundament.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mag den Tiefpunkt hinter sich haben. Für einen echten Aufschwung fehlt ihr jedoch noch immer das Fundament: private Investitionen, Produktivitätszuwächse und ein tragfähiges Trendwachstum. Die Hitze ist dabei nicht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Sie zeigt nur, wie anfällig der Standort inzwischen ist. Der wöchentliche Aktivitätsindex der Bundesbank rutschte vergangene Woche wieder ab. Tendenziell weist dieser experimentelle Frühindikator seit dem Jahresauftakt nach unten.

Auch das Handelsblatt Research Institute bleibt vorsichtig. Sofern es zu keinen weiteren Datenrevisionen für die erste Jahreshälfte kommt, dürften die bisherigen Konjunkturprognosen für das gesamte Jahr wohl zu vorsichtig gewesen sein. Angesichts eines Trendwachstums nur knapp über der Nulllinie sind die Aussichten für einen nachhaltigen Aufschwung jedoch begrenzt.

Deutschland braucht nicht besseres Wetter, sondern bessere Bedingungen für private Investitionen. «

Konjunkturüberblick Deutschland

Handelsblatt • 1) Saisonbereinigt • Quellen: HRI, Refinitiv

MONTAU, 17. AUGUST 2026, NR. 156

Politiker:in des Tages

NARENDRA MODI

Modi lockt Indiens Jugend

Die jungen Menschen sind wütend über schlechte Aufstiegschancen und setzen die indische Regierung unter Druck. Der Regierungschef liefert nun eine Antwort – und will nebenbei zum Influencer werden.

Mathias Peer Bangkok

Narendra Modi ist gekommen, um sich mit Indiens Jugend zu versöhnen. Knapp vier Wochen ist es her, dass die Polizei in der Hauptstadt Neu-Delhi mit Schlagstockten und Trainings gegen frustrierte Jugendliche und junge Erwachsene vorging, die von der Regierung bessere Aufstiegschancen forderten. Nun scheint Indiens Premierminister verstanden zu haben, dass er es sich kaum leisten kann, die Jugend weiter zu erzürnen. Immerhin ist in dem bevölkerungsreichsten Land der Welt jeder zweite Einwohner jünger als 30.

Mit einem roten Turban trat der 75-Jährige am Samstagmorgen vor dem Roten Fort in Delhi ans Rednerpub, um der wachsenden Unzufriedenheit mit seiner Regierung etwas entgegenzusetzen. Der revölkerenden Gen Z, die für seine Regierung die größte insempolltische Herausforderung seit Jahren ist, machte er in der 75-minütigen Ansprache zum indischen Unabhängigkeitstag kostene Vergewisschen. So werde die Regierung im kommenden Jahr zehn Millionen junge Menschen im Umgang mit Kunstlicher Intelligenz trainieren. Zudem kündigte er kostenlosen Nachhilfeunterricht an, der Schulabgänger auf Indiens extrem selektive Auswahltests vorbereiten soll.

Der Versuch, einen der begehrten Plätze für ein Medizin oder Ingenieurstudium oder einem Posten im Staatsdienst zu ergattern, treibt jedes Jahr Hunderttausende in teure Coaching-Schulen, die auf die Prüfungen vorbereiten. Modis Entscheidung, kostenfreies Onlinecoaching anzubieten, solle helfen, dass „Familien nicht in den finanziellen Dosen getrieben werden“. Auch wenn Modi die Jugenddemonstrationen der vergangenen Wochen nicht direkt ansprach, kann die Ankündigung als direkte Reaktion gewertet werden. Eine Protestbewegung, die unter dem Namen „Kakerlakenpartei“ auftritt und auf sozialen Medien mehr als 20 Millionen Anhänger versammelte, hatte Skandale bei Indiens Auswahlneste zu ihrem zentralen Thema gemacht. Hintergrund war unter anderem eine gescheiterte Zulassungs-

Narendra Modi mit Kadetten nach seiner Rede an die Nation: Der Staat soll Weiterbildung für Millionen junge Menschen bieten.

prüfung zu Medizinstudiengängen, an der mehr als zwei Millionen junge Menschen teilgenommen hatten. Die Ergebnisse wurden für ungültig erklärt, nachdem herauskam, dass Prüfungsfragen geleakt worden waren. Die Teilnehmer mussten Wochen später ihr Wissen in einer Wiederholungssprüfung erneut beweisen. Die Kakerlakenbewegung machte Bildungsminister Dharmendra Pradhan für den Vorfall verantwortlich. Den Rücktrittsforderungen der Aktivisten gab er Ende Juli nach wochenlangen Protesten nach. Modi sah die Kabinettssammlung zu dem Zeitpunkt offenbar als unvermeidlich an. Es war einer der wenigen Fälle in seiner Amtszeit, bei denen öffentlicher Druck eine Kursänderung bewirkte.

Viele Uni-Absolventen sind arbeitslos

Die Unzufriedenheit von Indiens Jugend geht jedoch weit über Skandale im Bildungssystem hinaus. Viele junge Menschen haben das Gefühl, dass der wirtschaftliche Aufstieg des Schwellenlandes an ihnen vorbeizieht. Die Arbeitslosenrate der 15 bis 29-Jährigen kletterte im Juni nach offiziellen Listen auf über 16 Prozent – und liegt damit deutlich höher als in der Gesamtbevölkerung. Unter den Hochschulabsolventen im Alter von 20 bis 29 Jahren ist fast jeder Pünfte arbeitslos. Modis Ankündigung, KI-Trainings für zehn Millionen Jugendliche anzubieten, ist auch vor diesem Hintergrund zu verstehen. An Indiens Hochschulen wächst die Sorge, dass KI-Systeme die Jobchancen von Berufsanfängern weiter untergraben – besonders in der für Indien wichtigen IT-Outsourcing-Industrie. In seiner Rede zum 80. Unabhängigkeitstag versuchte Modi, Ängste zu lindern. Er sprach direkt die „geliebte Jugend“ an und führte aus, weshalb sie ihm aus seiner Sicht dankbar sein sollte: Und zwar für die Vision, Indien bis zum 100. Jubiläum der Unabhängigkeit im Jahr 2047 zur entwickelten Volkswirtschaft zu machen. Die jungen Indivinenten und Inder erklärte er dabei zum Zentrum seiner Politik. Die Hhetorik unterscheidet sich deutlich von Aussagen aus Indiens Elite, die den Anstoß zur Gründung der Kakerlakenbewegung gaben. Der oberste Richter des Landes hatte bestimmte arbeitslose Jugendliche als „Kakerlaken“ bezeichnet – eine Formulierung, die der Aktivist Abtigkeit Düfte ironisch aufgefüllt. Er rief satirisch die Kakerlakenvolkspartei ins Leben, die zunächst vor allem online aktiv war und zuletzt mit ihrem Großprotest in Neu-Delhi aufmarschierte.

Neben dem Rücktritt des Bildungsministers bewirkte sie auch einen Wandel in der politischen Kommunikation. Während Modi bisher vor allem über die Plattform X und eine monatliche Radiosendung mit der Bevölkerung kommunizierte, startete er zuletzt eine Videooffensive auf Instagram. Die Botschaft, die Modi senden möchte, ist klar: Er will, dass Indiens Jugend ihn nicht als Gegner, sondern als Verbündeten begreift. Er wolle den jungen Menschen zurufen, mit ihren Träumen nach vorn zu treten, sagte Modi vor dem Roten F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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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ung & Analyse

AUSSENHANDEL

Hoffnung für den Export

Ausfuhren nach Osteuropa kompensieren den Handelskollaps mit China und den USA.

Julian Olk ist Korrespondent in Berlin. Sie erreichen ihn unter: olk@handelsblatt.com

Dass das deutsche Geschäftsmodell an sein Ende gekommen ist, ist seit einigen Jahren so häufig zu lesen wie Beziehungsdrämen in der Klatschpresse. Doch es wäre ein Trugschluss, daraus abzuleiten, damit wäre das Ende der deutschen Handelsnation eingeläutet.

Vielmehr muss es der Bundesrepublik gelingen, neue Handelspartner zu finden. Mit den nationalen Möglichkeiten wird sich der Wohlstand schließlich nicht erhalten. Der Bünenkonsum wird wichtiger, ja, aber er reicht nicht aus. Bei den neuen Handelspartnern ist zuletzt viel über Südamerika und Ostasien gesprochen worden. Zu Recht, aber dort neue Märkte zu erobern, ist kompliziert und dauert. Gutes kann aber manchmal so nah sein.

Aktuelle Exportzahlen zeigen: Die Ausfuhren nach Osteuropa boomen. Im ersten Halbjahr sind sie um 7,4 Prozent auf 154,4 Milliarden Euro gestiegen – während sie insgesamt nur um 3,7 Prozent zulegten. Vor allem in Polen und Tschechien sind deutsche Produkte enorm gefragt. Natürlich werden Polen und Co. niemals die riesigen Märkte USA und China kompensieren können. Aber helfen kann das Geschäft.

Die Lage ist vor allem mit der guten Konjunktur in den osteuropäischen Ländern verbunden. Wenn Deutschland davon dauerhaft profitieren will, muss die Politik dafür die Schranken öffnen. Das klingt etwas absurd, sind viele dieser Länder doch Teil der EU und damit des freien Warenaustauschs. Doch es gibt weiter „nicht tarifäre“ Handelsbemunnisse innerhalb der EU, Normen, Standards, Kennzeichnungen, Zertifizierungen. Sie erschweren den Handel. Das Signal, sie abzubauen, ist nun deutlicher denn je.

Und es geht darum, weitere Staaten in diesen freien Warenverkehr aufzunehmen. Bei den EU-Beitrittsverhandlungen mit der Ukraine, Moldau und Ländern des westlichen Balkans geht es um politische und militärische Argumente. Wirtschaftliche Argumente gibt es in Deutschland auch, doch man fürchtet, dass eine Aufnahme für den deutschen Steuerzahler teuer wird.

Dieses Argument vergisst aber die Handelsperspektive. Warum das ein Fehler ist, zeigen die jüngsten Zahlen aus der Exportwirtschaft. ◀

ALTMAN, MUSK, AMODEI

Wir sollten den KI-CEOs nicht jedes Wort glauben

KI ist eine der wichtigsten Technologien der Menschheit. Aber man sollte nicht denken, dass die Chefs der Entwickler alles besser wissen.

Thomas Jahn leitet das Technologieteam. Sie erreichen ihn unter: jahn@handelsblatt.com

Diese Aussagen lassen aufhorchen. „Es wird zu KI-Zwischenfällen kommen“, sagte Sam Altman, Chef von OpenAI, vor wenigen Tagen im Handelsblatt.

Elon Musk, Chef von KI-Entwickler xAI, ging vor Kurzem im Gespräch mit „The Economist“ noch weiter: In fünf Jahren würd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schlauer sein als die Menschheit – und uns so betrachten, wie wir Schimpansen sehen.

In Vorhersagen hält sich auch Dario Amodei, Gründer von OpenAI-Konkurrent Anthropic, nicht zurück. Schon in diesem oder spätestens im nächsten Jahr würde es eine AGI geben, also eine KI auf dem Niveau eines einzelnen, durchschnittlichen Erwachsenen. Amodei sieht ein „Land voller Genies, das in einem Rechenzentrum lebt“.

Solche Prognosen sind aus mehreren Gründen mit Vorsicht zu genießen. Oft wirbeln die Begriffe durcheinander, so ist beispielsweise AGI nicht das Gleiche wie eine Superin-

telligenz. Die besteht erst, wenn die KI intelligenter ist als die gesamte Menschheit.

Amodei nimmt das Wort auch nicht in den Mund, weil es ihm zu sehr nach Science-Fiction klingt. Musk hingegen hat solche Bedenken nicht. Er sagt eine Welt des Überflusses durch KI vorher, in der Geld keine Rolle mehr spiele – eine interessante Äußerung des reichsten Menschen der Welt.

Noch wichtiger aber ist: Ob Altman, Amodei oder Musk – sie alle haben handfeste Interessen, die sie mit ihren Äußerungen verfolgen. Der Wettbewerb zwischen den KI-Entwicklern ist unerbittlich. Sie mögen vielleicht an KI-Superkraft oder Verantwortung denken, aber in erster Linie geht es um den Zugang zu Kapital und Rechenleistung.

Der Börsengang von SpaceX vor wenigen Wochen zeigte, was für eine wichtige Rolle KI in der Bewertung eines Unternehmens spielt – selbst wenn es Raketen oder Satelliten herstellt. Schon in wenigen Monaten werden Anthropic und OpenAI folgen, es kursieren bereits astronomisch hohe Zahlen in Billionenhöhe.

Um die Bewertungen zu rechtfertigen, hilft es ungemein, von einem Ende der weltweiten Armut oder Medikamenten gegen Krebs zu sprechen. Der Glaube an eine allmächtige KI ist gut fürs Geschäft.

Wenn KI aus dem Forschungsumfeld von OpenAI ausbricht und einen Superhack durchzieht, dann sollte es einen nicht wundern, wenn ähnliche Berichte von Anthropic und anderen Anbietern nach außen dringen.

Keine Frage: KI ist eine der wichtigsten Technologien der Menschheit, und es ist begrüßenswert und von großer Wichtigkeit, dass die Unternehmen Einblicke in ihre Arbeit geben. Aber sie selbst wissen nicht, was KI kann oder können wird.

Altman und Musk sind keine Entwickler – Amodei hingegen schon. Aber selbst die größten KI-Experten sagen, dass neuronale Netze letztlich eine Blackbox sind – niemand weiß genau, wie und warum sie besser oder schlechter arbeiten.

Die Fortschritte von KI sind atemberaubend. Ein internes Modell von OpenAI hat beispielsweise das seit 80 Jahren unter Mathematikern für unlösbar geltende Erdős-Abstandsproblem geknackt. Das heißt aber nicht, dass KI uns bald als Schimpansen betrachten wird.

Ob Altman, Amodei oder Musk: Die Aufgabe von den dreien ist es, wie übrigens von allen Chefs, ihr Unternehmen möglichst teuer zu verkaufen. Forderungen von ihnen – sei es nach mehr oder weniger Regulierung – sind mit Vorsicht zu genießen. Und ihre spektakulären Vorhersagen erst recht. ◀

Meinung & Analyse

BANKVORSTÄNDE

Verspieltes Vertrauen

Der Fall Dirk Abel legt ein Governance-Risiko offen, das viele Institute betrifft.

Michael Verförden ist Redakteur im Investigativteam Sie erreichen ihn unter: verfunden@handelsblatt.com

Dirk Abel verdiente als Chef der Stadtsparkasse Langenfeld knapp eine halbe Million Euro im Jahr. Trotzdem ließ er die 12.000 Euro teuren Flüge für eine private Maledivenreise über das Meilenkonto eines Dritten buchen. Bezahlt haben will Abel in bar – bei Wolfgang Reppegather, einem umstrittenen Geschäftspartner seiner Sparkasse.

Diese bemerkenswert umständlich gebuchte Urlaubsreise wurde dem Chef der Stadtsparkasse Langenfeld jüngst zum Verhängnis. Nach einer Recherche des Handelsblatts ließ das Institut den Vorgang von einer Kanzlei prüfen. Die sah keine strafrechtliche Relevanz, stellte aber einen „nicht sachgerechten Umgang mit Compliance-Vorgaben“ fest.

Für Abel ist diese Feststellung wichtig, für ein Geldhaus darf die Grenze des Strafrechts aber kein Maßstab sein. Wer eine Bank führt, verwaltet nicht nur Geld, sondern Vertrauen. Er muss private und dienstliche Beziehungen trennen, mögliche Interessenkonflikte melden und schon den Anschein persönlicher Begünstigung verhindern.

Erst recht, wenn die Transaktion, so wie bei Abel und Reppegather, über einen Geschäftspartner läuft, mit dessen Umfeld das Institut über etliche riskante Kreditengagements verbunden war. Der Fall reicht deshalb weit über Langenfeld hinaus. Sparkassen und Volksbanken leben von regionaler Nähe. Vorstände kennen örtliche Unternehmer, Kontrolleure kennen die Vorstände. Doch wenn niemand mehr genügend Abstand hält, kann aus Ortskenntnis Vertrautheit werden, daraus Rücksichtnahme – und schließlich ein Kontrollproblem.

Die Folgen zeigen die vielen jüngeren Skandale. Die Volksbank Kleverland ist ein Stützungsfall, nachdem sie enormen Wertberichtigungsbedarf anhäufte. Mehrere andere Institute gerieten durch riskante Geschäfte in Schieflage. Bei der Raiffeisenbank Plankstetten berief die Finanzaufsicht Bafin erst den Vorstand, dann auch den Aufsichtsrat ab.

Die Umstände mögen sich unterscheiden, die fraglichen Summen mitunter deutlich größer sein als der Wert der Malediven-Flugtickets für Abel und seine Familie. Gemeinsam ist all diesen Fällen aber die Frage: Wer setzt mächtigen Vorständen Grenzen, bevor aus Nähe Distanzlosigkeit wird? Der Langenfelder Verwaltungsrat überzeugt dabei nicht. Er zieht zwar die personelle Konsequenz, scheut sich aber, die Umstände klar zu benennen. Das Gremium zollt Abel in einer Pressemitteilung zum Abschied „großen Respekt“, würdigt seine „herausragenden Verdienste“ und wünscht ihm „alles erdenklich Gute“.

Der Compliance-Verstoß? Schrumpft in der Lobeshymne zu einer Fußnote. Das sendet das falsche Signal. Banken dürfen wirtschaftlichen Erfolg nicht mit mangelnder professioneller Distanz verrechnen. Nähe mag für Regionalbanken eine Stärke sein. Aber sie ist auch ihr größtes Risiko. ◀

INSIDE AMERICA

Fragwürdige Anwärter

Bei den US-Midterms treten teils extreme Kandidaten an. Kaum jemand hält sie auf.

Dana Heide ist Korrespondentin in Washington. Sie erreichen sie unter: heide@handelsblatt.com

Max Miller, republikanischer Abgeordneter im US-Repräsentantenhaus, soll seine Exfrau misshandelt haben. Er kandidiert für den Wahldistrikt OH-07 im US-Bundesstaat Ohio. Der 30-jährige Youtuber Brandon Herrera wiederum scherzt darüber, ältere Menschen zu töten, und äußerte sich extrem herablassend und vulgar über Frauen und Kinder. Er kandidiert für die Republikaner im Distrikt TX-23 in Texas.

Die Zwischenwahlen Anfang November sind sowohl für die Demokraten als auch die Republikaner entscheidend. Die Demokraten wollen die Mehrheit in beiden Häusern, in jedem Fall aber im Repräsentantenhaus gewinnen. Jeder Sitz zählt.

Die Republikaner wollen ihre Dominanz im Kongress verteidigen. Schaffen sie das nicht, droht unter anderem eine Blockade für künftige Gesetzesvorhaben der regierenden Partei. Es drohen aber auch von den Demokraten angestrengte Untersuchungen gegen US-Präsident Trump.

Miller und Herrera sind vielleicht die extremsten, aber nicht die einzigen kontroversen Kandidaten im Rennen

um den Kongress. Vor Ken Paxton, dem republikanischen Kandidaten für den Sitz im US-Senat aus Texas, warnte sogar der inzwischen verstorbene Lindsey Graham.

Die Liste der Skandale um Paxton ist lang, die „Texas Tribune“ berichtete unter anderem darüber, wie er als Staatsanwalt einen geständigen Kinderschander, der über Jahre einen kleinen Jungen sexuell missbraucht hatte, zu einer Haftstrafe von wenigen Tagen verhelfen wollte.

Paxton und Miller erhöhen die Angriffbarkeit der republikanischen Kandidaten und damit die Chance für die Demokraten. Nachdem der Skandal um Miller bekannt wurde, nahm das Demokratische Wahlkampfkomitee des Kongresses seinen demokratischen Herausforderer Brian Poindexter in ein besonderes Programm für Kandidaten auf, die einen aktuell republikanischen Sitz für sich gewinnen könnten.

Auch die Demokraten haben in diesem Wahlkampf ihre Erfahrungen mit schwierigen Kandidaten gemacht. Der Austernformer Graham Platner sollte als demokratischer Kandidat im Rennen um den Sitz im US-Senat für den Bundesstaat Maine antreten, seine Kampagne als Mann des Volkes verfang bei Social Media. Er war aber von Anfang an umstritten.

So hatte er fast 20 Jahre lang ein Tattoo auf der Brust, das einen SS-Totenkopf zeigt. Platner hat es inzwischen überdecken lassen und sagt, er habe nicht gewusst, wofür es steht. Später kamen Anschuldigungen mehrerer Frauen hinzu, die ihm vorwarfen, sie misshandelt zu haben. Als ihn schließlich seine Ex-Freundin der Vergewaltigung beschuldigte, zog er seine Kandidatur zurück.

Wie können solche Kandidaten nominiert werden? Und warum bleiben sie im Rennen? Die Antwort könnte es Anfang November geben – wenn sich zeigt, ob sie trotz der Kontroversen gewählt werden. ◀

Außenansichten

Die Londoner „Sunday Times“ äußert sich besorgt über Probleme der USA beim Munitionsnachschub für ihre Streitkräfte:

Für aufmerksame Beobachter des Pentagons kommen die Probleme beim Munitionsnachschub – beim Militär spricht man von der „Magazinteife“ – nicht überraschend.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te erklärt: „Wir haben weit mehr, als wir brauchen.“ Doch Informationen, die kurz vor Beginn der Iranoperationen im Februar an die Öffentlichkeit gelangten, deuteten bereits darauf hin, dass er von Generalstabschef Dan Caine vor der begrenzten Verfügbarkeit bestimmter hochmoderner Waffen gewarnt worden war. (...) Der Irankrieg könnte erneut aufflammen, und die Ukraine braucht dringend Partei Abwehrraketen. (...) Die Aussichten sind düster. ◀

Die „Neue Zürcher Zeitung am Sonntag“ kommentiert Trumps Vorgehen gegen den Iran:

Seit Kriegsbeginn Ende Februar behauptet Donald Trump beinahe in Dauerschleife, der Iran habe verloren. Dann droht er wieder mit harten Angriffen, und er wollte auch schon die ganze iranische Zivilisation über Nacht auslöschen. Nun ist am Freitag eine neue skurrile Drohung hinzugekommen: Sobald der Iran besiegt sei, werde er die Straße von Hormus zum Hohreitsgebiet der USA erklären, sagte Trump in New York. Das Regime im Iran hat mit der Blockade der Meerenge ein effizientes Druckmittel entdeckt, um die Weltwirtschaft zu stören. (...) Dass Trump nun sogar mit Annexion drohen muss, (...) zeigt vor allem etwas: wie verzweifelt der US-Präsident nach einer Lösung für ein Problem sucht, das vor dem Krieg nicht bestand. ◀

Zu fünf Jahren Taliban-Herrschaft in Afghanistan meint die niederländische Zeitung „de Volkskrant“:

Fünf Jahre nach dem Fall Kabals und dem schmachvollen Abzug der westlichen Truppen erscheint die gesamte zwanzigjährige Intervention des Westens in Afghanistan unter Führung der Nato im Rückblick von Historikern wie ein tragisches Mahmoud für strategische Vorheit, politische Selbsttäuschung, moralisches Versagen und militärische Unfähigkeit. Die lobenswerten Absichten standen in keinem Verhältnis zur afghanischen Realität und zu d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en militärischen Mitteln. (...) Den Preis für das westliche Afghanistan-Flaske zahlen täglich die Afghanen, die an vage Versprechungen in UN-Resolutionen geglaubt hatten. ◀

THE SUNDAY TIMES

NZZ ausNeustag

deVolkskrant

Meinung & Analyse

Wohnhäuser in Berlin: Wer soll noch mit privatem Kapital investieren, wenn die Gefahr besteht, dass der Staat nach Belieben zugreift?

GASTKOMMENTAR

Enteignung ist keine Wohnungspolitik

Die linken Enteignungsfantasien sind eine Art politisch Untoter der deutschen Politik. Dabei wäre das Ende sozialistischer Ideen der Anfang der Lösung des Problems.

Wolfgang Kubicki

Im Jahr 1972 traf das Politbüro der SED unter Führung von Erich Honecker einen folgenschweren Beschluss: 11.000 private und halbstaatliche Unternehmen in der DDR wurden enteignet. Es war der finale Todesstoß für die Reste des Mittelstands in Ostdeutschland, der nicht schon vorher zerschlagen und enteignet worden war und sich jahrzehntelanger Drangsalierung durch die Machthaber entgegengestellt hatte.

Es war die letzte große Enteignungswell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Honecker und sein Staat sind bekanntlich längst Geschichte, aber er hat Erben – und das nicht nur in ideeller Hinsicht. „Seine“ Partei, die nach diversen Umbenennungen und Verschmelzungen heute unter dem Namen „Die Linke“ firmiert, schickt

sich an, das Thema Enteignungen wieder ganz oben auf die politische Agenda zu setzen.

Die linken Enteignungsfantasien sind eine Art politisch Untoter der deutschen Politik. So auch in der DDR, die 18 Jahre nach der letzten großen Enteignungswelle zugrunde ging und eine völlig marode Volkswirtschaft hinterließ. Dazu kamen kaputte Innenstädte und eine über Jahrzehnte drangsalierte Bevölkerung, deren Fleiß und Einsatzbereitschaft für ein selbstzerstörerisches Wirtschaftsexperiment missbraucht und ausgebetet wurden. Wirklich rein gar nichts spricht dafür, diese Experimente zu wiederholen.

Umso beklagenswerter ist es, dass in der Hauptstadt unseres Landes die Linke mit Enteignungen wirbt und gute Chancen

hat, ein wichtiger Teil der nächsten Landesregierung in Berlin zu werden. Der Anlass ist die verheerende Situation auf dem Berliner Wohnungsmarkt. Seit Jahren steigen die Mieten explosionsartig. Die Linken behaupten, das liege an der Gier der Großkonzerne. Die Wahrheit ist, dass die Nachfrage einfach um ein Vielfaches höher ist als das Angebot an Wohnungen.

Natürlich könnte der Staat erzwingen, dass die Preise nicht mehr steigen – sei es durch Enteignungen oder durch Eingriffe in die Preisgestaltung. Nur wird dadurch kein einziger zusätzlicher Quadratmeter Wohnraum geschaffen. Das hinter dem Preisproblem liegende, tiefere Problem wird überhaupt nicht adressiert: die Wohnungsnot. Enteignungen von Wohnungen würden hier denklogisch keine Entlastung schaffen können. Stattdessen würden sie die Not verschärfen.

Denn wer soll noch in einer Stadt mit privatem Kapital investieren, wenn die Gefahr besteht, dass der Staat nach Belieben zugreift? In Berlin wird jetzt schon zu wenig gebaut. Wenn die linke Politik obsiegt, würde irgendwann gar nicht mehr gebaut. Die Verhältnisse in der Hauptstadt drohen in eine Richtung zu kippen, in der die Lage politisch zu instabil für Investitionen ist.

Woran in vielen Städten weltweit der Zubau von neuen Wohnungen scheitert, ist in Berlin im Überfluss vorhanden. Mit dem Tempelhofer Feld besteht eine über 350 Hektar große Brachfläche. Deren Bebauung, selbst in den Randbereichen, zu verhindern und gleichzeitig über die Wohnungssituation in Berlin zu klagen, ist mehr oder minder obsoön. Die Wohnungsnot wird durch politische Entscheidungen am Leben gehalten und Jahr für Jahr verschärft. Jetzt nicht darüber, sondern über Enteignungen zu reden, ist nicht nur politisch unlauter, sondern brandgefährlich.

Denn die Linke ist keine durchgeknallte Splitterpartei, die unter „ferner liefen“ läuft, wie früher die DRP oder ähnliche linksextreme Vereinigungen. Die Linke ist vielmehr eine – nicht minder durchgeknallte – Großpartei, die sich anschickt,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in der Hauptstadt zu übernehmen. SPD und Grüne sehen in ihr nicht selten die natürlichen politischen Verbündeten.

CDU-Größen wie Daniel Günther versuchen zudem schon seit Jahren, sie für die Union satisfaktionsfähig zu machen. Wenn selbst eine sich bürgerlich nennende Partei wie die CDU an ihrer Anschlussfähigkeit zu einer solchen politischen Kraft arbeitet, ist das ein verheerendes Signal für die private Investitionsbereitschaft.

Denn die privaten Investoren, die jetzt enteignet werden sollen, werden diejenigen sein, die die dringend benötigten Wohnungen bauen müssen. So führt schon die Debatte zu einer Verschärfung des Problems. Je konkreter die Enteignungspläne werden, desto mehr werden sie die Not verschärfen, statt sie zu lösen.

Der Schlüssel für das Ende der Wohnungsnot in Berlin liegt nicht in einem Angriff auf das Privateigentum, sondern in dessen konsequentem Schutz und in der Mobilisierung von privatem Kapital durch eine Politik, die Bau- und Bürokratiekosten senkt und private Initiative ermöglicht. Kurzum: Das Ende sozialistischer Ideen ist der Anfang der Lösung des Problems. ◀

Wolfgang Kubicki ist

RMAO/2026/2026, Oker Berg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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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

Kostet das iPhone bald 350 Dollar mehr?

Steigende Materialkosten belasten Apple immer stärker. Gleichzeitig schwindet die Einkaufsmacht des Konzerns. Der neue Chef muss unangenehme Entscheidungen fällen.

P. Alvares de Souza Soares, J. Hofer San Francisco, München

Apples iPhones dürften deutlich teurer werden. „Wir erwarten Preiserhöhungen auf breiter Front, wenn im September die neuen Modelle vorgestellt werden“, sagte Ben Wood vom Analysehaus CCS Insight dem Handelsblatt. Angesichts stark gestiegener Materialkosten sei es „unvermeidlich“, dass der Konzern künftig mehr für seine Smartphones verlange, urteilen die Analysten des Marktforschungs- und Beratungsunternehmens Trendforce.

Apple selbst äußert sich auf Anfrage nicht konkret dazu. Zur Höhe möglicher Aufschläge gibt es aber mehrere Schätzungen. Counterpoint, ein US-Marktforscher, rechnet etwa mit 250 bis 350 Dollar je Gerät, falls Konzernchef Tim Cook die Bruttomarge auf dem bisherigen Niveau halten wolle. Andere Analysten beziffern die zu erwartenden Preiserhöhungen beim iPhone 18 auf 100 bis 200 Dollar.

Hinter den gestiegenen Kosten steht der Ausbau von Rechenzentren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I). Vor allem in den USA investieren Konzerne wie Microsoft und Amazon dabei Rekordsummen – und wetteifern um die gleichen knappen Komponenten. Eine der wesentlichen Ressourcen sind Speicherships. Seit Monaten können die führenden Hersteller SK Hynix, Samsung und Micron nicht annähernd so viel liefern, wie die Kunden bestellen. Die Folge: enorme Preissteigerungen.

Trendforce hat ermittelt, dass die Materialkosten des iPhone 18 mit 256 Gigabyte Speicher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um 38 Prozent gestiegen sind. Das liege an den teuren Speicherships. Das iPhone 18 soll im Herbst in die Läden kommen.

Für Laptops, PCs, iPads, Fernseher sowie die Datenbrille Vision Pro müssen die Konsumenten bereits seit Ende Juni deutlich mehr bezahlen. In der Spitze beträgt der Aufschlag mehr als 50 Prozent, für die meisten Computer rund 15 Prozent. Das seien „keine guten Nachrichten“, räumte Apple im Juni ein, man arbeite bereits an einer Lösung.

„Wir haben die Preise widerwillig erhöht“, sagte Cook Ende Juli bei der Vorlage der jüngsten Quar-

Speicherships dominieren die Materialkosten

Anteil einzelner Bauteile eines Gerätes mit 256 GB Speicher in Prozent

Handelsblatt • *Prognose • Quellen: Trendforce, Bloomberg

talzahlen. Er sprach von einer „Jahrhundertflut“ bei den Speicherpreisen mit „eponentiellen Anmiegen“. So etwas habe er in mehr als 40 Jahren in der Branche nicht erlebt.

Wie das Apple trifft, bezifferte Finanzchef Kevan Parekh: Die bereinigte Bruttomarge fiel binnen eines Quartals von 49,3 auf 48,1 Prozent, für das laufende Quartal stellt Apple nur noch rund 46,5 Prozent in Aussicht. „Mehr als 100 Prozent“ dieses Rückgangs ließen sich durch gestiegene Speicherkosten erklären, sagte Parekh. Anders gesagt: Andere Faktoren stützten die Marge, die teuren Speicher zogen sie dennoch nach unten.

Eine Trendforce-Analyse der iPhone-Pro-Modelle mit 256 Gigabyte Speicherplatz der vergangenen zwei Generationen zeigt, dass der Anteil des Speichers an den gesamten Materialkosten stark gestiegen ist: von rund zehn Prozent vor einem Jahr auf etwa 34 Prozent im dritten Quartal 2026. Im ersten Halbjahr 2027 wer-

de der Anteil voraussichtlich die Marke von 40 Prozent überschreiten. Zuvor seien Anwendungsprozessor und Bildschirm die dominierenden Kostenfaktoren gewesen.

Den Ernst der Lage zeigt auch der Lageraufbau: Binnen neun Monaten hat Apple seine Bestände fast verdoppelt auf einen Gegenwert von 11,1 Milliarden Dollar. Ausgerechnet Cook, der Vorräte einst „grundsätzlich böse“ nannte, hortedt nun Chips.

Am Markt sind die Folgen bereits spürbar. Im zweiten Quartal stieg der Durchschnittspreis neuer Smartphones binnen drei Monaten um 13 Prozent, der Absatz sank um sieben Prozent, wie CCS Insight ermittelt hat. Für das gesamte Jahr erwarten die Marktforscher ein Minus von zwölf Prozent.

„Die Zeit der billigen Smartphones ist vorbei“, sagt Chefanalyst Wood. Am härtesten treffe es Anbieter von Geräten unter 500 Dollar, weil Speicherships dort einen größeren Teil der Materialkosten ausmachten.

Für Apple wird die Lage zusätzlich unangenehm, weil die KI-Rechenzentren als Kunden für die Speichership-Hersteller an Bedeutung gewonnen haben. „Apple verfügt nicht mehr über die Einkaufsmacht, die es einst hatte“, lautet die Einschätzung von Counterpoint. CCS-Chefanalyst Wood sagte: „Alle Hersteller erhöhen ihre Preise, und selbst Apple ist nicht immun.“

Das zeigt sich auch in China. Apple sei beim chinesischen Lieferanten CXMT abgeblitzt, berichten die Analysten der US-Investmentbank Jefferies. Der aufstehende Speichership-Produzent gilt als wichtiger Herausforderer von SK Hynix, Samsung und Micron. Apple soll mit CXMT über Lieferpreise für Speicherships verhandelt haben, um die Kosten für die nächste iPhone-Generation zu senken. Dabei seien die Amerikaner jedoch abgewiesen worden. Stattdessen soll CXMT laut Jefferies auf Preisen bestanden haben, die höher oder ähnlich hoch waren wie die von Samsung und SK Hynix. Grund dafür sei eine massive Aufkaufwelle durch chinesische IT-Giganten wie Huawei und Xiaomi.

Unternehmen

Offen blieb, wie es nun weitergeht. Künftige Preiserhöhungen durchsetzen muss nicht mehr Cook durchsetzen, sondern sein designierter Nachfolger John Ternus. Die Staffelübergabe an den bisherigen Hardwarevorstand ist für September vorgesehen.

Die Wall Street wird skeptisch

Für Ternus kommt ein weiteres Problem hinzu: Offenbar stockt die Produktion. Bei TSMC, dem wichtigsten Auftragsfertiger der Halbleiterindustrie, sollen Apple-Prozessoren im Wert von rund einer Milliarde Dollar lagern, die der Konzern mangels Speicherships nicht fertigstellen könne, berichtete jüngst Halbleiteranalyst Tim Culpan.

An der Wall Street wächst derweil die Skepsis. Am Montag stufen die Analysten von Jefferies die Apple-Aktie auf „anderperform“ (unterdurchschnittlich) herab und senkten das Kurzeil auf 264 Dollar, knapp 16 Prozent unter dem Kurs der Vorwoche. Apple sei nicht mehr der „König der Lieferkette“, sagte Analyst Edison Lee dem Sender Bloomberg TV. Als Hoffnungsträger gilt seines Erachtens allenfalls ein fahlbares iPhone, das Apple kommenden Monat zeigen dürfte. Doch die begehrten Speicherships könnten auch hier einen besonders hohen Aufschlag erzwingen. Lee: „Wir glauben weiterhin, dass ein so teures Telefon ein Nischenprodukt wäre.“

Lee steht mit seiner Einschätzung nicht allein. Sechs Banken raten inzwischen zum Verkauf, so viele wie zuletzt 2012. Bereits im Juli hatte das Investmenthaus Keybanc Apple herabgestuft. Die Bank Morgan Stanley kappte nach den Quartalszahlen Kurzeil und Gewinnschätzungen, behielt aber ihre Kaufempfehlung bei.

Eine Verbesserung der Lage bei Speicherships sei zumindest für die nächsten 18 Monate nicht zu erwarten, heißt es bei Counterpoint. Im Gegenteil: SK-Hynix-Chef Kwak Noh-jung erwartet für das kommende Jahr „aus Angebotssicht“ das schlimmste Jahr in der Geschichte der Speicherships. 4.

MOBILFUNKER

Stellenabbau bei Telefónica wohl größer als bekannt

Der neue Deutschlandchef plant, die Personalkosten zu drücken. Die nächste Phase sei in Vorbereitung, heißt es in einem geheimen Dokument.

Stephan Scheuer Düsseldorf

Der Stellenabbau beim Netzbetreiber Telefónica in Deutschland könnte um etwa 50 Prozent größer ausfallen als bislang bekannt. Die Firma hinter der Marke O2 hatte den Wegfall von bis zu 1100 Vollzeitstellen bis Ende 2026 angekündigt. Ein als „geheim“ gekennzeichnete Dokument, das dem Handelsblatt vorliegt, rechnet dagegen bis 2028 mit rund 1650 Vollzeitstellen weniger als im Januar 2026.

Die weitere Abbauphase von rund 550 Vollzeitäquivalenten für die Jahre 2027 und 2028 ist in den Unterlagen noch als „vorläufig“ markiert. Zwei Insider bestätigten die Kennzahlen aus dem Dokument. Die Kosten für die Restrukturierung wurden demnach mit 427 Millionen Euro beziffert.

Ein Telefónica-Sprecher sagte, das Unternehmen befinde sich in einer Transformation, „mit der wir unsere Wettbewerbsfähigkeit und Zukunftsfähigkeit langfristig sichern wollen“. Aus Respekt vor Mitarbeitenden und Partnern wolle sich die Firma nicht zu „einzelnen Maßnahmen, möglichen Auswirkungen oder zeitlichen Abläufen“ äußern. Der Unternehmenssprecher verwies auf die bereits kommunizierten Restrukturierungen.

Santiago Argélich Hesse hat Anfang dieses Jahres den Chefposten bei Telefónica in Deutschland übernommen und den langjährigen CEO Markus Haas abgelöst. Er muss den Netzbetreiber in einer ökonomisch schwierigen Phase stabilisieren.

Der Großkunde I&I hat das Netz gewechselt. Die Migration seiner rund zwölf Millionen Kunden aus dem Telefónica-Netz wurde im vergangenen Jahr abgeschlossen. Die Kunden nutzen seitdem das eigene Netz von I&I oder das des neuen Partners Vodafone. Der Wegfall des wichtigen Großkunden belastet die Geschäftszahlen der Mannschaft von Argélich Hesse. Für das zweite

Santiago Argélich Hesse: Schwierige Lage für den Telefónica-Chef.

Quartal wies Telefónica in Deutschland einen Umsatzrückgang um 11,1 Prozent und einen Rückgang beim bereinigten operativen Ergebnis (Ebitda) um 7,2 Prozent aus.

Die Berechnungen aus dem geheimen Dokument zeigen, wo und wie weit die Geschäftsführung sparen könnte. Der größte Anteil entfällt demnach auf die Telefónica Germany GmbH & Co. OHG. Den Daten zufolge könnten im Jahr 2026 rund 600 Vollzeitstellen wegfallen. Bis 2028 könnten demnach weitere rund 120 Stellen gestrichen werden.

Die Sparmaßnahmen bei Telefónica wirken sich auch auf die Filialen aus. Während die Firma bereits die Schließung von rund 60 eigenen Shops angekündigt hatte, ist in den Unterlagen die Rede von einer Reduzierung von rund 200 eigenen und Partner-Shops.

Im Bundeservice könnte demnach die Strichung von 170 Vollzeitstellen im Jahr 2026 anstehen. Für 2027 und 2028 könnten weitere rund 180 Stellen gestrichen werden.

Für die eigenen und von Partnern betriebenen Shops kalkuliert

Telefónica laut dem Dokument mit dem Wegfall von 220 Vollzeitstellen im Jahr 2026. In den beiden Folgejahren könnten weitere rund 110 Vollzeitstellen gestrichen werden. Zusätzlich könnten die übergreifenden Funktionen etwa für Shops, Servicecenter und Onlinekanäle betroffen sein. Dort könnten laut Berechnungen 110 Vollzeitstellen im Jahr 2026 wegfallen und weitere rund 140 in den beiden Folgejahren.

Von den geplanten Restrukturierungskosten in Höhe von 427 Millionen Euro entfallen dem Dokument zufolge rund 400 Millionen Euro auf „personalbezogene Maßnahmen“. Weitere rund 30 Millionen Euro sind unter anderem für die Entschädigung von Vertriebspartnern, den Ausstieg aus Mietverträgen und für Anwälte vorgesehen.

Mit den Maßnahmen wolle Telefónica sein jährliches bereinigtes operatives Ergebnis ab dem Jahr 2028 um rund 185 Millionen Euro verbessern, heißt es in dem Dokument. Nach der Kalkulation soll sich der Umbau nach 2,3 Jahren amortisieren.

Innerhalb der Belegschaft ist die Stimmung derzeit sehr angespannt, sagten zwei Insider dem Handelsblatt. Unter den Beschäftigten bestehe die Sorge, dass Argélich Hesse Ergebnisziele nur über Kostensenkungen erreichen wolle. „Das Mobilfunknetz ist seit dem Abgang von I&I nicht ausgelastet. Was fehlt sind mehr Kunden und eine klare Strategie“, klagte ein Insider. Der Telefónica-Sprecher sagte: „Uns ist bewusst, dass Veränderungen für viele Beschäftigte mit Unsicherheit verbunden sind.“

Für zusätzliche Unruhe sorgte der Abgang erfahrener Führungskräfte. Dazu sollten nach Handelsblatt-Informationen Marketingmanagerin Verena Grundke und Vertriebsmanager Michael Kieninger zählen. Beide galten als wichtige Leistungsträger. „Es ist ein Warnsignal, wenn solche Topkräfte gehen“ sagte ein Insider. Grundke und Kieninger waren nicht für ein Statement zu erreichen.

In einem Abschiedstext auf dem Karrierentzwerk LinkedIn ließ Grundke offen, welche Stelle sie als Nächstes antreten werde. Sie schrieb: „Nach acht Jahren habe ich mich entschieden, O2 Telefónica zu verlassen.“

Neben der Deutschen Telekom und Vodafone ist Telefónica der dritte große Netzbetreiber in Deutschland. Zwischenzeitlich galt der Mobilfunker mit der Marke O2 bei der Netzqualität als deutlich abgeschlagen. Zuletzt machte die Firma mit Hauptsitz in München unter Technikchef Mallik Rao deutliche Fortschritte bei der Mobilfunkqualität und Netzabdeckung. 4.

Telefonica/Chefs/Imprint

Telekommunikationsunternehmen

Kennzahlen im Geschäftsjahr 2025

Telefónica Deutschland	Dt. Telekom^{1} (nur Deutschland)	Vodafone Deutschland^{1}
Umsatz in Mrd. €	10,64
Ebitda^{1} in Mrd. €
8,37	1,74	10,69
Mitarbeiter Letzte verfolgten Zahl		20,31
Kunden in Mio. Gesamt über alle Geschäftsbereiche zum 30.06.2026		4,24
7,800	36,8	110,8
		13,600
		26,7

1) Abzüglich Leasingaufwand (Ebitda ALL; 2) Geschäftsjahr zum 31.03.2026 Handelsblatt • Quellen: Bloomberg, Unternehmen

Unternehmen

AKW in Paks, Ungarn: Das Kraftwerk produziert knapp die Hälfte des Strombedarfs des Landes.

ENERGIE

Hohe Temperaturen setzen Europas Atomkraft unter Druck

Wegen der Hitze müssen AKWs in Europa ihre Leistung drosseln – oder vorübergehend ganz vom Netz genommen werden. Das sorgt für eine Debatte über den Nutzen der Kernkraft in Zeiten des Klimawandels.

Kathrin Witsch Düsseldorf

Die Hitze bringt Europas Atomkraftwerke (AKW) an ihre Grenzen. Mittlerweile muss Frankreich fast jeden Sommer die Leistung mehrerer Meiler drosseln, weil die Temperaturen in den Flüssen über dem maximal erlaubten Grenzwert liegen. Seit zwei Monaten häufen sich die Meldungen über AKW-Abschaltungen – erstmals aber auch in anderen Ländern –, teilweise mit dramatischen Folgen. Am Donnerstag kündigte das rumänische Energieministerium an, das einzige Atomkraftwerk des Landes vollständig herunterzufahren.

Mit Blick auf den fortschreitenden Klimawandel steht die Atomenergie deswegen vor einer entscheidenden Frage: Wie verlässlich sind die Kraftwerke angesichts steigender Temperaturen?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EU) macht die Stromerzeugung aus Atomkraft rund ein Viertel der gesamten Erzeugungsleistung aus und stellt damit eine wesentliche Säule der Energieversorgung dar. Zwölf von 27 Ländern betreiben aktuell Atomkraftwerke. Lange war die Atomkraft in Europa auf dem Rückzug. Doch seit einigen Jahren steigt die nukleare Stromerzeugung wieder. Länder wie Frankreich, Ungarn, Polen, Schweden, Rumänien, Tschechien, die Niederlande oder die Slowakei bauen zudem an neuen Meilern oder haben dies zumindest angekündigt.

„Prinzipiell sind hitzebedingte Abschaltungen von Kernkraftwerken bereits seit Jahrzehnten bekannt. Bisher waren sie aber nicht problematisch“, erklärt Energieexper-

te Leonhard Gandhi vom Fraunhofer-Institut für Solare Energiesysteme. Bei sehr lang anhaltenden und weitflächigen Hitzeperioden als Folge der Klimakrise könnte sich das in Zukunft allerdings ändern. Experten warnen: Atomenergie ist für die Zukunft schlecht aufgestellt. Diesen Sommer sind die ersten Folgen bereits spürbar.

Wo kam es bisher zu Abschaltungen?

► Frankreich

Die meisten Ausfälle und Drosselungen gibt es diesen Sommer in Frankreich. Deutschlands Nachbarland bezieht fast 70 Prozent seiner Energie aus der Atomkraft. Am Mittwoch waren laut Daten des Energieversorgers EDF mehr als 20 Prozent der landesweiten Reaktorkapazitäten außer Betrieb. „Das ist eine nicht mehr zu vernachlässigende Größenordnung“, sagt Strommarktexperte Christoph Maurer von der Energieberatungsagentur Consentec. Trotzdem exportiere Frankreich in den allermeisten Stunden immer noch Strom. Von einem Problem der Versorgungssicherheit in Frankreich könne deswegen keine Rede sein. Bislang hatte der französische Atomkonzern EDF die hitzebedingten Ausfälle im Schnitt der vergangenen 25 Jahre gerade mal auf 0,3 Prozent beziffert. Die Rekordtemperaturen 2026 könnten diesen Wert jetzt deutlich nach oben befördern. Eine Anfrage des Handelsblatts nach detaillierten Zahlen der Produktionsausfälle für diesen Sommer ließ EDF bislang unbeantwortet.

► Ungarn

Wegen des niedrigen Pegelstands in der Donau musste Ungarn das erste Mal überhaupt die vier Blöcke seines Atomkraftwerks Paks fast vollständig herunterfahren. Nach anderthalb Wochen ist das Land aktuell dabei, die einzelnen Turbinen nach und nach wieder ans Netz zu bringen. Normalerweise produziert Paks knapp die Hälfte des ungarischen Stroms. Ungarns Ministerpräsident Peter Magyar hatte Unternehmen, Kommunen und Haushalte dazu aufgerufen, ihren Stromverbrauch in den abendlichen Spitzenzeiten zu reduzieren. Nach Regenfällen im Nachbarland Österreich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rechnet Ungarn nun wieder mit vorübergehend steigenden Wasserpegeln.

► Schweiz

In der Schweiz sind beide Blöcke des Kraftwerks in Beznau bereits seit dem 31. Juli außer Betrieb. Technisch seien die hohen Wassertemperaturen allerdings kein Problem für die Kühlung des Kraftwerks. „Die Maßnahmen dienen dem Schutz der Aare und der Einhaltung der strengen umweltrechtlichen Vorgaben“, teilt ein Sprecher des Schweizer Versorgers auf Anfrage mit.

► Slowenien und Kroatien

Auch Slowenien und Kroatien mussten die Leistung ihres gemeinsamen Atomkraftwerks drosseln. Der Reaktor in Krško an der Save läuft seit der Nacht zum 6. August nur noch mit 80 Prozent Leistung. HEP, einer der zwei Betreiber, erklärte, Kroatien Stromversorgung bleibe auch bei einem vollständigen Produktionsstopp gesichert.

► Rumänien

Rumänien kämpft ebenfalls mit Niedrigwasser und hat für den gesamten August den Energienotstand verhängt. Das Energieministerium ließ sogar Felsen sprengen, das Flussbett der Donau auslaggert und vier steinbeladene Ladkähne als Deich versenken, um die Strömung zum Kraftwerk umzulenken. Gewonnen wurden zwei bis vier Zentimeter Pegelstand – gereicht hat es dennoch nicht. Am Donnerstag kündigte die rumänische Regierung „im Hinblick auf die aktuellen hydrologischen Bedingungen“ an, auch den zweiten Reaktor des einzigen Atomkraftwerks im Land kontrolliert herunterzufahren. Cernavoda produziert in der Regel ein Fünftel des rumänischen Strombedarfs. Der soll nun durch andere Quellen wie Windkraft und Importe gedeckt werden. Die Regierung rief die rumänische Bevölkerung zu einem verantwortungsvollen Stromverbrauch auf.

Immer wieder kommt es wegen hoher Temperaturen zu Problemen beim Betrieb von Kernkraftwerken. Gründe dafür sind meist drohende Überschreitungen der zulässigen Flusstemperatur. Umweltvorschriften verpflichten beispielsweise EDF in Frankreich, die Stromerzeugung zu drosseln, sobald die Flusstemperaturen bestimmte Schwellenwerte – etwa 28 Grad Celsius – erreichen, um die lokalen Ökosysteme zu schützen. Flüsse können nicht zu viel erwärmtes Kühlwasser aufnehmen, ohne Fischen und anderen Wildtieren zu schaden.

Unternehmen

Aber auch eine Quallenplage kann Ursache für eine vorübergehende Abschaltung sein. So musste in dieser Woche Westeuropas größtes AKW, das Kernkraftwerk Gravelines im Norden Frankreichs, fast vollständig stillgelegt werden, weil ein Schwarm der Tiere die Kühlung der Anlage beeinträchtigt hatte.

Im ungarischen Paks dagegen reichte schlicht der Ansaugstutzen der Kühlwasserpumpen nicht weit genug hinunter, um angesichts des extremen Niedrigwassers der Donau eine ausreichende Kühlung zu ermöglichen. Grundsätzlich sei selbst bei dem aktuellen Niedrigwassestand noch ausreichend Wasser vorhanden, um einen Leistungsbetrieb aufrechtzuerhalten, heißt es vom ungarischen Betreiber. In Rumänien dagegen war selbst das nicht mehr möglich. Hier hatte die Donau schlicht einen zu niedrigen Pegelstand, um das Atomkraftwerk mit ausreichend Kühlwasser zu versorgen.

Grundsätzlich benötigen Atomkraftwerke Wasser, um die Energie aus der Kernspaltung in Dampf umzuwandeln, der wiederum eine Turbine betreibt und damit einen Generator, der Strom erzeugt, ähnlich einem Kohle- oder Gaskraftwerk. Eine Dampfturbine funktioniert aber nur, wenn ein Unterdruck herrscht. Dafür wird der Dampf nach der Turbine wieder zu Wasser kondensiert. Das passiert in einem Kondensator, einem riesigen Wärmetauscher, durch den kaltes Flusswasser strömt.

Viele Atomkraftwerke sind deswegen direkt in Flussnähe gebaut, damit aber auch am anfallguten für die Gefahren von extremen Niedrigwasser. Andere Anlagen stehen in Küstermähe oder arbeiten mit einem Kühlturm. Darin wird das im Kraftwerk erwärmte Wasser gekühlt, indem ein Teil davon verdunstet. Die Abwärme gelangt dadurch überwiegend in die Luft statt zurück in den Fluss.

„

Ein System muss unterschiedliche Energieträger kombinieren, um robust zu sein.

Christoph Maurer Coronet

Aber auch ein Kühlturm ist keine Garantie. Die slowenisch-kroatische Betreibergesellschaft NEK hatte die Vollast ihres Meilers zwar wochenlang über den Kühlturm halten können – bei anhaltender Hitze und sinkendem Durchfluss reichte aber auch das nicht mehr.

Können Ausfälle in Zukunft vermieden werden?

EDF will bis 2040 rund 600 Millionen Euro jährlich investieren, insgesamt 8,4 Milliarden. Dafür soll knapp die Hälfte in die Atomflotte gehen, um die Meiler mit Blick auf das Klima besser aufzustellen. Unter anderem soll das eingeleitete Wasser abgekühlt werden, bevor es in den Fluss zurückgeht. Außerdem will EDF die Belüftungs- und Klimaanlagen der Kraftwerke verstärken und vorhandene Kühltürme modernisieren. Der Vorteil: Weniger Wärme wird in den Fluss geführt. Der Nachteil: Kühltürme benötigen zusätzliche Energie, kosten viel und verbrauchen durch Verdunstung selbst Wasser.

Auch Slowenien plant für einen möglichen zweiten Block mit einer deutlich stärkeren Luftkühlung. In Ungarn soll eine sogenannte Solalschwelle des Wasserstands der Donau um 1,2 Meter anheben. Damit soll der wasserarme Fluss aufgestaut werden. Vor der Fertigstellung sollen aktuell noch zwei jeweils 80 Meter lange, aneinandergereihte und quer zur Flusrichtung stehende Lastkühne kontrolliert versenkt werden, um einen ersten Staueffekt zu erzielen. Die Solalschwelle, ein quer zur Fließrichtung in der Gewässersohle liegendes Bauwerk, soll mit rund 185.000 Kuhlkmeter Gestein aufgeschüttet werden.

Diese Maßnahmen sollen den Pegel der Donau dauerhaft um insgesamt 1,2 Meter anheben. Die Kosten liegen laut Angaben der Regierung bei rund 16,5 Millionen Euro.

„Wir müssen anerkennen, dass es wärmer wird, auch wenn es nicht jedes Jahr so extrem sein wird wie diesen Sommer. Und das stellt das Gesamtsystem vor Stress“, sagt Maurer. Das gelte aber für das gesamte Energieversorgungssystem. So sei die Abhängigkeit der Stromversorgungssicherheit von einem einzigen Kraftwerkstandort wie in Ungarn und Rumänien deutlich zu hoch. „Ein System muss unterschiedliche Energieträger kombinieren, um robust zu sein“, stellt Maurer klar.

Aber Hitze sei kein reines Problem der Atomkraft: Auch Gas- und Kohlekraftwerke müssen gekühlt werden, Wasserkraftwerke produzieren bei Niedrigwasser ebenfalls deutlich weniger Strom. Und Windanlagen lieferten in Zeiten extremer Hitze oft weniger Ertrag als üblich. An Klimaanpassungsmaßnahmen komme in Zukunft das gesamte Energiesystem nicht mehr vorbei.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Nächster prominenter Abgang bei OpenAI vor dem Börsengang

Die Vertriebschefin Denise Dresser galt als Hoffnungsträgerin beim ChatGPT-Konzern. Jetzt ersetzt sie Dali Rajic, früherer Topmanager der Cloud-Cybersicherheitsplattform Wiz.

F. Holtermann, B. Prockner San Francisco, Düsseldorf

Dressers Nachfolger steht bereits fest: Es ist Dali Rajic, zuletzt Präsident und Operativchef (COO) des Cybersicherheitsunternehmens Wiz, das im März von Google übernommen wurde.

So trat Topmanagerin Fidji Simo, die Chef Sam Altman als CEO für den Einsatz von KI-Produkten entlasten sollte, im Juli nach nur etwa einem Jahr

krankheitsbedingt zurück. Zuvor war sie drei Monate ausgefallen. Wie bei ihrem Abgang angekündigt, ist sie im Hintergrund weiter in beratender Funktion für OpenAI tätig. Auch der ehemalige COO Brad Lightcap sowie die Ethikbeauftragte Chloé Bakalar verließen kürzlich das Unternehmen.

Anthropic hat Berichten zufolge die eigenen Pläne für einen Börsengang beschleunigt. Demnach erwartet das KI-Labor für 2026 einen Jahresumsatz von 100 Milliarden Dollar und könnte womöglich schon im Oktober an die Börse gehen OpenAI erwartet laut der Agentur Bloomberg nun einen Jahresumsatz von über 40 Milliarden Dollar.

Bromberg, Getty Images

Denise Dresser (a.): Keine neun Monate bei OpenAI.

Unternehmen

Der aktuelle politische Kurs für die Energiewende könnte hohe, unnötige Kosten verursachen. Das zeigt eine Modellrechnung des Energiewirtschaftlichen Instituts an der Universität zu Köln (EWI), die dem Handelsblatt exklusiv vorliegt. Demnach könnten Steuerzahler und Unternehmen bis zum Jahr 2045 rund 70 Milliarden Euro einsparen, wenn die Energiewende anders verläuft als zurzeit geplant.

Auftraggeber des Gutachtens ist der Landesverband Erneuerbare Energien NRW (LEE NRW). Obwohl der Verband die Interessen des Erneuerbaren-Sektors vertritt, kommt die Untersuchung nicht zu dem Ergebnis, dass Deutschland schlicht mehr erneuerbare Energien zubauen muss als bisher vorgesehen. Stattdessen soll der Ausbau von Photovoltaik und Windkraft sogar zunächst sinken. Bricht der Erneuerbaren-Ausbau allerdings zu stark ein, wird es noch viel teurer.

Das Gutachten zeigt im Detail, wie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Energiewende richtig justieren kann und welche Energiewende-Entscheidungen den größten Einfluss auf die künftigen Kosten des Energiesystems haben. Das EWI vergleicht in seiner Kostenanalyse drei Szenarien:

1 Das Referenzszenario (REF) orientiert sich am aktuellen Netzentwicklungsplan, in dem der Stromnetzausbau vorausgeplant wird, sowie an den gesetzlich festgelegten Ausbaumengen für erneuerbare Energien.

2 Ein zweites Szenario namens VAR rechnet mit einem reduzierten Erneuerbaren-Ausbau und einem erhöhten Gaskraftwerksausbau. Dabei entstehen weniger Fixkosten – also etwa Ausgaben für den Bau von Wind- und Solarparks. Dafür gibt es mehr variable Kosten – also etwa Kosten für Stromimporte.

3 Das dritte Szenario heißt OPT und ist eine rechnerische Optimierung des EWI für den Ausbau von Erneuerbaren, Kraftwerken und Stromnetzen.

Das VAR-Szenario ist trügerisch, denn es reduziert zwar kurzfristig Kosten, schneidet langfristig aber am schlechtesten ab. So könnten bis 2030 sieben Milliarden Euro an Fixkosten für erneuerbare Energien eingespart werden. Schon 2037 würden die Kosten für Stromimporte und Gaskraftwerksbetrieb diese Einsparungen aber übersteigen. Bis 2045 käme dann noch eine große Menge teurer Wasserstoffimporte hinzu, um damit die Gaskraftwerke klimafreundlich zu betreiben. So entstünden Mehrkosten von drei Milliarden Euro pro Jahr im Vergleich zum Referenzszenario.

Der Geschäftsführer des LEE NRW, Christian Vossler, sagt: „Mehr Erdgas und perspektivisch importierter Wasserstoff sind keine Strategie zur dauerhaften Kostensenkung. Ein solches System verlagert Kosten von Investitionen hin zu Brennstoffen und Importen.“ So stiegen zugleich die Abhängigkeit Deutsch-

lands von internationalen Märkten und die langfristigen Kosten für Wirtschaft und Verbraucher.

Das optimierte Szenario verringert im Gegensatz zum Referenzszenario ab 2045 die Kosten um rund neun Milliarden Euro. Es nimmt allerdings in Kauf, dass der Ausbau der Erneuerbaren zunächst etwas Geschwindigkeit verliert. So wären im optimierten Szenario im Jahr 2037 beispielsweise nur 148 Gigawatt Windkraft an Land aufgebaut, während es im Referenzszenario 158 Gigawatt sind.

Für die Kosten der Energiewende ist allerdings nicht nur ausschlaggebend, wann wie viele Erneuerbare und Gaskraftwerke zugebaut werden. Wichtig ist auch, auf die richtigen Anlagen zu setzen.

Laut EWI-Gutachten sollten beispielsweise mehr Freiflächen-PV-Anlagen gebaut werden und stattdessen weniger private Aufdach-Anlagen, da Freiflächen-PV günstiger zu bauen sei. Außerdem solle der Windkraftausbau zugunsten von Windrädern an Land statt auf See verschoben werden, weil Offshore-Windkraft mit besonders teuren Stromnetzkomponenten angebunden werden muss.

Mit dem Optimalpfad des EWI würden die gesetzlich verankerten Erneuerbaren-Ziele bis 2030 verfehlt, an denen auch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arina Reiche bislang offiziell festhält. Bis 2030 will Deutschland 115 Gigawatt Windkraft an Land zugebaut haben, während es im Optimalszenario nur 101 wären. Außerdem sollen 215 Gigawatt PV installiert sein, im Optimalszenario wären es nur 208.

Dabei sind für das EWI selbst allerdings die genauen Zahlen weniger wichtig als die große Richtung. Und tatsächlich scheint die Politik der Wirtschaftsmünsterin bislang in diese Richtung zu wirken: Durch eine Reform des Erneuerbare-Energien-Gesetzes (EEG) soll etwa die staatliche Vergütung für private PV-Anlagen abgeschafft werden, was diese im Vergleich zu Freiflächenanlagen unattraktiver machen würde. Außerdem sollen die Ausschreibungsmengen für Windkraft an Land erhöht werden.

Trotzdem könnten politische Entscheidungen, die dieser Tage getroffen werden, leicht dafür sorgen, dass der Erneuerbaren-Ausbau in Deutschland zu stark einbricht und

ENERGIEWENDE

Wie die deutsche Energiepolitik Milliarden verschwendet

Ein Gutachten zeigt: Fährt Deutschland den Ausbau erneuerbarer Energien langfristig zurück, drohen laut Modellrechnung hohe Folgekosten. Allerdings gibt es auch die Empfehlung, den Ausbau noch etwas zu verschieben.

Catiana Krapp Düsseldorf

Die Energiewende verändert den Kraftwerksmix in Deutschland

Installierte Kapazitäten erneuerbarer Energien in Gigawatt

Aufdach-PV Freiflächen-PV Wind auf See Wind an Land Wasserkraft

REV Referenzszenario: Systementwicklung nach aktuellen Netzentwicklungsplan

VAR Höherer Anteil mit Kosten Erneuerb. Energien werden weniger dicht ausgebaut, dafür wird mehr Strom importiert u. durch Gaskraftwerke erzeugt OPT Optimiert: Durch das EWI errechneter optimale Pfad für Erzeugungs- und Netzausbau

Handelsblatt • 1) Photovoltaik; 2)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 Quellen: EWI, LEE NRW

das Land somit in das teure VAR-Szenario abentsch.

Der Hauptautor des EWI-Gutachtens, Philip Schnaars, gibt zu bedenken: „Beim Ausbau von Freiflächen-PV und Onshore-Windanlagen ist es wichtig, dass die erneuerbaren Energien noch besser auf die Anforderungen des Energiesystems aus-

Installierte Kraftwerkskapazitäten in Gigawatt

Steinkohle Braunkohle Erdgas Erdgas (Laufzeitverlang.) Wasserstoff (Neubau) Wasserstoff (Umrüstung) Erdgas und CCS

gelegt werden.“ Gemeint ist, dass Wind und Solar gezielter dort zugebaut werden, wo die Stromnachfrage hoch ist und wo im Stromnetz Platz für zusätzliche Stromerzeuger ist. Dafür spricht sich auch der LEE NRW aus.

Um die Details eines Gesetzentwurfs, der theoretisch genau das be-

Unternehmen

zwecken soll, gibt es derzeit große Diskussionen. Der LEE NRW befürchtet, dass die angedachten Maßnahmen übers Ziel hinausgehen und der Erneuerbaren-Zubau nicht nur leicht gebremst wird – so wie es laut Gutachten optimal wäre – sondern zu stark einbricht. Vossler sagt: „Man kann den Ausbau erneuerbarer Energien nicht einfach per Knopf-

druck ein- und ausschalten. Wenn die finanziellen Bedingungen zu schlecht werden, reißt die Bundesregierung beim Zubau eine große Lücke, und dann wird die Energiewende für alle deutlich teurer.“

Analyst Hanns Koenig von der Energiemarktberatung Aurora Energy Research hingegen sieht das entspannter. Er sagt: „Bislang bleibt die

Stromnachfrage in Deutschland deutlich hinter den Erwartungen zurück. Deshalb halte ich es für sinnvoll, zumindest kurzfristig Solaranlagen langsamer auszubauen. Einen kompletten Einbruch des Marktes halte ich für unwahrscheinlich.“

Ähnlich wichtig wie der richtige Zubau von Wind und Solar dürfte indes ein weiterer Faktor sein: Batteriespeicher in privaten Elektroautos und in Wohnhäusern. Die Geräte sollen künftig beispielsweise zur Mittagszeit überschüssigen Solarstrom aufnehmen, der in diesem Moment nicht verbraucht werden kann, weil kurzfristig durch die hohe Sonneneinstrahlung mehr Solarstrom entsteht als nötig.

Den gespeicherten Strom könnten die Geräte dann etwa in den Abendstunden wieder abgeben, wenn kein Solarstrom mehr entsteht, aber viele Menschen zu Hause Strom zum Kochen oder Fernsehen benötigen.

Bislang sind solche Konzepte nur eine Vision, denn die Regulierung in Deutschland ist noch nicht darauf ausgelegt, dass kleine, private Batteriespeicher in E-Autos und Häusern ihren Strom ins Stromnetz abgeben können.

Laut der EWI-Berechnung entstehen durch den nötigen Bau zusätzlicher Kraftwerke und die damit einhergehenden Importe an Gas und Wasserstoff hohe Mehrkosten, die

115 Gigawatt Windkraft an Land seit Deutschland bis 2030 zugebaut haben. Quelle: Erneuerbare Energien-Gesetz (EEG)

sich ab 2045 auf neun Milliarden Euro pro Jahr aufsummieren, wenn es Deutschland nicht gelingt, solche Batteriespeicher ins Energiesystem zu integrieren.

Der Fortschritt bei diesem Ziel hängt derzeit an einer neuen Festlegung der Bundesnetzagentur, die den Namen Mispel trägt – „Marktintegration von Speichern und Ladepunkten“. Im Oktober könnte sie in Kraft treten.

Daraus schöpft etwa Jochen Schwill Hoffnung, Gründer des Energie-Start-ups SpotmyEnergy. Sein Unternehmen ist Stromanbieter und baut außerdem bei Haushalten intelligente Stromzähler ein. Ab dem kommenden Jahr könnte dank der neuen Festlegung noch ein Geschäftsmodell hinzukommen. „Durch Mispel kann ein Stromspeicher zu Hause in Zukunft so funktionieren wie ein professioneller Batteriespeicher“, sagt Schwill. Unternehmen wie SpotmyEnergy könnten dann als Dienstleister für Haushalte den Strom aus deren Heimspeichern gewinnbringend am Strommarkt verkaufen und so gleichzeitig dann Strom zur Verfügung stellen, wenn Deutschland ihn braucht.

Laut Schwill sind bereits Heimspeicher mit einer Gesamtleistung von 13 Gigawatt in Deutschland installiert – würden sie alle gleichzeitig Strom einspeisen, entspürbar das der Leistung von 13 Atomkraftwerken.

Unternehmen

GÜTERVERKEHR

DB Cargo drängt in unbekanntes Geschäftsfeld

Die finanziell unter Druck geratene Güterbahn will schon Anfang der 2030er-Jahre vier Millionen Tonnen CO₂ auf der Schiene transportieren. Doch die technischen Hürden sind beachtlich.

Christoph Schlautmann Köln

Bernhard Osburg, seit vergangenem November Vorstandschef von Europas größtem Schienentransporteur DB Cargo, dirigiert die Bahntochter in ein noch zu entwickelndes Geschäftsfeld: „Wir sind bereit, schon Anfang der 30er-Jahre vier Millionen Tonnen CO₂ pro Jahr zuverlässig und europaweit zu transportieren“, sagte er in kleiner Runde am Mittwoch in Köln. „Für DB Cargo ist das ein strategisch relevantes Thema.“

Sobald Deutschlands größte CO₂-Emitenten eine Investitionsentscheidung getroffen hätten, produziertes Klimagas abzuschneiden und im Erdinneren zu speichern, benötige es nur noch einen Hochlauf von drei Jahren, um es per Schiene zu ausgewählten Speicherorten quer durch Europa transportieren zu können. Als Kunden im Fokus stehen dabei Müllverbrennungsanlagen, Zement- und Kalkwerke, die hierzulande zusammen acht Prozent des Klimagases ausstoßen.

Für die Güterbahntochter der Deutschen Bahn wäre dies womöglich ein Befreiungsschlag. Das Staatsunternehmen, das über Jahre hinweg Verluste in dreistelliger Millionenhöhe schrieb, darf künftig nicht mehr über die Konzernmutter subventioniert werden. So hat es die EU-Kommission nach einer Klage von Wettbewerbern entschieden. Hält das von Osburg geführte Unternehmen die Bedingung nicht ein, droht nach dem Vorbild der französischen Güterbahn Fret SNCF die Zerschlagung.

Zuletzt hatte sich die Situation leicht aufgehellt. So schaffte DB Cargo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erstmals fast wieder eine schwarze Null. Doch noch gibt es Zweifel, ob das Unternehmen die Gewinnsituation halten kann. Ein Ersatz etwa für den schrumpfenden Transportmarkt von Steinkohle, den die Energiewende unter Druck gesetzt hat, wird daher händeringend gesucht.

Pipeline-Ausbau kommt kaum voran

In dem Transport von aufgefangenem Klimagas, dessen achtloser Ausstoß für die Emittenten nach dem Willen der EU stetig teurer werden soll, scheint Osburg diesen nun gefunden zu haben. In einem ersten Schritt will er zunächst rund 200 spezielle Kesselwagen fertigen lassen, die auf minus 30 Grad heruntergekühltes CO₂ fassen und einem Imendruck von 15 bar standhalten sollen.

„Die Technik dafür besteht bereits“, sagt DB-Cargo-Projektleiter Bjarne Regenbrecht. „Die bisherige Stückzahl der hergestellten Waggons ist aber äußerst gering.“ Zudem sei noch nicht entschieden, ob sie DB Cargo selbst bestellt oder über Mietfirmen wie VTG in den Fuhrpark aufnimmt. Laut Insiderinformationen werden dafür üblicherweise rund 80 Euro Leasinggebühren pro Tag fällig.

Das Geschäftsfeld öffnet sich für die Bahn-Tochter auch deshalb, weil Deutschland mit dem geplanten Pipelinenetz kaum vorankommt. So existiert beispielsweise im Hafen Rotterdam eine 32 Kilometer lange Röhre, die zu einer Pumpstation für die Un-

terwasserlagerung draußen auf See führt. Für die geplante Pipeline von Rotterdam nach Duisburg sind jedoch noch nicht einmal Bauarbeiten in Sicht.

„Wir haben viel zu lange auf die Pipeline gesetzt“, resümiert Alexandra Decker, Vorstandin des Brandenburger Zementherstellers Cemex Deutschland. Man wolle zwar möglichst bald rund 1,3 Millionen Tonnen CO₂ pro Jahr abscheiden, doch gerade jenseits der großen Industriezentren fehle die Möglichkeit für den Abtransport über eine Röhre.

Der künftige Markt für CO₂-Logistik scheint damit beachtlich. So zählt Fabian Maralter vom Marktforschungsinstitut Prognos aktuell 164 Industriestandorte mit „schwer vermeidbaren Emissionen“. Insbesondere Zementwerke seien über zahlreiche Provinzen in Deutschland verstreut, weil der Transport von Mischbeton die Entfernung von 50 Kilometern nicht überschreiten kann.

Gerade für solche Kunden stehe man künftig bereit, wirbt der DB-Cargo-Chef „Wir besitzen rund 1000 Zugangstellen zum Schienennetz“, sagt Osburg. Kleinerem Klimagas-Produzenten biete man zusätzlich den sogenannten Einzelwagenverkehr, der wegen der teuren Rangierarbeiten zuletzt immer wieder ins Gerede gekommen war.

Nach Auskunft von DB Cargo laufen bereits Ge-

sprache mit Hafenbetreibern in Rotterdam, Amsterdam, Wilhelmshaven, Bremerhaven, Rostock und dem dänischen Aalborg, von wo aus ein Großteil des Klimagases zu Offshore-Pumpstationen verschifft werden soll. In rund 1000 Metern unterhalb des Seebodens soll später das zu Eis gefrierende CO₂ zwischen den Gesteineschichten deponiert werden. 25 Kilometer vor der Küste Rotterdam geht in diesen Tagen die erste Lagerstätte der EU in Betrieb.

Noch allerdings sind die Hürden für die Kohlendioxid-Endlagerung, der Experten den Fachbegriff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verpasst haben, erheblich. „Für die Zementindustrie ist Carbon Management keine Option, sondern eine Voraussetzung für Klimaneutralität“, sagt Georg Locher, Professor und Technologiedirektor von Schwenk Zement in Ulm. Ohne eine Entsorgungsmöglichkeit drohe ab 2039 sogar ein Produktionsverbot. „Doch um das Gas sauber abzuschneiden und zu verflüssigen, braucht ein durchschnittliches Zementwerk die Energie von 25 Windrädern“, gibt er zu bedenken.

Auch die Wiederverwertung von CO₂, etwa für den klimafreundlichen Flugzeugtreibstoff SAF, hat Locher durchgerechnet – und verworfen. „Dazu würden dann weitere 300 Windräder notwendig“, berichtet er.

Die Menge an zu transportierendem Klimagas, tiefgefroren bei minus 80 Grad Celsius, ergebe in Deutschland einen Würfel, der jährlich doppelt so hoch sei wie der Kölner Dom. „Große Zementwerke benötigen beim CCS-Verfahren pro Tag zwei Ganzzüge, um das verflüssigte CO₂ abzutransportieren“, schildert Locher die Transportdimension.

Verbunden sind damit Kosten, die sich nach heutigem Stand nicht rechnen. Für die Entsorgung einer Tonne CO₂ erwartet Theresa Haas, Projektleiterin des Industrieverbands Carbon Management Allianz, einen Preis von mindestens 200 Euro, wovon zehn bis 20 Prozent auf die Logistik entfallen. Die in der EU gehandelten Verschmutzungszertifikate seien dagegen schon für 75 bis 80 Euro je Tonne zu haben.

Gestorben ist das Vorhaben damit aber noch nicht. Nach Vorbildern aus Großbritannien und den Niederlanden stellt das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aktuell im Rahmen eines Gebotsverfahrens einen Topf von fünf Milliarden Euro zur Verfügung, aus dem der Unterschiedsbetrag über 15 Jahre lang bestritten werden soll. Die Ausschreibung laufe bis Dezember dieses Jahres, berichtet Cemex-Vorstandin Decker. „Danach soll bei uns spätestens 2028/29 die Investitionsentscheidung fallen“, sagt sie. „2032 könnten die Transporte starten.“

Güterbahnwagen in Hagen: Spezielle Kesselwagen fassen auf minus 30 Grad heruntergekühltes CO₂ für den Transport auf der Schiene.
Bernhard Osburg: Der DB-Cargo-Chef muss sein Unternehmen in der Gewinnzone ha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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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elsblatt WirtschaftsWoche

Unternehmer:in des Tages

Herr Menz, mit welchen Gefühlen blicken Sie auf die Wahl am 6. September?

Ich empfinde die Situation als angespannt. Das Datum kommt immer näher, ich habe auch meine Wahlunterlagen schon. Natürlich gibt mir das zu denken, wo wir jetzt hier in Sachsen-Anhalt stehen, wie das mit der Kultur von Relaxdays vereinbar ist und wie es dann nach der Wahl weitergeht.

Wie würden Sie die Kultur Ihres Unternehmens denn charakterisieren?

Wir sind allen Menschen gegenüber total offen eingestellt. Da ist es egal, ob man Mann oder Frau ist oder woher man stammt. Es spielt gar keine Rolle, und das ist schon so seit Tag eins. Ich glaube, das lebe ich auch vor. Ich habe viele schwule Freunde oder die eine andere Hautfarbe haben als ich. Das war für mich nie ein Thema. Von den 400 Kollegen, die wir bei Relaxdays aktuell sind, haben 150 einen internationalen Hintergrund. Wir stehen für Vielfalt und das wird auch so bleiben.

VITA

Martin Menz

Der Unternehmer Martin Menz hat sein BWL-Studium an der 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 nach nur einem Semester abgebrochen. Mit 2000 Euro, die er sich von seinem Bruder geliehen hatte, gründete er den Onlinehändler Relaxdays. Heute führt der 41-Jährige ein Unternehmen mit 400 Mitarbeitern und vergibt Stipendien an den Hochschulen Leipzig und Halle, um Tech-Nachwuchs für sein Unternehmen zu gewinnen.

Das Unternehmen Relaxdays, 2006 in Halle an der Saale gegründet, ist der größte Onlinehändler in Ostdeutschland. Er ist spezialisiert auf Garten- und Haushaltsartikel und Kleinmöbel. Mit einem Sortiment von mehr als 20.000 verschiedenen Produkten macht er einen Umsatz von rund 120 Millionen Euro.

In Ihrem Unternehmen dürften sowohl AfD-Wähler sein als auch Menschen, die vor einer möglichen Regierungsbeteiligung dieser Partei Angst haben. Spürt man da die Unruhe?

Nein, ehrlicherweise spüre ich das nicht. Ich rede nicht mit der breiten Belegschaft darüber. Es ist ja für jeden eine persönliche Entscheidung, wen er wählt. Aber ich versuche schon, deutlich zu machen, was für uns alle und unser Unternehmen auf dem Spiel steht.

Verunsichert die politische Stimmung Ihre Mitarbeiter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Auch da habe ich bisher keine Klagen gehört. Vereinzelt haben wir rechtsradikale Schmierereien auf den Toiletten gehabt, bei so vielen Mitarbeitern lässt sich das kaum vermeiden. Wir gehen da ganz restriktiv vor, wir holen dann sofort die Polizei. Aber jetzt vor der Wahl hat sich das nicht verstärkt.

Haben Sie Angst, dass es schwieriger wird,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als neue Mitarbeiter nach Halle zu holen?

Ja, auf jeden Fall. Bei uns werden viele wichtige Arbeiten von internationalen Kollegen erledigt. Und darunter sind viele Leistungsträger, die entscheidend dafür sind, dass wir erfolgreich arbeiten können. Da mache ich mir Sorgen um unsere Zukunft.

Sie bezeichnen sich selbst als europäisch, aber auf Ihrer Website nennen Sie Relaxdays ein „E-Commerce-Unternehmen aus Mitteldeutschland“. Warum ist Ihnen das auch wichtig?

Ich gebe Ihnen eine Anekdote aus einem Workshop bei uns. Wir wollten für Marketingzwecke die Deutschlandfahne in die Produktpräsentation einbauen, weil wir als deutsche Marke den Unterschied zur Konkurrenz aus Asien deutlich machen wollten. Eine Kollegin hat sich geweigert, weil nach ihrer Meinung die Deutschlandfahne

MARTIN MENZ

Der Gründer des ostdeutschen Onlinehändlers Relaxdays spricht über seine Gefühle vor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Probleme des Standorts Deutschland und den Turnaround seines Unternehmens.

Florian Kolf, Celine Imensek Halle

Unternehmer:in des Tages

doch zur AfD gehöre. Das hat mich ehrlicherweise extrem getriggert.

Was hat Sie daran so geärgert?

Das ist doch auch meine Fahne. Die gehört doch nicht einer einzelnen Partei. Wenn Fußball-WM ist, kleide ich mich in Schwarz-Rot-Gold. Ich möchte dafür werben, dass wir diesen Stolz auf unsere Herkunft mehr in der Breite ausleben.

Einige Unternehmen aus Sachsen-Anhalt überlegen bereits, ihren Sitz in ein westliches Bundesland zu verlegen oder zumindest eine Niederlassung dort zu eröffnen. Kame das für Sie auch infrage?

So weit bin ich mit meinen Überlegungen nicht. Ich pflege mit dem aktuellen Ministerpräsidenten den Dialog und werde es auch mit einem künftigen tun. Außerdem sind wir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wir haben auch drei Standorte in Sachsen.

Welche Folgen könnte aus ihrer Sicht eine Regierungsbeteiligung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haben?

Wir sehen jetzt schon, dass das Spotlight auf Sachsen-Anhalt gelegt ist und jeder Schritt beobachtet wird. Ich glaube, dass das mit einer AfD-Regierung so weitergehen würde. Ich hoffe, dass dann ganz genau geguckt wird, wie die AfD das Land umgestalten will. Zur Wahrheit gehört sicherlich auch, dass bei allen Parteien von dem, was in den Wahlunterlagen steht, ja in der Regel nur ein Bruchteil realisiert wird.

Sie reden doch auch mit anderen Unternehmern. Wie schauen die auf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ch habe den Eindruck, dass sich einige ein bisschen verloren fühlen. Ich kenne ehrlicherweise keinen Unternehmer, der die AfD wählt.

Tatsächlich? Bei mehr als 40 Prozent potenziellen AfD-Wählern muss die Partei doch auch bei Unternehmern große Unterstützung haben.

Ich glaube, dass das für die, die ich kenne, nicht infrage kommt. Aber auf der anderen Seite sind wir ja alle Macher, wir versuchen jeden Tag, das Beste herauszulesen, und versuchen zu gestalten. Und dann gucken wir halt auf die Politiker, die irgendwie ganz kompliziert reden und die wichtigsten Dinge nicht auf die Kette bekommen. Das positive Gestalten fehlt, das vermissen wir alle.

Welche Probleme müsste die Politik denn dringend angehen?

Die ausufernde Bürokratie. Wir haben doch keinen Bürokratieaktus, wie es versprechen wurde, sondern einen weiteren Bürokratieaufbau. Ich gebe Ihnen nur mal eine kleine Auswahl: die Verpackungsverordnung PPWR, die EU-Entwaldungsverordnung EUDR, der CO₂-Grenzausgleichsmechanismus CBAM, die Produktionsbereitsverordnung GPSR, die EU-Batterie-Verordnung, der AF-Act. Wer denkt, dass man die ganzen Dokumentationspflichten mit einer kleinen Mannschaft hinbekommt, der hat sich getäuscht. Und das bindet nicht nur Arbeitskraft, das gibt uns auch Nachteile im Wettbewerb mit Konkurrenten aus Asien.

Aber es ist ja nicht nur die Bürokratie, die die Entwicklung bremsst.

Ein riesiges Thema sind aus meiner Sicht auch die steigenden Energiepreise. Und das betrifft nicht nur die Unternehmen, sondern ganz besonders auch die Verbraucher. In jedem Haushalt steigen die Kosten, die Konsumstimmung bleibt negativ, die wirtschaftliche Unsicherheit ist hoch. Das spüren wir als E-Commerce-Unternehmen natürlich auch in der Nachfrage.

Nachdem Relaxdays lange stark gewachsen ist, hat bei Ihnen der Umsatz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tagniert. Beim Ergebnis haben Sie 2024 sogar einen Verlust ausgewiesen. Lag das nur an der schwachen Nachfrage?

Nicht nur. Wir hatten uns auch sehr stark auf die Verbesserung der IT-Prozesse konzentriert. Außerdem haben wir unseren Logistikstandort in Großkugel mit 90.000 Quadratmeter Fläche aufgebaut. Da haben wir 30 Millionen Euro investiert.

Wahlkampf in Sachsen-Anhalt: Schwierige Situation für Unternehmer.
Demonstranten vor AfD-Stand: Erhitztes politisches Klima.

tiert. Wenn man dann nicht mehr wächst, belasten die Abscheideungen das Ergebnis deutlich stärker. Und es hat auch sehr viel Aufmerksamkeit gebunden. Dabei haben wir den Fokus auf das Sortiment etwas vernachlässigt. Doch das haben wir jetzt korrigiert.

Was haben Sie konkret verändert?

Wir haben uns auf unseren Kern konzentriert, und das sind starke Produkte zu einem guten Preis-Leistungs-Verhältnis. Wir haben den Einkauf von fünf auf 25 Mitarbeiter ausgebaut. Außerdem arbeiten wir jetzt viel stärker datengestrieben und können bessere Sortimentseinscheidungen treffen. Wir bauen das Sortiment deutlich aus, allein in diesem Jahr bringt Relaxdays um die 8000 neue Produkte auf den Markt.

Zeigt das schon Ergebnisse?

Ja, im vergangenen Jahr haben wir wieder schwarze Zahlen geschrieben. Und im ersten Halbjahr dieses Jahres ist uns auch wieder ein deutliches Umsatzwachstum gelungen.

Wie ist Ihr Blick nach vorn?

Da bin ich sehr optimistisch. Im Moment liegen wir bei einem Jahresumsatz von 120 Millionen Euro. Im ersten Halbjahr sind wir um 20 Prozent gewachsen und ich bin guter Dinge, in ähnlichem Maße auch das zweite Halbjahr zu gestalten. Wir haben auch neue Kollegen eingestellt und das Team verstärkt, sodass ich zuversichtlich bin, dass wir in fünf Jahren bei 300 Millionen Euro Umsatz oder sogar darüber liegen. Ich freue mich sehr auf unsere Zukunft.

Gibt es denn als kleinerer ostdeutscher E-Commerce-Anbieter überhaupt eine Chance, langfristig gegen die Übermacht von Amazon und Temu zu bestehen?

Amazon ist ein Marktplatz genau wie Temu. Mit denen kann man uns nicht eins zu eins vergleichen, zu denen stehen wir eigentlich nicht in direktem Wettbewerb.

Aber bieten die nicht trotzdem ähnliche Produkte an?

Wir haben uns auf Haus-, Garten- und Freizeitartikel konzentriert und bieten da unter unserer eigenen Marke Produkte an, die genau die Kunden wünsche erfüllen. Da sind wir hochspezialisiert beispielsweise sind wir sehr stark bei Rosenbögen und Rankhilfen. Wir schauen genau, was der Kunde braucht. Das kann man heute über Kundendeschach, Bewertungen, auch über vorherige Produkte, die wir schon im Sortiment haben, im Detail ablesen. Wir haben sehr, sehr viel gelernt und da sind wir ganz analytisch und zahlengestrieben unterwegs.

Das klingt ja fast wie Shein und Temu, die intensiv die Daten analysieren und aus diesem Feedback sehr schnell neue Angebote kreieren können. Kann man davon als deutscher Händler auch etwas lernen?

Ja klar, von den Chinesen kann man eine Menge lernen, das sieht man ja nicht nur im E-Commerce, sondern auch in der Automobilindustrie. Der Schlüssel ist Geschwindigkeit. Man muss viel schneller testen und immer wieder nachjusieren, anstatt fünf Jahre lang im stillen Kämmerchen seine Produkte zu entwickeln. Und wir machen das auch. Wir gehen mit kleineren Chargen in den Markt, und wenn die erfolgreich sind, legen wir größere Volumen nach.

Aber Temu und Shein haben doch sehr viel engere Verbindungen zu den chinesischen Herstellern, von denen Sie auch Ihre Ware bekommen. Haben Sie da nicht einen strukturellen Nachteil?

Das stimmt, aber wir sind näher am Kunden, wir kennen seine Wünsche besser. Und das ist ein Vorteil, den wir ausspielen müssen.

Die EU versucht jetzt mit verschärften Zollregeln und Gebühren die Menge an Päckchen zu begrenzen, die direkt aus China eingeflogen werden. Halten Sie das für eine sinnvolle Maßnahme?

Ja, es ist ein Anfang, und es wird sicherlich ein Stück weit Wirkung zeigen. Aber es ist wiederum zu spät, und es muss deutlich mehr folgen.

Was erwarten Sie?

Ich hatte doch eben die vielen Verordnungen erwähnt, die wir erfüllen müssen. Glauben Sie, dass sich unsere chinesischen Wettbewerber an all diese Vorgaben halten? Es gibt Anbieter, die kippen Bageingweise in Belgien die Pakete ab. Dann sitzen da in der Nacht zwei Zollner, die irgendwie versuchen wollen, 10.000 Pakete zu prüfen. Dass da beispielsweise auffällt, ob die sauber für den CO₂-Grenzausgleich registriert sind, wage ich zu bezweifeln. Da muss sich die EU vielleicht auch mal ein Vorbild a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nehmen und härter durchgreifen. Ich würde mir von Deutschland und der EU wünschen, dass wir mehr für unsere eigenen Interessen eintreten.

Vor gut 20 Jahren sind Sie mit dem Verkauf von Kopfkratzern über Ebay in die Selbstständigkeit gestartet, heute führen Sie ein Unternehmen mit 400 Mitarbeitern. Haben Sie den Eindruck, dass Unternehmerum in Deutschland genügend geschätzt wird?

Ich will jetzt nicht gefeiert werden wie ein Fußballer, das brauche ich nicht. Aber ich würde mir schon wünschen, dass wir ein etwas positiveres Bild von den Menschen hatten, die voll ins Risiko gehen, die früher aufstehen und später aufhören und die dann vielleicht auch mal auf die Schnauze fallen. Wir brauchen wieder eine positive Einstellung zum Wettbewerb und zum Gewinnen. Wir sollten Leistung bei der stärker würdigen und belohnen, statt sofort über Umverteilung nachzudenken. Nur dann kann Deutschland in einer globalisierten Welt wieder wirtschaftlich mithalten.

Spezial: Partner für den Mittelstand

CHRISTOPH CARNIER

„Kundennähe ist entscheidend im Wettbewerb“

Der Präsident des Verbands Deutsches Reisemanagement erklärt, warum gerade Mittelständler wieder häufiger dienstlich unterwegs sind.

Eli Hamacher Berlin

Herr Carnier, mehr als drei Viertel aller Geschäftsreisen in Deutschland entfallen aktuell auf Unternehmen mit zehn bis 500 Beschäftigten. Warum ist gerade der Mittelstand so reisefreudig?

Für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n entscheidet persönliche Präsenz oft unmittelbar über den nächsten Auftrag. Kundennähe ist deshalb für viele kein Nice-to-have, sondern ein entscheidender Wettbewerbsfaktor. Anders als international aufgestellte Konzerne verfügen Mittelständler häufig nicht über große regionale Vertriebsorganisationen oder Niederlassungen in aller Welt. Umso wichtiger ist der direkte Austausch mit Kunden und Lieferanten.

Überall wird gespart. Wie wirkt sich das auf die Geschäftsreisen aus?

Die Unternehmen richten einen klaren Fokus auf den wirtschaftlichen Nutzen jeder einzelnen Reise. Erst danach wird entschieden, wie diese Reise möglichst effizient organisiert werden kann – von der Bündelung mehrerer Termine über die Wahl des Verkehrsmittels bis hin zum Einsatz digitaler Lösungen für Planung und Steuerung sowie dem konsequenten Nutzen von verhandelten Sonderkonditionen. Die Zahl der Geschäftsreisen ist 2025 zwar deutlich gestiegen, die Aufenthalte sind aber kürzer geworden. Die durchschnittlichen Kosten pro Reise sind um 4,8 Prozent auf 418 Euro zurückgegangen.

Wie hat sich das Reiseverhalten mittelständischer Unternehmen durch die Coronapandemie verändert?

Digitale Formate haben heute ihren festen Platz bei Routineabstimmungen und beim schnellen Informationsaustausch. Die VDR-Geschäftsreiseanalyse zeigt zudem, dass Geschäftsreisen inzwischen auf deutlich mehr Mitarbeitende innerhalb eines Unternehmens verteilt werden. Persönliche Treffen bleiben unverzichtbar, wenn Beziehungen aufgebaut, schwierige Verhandlungen geführt oder kritische Projekte vorangebracht werden müssen.

Welchen Nutzen bringt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für die Planung und Durchführung von Geschäftsreisen?

Schon heute unterstützt KI Unternehmen dabei, Reisekosten automatisiert zu erfassen, Reiserichtlinien einfacher einzuhalten und große Datenmengen auszuwerten. Das reduziert den administrativen Aufwand und erhöht gleichzeitig die Transparenz von Kosten, Prozessen und dem Mobilitätsverhalten im Unternehmen. KI schafft die Grundlage für bessere Entscheidungen und beschleunigt bestehende Prozesse.

Herr Carnier, vielen Dank für das Interview.

GESCHÄFTSREISEN

So holen Sie das Meiste aus dem Reisebudget heraus

Software un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machen dienstliche Fahrten für Mittelständler transparenter und effizienter. Ein vergleichsweise neues Segment boomt besonders.

Eli Hamacher Berlin

Wenn Jean-François Bessiron mit den Reisemanagern kleinerer Mittelständler telefonierte, hatte der COO der Buchungsplattform Omio stets dasselbe Bild vor Augen. „Ich habe sinnbildlich Browser mit zehn geöffneten Tabs gesehen: verschiedene Websites, Google Maps und weitere Dienste, mit denen sie versucht haben, die beste Route zusammenzustellen.“

Anders als Großunternehmen haben kleinere Betriebe, Selbstständige und Freiberufler meist keine eigene Reisestelle. Deshalb bietet das Berliner Unternehmen Omio

Lufthansa-Lounge am Flughafen München: Der persönliche Kontakt zu Kunden und Lieferanten ist vor allem für viele Mittelständler unverzichtbar.

dieser Zielgruppe seit dem Frühjahr einen eigenen Service an. Omio Business ist eine Dienstreiseplattform für Mittelständler, die effizient buchen, aber keinen externen Dienstleister beauftragen wollen: Hotels mit vergünstigten Zimmerpreisen, Flüge, Busse, Fähren, ausländische Bahnen und Flirtrain, gebündelt auf einer Website. Nur die Deutsche Bahn fehlt noch, soll aber bald folgen.

Sammelrechnungen mit ausgewiesener Umsatzsteuer erleichtern die Abrechnung, mit der KI-unterstützten Funktion „Smart-Trip“ sollen die Kunden zudem künftig noch

Lufthansa/omio

schneller ans Ziel kommen. Auch landestypische Sparoptionen hat Omio im Blick, etwa Split Ticketing in Großbritannien. Dort kann es günstiger sein, für eine Strecke mehrere separate Tickets für einzelne Abschnitte zu kaufen, auch wenn man den Zug nicht wechselt.

Reisen trotz Rezession

Die Zahl der Dienstreisen in Deutschland steigt wieder – trotz anhaltender Wirtschaftsflaute. Auf 116,1 Millionen Geschäftstrips kommt eine Analyse des Verbandes Deutsches Reisenmanagement (VDR) für 2025, 8,3 Prozent mehr als im Vorjahr. Insbesondere kleine und mittlere Unternehmen wollen trotz des Sparzwangs auf persönliche Kontakte mit ihren Geschäftspartnern nicht verzichten. Mehr als drei Viertel der Reisen unternehmen Mitarbeitende solcher Unternehmen mit zehn bis 500 Beschäftigten.

Ins europäische Ausland ging es 2025 häufiger, innerdeutsche Fahrten wurden seltener gebucht. „Viele Unternehmen wollen ihre Lieferketten robuster ausrichten, ihre Zulieferer diversifizieren und ihre Wertschöpfung näher an ihre europäischen Standorte verlagern“, sagt VDR-Präsident Christoph Carnier (siehe Interview). „Europa gewinnt dadurch als Wirtschaftsraum weiter an Bedeutung.“ Der Anteil der Fahrten ins europäische Ausland an den Geschäftsreisen stieg innerhalb eines Jahres von 24 auf 30 Prozent.

Gleichzeitig spielt Effizienz eine immer größere Rolle. Die durchschnittlichen Kosten pro Buchung sanken laut VDR im vergangenen Jahr um knapp fünf Prozent. Auch Jean-François Bessiron von Omio beobachtet, dass seine Kunden Wert auf günstigere Unterkünfte legen. Sie buchten verstärkt alternative Unterkünfte wie Hostels oder Apartments.

Michael Schmitz ist Mittel- und Osteuropächer bei SAP Concur, einem Spezialisten für Reisekostennmanagement. Er erklärt, welche Fehler gerade Mittelständler häufig machen und damit ungewollt die Kosten treiben. „Wenn es keine professionelle Reisekostennrichtlinie gibt, fehlt der Rahmen für eine wirksame Kontrolle. Mangelt es an Transparenz, fallen Überschreitungen des Budgets zu spät auf, werden Sparmöglichkeiten nicht genutzt“, sagt Schmitz. Wer heute digitale Lösungen ungenutzt lasse, mache unnötig viele Fehler.

Entscheidend sei es, Inselösungen zu vermeiden und stattdessen Reisekostensysteme in die bestehende IT zu integrieren, sagt Schmitz. Das sorge für transparente Buchungen innerhalb der Reiserichtlinie, schnelle Freigaben der zu erstattenden Kosten und zügige Abrechnunge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macht auch Auffälligkeiten und Betrugsmuster sichtbar, die sonst leicht übersehen werden“, sagt Schmitz. Die Systeme entwickelten sich immer mehr von Assistenten zu autonomen Prozessen. Buchung und Abrechnung würden dann automatisch erledigt. Mitarbeitende müssten nur noch dort eingreifen, wo zwingend menschliches Urteilsvermögen gefragt sei.

Neben klassischen Geschäftsreisen gewinnt ein weiteres Segment an Bedeutung, das deutlich komplexer ist: Workation, also die

Kombination von Arbeit und Urlaub. Hannes Trettin ist aufgewachsen, wo andere Ferien machen. Die Liebe zur Insel Rügen hat ihn auf eine Geschäftsidee gebracht: Mit seiner Firma Project Bay Workation betreibt der Gründer Workation-Spaces auf Rügen, auf Sylt, in Dresden, Spanien, Italien, Albanien und der Slowakei. Seine Idee: Die eigenen Beschäftigten und die anderer Firmen können an den Standorten nicht nur arbeiten, sondern auch leben, einige Tage, mehrere Wochen oder länger. Je nach Wunsch im Hotel oder in einem Apartment.

„Die Idee entstand, weil wir als Softwarefirma nicht mit den Gehältern der großen Wettbewerber mithalten können“, sagt Trettin, für den die „Zeit der Obsthürbe und Tischkicker“ definitiv vorbei ist. Um die Zahl der Coworking-Living-Standorte von heute 20 auf 160 zu steigern,

8,3

Prozent mehr Dienstreisen als im Vorjahr buchten deutsche Unternehmen 2025.

Quelle: VDR

arbeitet Project Bay mit Hotels zusammen, die damit ihre Auslastung erhöhen.

„Workation entwickelt sich immer stärker zu einem Instrument für Arbeitgeberattraktivität und Mitarbeiterbindung“, sagt Dorothee Schweigard, Director Compliance Research Center bei Workflex International, einem Spezialisten für Compliance bei Workations und Dienstreisen. Am häufigsten ziehe es die Mitarbeitenden nach Spanien, gefolgt von Indien und der Türkei. Dabei gehe es oftmals weniger um eine klassische Workation am Urlaubsort. Stattdessen verlängern die Reisenden private Heimreisen oder Familienbesuche und arbeiten einen Teil dieser Zeit im Ausland.

Rechtliche Pflichten können jedoch schon bei kurzen Aufenthalten entstehen. So ist im EU- und EWR-Ausland sowie in der Schweiz eine

AI-Beschneigung erforderlich. Sie weist nach, in welchem Land der Beschäftigte während des vorübergehenden Auslandsaufenthalts sozialversichert ist.

Entscheidend sind klare Regeln und ein digitaler Prozess. „Unternehmen sollten vorab festlegen welche Länder, Aufenthaltsdauern und Tätigkeiten grundsätzlich erlaubt sind“, sagt Schweigard. Beschäftigte können ihren Antrag mit Angaben zu Reiseziel, Dauer, Tätigkeit, Staatsangehörigkeit und Aufenthaltsstatus digital einreichen. Eine Software prüft die relevanten Risiken und stößt erforderliche Prozesse an, etwa die Beantragung einer AI-Beschneigung. Vorsicht ist auch bei der Aufenthaltsdauer und Art der Tätigkeit geboten. Denn auch ohne eigenes Büro kann in bestimmten Fällen eine steuerpflichtige Betriebsstätte entstehen. ◀

Mehr als Bezahlen: So wird der Einkauf zum Erfolgsfaktor

Wer heute Verantwortung für Einkauf und Ausgabenmanagement trägt, muss Wachstum, steigende Kosten und Transformation gleichzeitig bewältigen. Dabei gilt es, wirtschaftliche Ziele mit schlanken und effizienten Prozessen in Einklang zu bringen.

Vom Verwaltungsprozess zum Wettbewerbsfaktor

Eine der entscheidenden Stellschrauben liegt dort, wo Ausgaben entstehen und gesteuert werden: im Einkauf, ineffiziente Beschaffungs- und Zahlungsprozesse bremsen Projekte, binden Liquidität und verzögern wichtige Entscheidungen. Effiziente Prozesse schaffen dagegen Transparenz und entlasten Mitarbeitende durch beschleunigte Abläufe. Damit entwickelt sich der Einkauf zunehmend von einer administrativen Funktion zu einer strategischen Managementaufgabe.

Einkauf bedeutet heute weit mehr als Beschaffung. Wer Ausgaben intelligent steuert, erhält Freiräume für bessere Entscheidungen und stärkt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seines Unternehmens.

Doch während effiziente Ausgaben- und Zahlungsprozesse organisationsübergreifend unverzichtbar sind, gibt es keine Universallösung, die allen Unternehmen gleichermaßen gerecht wird.

American Express Corporate Solutions verfolgt deshalb einen beratenden Ansatz, der sich an den tatsächlichen Abläufen der jeweiligen Organisation orientiert. Je nach Anwendungsfall kommen unterschiedliche Lösungen zum Einsatz: von der effizienten Steuerung zentraler Beschaffungsprozesse bis hin zum professionellen Management von Reise- und Geschäftsausgaben. So entsteht ein Ausgabenmanagement, das zu den jeweiligen Prozessen passt.

Auf einen Blick

Zentrale Einkaufskarte

Für zentral gesteuerte Beschaffungen

Bündelt wiederkehrende Geschäftsausgaben
Mehr Transparenz und weniger Verwaltungsaufwand
Liquiditätsvorteil von bis zu 58 Tagen

American Express Corporate Platinum Card

Für Führungskräfte und Vieireisende

Steuert sämtliche Reise- und Geschäftsausgaben zentral
Vereinfachtes Ausgabenmanagement
Umfangreiche Versicherungs- und exklusive Reiseleistungen

Gute Beratung beginnt mit Zuhören

Welche Lösung zu einem Unternehmen passt, hängt immer von den bestehenden Prozessen ab. Über das Payment Check Tool erhalten Unternehmen in weniger als fünf Minuten eine erste Orientierung. Für komplexere Anforderungen stehen anschließend persönliche Ansprechpartner/innen zur Verfügung. Denn am Ende entscheidet nicht die Karte, sondern der Prozess dah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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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app dreieinhalb Jahre haben sie noch Zeit, dann kommen die Quoten. Ab 2030 gelten für die Hersteller von Plastikverpackungen in der EU erstmals verbindliche Vorgaben für den Einsatz von recyceltem Kunststoff. So schreibt es die neue EU-Verpackungsverordnung PPWR vor. Je nach Verpackungsart ist dann ein Rezyklatanteil von bis zu 35 Prozent Pflicht, der bis 2040 kontinuierlich steigt. Wer heute schon wiederverwertetes Plastik einsetzt, tut das überwiegend freiwillig.

Recycling gilt als wichtiges Element beim Klimaschutz. Um Ressourcen zu schonen und Emissionen zu senken, muss so viel Kunststoff wie möglich wiederverwendet oder wiederverwertet werden. Das Problem: Bislang gibt es keinen funktionierenden Kunststoffkreislauf. Von den etwa sechs Millionen Tonnen Plastikabfällen, die jedes Jahr in Deutschland anfallen, werden noch immer zwei Drittel verbrannt.

Zwar werde Kunststoffabfälle hierzulande gesammelt, sortiert und aufbereitet. Entscheidend ist jedoch, ob daraus wieder neue Produkte entstehen. Hier kommen sogenannte Rezyklate zum Einsatz: Kunststoffgranulate aus recyceltem Abfällen, die wieder zu neuen Produkten verarbeitet werden. Ihr Marktanteil ist bislang jedoch gering. Von den 12,8 Millionen Tonnen Plastik, die jährlich in Deutschland verarbeitet wurden, stammen nur rund 18,9 Prozent aus recyceltem Material, heißt es in einem Bericht des Wuppertal Instituts für Klima, Umwelt und Energie im Auftrag der Deutschen Bundesstiftung Umwelt.

Fehlende Standards

Noch ist der Handel mit Rezyklaten wenig standardisiert. Es fehle ein Überblick über verfügbare Mengen, Qualitäten und Preise, sagt Felix Arnold, Referent für Kreislaufwirtschaft beim Bundesverband Nachhaltige Wirtschaft (BNW). Die Beschaffung laufe derzeit über direkte Absprachen zwischen produzierenden Unternehmen, Recyclern und Verpackungsherstellern, „Vieles ist Handarbeit“, sagt Arnold.

Doch selbst wenn geeignete Anbieter gefunden sind, bleibt die Versorgung mit Rezyklaten oft schwer planbar. „Es besteht eine grundsätzliche Lücke zwischen Materialanforderung, Bedarfsmengen, verfügbaren Qualitäten und Produktionskosten im Markt“, sagt Andreas Bastian, Geschäftsführer von Plastship, einer Beratungsgesellschaft, die Unternehmen beim Aufbau einer Rezyklatversorgung unterstützt.

Aufbereitete Altkunststoffe lassen sich nicht wie klassische Rohstoffe einkaufen. Abnehmer müssen Herkunft, Aufbereitung, Qualität und Verfügbarkeit genau prüfen. Dafür bane Plastship derzeit eine Datenbank auf, sagt Bastian.

Trotz dieser Herausforderungen übertreffen schon heute Unternehmen die künftig geforderten Mindeststandards. So erreicht die Drogeriemarktkette dm bei den Non-Food-Verpackungen ihrer Eigenmarken nach eigenen Angaben einen Rezyklatanteil von 46 Prozent. Möglich sei das vor allem durch die enge Zusammenarbeit mit Herstellern und Recyclern, sagt Dagmar Glatz, die im dm-Produktmanagement für ökologische Zukunftsfähigkeit verantwortlich ist.

KREISLAUFWIRTSCHAFT

Wie Plastikmüll zum Rohstoff wird

Ab 2030 müssen Kunststoffverpackungen einen Mindestanteil an recyceltem Material enthalten. Noch ist unklar, wie das funktionieren soll. Zwei Mittelständler zeigen, wie es heute schon geht.

Leoni Bender Hamburg

Recycling bei dm: Es fehlt an geeigneten Rohstoffen aus Altplastik in ausreichender Qualität und Menge.

Doch stoße auch dm an Grenzen: Besonders bei flexiblen Verpackungen, wie etwa Nachfüllbeuteln für Shampoos und Duschgels, fehlten weiterhin geeignete Rezyklate in ausreichender Qualität und Menge. Um Erfahrungen und Lösungen aus der Praxis zu bündeln, gründete dm 2018 das Forum Rezyklat. In diesem Branchennetzwerk kooperieren inzwischen mehr als 80 Partner aus Handel, Industrie, Recycli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Gemeinsam arbeiten wir daran, Verpackungsdesigns weiterzuentwickeln, die Rezyklatqualitäten und -verfügbarkeiten zu verbessern und effiziente Technologien zu skalieren“, sagt Glatz.

Trotz mancher Fortschritte ist die Unzufriedenheit in der Branche groß. Denn Unternehmen, die auf Recyclingmaterial setzen, sind im Wettbewerb häufig benachteiligt. „Nach wie vor haben wir einen relevanten Preisunterschied zwischen Neoplastik und Rezyklaten“, sagt Ti-

POLITISCHER RAHMEN

So wirkt die EU-Richtlinie

Vergabe: Die Packaging and Packaging Waste Regulation (PPWR) der EU ist Teil des Green Deal und trat am 12. August 2026 in Kraft. 2030 werden je nach Verpackungsart und Einsatzbereich Rezyklatquoten von zehn bis 35 Prozent verpflichtend, bis 2040 steigen sie auf bis zu 65 Prozent.

Ergänzung: Die PPWR gilt in Deutschland unmittelbar und muss nicht in nationales Recht übertra-

gen werden. Ein ergänzendes deutsches Durchführungsgesetz (VerpackDG) legt fest, welche Behörden zuständig sind, wie kontrolliert wird und welche weiteren Pflichten für Unternehmen gelten.

Unterstützung: Über ein Aktionsprogramm im Rahmen der Nationalen Kreislaufwirtschaftsstrategie sollen bis 2029 insgesamt 260 Millionen Euro in die Förderung der Kreislaufwirtschaft fließen.

mothy Glaz vom Reinigungsmittelhersteller Werner & Mertz, bekannt für Marken wie Frosch oder Emsal. Während die Herstellung von Neuware über Jahrzehnte optimiert wurde, sind Recyclingverfahren komplexer und weniger effizient. So zahle das Unternehmen für eine Spülmittelflasche aus Rezyklat pro Stück rund 1,4 Cent mehr.

Viele Firmen sind nicht bereit, solche Zusatzkosten zu tragen. Unter dem Strich führt das zu einer parallelen Situation: Obwohl die Rezyklatpflicht bald kommt, gibt es nicht genug Nachfrage. „Grundsätzlich merkt man am Markt von den kommenden Rezyklatquoten noch wenig bis gar nichts“, sagt BNW-Experte Arnold. „Das liegt sicher auch daran, dass die Unternehmen gerade damit beschäftigt sind, die ersten Anforderungen der Verpackungsverordnung zu erfüllen.“

Ohne langfristige Abnahmezusagen fehlen Recyclingunternehmen

die Anreize, in neue Anlagen und innovative Verfahren zu investieren. Die Folge: Die Branche gerät wirtschaftlich unter Druck. Laut der Analyse des Wuppertal Instituts gefährden zahlreiche Insobenzen nicht nur Arbeitsplätze, sondern auch das über Jahre aufgebaute Know-how. Nach Branchenangaben ging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Recyclingskapazitäten von rund einer Million Tonnen verloren. Exemplarisch für die Krise steht das Ende von Cirplus: Die Hamburger Plattform, die den Handel mit Recyclingskunststoffen digitalisieren und transparent machen wollte, stellte im März 2026 den Betrieb ein.

Für 2030 droht deshalb eine Rezyklatlücke: Die dann vorgeschriebenen Quoten könnten nicht vollständig durch europäische Produktionskapazitäten gedeckt werden. Selbst in einem optimistischen Szenario, in dem die Rezyklatmenge jährlich um 6,5 Prozent wächst, bleibt laut Wuppertal Institut bis 2030 eine Differenz von 310.000 Tonnen pro Jahr.

Um den Markt für Recyclingskunststoffe anzukurbeln, setzt die Politik auf neue Anreize. Ein Instrument ist das im Juni 2026 beschlossene Aktionsprogramm zur Umsetzung der Nationalen Kreislaufwirtschaftsstrategie (NKWS). Es soll die Kreislaufwirtschaft insgesamt voranbringen, etwa durch den Aufbau von Märkten für Sekundärrohstoffe, mehr Digitalisierung und eine bessere Vernetzung der Akteure.

Für Kunststoffrezyklate ist eine Ansparphase für 2028 und 2029 geplant. Das heißt: Unternehmen könnten bereits eingesetzte Rezyklate auf die ab 2030 geltenden Quoten anrechnen lassen. Dagmar Glatz von dm hält das für einen sinnvollen Ansatz – aber nicht in allen Produktsegmenten: „Für Lebensmittelverpackungen funktioniert es zum Beispiel nicht, Material anzusparen, weil lebensmitteltaugliche Polypropylen-Rezyklate bislang nur in begrenzten Mengen verfügbar sind.“

Auch Felix Arnold vom BNW begrüßt die Maßnahme, hält sie aber für nicht ausreichend: „Solange Rezyklate gegenüber Neuplastik wirtschaftlich im Nachteil sind, wird die Nachfrage nicht steigen. Es braucht finanzielle Anreize.“ Darauf hofft auch Timothy Glaz von Werner & Mertz: „Eine Inzentivierung von hochwertigen Rezyklaten würde den Preisnachteil gegenüber Neuplastik verringern.“

Einen solchen Anreiz könnte das neue Verpackungsrecht-

Durchführungsgesetz setzen: Die darin enthaltenen „Vorgaben zur ökologischen Gestaltung der Beteiligungsentgelte“ schaffen die Grundlage dafür, Lizenzentgelte stärker an der Recyclingfähigkeit von Verpackungen auszurichten. Diese Gebühr zahlen Unternehmen im Rahmen der erweiterten Herstellerverantwortung, damit ihre Verpackungen entsorgt und recycelt werden.

Unternehmen, die besonders gut recycelbare Verpackungen ent-

Am Markt merkt man von den kommenden Rezyklatquoten noch wenig bis gar nichts.

Felix Arnold Bundesverband Nachhaltige Wirtschaft

wickeln oder mehr Recyclingmaterial einsetzen, könnten dann niedrigere Entsorgungsbeiträge zahlen. Umgekehrt wäre für Verpackungen, die schlechter recycelbar sind, eine höhere Abgabe fällig. Wie genau diese sogenannte Ökomodulation umgesetzt wird, müsste jedoch über eine Rechtsverordnung festgelegt werden. Wann das passieren soll, ist bislang unklar. Knapp dreieinhalb Jahre sind für ein solches politisches Vorhaben nicht mehr viel Ze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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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TSAUFTRÄGE

Umbau unter Zeitdruck

Die Milliarden aus dem Sondervermögen für Infrastruktur sorgen für einen Umbruch bei Straßen- und Tiefbaufirmen. Um bei Großprojekten eine Chance zu haben, müssen Mittelständler ihre Kräfte bündeln.

Kathinka Burkhardt Hamburg

Danny Stohanzl und Bernd Schöner stehen vor einem großen Umbauprojekt: dem Zusammenschluss ihrer beiden Rohrleitungsbauunternehmen Mennicke und Brochier. Die Geschäftsführer diskutieren Aufträge, synchronisieren Abläufe, führen Teams zusammen. Seit wenigen Tagen firmieren die früheren Schwesterfirmen der Nürnberger Baugruppe unter einem Namen. „Das war kein einfacher Schritt für uns“, sagt Mennicke-Chef Stohanzl. „Man macht sich viele Gedanken darum, wie man Mitarbeiter und Kunden dabei mitnimmt.“

Für Mennicke – Brochier geht es um die eigene Zukunft. „Neben allen Synergien ist am Ende natürlich eines unserer Ziele, durch die neue Größe und überregionale Präsenz in komplexere und größere Projekte einzusteigen“, sagt Stohanzl.

Deutschlands Straßen- und Tiefbauer müssen sich strecken. Autobahnen, Brücken, Tunnel: Die Verkehrswege des Landes sind marode. Allein bei den Kommunen besteht laut KfW ein Investitionsrückstand von mehr als 53 Milliarden Euro. Noch ist zwar unklar, wie viel des 500 Milliarden Euro umfassenden

Sondervermögens der Bundesregierung bis 2036 in Tiefbauprojekte fließen wird, da auch Bahnschienen, Stromnetze, Digitalisierung und Klimaschutz aus diesem Topf finanziert werden. Doch allein die Länder bekommen 100 Milliarden Euro, die sie an Neubau und Sanierung von Straßen, Radwegen, Kanalisation oder Wärmenetzen stecken und damit der heimischen Tiefbaubranche einen kräftigen Schub geben können.

Größe entscheidet

Nur: Die Projekte werden immer größer, Technik und Sicherheitsanforderungen immer komplexer. Zeitgleich steht die Baubranche unter erheblichem Druck: Nachfolgeprobleme, Fachkräftemangel, Regulierung und Digitalisierung stellen viele der überwiegend mittelständischen Unternehmen vor große Aufgaben, etliche scheuen die notwendige Modernisierung. Wie sollen sie da zusätzlich noch einen großen Staatsauftrag stemmen?

Bei Mennicke – Brochier hatten sich die beiden Geschäftsführer schon mit dem Zusammenschluss befasst, bevor das Sondervermögen ins Gespräch kam. „Die Entschei-

53,4

Milliarden Euro beträgt der Investitionsrückstand im Straßenbau allein auf kommunaler Ebene.

Quelle: KfW Research

STAATSINVESTITIONEN

Milliarden für Modernisierung

Sondervermögen: Der Bund nimmt insgesamt 500 Milliarden Euro neue Schulden auf, um öffentliche Investitionen im Land zu beschleunigen.

Infrastruktur: 300 Milliarden Euro davon sind für neue Bahntrassen, Straßen, Tunnel und Brücken vorgesehen.

Länder und Kommunen: 100 Milliarden Euro sollen in Sanierung und Ausbau kommunaler Verkehrswege, Wärmesysteme, Kitas, Schulen und Kliniken investiert werden.

Klimaschutz: Ebenfalls 100 Milliarden Euro sind für die klimaneutrale Transformation der Wirtschaft eingeplant.

dung der Bundesregierung empfinden wir als Bestätigung“, sagt Stohanzl. Denn um Großaufträge zu bekommen, braucht es ein großes Unternehmen.

Die beiden Mittelständler ergänzen sich: Mennicke baute vor allem klassische Rohrleitungen unter der Erde, Brochier war vor allem im Straßen- und Anlagenbau aktiv und besitzt eine eigene Saugbaggerflotte.

Durch die Zusammenlegung der nunmehr 430 Mitarbeiter kann die Firma künftig mehr und größere Aufträge annehmen und das kombinierte Spezialwissen besser nutzen. „Das macht uns flexibler, wenn wir mehrere anspruchsvolle Projekte gleichzeitig bedienen, und stärker bei Großprojekten“, sagt Schöner.

Zwar erweist sich der deutsche Tiefbau seit Jahren als stabil – auch gestützt durch die konstante Auftragslage durch die öffentliche Hand. Auch für dieses Jahr prognostiziert die Unternehmensberatung EY ein Umsatzwachstum von vier Prozent, im Gegensatz zum weiter schwächeln Hochbau.

Wegen gestiegtener Rohstoff-, Zins- und Energiekosten hat die Ertragskraft vieler Mittelständler aber arg gelitten. Zuletzt stiegen auf

MONTAO, 17. AUGUST 2026, NR. 156

grund des Irankonflikts erneut die Preise für Asphalt und Teer. Gleichzeitig fehlen wie in anderen mittelständisch geprägten Branchen auch im Straßen- und Tiefbau zahlreichen Firmen geeignete Unternehmensnachfolger. Viele Inhaber denken ans Aufgeben.

Fusionen und Verkäufe

Seit 30 Jahren beobachtet Steffen Wagner, Partner und Head of Transport & Infrastructure bei der Wirtschaftsprüfungsgesellschaft KPMG, die Transaktionsaktivitäten im Mittelstand. Selten war aus seiner Sicht die Bereitschaft von Unternehmern in der Baubranche, über einen Verkauf nachzudenken, so hoch wie heute: „Viele sehen kein Ende der Krisen und wissen teilweise nicht, an welcher Stelle sie zuerst investieren sollen.“ Das Infrastrukturpaket wirke schon jetzt wie ein Katalysator für Verkäufe und Zusammenschlüsse. „Obwohl wir noch abwarten müssen, wann die angekündigten Investitionen in konkreten Ausschreibungen und Projekte umgesetzt werden“, sagt Wagner.

Zudem wachsen bei vielen mittelständischen Tiefbauern die Zweifel, ob sie mit ihrer aktuellen Struktur künftigen Großprojekten noch gewachsen sind. Sie stellen sich neu auf oder nutzen den Verkaufswillen anderer. Oft sind es aber auch Konzerne wie Strabag, die kleinere Spezialisten aufkaufen, wie zuletzt die Thüringer Horizontalbohrtechnik-firma H&E mit 33 Mitarbeitern. Auch Private-Equity-Firmen wie Auctus Capital Partners nutzen die Situation: Das Unternehmen kauft seit einiger Zeit kleinere Tiefbauunternehmen auf und führt sie in der Terras-Tiefbaugruppe zusammen.

Kooperationen suchen

Wagner empfiehlt Mittelständlern, die selbstständig bleiben wollen, stärker miteinander zu kooperieren, sieht aber auch Grenzen: „Viele Projekte sind zeitkritisch, und Auftraggeber prüfen natürlich die finanzielle Solidarität der Auftragnehmer, um sicherzustellen, dass eine jahrelange Baumaßnahme auch ausgeführt werden kann.“ Die Gefahr, dass Großprojekte an Konzerne aus Österreich, Spanien oder Frankreich gehen, bleibt groß.

Auch wenn Know-how und technische Innovationskraft in vielen Unternehmen groß sind, bergen Großaufträge für Mittelständler erhebliche Risiken. „Wenn man sich ein Projekt ins Haus holt, das mehr als ein Drittel der Gesamtjahresbauleistung bedeutet, ist das unternehmerisch kritisch“, sagt Sven Böhme, Geschäftsbereichsleiter bei Bickhardt Bau. Das Unternehmen baut die Rahmede-Talbrücke auf der A45 neu.

Ende 2021 war die wichtige Verkehrsroute wegen irreparabler Schäden am Tragwerk gesperrt worden. Nach dem Abriss errichtete Bickhardt Bau mit seinen österreichischen Partnerunternehmen Habau und MCE die Brücke in nur zweieinhalb Jahren neu. Seit Oktober 2025 ist sie befahrbar, Mitte 2027 soll die zweite Fahrbahnhälfte freigegeben werden.

„An solchen Projekten, in denen das klassische Ausschreibungsverfahren durch eine funktionale Ausschreibung ersetzt wird, können wir als Mittelständler unsere Innovationen nutzen und zeigen, dass

wir schnell bauen können“, sagt Böhme. Für ihn sind Kooperationen sinnvoll und nötig – vorausgesetzt, die Risikoverteilung stimmt und die Unternehmen passen zusammen.

Wie hoch der Anteil von Bickhardt Bau an den Gesamtkosten von 170 Millionen Euro ist, verrät Böhme nicht. Die Summe liege aber im mittleren Bereich dessen, was der Mittelständler in einem einzelnen Auftrag überhaupt annehmen kann: „Wir müssen daneben immer alle anderen Aufträge bedienen und

51,6

Milliarden Euro Umsatz mit öffentlichen Bauvorhaben erwartet der Zentralverband Deutsches Baugewerbe für das laufende Jahr 2026.

Quelle: ZDB

wollen nicht von einem Großprojekt abhängig sein.“

Daher sind Infrastrukturprojekte wie Bahntrassen, Autobahnbrücken oder Stromleitungen für den Mittelstand oft ungeeignet, wenn sie als Gesamtprojekt vergeben werden. Gleichzeitig ziehen solche Prestigeobjekte Ingenieure, Bauleiter und Auszubildende an. Um diese kämpfen Mittelständler, da sie bei Gehältern und Entwicklungsmöglichkeiten nur schwer mit Konzernen wie Eurovia, Strabag oder Hochtief mit-

halten können. „Mittelständler müssen klarer und glaubwürdiger zeigen, wer sie als Arbeitgeber sind“ sagt Philipp Schindler, Head of Recruiting bei der Personalberatung Riverstate. „Wer über Bauleiter, Projektleiter und Poliere verfügt, die eine Kolonne schnell einarbeiten können, verringert Baustellenzeiten und empfiehlt sich für komplexe Projekte.“ Und schafft damit die Voraussetzung, dem eigenen Unternehmen einen Weg in die Zukunft zu asphaltier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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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zen

Leitbörsen im Überblick

14.8.2026, MESSZ 22:16 Uhr

Deutsche Indizes

Dax (auch im Euro-Stoxx 60, Stxx 60, TecDax) 26.440,31 +0,53 % | 52-Wochen-Heck 26.571,50 | 52-Wochen-Tief 21.863,81

TOP's des Jahres	52 Wochen-Heck	Dividendenrendite	Zahreszki	Ex-Tag	MSV	Ergebnis
Wachst	+49,55	554,00	an 11.3.2026	1.0,5	1.0,5	1.0,5
Baier	+79,46	51,92	an 5.7.2026	1.0,5	1.0,5	1.0,5
EBM	+70,32	62,00	an 10.4.2026	1.0,5	1.0,5	1.0,5
Infrarot Tech.	+63,59	88,63	an 12.6.2026	1.0,5	1.0,5	1.0,5
Siemens Energy	+64,2	191,66	an 24.4.2026	1.0,5	1.0,5	1.0,5
Deutsche Post	+52,77	58,00	an 3.8.2026	1.0,5	1.0,5	1.0,5
Continental	+22,93	77,50	an 3.7.2026	1.0,5	1.0,5	1.0,5

14.8.2026	Top's	52 Wochen-Heck	Dividendenrendite	Zahreszki	Ex-Tag	MSV	Ergebnis
Adidas	161,20	26,50	+1,67	1,50	1,50	1,50	1,50
Airbus SE	226,55	211,00	+1,17	1,50	1,50	1,50	1,50
Airbus SE 1/2	683,00	650,00	+1,17	1,50	1,50	1,50	1,50
BASF SE	51,20	50,17	+1,15	1,50	1,50	1,50	1,50
Baier	40,24	47,22	+1,15	1,50	1,50	1,50	1,50
Biomotor	79,34	78,33	+1,15	1,50	1,50	1,50	1,50
Biomotor	59,80	58,00	+1,15	1,50	1,50	1,50	1,50
Biomotor SE	61,70	60,72	+1,15	1,50	1,50	1,50	1,50
Carmenbank	40,84	39,54	+1,15	1,50	1,50	1,50	1,50
Continental	70,50	67,26	+1,15	1,50	1,50	1,50	1,50
Daimler Tech. Hldg.	45,39	44,03	+1,15	1,50	1,50	1,50	1,50
Deutsche Bank	32,55	31,29	+1,15	1,50	1,50	1,50	1,50
Deutsche Bank	274,00	270,60	+1,15	1,50	1,50	1,50	1,50
Deutsche Post	55,69	54,56	+1,15	1,50	1,50	1,50	1,50
Deutsche Telekom	20,74	20,41	+1,15	1,50	1,50	1,50	1,50
ECON SE	20,33	17,24	+1,15	1,50	1,50	1,50	1,50
Fisconus Medical Care	41,42	40,73	+1,15	1,50	1,50	1,50	1,50
Fisconus SE	47,90	47,04	+1,15	1,50	1,50	1,50	1,50
GEI Group	65,25	64,55	+1,15	1,50	1,50	1,50	1,50
Heinrich	255,40	251,00	+1,15	1,50	1,50	1,50	1,50
Heinrich	142,60	140,85	+1,15	1,50	1,50	1,50	1,50
Heinrich	77,54	76,32	+1,15	1,50	1,50	1,50	1,50
Heinrich	444,00	432,40	+1,15	1,50	1,50	1,50	1,50
Heinrich Technology	62,56	61,55	+1,15	1,50	1,50	1,50	1,50
Heinrich	46,25	45,69	+1,15	1,50	1,50	1,50	1,50
Heinrich	139,55	135,00	+1,15	1,50	1,50	1,50	1,50
HTB Euro-Express	185,50	179,50	+1,15	1,50	1,50	1,50	1,50
Heinrich	530,40	505,60	+1,15	1,50	1,50	1,50	1,50
Heinrich	37,89	37,21	+1,15	1,50	1,50	1,50	1,50
Heinrich	1,250,00	1,274,00	+1,15	1,50	1,50	1,50	1,50
Heinrich	1,250,00	1,274,00	+1,15	1,50	1,50	1,50	1,50
Heinrich	1,250,00	1,274,00	+1,15	1,50	1,50	1,50	1,50
SEP SE	195,74	197,10	+1,15	1,50	1,50	1,50	1,50
Sept SE	79,90	77,40	+1,15	1,50	1,50	1,50	1,50
Sept SE	204,00	202,20	+1,15	1,50	1,50	1,50	1,50
Sept SE	141,94	138,16	+1,15	1,50	1,50	1,50	1,50
Sept SE	17,89	17,21	+1,15	1,50	1,50	1,50	1,50
Sept SE	1,250,00	1,274,00	+1,15	1,50	1,50	1,50	1,50
Sept SE	1,250,00	1,274,00	+1,15	1,50	1,50	1,50	1,50
Sept SE	1,250,00	1,274,00	+1,15	1,50	1,50	1,50	1,50

MONTAG, 17. AUGUST 2026, 148. 156

Finanzen

Ausgewählte Einzelwerte

MDax	Jauch im Euro Stree 50, * Stree 50, * TecStaci	32.464,19	+0,62	52-Vitchen-Hech	33.547,52	52-Vitchen-Tief	26.085,35

TOP5 den Jahres	7	52-Vitchen-Hech	Zürichschenrech	7	Jahresmich	Eu-Tap	KOV	7	Ergebnis
Ankredit	+19,69	+2,64	am 20.28.26	PS Stree	+5,94	0,0416,26	Preche Wdp. SE	1,8	1,12
Seis Würzle SE	+19,11	+2,68	am 21.6.28.26	Invest	+7,7	0,074	0,0435,26	718	1,2
Störsch	+16,64	+2,68	am 29.5.28.26	Ullsmetallöse SE	+7,7	0,074	0,0437,26	Amendieren	7,9
Jenerals	+12,52	+2,68	46,42	am 21.6.28.26	Erotik Motchies	+5,5	0,0814	0,0416,26	Traber SE

14.8.2026	Sppm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Hech	Ref	Schlass	+1-Vertrag	+1-Löde	Hech	Ref	Schlass	+1-Vertrag	+1-Löde	Hech	Ref	Schlass	+1-Vertrag	+1-Löde	Hech	Ref	Schlass	+1-Vertrag	+1-Löde	Hech	Ref	Schlass	+1-Vertrag	+1-Löde	Hech	Ref	Schlass
Anken SE 1	42,66	41,89	41,27	●	43,45	104,45	59,99	42,66	41,69	108,98	9,33	110,26	9,34	6,28	6,74	1,34	9,57	98,88	4,7	95
AnkenStre	3,11	3,12	3,13	●	3,11	●	37,00	3,12	3,12	2,63	2,95	2,96	2,96	2,96	2,96	2,96	2,96	2,96	2,96	2,96	2,96	2,96	2,96	2,96	2,96	2,96	2,96	2,96
Anken	18,23	17,95	17,95	●	1,33	●	43,92	18,24	18,59	19,99	9,4	110,26	9,4	6,27	7,06	4,33	8,09	8,96	6,7	7,6
Anken	169,66	164,80	167,70	●	9,06	9,51	25,93	94,28	92,92	1,68	1,92	1,91	1,8	3,56	9,40	12,13	19,86	16,79	7,5	9,9
Anken Streg SE	11,59	11,21	11,22	●	4,13	●	16,75	11,59	11,64	12,95	9,4	14,36	9,4	6,80	6,66	8,99	11,21	10,20	4,7	8,8
Badeln	35,36	34,46	34,64	●	4,35	●	15,66	45,34	39,56	109,95	9,35	109,26	7,2	6,57	7,54	1,11	12,26	16,42	4,6	8
Badener SE	19,39	19,45	19,49	●	4,10	●	23,93	19,39	20,40	21,80	20,05	20,05	2,6	3,83	6,02	9,98	12,00	13,64	2,9	8,8
Badener	34,36	34,36	34,36	●	4,10	●	100,60	34,36	34,36	100,60	9,35	110,26	9,35	6,27	7,06	4,33	8,09	8,96	6,7	8,8
Badener	37,19	37,01	37,18	●	99,21	●	39,83	33,88	34,06	9,4	25,36	9,4	9,80	6,33	6,26	9,00	8,88	11,4	9,9
Badener StT	11,12	11,12	11,12	●	4,16	●	4,57	11,09	4,57	1,89	9,80	9,57	1,29	6,6	6,15	9,96	1,19	4,67	6,11	9,9
Badener	34,37	34,37	34,37	●	4,49	●	4,77	11,09	4,77	1,89	9,80	9,57	1,29	6,6	6,15	9,96	1,19	4,67	6,11	9,9
Badener StT	14,48	13,49	13,49	●	4,49	●	4,77	11,09	4,77	1,89	9,80	9,57	1,29	6,6	6,15	9,96	1,19	4,67	6,11	9,9
Badener StT	14,48	13,49	13,49	●	4,49	●	4,77	11,09	4,77	1,89	9,80	9,57	1,29	6,6	6,15	9,96	1,19	4,67	6,11	9,9
Badener StT	14,48	13,49	13,49	●	4,49	●	4,77	11,09	4,77	1,89	9,80	9,57	1,29	6,6	6,15	9,96	1,19	4,67	6,11	9,9

SDax (Jauch im * Euro Stree 50, * Stree 50, * TecStaci) 18.415,51 +0,45 | 52-Vitchen-Hech 19.325,96 | 52-Vitchen-Tief 19.592,82

14.8.2026	Sppm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52-Vitchen-Hech
	Hech	Ref	Schlass	+1-Vertrag	+1-Löde	Hech	Ref	Schlass	+1-Vertrag	+1-Löde	Hech	Ref	Schlass	+1-Vertrag	+1-Löde	Hech	Ref	Schlass	+1-Vertrag	+1-Löde	Hech	Ref	Schlass	+1-Vertrag	+1-Löde	Hech
16.1	28,38	19,66	19,48	●	4,6	●	21,33	27,33	15,59	12,97	6,05	20,95	6,5	3,85	1,30	1,38	16,68	14,26	5,5	14
Aktien Networks SE	25,38	25,00	25,00	●	4,65	●	11,80	23,50	20,08	8,96	6,52	15,96	6,5	2,80	4,4	4,4	4,4	4,4	1,2	5
Aktien Group	166,08	161,30	160,50	●	6,36	●	40,85	220,63	152,58	14,70	2,28	20,95	6,5	3,2	6,55	6,57	25,59	19,45	1,7	9
Aktien Group Solutions	94,88	91,50	91,80	●	6,36	●	20,28	72,28	74,92	4,4	6,6	10,06	6,4	3,80	1,57	2,93	23,15	24,92	3,0	9
Aktien Software SE	95,78	90,90	91,30	●	6,64	●	20,68	65,08	65,08	2,52	1,25	20,94	6,5	2,5	1,32	1,76	27,59	24,28	1,9	9
Badar	24,79	24,80	24,80	●	4,61	●	11,90	11,92	16,97	5,11	15,96	5,5	6,25	5,97	1,07	16,95	23,45	23,45	0	9
Badar	56,88	55,75	56,80	●	4,11	●	27,77	27,47	26,16	16,93	10,16	16,96	1,8	2,22	2,64	2,51	13,56	12,76	1,8	9
Badar	121,16	119,00	120,00	●	4,11	●	41,94	41,94	20,00	19,00	1,00	17,96	6,5	3,20	4,00	4,00	17,96	15,26	6,5	9
Badar	121,16	119,00	120,00	●	4,11	●	41,94	41,94	20,00	19,00	1,00	17,96	6,5	3,20	4,00	4,00	17,96	15,26	6,5	9
Badar	121,16	119,00
Badar	121,16	119,00
Badar	121,16	119,00
Badar	121,16	119,00
Badar	121,16	119,00
Badar	121,16	120,00
Badar	121,16	120,00
Badar	121,16	120,00
Badar	121,16	120,00
Badar	121,16	120,00

S&P500 7.785,76 +0,17 | 52-Wt.-Hech 7.216,70 | 52-Wt.-Tief 6.316,91

Finanzen

Ausgewählte Einzelwerte

EuroStoxx50

6.539,59 (-0,09 %) 52-Wochen-Hoch 6.577,20 (52-Wochen-Tief 5.290,46

TOP2 des Jahres	52-Wochen-Hoch	Dividendursrendite	ROV
ROHS total	-1,90,21 mm	1,791,00 mm 30,6,0,0,0,0	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DBI	-59,20 mm	25,02 mm 7,4,0,0,0,0	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Basic/Seinfahrt	-56,95 mm	23,32 mm 13,8,0,0,0,0	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BEVA	-52,65 mm	25,20 mm 13,8,0,0,0,0	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BIG Group	-49,1 mm	31,20 mm 13,8,0,0,0,0	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TotalBorgies	-44,20 mm	81,36 mm 30,3,0,0,0,0	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Schweiz-Dicht	-39,82 mm	102,30 mm 13,8,0,0,0,0	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uro-Euro-Sta.1ab/2025


Allmieten
Atzen
Atzsch/Deltrate
Art-Gesetz
Argens
Zürich (Hol)
ASR
Basic/Seinfahrt
BDVA
DBI/Verben
Dissoze
Dual
EBI
Endurchschaffte
Extrale
Hermes Interes
ESD
Eurole Bank AB
EBI
EBI/Europ
Interco/Impuls
L'Strak
EuroF S.A.
Schweizer Elects
TotalBorsies
Stellbank
Umsl
Wolters Kluwer

Dow Jones

53,72,41 (-0,20 %) 52-Wochen-Hoch 54,744,31 (52-Wochen-Tief 44,579,03

14.8.2026	S4.8.2026	S4.8.2026	S4.8.2026	S4.8.2026	S4.8.2026	S4.8.2026	S4.8.2026	S4.8.2026	S4.8.2026	S4.8.2026	S4.8.2
DBI	0,62	-0,14	-0,14	-0,14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Alphobel Inc. A	0,62	-0,14	-0,14	-0,14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American	0,62	-0,14	-0,14	-0,14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American Express	0,62	-0,14	-0,14	-0,14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Amgen Inc.	0,62	-0,14	-0,14	-0,14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Apple Inc.	0,62	-0,14	-0,14	-0,14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Boeing	0,62	-0,14	-0,14	-0,14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Carpenter	0,62	-0,14	-0,14	-0,14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Chicama Corp.	0,62	-0,14	-0,14	-0,14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0,62
Chicama Corp.	0,62	-0,14	-0,14	-0,14	0,62	0,62	0,62	0,62
Chicama Corp.	0,62	-0,14	-0,14	-0,14	0,62	0,62	0,62	0,62
Chicama Corp.	0,62	-0,14	-0,14	-0,14	0,62	0,62	0,62	0,62
Chicama Corp.	0,62
Chicama Corp.	0,62
Chicama Corp.	0,62
Chicama Corp.	0,62
Chicama Corp.	0,62
Chicama Corp.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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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nsen

INTERNATIONALE RENDITEN

Div. 1	14.8.2026	1.00	1.14
Australien	4.98	-0.2	4.96
Belarus	3.25	-1.22	3.67
Belaroush	2.99	-1.21	2.92
Deutschland	2.98	-1.14	2.12
Hambro	4.18	-1.50	3.95
Griechenland	1.81	-1.38	1.79
Großbritannien	3.31	-1.79	3.32
Hamburg	3.50	-0.18	3.55
Israel	1.34	-1.14	1.53
Poland	1.96	-1.14	1.88

Japan	2.88	-0.15	2.07
Kanada	3.66	-1.20	3.00
Newfoundland	4.69	-0.73	4.63
Netherlands	1.29	-1.99	1.23
Switzerland	1.40	-2.16	1.33
Portugal	3.53	-2.09	3.49
Sweden	1.81	-1.2	1.80
Schweiz	1.57	-0.2	0.76
USA	4.69	-0.96	4.64

EURO-LEITZINSEN

REFRANZIERUNG (REF)
Hörändringsport	2,405
Hörändringsport / 7 bar	(50%) 19.8.2021/10.490 bis
DRUGSMA, FÜR TAGEGRÖS
Spitzenforschungsinstitut	(68.7.4.2021)
Grünentalität	(68.7.4.2021)
HENBESTREISERE Vertränung	0,805
GERDUNG, pro. 1.197 EUR	(68.7.2021)

EURO-RENDITEN

13.8.2026 (Hypo- und 50%+)		13.8.2026 (Hypo- und 50%+)
Landschaft	Handelnr.	Landschaft	Handelnr.
1. 1.00 (0)	1.820	0. 1.00 (0)	1.210
2. 1.00 (0)	1.510	1. 1.00 (0)	1.370
3. 1.00 (0)	1.510	0. 1.00 (0)	1.460
4. 1.00 (0)	1.570	0. 1.00 (0)	1.510
5. 1.00 (0)	1.240	10. 1.00 (0)	1.500
Quelle: Deutsche Bundesbank

AUSLÄNDISCHE LEITZINSEN

	1.00 (0)	0	0	0
Österreich	Brüderstraße	1.60	10.76	2.00
Griechenland	Regie 1245	1.75	14.12	2.05
Polen	Brüderstraße	1.80	10.05	2.05
Rumänien	Gerbmann Bank	1.50	67.08	2.04
Switzerland	Persianische	1.75	23.09	2.05
Trümfosten	Brüderstraße	2.00	10.05	2.05
Ungarn	Regie 1045	6.25	25.02	2.05

Devisenmärkte

DEVISEN- UND SORTENKURSE FÜR 1 EURO

	Bremen( ^{1} )		1 (Bremen( ^{1} ))
		Geld	Erief	Geld	Erief
Australische	4.5	1.4 0.09	1.4 0.05	-1.5 0.06	-0.7 0.08
Brüderstraße	4.6	2.4 0.06	2.3 0.06	-1.5 0.06	-0.7 0.08
Großbritannien	1.7	0.8 0.07	0.8 0.06	-1.5 0.06	-0.7 0.08
Frankreich	1.8	0.8 0.07	0.8 0.06	-1.5 0.06	-0.7 0.08
Japan	1.9	10.5 0.08	10.5 0.08	-0.9 0.06	-0.9 0.06
Kanada	1.9	1.9 0.09	1.9 0.05	-1.5 0.06	-0.7 0.08
Belarus	1.9	1.9 0.09	1.9 0.05	-1.5 0.06	-0.7 0.08
Belaroush	1.9	1.9 0.09	1.9 0.05	-1.5 0.06	-0.7 0.08
Polen	2.0	1.9 0.09	1.9 0.05	-1.5 0.06	-0.7 0.08
Schweiz	2.0	1.9 0.09	1.9 0.05	-1.5 0.06	-0.7 0.08
Schweiz	2.0	1.9 0.09	1.9 0.05	-1.5 0.06	-0.7 0.08
Schweiz	2.0	1.9 0.09	1.9 0.05	-1.5 0.06	-0.7 0.08
Schweiz	2.0	1.9 0.09	1.9 0.05	-1.5 0.06	-0.7 0.08
Schweiz	2.0	1.9 0.09	1.9 0.05	-1.5 0.06	-0.7 0.08
Schweiz	2.0	1.9 0.09	1.9 0.05	-1.5 0.06	-0.7 0.08
Schweiz	2.0	1.9 0.09	1.9 0.05	-1.5 0.06	-0.7 0.08

DEVISEN-CROSS-RATES

		Euro	€0.5	Pfund	%to	1.00 (0)		%to
	Geld					Erief	Geld		Erief
Australische	-0.68	75	-1.00 (0)	-1.5 (0)	-0.7 (0)	0.8 (0)	-0.68	75	-1.00 (0)
Brüderstraße	-0.67	75	-1.00 (0)	-1.5 (0)	-0.7 (0)	0.8 (0)	-0.67	75	-1.00 (0)
Großbritannien	-0.68	75	-1.00 (0)	-1.5 (0)	-0.7 (0)	0.8 (0)	-0.68	75	-1.00 (0)
Frankreich	-0.68	75	-1.00 (0)	-1.5 (0)	-0.7 (0)	0.8 (0)	-0.68	75	-1.00 (0)
Japan	-0.67	75	-1.00 (0)	-1.5 (0)	-0.7 (0)	0.8 (0)	-0.67	75	-1.00 (0)
Kanada	-0.67	75	-1.00 (0)	-1.5 (0)	-0.7 (0)	0.8 (0)	-0.67	75	-1.00 (0)
Belarus	-0.67	75	-1.00 (0)	-1.5 (0)	-0.7 (0)	0.8 (0)	-0.67	75	-1.00 (0)
Belaroush	-0.67	75	-1.00 (0)	-1.5 (0)	-0.7 (0)	0.8 (0)	-0.67	75	-1.00 (0)
Schweiz	-0.67	75	-1.00 (0)	-1.5 (0)	-0.7 (0)	0.8 (0)	-0.67	75	-1.00 (0)
Schweiz	-0.67	75	-1.00 (0)	-1.5 (0)	-0.7 (0)	0.8 (0)	-0.67	75	-1.00 (0)
Schweiz	-0.67	75	-1.00 (0)	-1.5 (0)	-0.7 (0)	0.8 (0)	-0.67	75	-1.00 (0)

1. 1. 1. 1. 100.

Krems am Karstik Telefon 1888 0302071 am Mail 16, steiners m.bh. 16.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000er, 1

TOP-FLOP DER ROHSTOFFITEL

14.8.2026	Euro	6.5 (Hofag)
Wolters (Gertz/Bashel)	674,00	-1,26
Griechenland (Gertz/Bis)	245,65	-2,64
Wolfs (Gertz/Bashel)	803,75	-2,49
Bremen (Gertz)	95,60	-1,94
Wolfs (Gertz/Bashel)	346,00	-2,49
Zürich (Gertz/Bis)	16,60	-0,90
Basel (BIS)	35,36	-0,95
Schweiz (Gertz/Bis)	233,70	-0,56
Paläskasse (Bist)	1318,5	-0,56
Altenber (Bist)	4,56	-0,6
Zürich (Bist)	1,59,12	-0,6

DEUTSCHE EDELMETALLE

	14.8.2026	1.00
Silber	1.745 - 1.924	1.750 - 1.951
Silber wroch.	1.00	0.00
Plastic Barore	52,67	52,70
Plastic wroch.	53,68	53,69
Paläskasse Barore	38,99	40,10
Paläskasse wroch.	48,47	41,90
Gold	120,00 - 128,00	119,95 - 129,20
Gold wroch.	104,12	105,16

Silber (Gertz / 6g) Platin, Paläskasse und Gold, Gertz / 6g, 5% Prozis und 6%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10% und

DEUTSCHE METALLPREISE

Finanzen

In Deutschland zugelassene Qualitätsfonds

tägliche Anteilspreisveröffentlichungen - mitgeteil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Name: Mins IDM: Status: Ref. 15 a.1 Firma: Am. 02. 2001

INVESTMENTFONDS 1)

Nachhaltigkeits-Fonds (RSE)

.Deka Investments

Solche +49 kW (T20+4C) www.deka.de

DBA (organiziert)	EB	DE0808002597	145,12	- 52,56
DBA (dynamisch)	EB	DE0806428593	129,92	- 42,22
DBA (monometh)	EB	DE0806422789	112,54	- 36,08
DBA (materiel)	EB	DE0808410939	124,89	- 24,22
DBA (effensiv)	EB	DE0808410775	109,25	- 48,28
Deko (CSL 60+2)	EB	DE0307223984	161,90	- 54,75
Deko (CSL 60+3)	EB	DE0808411350	127,73	- 26,72
Deko (CSL 60+3A)	EB	DE0307223285	122,12	- 33,42
Deko (CSL 59+6)	EB	DE0808410484	164,12	- 51,25
Deko (CSL 59+6B)	EB	DE0808410422	157,85	- 28,42
Deko (NetSL 25+2 A)	EB	DE0807994222	106,77	- 12,59
ESG Global Energy 1)	EB	DE0808409594	157,12	- 65,50
ESG (Lettland) 1)	EB	DE0808409595	181,66	- 27,52
NetspA (Sub-Stock1)	EB	DE0808975954	182,22	- 12,12
NetspA (Sub-Stock2)	EB	DE0808975820	83,99	- 65,76
NetspA (Transulfite)	EB	DE0808115751	165,35	- 48,46
NetspA (T-Strong)	EB	DE0808115749	40,44	- 22,63
NetspA (T-Stock2)	EB	DE0808166880	51,14	- 33,02
PerUp (Investment 2)	EB	DE0808187637	119,46	- 51,02
PerUp (M-Fastus 2)	EB	DE0808185978	121,75	- 32,01

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EMG (Aldestungen) CE DE0808154368 123,63 - 59,59

OEKO OHF ASSET MANAGEMENT

EnSchnellabfall (Blau)	EB	DE0210574022	94,66	- 22,97
EnSchnellab (Mau)	EB	DE0210575724	114,66	- 28,59
Polaro (Non-Silica)	EB	DE0210572700	94,01	- 16,97
Polaro (Mau (Blau))	EB	DE0806489920	70,52	- 15,75

1742 FUND MANAGEMENT AG

WM Global Strategy* CE DE0803177777 103,42 - 74,77

ABERT INVESTMENT MANAGEMENT PLC

Ad Inc (Rust 18 2) * CE DE0809126578 11,30 - 12,40

Alpen Privatbank

alpen@ortbank.com Solche +49 kW (T20+4C)

Garmin Select®	EB	DE0210540022	263,65	- 22,68
Vermittlung (Aloupose)	EB	DE0207559582	185,11	- 51,59
Vermittlung (Babista)	EB	DE0207559660	164,56	- 24,32
Vermittlung (Alloupose)	EB	DE0207559280	193,94	- 19,48
Vermittlung (Alloupose)	EB	DE0207559625	106,91	- 08,06

AXXION

WM Auto-Europa 1) * DE0810930776 449,11 - 93,64 WM Auto-Europa 2) * DE0210339218 282,25 - 52,11

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

BNP Paribas Fonds

Appar	CE	DE0210135480	265,19	- 23,19
China Equity*	CE	DE0204829185	184,25	- 23,51
China's Impact*	CE	DE0404682199	324,25	- 27,26
Commonwealth	CE	DE0202541786	328,22	- 12,97
Enterprise Techon*	CE	DE0202421689	1 844,69	- 208,25
Energy Transf. (B)	CE	DE0210164635	653,30	- 7,36
Euro Parity*	CE	DE0204835199	933,66	- 55,79
Euro 99.50 (Roth. 80)	CE	DE0210394484	235,46	- 28,68
Health Care Comm*	CE	DE0207654302	1 837,62	- 25,78
Stifall® Revit*	CE	DE0210157249	119,90	- 2,99

COMMERCE REAL

Investment DE DE0809007816 44,01 - 5,99

DARTS FUNDS SIGAF

Global A US DE0610989476 73,03 - 68,81 Value Fund A US DE0610988872 123,39 - 73,61

.Deka Investments

Arthite (A)	EB	DE0804974512	102,26	- 40,64
AutoEcon (Fus 1)	EB	DE0806428404	139,95	- 39,27
EuroEcon (E) Seta	EB	DE0806380799	40,48	- 27,29
EMX (Aerona) 2000	EB	DE0806082526	94,58	- 12,24
Deko (CSL 30+1500)	EB	DE0806090378	122,29	- 35,59
Deko (CSL 30+1600)	EB	DE0806080466	29,94	- 11,37
Deko (Europa 8a)	CE	DE0806094353	95,95	- 12,18
Deko (Europa 8b)	EB	DE0806074294	120,26	- 12,28
Deko (Europa 8b) (In)	EB	DE0806074247	108,35	- 41,84
Real Estate 1)	EB	DE0806074292	164,12	- 45,18
Deko (Aero 8a)	EB	DE0806074282	218,92	- 17,62
Deko (Aero 8a) (In)	EB	DE0806074287	207,59	- 16,28
Deko (Aero 8a) (In)	EB	DE0806132786	109,39	- 50,88
Deko (Aero 8a) (In)	EB	DE0806054522	139,39	- 64,92
Deko (Aerona) 1)	EB	DE0806083013	111,32	- 20,81
Deko (Aerona) 2)	EB	DE0806082526	102,33	- 16,86
Deko (Aero 8a)	EB	DE0806074664	799,03	- 63,88
Deko (Aero)	EB	DE0806074701	85,98	- 10,82
Div Strategy (A)	EB	DE0806242924	244,37	- 45,54
Div Strategy (A)	EB	DE0806242913	108,08	- 49,47
ESG Global (1)	EB	DE0807172387	98,25	- 29,67
Euro Parity (B)	EB	DE0807062277	173,58	- 23,57
Transatlant (B)	EB	DE0806974243	92,82	- 16,76
Transatlant (B)	EB	DE0807173982	93,59	- 9,56
Transatlant (B)	EB	DE0806980353	222,79	- 51,66
Global Solutions (1)	EB	DE0806090013	453,42	- 70,26
Global Solutions (1)	EB	DE0806083516	199,59	- 66,62
Master Exchange (1)	EB	DE0806020546	222,36	- 80,49
Master Exchange (1)	EB	DE0806024592	201,59	- 12,51
Multi-Asset In (SIA)	EB	DE0806042662	87,13	- 20,66
Multi-Asset In (SIA)	EB	DE0806049253	10,45	- 25,95
Multi-Asset (MUST)	EB	DE0806196861	24,40	- 21,89
Resign Funds	EB	DE0806180387	61,26	- 21,87
Resign (Sara)	EB	DE0806374537	21,97	- 11,55
Resign (Sara)	EB	DE0806392640	28,55	- 11,36
Restricted (R)	EB	DE0806412629	76,09	- 13,85
Restricted (R) (In)	EB	DE0806412615	45,27	- 29,88
Restricted (R) (In)	EB	DE0806412615	173,48	- 120,59
Unrestricted (R)	EB	DE0806392612	232,47	- 139,38
Unrestricted (R)	EB	DE0806392612	202,37	- 39,28
Unrestricted (R)	EB	DE0806392613	208,08	- 36,28
Multi-Invested (R)	EB	DE0806363999	19,32	- 21,36

DEKO INTERB.(SUR) (DOKA-GRIPPE)

1022 Yrs (Sur A)	EB	DE0210148658	176,79	- 30,85
1022 Yrs (Sur B)	EB	DE0210148829	112,36	- 37,99
1022 Yrs (Sur C)	EB	DE0210146618	58,11	- 20,27
1022 Yrs (Surterium)	EB	DE0210147282	62,58	- 11,84
Deco (Cultronium)	EB	DE0210142969	109,27	- 42,81
Deco (Cultrium)	EB	DE0210128975	44,06	- 20,18
Deco (Cultrium)	EB	DE0210129015	45,27	- 29,88
Deco (Cultrium)	EB	DE0210131332	106,95	- 60,58
Deco (Cultrium)	EB	DE0210131332	227,16	- 110,59
Deco (Cultrium)	EB	DE0210131332	232,77	- 39,28
Unrestricted (R)	EB	DE0806385333	208,08	- 36,28
Multi-Invested (R)	EB	DE0806363999	19,32	- 21,36

DEKO-VERNÜBEREINNGSAMGENEIT GMBH

Deko (Aero 2) (47,2)	EB	DE0806092979	134,25	- 30,88
Deko (Aero 2) (In)	EB	DE0806080013	113,57	- 16,34
Deko (Aero 2) (In)	EB	DE0806080483	122,72	- 64,57
Deko (Aero 2) (In)	EB	DE0806080483	161,53	- 45,75
Deko (Aero 2) (In)	EB	DE0806126447	113,03	- 22,13
Deko (Aero 2) (In)	EB	DE0806127479	146,39	- 41,82
Deko (Aero 2) (In)	EB	DE0806127422	199,25	- 43,71
Deko (Aero 2) (In)	EB	DE0806141240	104,92	- 22,73
Deko (Aero 2) (In)	EB	DE0806141240	128,64	- 34,85
Mark (Stifamp)	EB	DE0806061539	1 004,79	- 26,56
Mark (Stifamp)	EB	DE0806061539	920,59	- 26,41
Mark (Stifamp)	EB	DE0806061542	98,88	- 25,38
Mark (Stifamp)	EB	DE0806061542	123,21	- 25,38
Mark (Stifamp)	EB	DE0806061542	99,65	- 12,89
Mark (Stifamp)	EB	DE0806061542	97,18	- 13,46
Mark (Stifamp)	EB	DE0806061542	98,18	- 25,38
Mark (Stifamp)	EB	DE0806061542	96,23	- 25,37
Mark (Stifamp)	EB	DE0806061542	94,22	- 25,37
Mark (Stifamp)	EB	DE0806061542	103,59	- 47,51
Mark (Stifamp)	EB	DE0806061542	47,16	- 60,86

DRS

Others (translational)

promo. europa (A)	EB	DE0806082450	34,45	- 7,38
promo. europa (B)	EB	DE0806082388	34,95	- 7,95
promo. Eura (B)	EB	DE0806082381	49,36	- 5,81
promo. Eura (B)	EB	DE0806082399	49,67	- 3,96
promo. global (C)	EB	DE0806082395	46,27	- 6,65
promo. global (C)	EB	DE0806082397	46,07	- 6,63

GUINNESS GLOBAL INVESTORS

www.guinnessp.com/de

info@guinnessp.com

Global Equity (A)	EB	DE0801999324	20,80	- 48,75
Global Investment*	EB	DE0801295430	43,80	- 67,36
Sustainable Energy*	EB	DE0807979458	37,20	- 17,15

GUTIGUAN KAPITALARLAGE

Auto (M) KSL (Con)	EB	DE0808026619	149,34	- 13,32
Auto (M) KSL (Inca)	EB	DE0808071829	129,59	- 7,78

www.berk-fonds.com/Info@berk-fonds.com

Tel +49 651 2704 061 + 951 48 18 40 38

HRB (M) Plus (P)	EB	DE0217940762	122,95	- 29,04
HRB (M) Plus (P)	EB	DE0217895633	123,01	- 29,64
HRB (M) 2m (P) (P)	EB	DE0217941570	1 440,10	- 19,07
HRB (M) 2m (P) (P)	EB	DE0216326942	1 440,20	- 19,11

IFNI-MOOPERENT FD. MANAGEMENT AG

AG (S)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KRAJHI-GRIND KAPITALARLAGE (S) (B) (H)

Loading China (B) DE0806795105 56,80 - 44,29

LLD INVEST KAPITALARLAGE (S) (B) (H)

Constantia (Z) (E) DE0806991893 163,92 - 51,02

MEG

www.meq.com

jelentforslagen@meq.com

Aktien Select (A)	EB	DE0806143997	202,31	- 59,28
Dividends A*	EB	DE0806136769	86,85	- 68,33
DSGO Vertriebs Assymen*	EB	DE0806204770	66,29	- 34,05
DSGO Vertriebs Finan*	EB	DE0806204395	71,53	- 38,42
DSGO Vertriebs Finan*	EB	DE0806204392	54,27	- 23,22
EuroEvolver*	EB	DE0809757450	76,75	- 63,21
EuroEvolver*	EB	DE0809758750	70,76	- 18,06
EuroEvolver*	EB	DE0809757450	42,51	- 11,57
EuroInvest A*	EB	DE0809757433	107,32	- 59,55
EuroEvolver*	EB	DE0809757468	71,85	- 48,53
EuroEvolver*	EB	DE0809757463	27,61	- 11,97
GlobalEvolver*	EB	DE0806289528	80,40	- 59,28
GlobalEvolver (B)*	EB	DE0809782763	80,33	- 53,69
GlobalEvolver (B)*	EB	DE0809782769	121,35	- 53,96
ProInvest*	EB	DE0809757433	100,22	- 73,34
ProInvest (A)*	EB	DE0806388325	90,16	- 19,13
Vertriebsap (Combat)*	EB	DE0806112497	69,76	- 26,93
Vertriebsap (Comb)*	EB	DE0806112498	89,31	- 34,60

N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EURO-OPNAB (B)	EB	DE0809763334	45,32	- 18,97
EURO-OPNAB (B)	EB	DE0809763375	37,90	- 24,29

ODDO OHF ASSET MANAGEMENT

Etsco-Fonds (Fus 9) (B) DE0806378890 187,34 - 8,72

PROBIS & PINGS. GLOBAL LTD.

Global Mms (M A)	EB	DE0806464033	22,25	- 21,67
Global M (Food) (S)	EB	DE0806240031	39,87	- 27,25
International M (P)	EB	DE0807460070	37,72	- 5,51
International M (P)	EB	DE0810160470	37,57	- 12,61

QUINTLESSENCE CAPITAL S.A.

Strategy Defensive*	EB	DE0616302562	157,60	- 21,35
Strategy Derivative*	EB	DE0616302229	195,49	- 35,55

SAUREN

Solche: 0000 1000159 www.surien.de

Sauren (G) (M A)	EB	DE0806258836	26,48	- 20,94
Sauren (G) (M A)	EB	DE0806247933	19,08	- 26,93
Sauren (G) (M A)	EB	DE0806150757	78,27	- 52,95

SECURITY KAPITALARLAGE AG

SBPS (M) (B) (C) (D)	EB	DE0808055606	67,29	- 12,98
SBPS (M) (B) (C) (D)	EB	DE0806054989	98,67	- 12,87
SBPS (M) (B) (C) (D)	EB	DE0806120511	1 074,53	- 16,46
SBPS (M) (B) (C) (D)	EB	DE0806054614	92,56	- 32,72
SBPS (M) (B) (C) (D)	EB	DE0806054567	137,28	- 32,72
SBPS (M) (B) (C)	EB	DE0806058939	160,54	- 20,56
SBPS (M) (B) (C)	EB	DE0806047475	1 176,64	- 20,56
SBPS (M) (B) (C)	EB	DE0806120279	1 239,54	- 23,37
SBPS (M) (B) (C) (D)	EB	DE0806059043	12,48	- 7,35
SBPS (M) (B) (C) (D)	EB	DE0806059006	13,24	- 6,81
SBPS (M) (B) (C) (D)	EB	DE0806059005	13,24	- 6,81
SBPS (M) (B) (C) (D)	EB	DE0806059005	13,24	- 6,81
SBPS (M) (B) (C) (D)	EB	DE0806059005	13,24	- 6,81
SBPS (M) (B) (C) (D)	EB	DE0806059005	13,24	- 6,81

SENDER-CONSORTIUM INVEST GMBH

Constantia (Z)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STATE STREET

Luxembourg Fonds

Aktien Select (A)	EB	DE0819024981	88,58	- 87,59
Con (M) Equity (P)	EB	DE0819075719	17,32	- 39,25
Con (M) Equity (P)	EB	DE0819076267	16,79	- 37,59
EC (Fus 9) (C) (M) (C)	EB	DE0819076264	11,48	- 3,86
EC (Fus 9) (C) (M) (C)	EB	DE0819076264	18,32	- 5,35
EB (C) (C) (P) (O) (P)	EB	DE0819077808	11,64	- 20,28
EB (M) (M) (C) (P)	EB	DE0819078028	29,67	- 93,73
EB (M) (M) (C) (P)	EB	DE0819078034	63,04	- 76,48
EB (M) (M) (C) (P) (O)	EB	DE0819078048	25,63	- 75,94
EB (M) (M) (C) (P) (O)	EB	DE0819078049	21,39	- 75,95
EB (M) (M) (C) (P) (O)	EB	DE0819078049	12,48	- 7,35
EB (M) (M) (C) (P) (O)	EB	DE0819078050	13,24	- 6,81
EB (M) (M) (C) (P) (O)	EB	DE0819078050	13,24	- 6,81
EB (M) (M) (C) (P) (O)	EB	DE0819078050	13,24	- 6,81
EB (M) (M) (C) (P) (O)	EB	DE0819078050	13,24	- 6,81
EB (M) (M) (C) (P) (O)	EB	DE0819078050	13,24	- 6,81
EB (M) (M) (C) (P) (O)	EB	DE0819078050	13,24	-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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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 (M) (M) (C) (P) (O)	EB	DE0819078050	13,24	- 6,81
EB (M) (M) (C) (P) (O)	EB	DE0819078050	13,24	- 6,81

Unio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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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zen

Herr Schmidt, seit Ende 2025 führen Sie den Concept-Kaldemorgen-Fonds allein, weil Klaus Kaldemorgen das Fondsmanagement abgegeben hat. Wird das Produkt irgendwann Ihren Namen tragen?

Das ist nicht geplant. Der Name steht für eine Investmentphilosophie und bleibt weiterhin das Concept Kaldemorgen. Herr Kaldemorgen ist Teil des Teams und kommt auch weiterhin jede Woche ins Büro. Wir besprechen immer noch regelmäßig die großen Themen. Daran wird sich so schnell nichts ändern.

Klaus Kaldemorgen war einer der bekanntesten Fondsmanager Deutschlands. Woran zeigt sich nun Ihre Handschrift?

Der Übergang war über viele Jahre geplant, das war keine Zäsur. Seit Ende 2022 haben wir den Fonds ja schon gemeinsam geführt. Schon da habe ich eigene Schwerpunkte gesetzt. Früher lag der Fokus im Concept Kaldemorgen sehr stark auf stabilen, dividendenstarken Aktien. Das war meistens mindestens die Hälfte des Aktienportfolios, teilweise mehr. Inzwischen spielen wachstumsorientierte Aktien eine deutlich prominente Rolle. Das hat sich aber über Jahre entwickelt. Deswegen muss niemand plötzlich eine andere Handschrift erwarten.

Die Risikofreude globaler Fondsmanager ist aktuell so groß wie seit Anfang 2026 nicht mehr, wie etwa eine aktuelle Umfrage des Finanzdienstleisters S&P Global zeigt. Gilt das auch für Sie?

Ja. Unsere Aktienquote ist aktuell überdurchschnittlich hoch. Klar, wir haben im Zuge der Berichtssaison eine Menge Euphorie gesehen. Für Investoren gab es viele positive Nachrichten auf einmal. Die Märkte sind vielleicht reif für einen Rücksetzer. Aber das sollte niemanden dazu bewegen, kurzfristig auf fallende Kurse zu setzen.

Schauen wir auf KI-Aktien. Nachdem die Papiere von Chipherstellern im ersten Halbjahr rasant gestiegen waren, sind im Juli viele Werte weltweit eingebrochen. Wie bewerten Sie den Sektor?

Wir sind bei Chipaktien vorsichtiger geworden. Ende Mai haben wir angefangen, KI-Infrastrukturausrüster zu verkaufen. Dazu zählen wir Halbleiteraktien, Speicherechiphersteller, aber auch Teile der Industrieunternehmen, die stark vom Datacenter-Ausbau profitieren. Die Stimmung war einfach heiß gelaufen, bei Speicherechiphersteller war die Kursentwicklung extrem. Und da wollten wir Gewin-

CHRISTOPH SCHMIDT

„Bei Chip-Aktien vorsichtiger“

Der Manager führt den milliardenschweren DWS-Fonds „Concept Kaldemorgen“ seit Ende 2025 allein. In seinem ersten Interview nach dem Abschied von Klaus Kaldemorgen erklärt er, warum er Chipwerte reduziert und eine Goldrally erwartet.

Astrid Dörner, Martin Müller Frankfurt

ne realisieren. Den Anteil solcher Aktien hatten wir im vergangenen September deutlich erhöht. Unser bester Performancebeitrag dieses Jahr ist immer noch einer dieser großen Speicherechiphersteller. Aber wir haben den Bestand gegenüber Jahresbeginn inzwischen um 85 Prozent reduziert.

Der Chiphersteller TSMC gehört zu den größten Positionen im Kaldemorgen-Fonds. Haben Sie nach der Schwächephase wieder zugekauft?

Wir haben den Anteil von Chipherstellern, Halbleitertiteln und anderen Unter-

„Die Märkte sind vielleicht reif für einen Rücksetzer.“

Christoph Schmidt Fondsmanager

nehmen, die vom Infrastrukturausbau profitieren, reduziert und wollen das zunächst auch nicht ändern. Insgesamt machen Aktien mit KI-Bezug aber weiterhin ein Drittel unseres Aktienportfolios aus.

Auch die Aktien der Cloud-Anbieter Alphabet, Microsoft und Amazon, Hyperscaler genannt, zählten zuletzt zu den größten Einzelaktien in Ihrem Fonds. Das heißt, Sie haben die Positionen ausgebaut?

Ja, Anfang des zweiten Halbjahrs. Wir glauben, es ist sinnvoll, den Schwerpunkt wieder mehr von KI-Infrastruktur hin zu den Cloud-Anbietern zu verlagern. Also weg von denen, die das ganze Geld bekommen, hin zu denen, die es ausgeben.

Wieso das?

Die KI-Rally hält nur an, wenn die Hyperscaler beweisen, dass ihre Milliardeninvestitionen wirklich mehr Umsatz und Gewinn bringen. Bleibt dieser Beweis aus, werden interessanterweise nicht sie zuerst abgestraft, sondern die KI-Ausrüster. Dort schlägt jede Investitionskürzung direkt auf den Aktienkurs durch. Den Hyperscalern würde man es dagegen womöglich gar nicht übel nehmen, wenn sie bei den Investitionen etwas nachlassen.

Im Vergleich zu Chipherstellern lief es bei Microsoft, Amazon und Co. im ersten Halbjahr eher enttäuschend an der Börse.

Die Unternehmen müssen zeigen, dass sich diese riesigen Investitionen lohnen. In dieser Berichtssaison haben wir dafür

Das Portfolio „Concept Kaldemorgen“

Portfoliustruktur, Anteile in Prozent

Handelsblatt • *Anteil am Gesamtvermögen, ohne Derivate, Stand: 31.7.2026 • Quelle: DWS

Die zehn größten Aktienpositionen*

Finanzen

Wall Street, Schmidt, Amazon-Bete: Markt vertraut den Hyperscalern wieder.

Anzeichen gesehen. Das Cloud-Wachstum hat sich deutlich beschleunigt, im Ausblick wurde von weiteren Zuwächern gesprochen. Das Vertrauen in Hyperscaler ist zurück.

Sie hatten Ende Juli 13 Prozent Barreserven. Wie passt das zu Ihrer Risikofreude?

Die Cash-Quote ergibt sich aus anderen Entscheidungen. Wir überlegen erst, wie viel Risiko wir insgesamt eingehen wollen. Unser Ziel ist, die Kursschwankungen des Portfolios klein zu halten. Entsprechend passen wir die anderen Bausteine an. Aktien sind der Performancemotor, dann kommen Anleihen, Gold und die Währungsseite. Was übrig bleibt, ist der Puffer. Wenn die Märkte so steigen wie zuletzt, hätten wir natürlich gern weniger Cash und einen höheren Aktienanteil. Aber in Situationen wie im März, wenn die Aktienkurse einbrechen, wird der Grund klar. Wir wollen in einem stärkeren Rücksetzer nicht gezwungen sein, prozyklisch Risiken herausnehmen zu müssen.

Sie sind direkt nach dem Start des Kriegs im Iran vorsichtiger geworden. Damals sind viele Experten ja noch von einem kurzen Krieg ausgegangen.

Als die Lage im Iran eskalierte, haben wir uns zum Teil von Risikoanlagen getrennt. Heißt, wir haben Aktien, Unternehmensanleihen und Gold verkauft. Die Aktienseite haben wir relativ zügig wieder aufgebaut, bei Unternehmensanleihen sind wir bei der verringerten Gewichtung geblieben.

INFOKASTEN

Christoph Schmidt

Der Manager: Schmidt startete 2008 bei der DWS als Analyst für globale Aktien im Team von Klaus Kaldemorgen. Im September 2022 übernahm er neben Kaldemorgen die Rolle als Co-Fondsmanager des „Concept Kaldemorgen“-Fonds.

Das Unternehmen: Die Deutsche Bank-Tochter DWS verwaltet Kundenkapital in Höhe von knapp 1,2 Billionen Euro. Etwas mehr als die Hälfte davon kommt von privaten Anlegern.

Und Gold? Hätte man früher nicht Gold aufgestockt, wenn es bei Aktien turbulent wird? Das Edelmetall gilt doch als sogenannter sicherer Hafen, in den sich Investoren gern flüchten.

Wenn Inflationssorgen der Auslöser für Risikoaversion sind, dann hat es auch Gold als hochliquide Anlage schwer, kurzfristig ein sicherer Hafen zu sein. Auch einige Notenbanken haben nach der starken Rally der vergangenen Jahre im März Gold verkauft. Das hat den Kurs zusätzlich geschwächt. Daher lagen wir richtig mit unserer Entscheidung, den Goldanteil zu reduzieren. Unser Fonds kann maximal zehn Prozent Goldanteile halten. Wir waren immer nah an den maximal zulässigen zehn Prozent, haben im Januar rund anderthalb Prozentpunkte herausgenommen und im März weitere zweieinhalb.

Viele Profi-Investoren, gerade in den USA, entdecken aktuell europäische Aktien wieder für sich. Sind europäische Aktien besser als ihr Ruf?

Wer in Europa investiert, darf nicht nur auf die Performance der großen Indizes schauen. Es gibt eine ganze Reihe hervorragender Unternehmen, deren Gewinne stark steigen und deren Bewertungen oft noch deutlich vernünftiger sind als vergleichbare Titel in den USA. Hinzu kommt: Wer Titel abseits vom KI-Boom sucht, wird in Europa schnell fündig. Hier gibt es attraktive Unternehmen aus dem Industrie- und Finanzsektor mit langfristig guten Aussichten.

Wo werden Sie in Europa fündig?

Unser Aktienportfolio ist so gewichtet, dass wir ein Drittel Wachstum, ein Drittel defensive Titel und ein Drittel zyklische Werte haben. Dabei teilt sich KI in Wachstum und Zyklik auf.

Defensive Unternehmen sind weniger konjunkturabhängig, während zyklische Firmen stärker vom Wirtschaftsverlauf profitieren – und unter einem Abschwung leiden ...

Sowohl bei den zyklischen als auch bei defensiven Titeln entscheiden wir uns deutlich häufiger für Europa. Bei den defensiven Aktien mögen wir die großen europäischen Versicherer und Versorger. Bei den zyklischen Werten setzen wir auf Banken und Industriewerte. Letztere profitieren auch von strukturellen Themen wie Elektrifizierung, Infrastrukturanbau und Industrieautomatisierung. Diese Titel haben au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tark zur Performance beigetragen. KI ist nicht der einzige Performancetreiber. Ein gutes Beispiel: Der MSCI Europe Financials inklusive Versicherer hat über ein, drei und fünf Jahre besser abgeschnitten als die Nasdaq.

Was kann die gute Stimmung an den Märkten stören?

Eine erneute Eskalation des Irankonflikts wäre der wesentliche Risikofaktor. Dann hätten wir wieder diese Kettenreaktion: höhere Ölpreise und damit steigende Inflationserwartungen und die Aussicht auf Zinserhöhungen. Das wäre ein Belasungsfaktor für die Aktienmärkte. Auch, weil der KI-Boom ja mit einem hohen Finanzierungsbedarf verbunden ist. Steigende Zinsen würden das schwieriger machen. Auch vor den Zwischenwahlen in den USA im November kann es volatil werden. Aber ist das alles ein Grund, um das Portfolio zu ändern? Nein. Aus meiner Sicht überwiegen die positiven Aspekte.

Herr Schmidt, vielen Dank für das Interview.

INVESTMENT

Peter Thiel steigt bei Ölfirma in Argentinien ein

Der Milliardär baut seine Verbindungen nach Argentinien aus: Neben einer Immobilie in Buenos Aires hält Thiel nun auch einen Anteil an Vista Energy – das vom Fracking unter Milei profitiert.

Der Hedgefonds von Peter Thiel hat eine bedeutende Beteiligung an Vista Energy SAB aufgebaut, dem größten Öl-Exporteur Argentiniens. Damit vertieft der US-Tech-Milliardär seine Beziehungen zu dem südamerikanischen Land, nachdem er bereits mit dem Kauf einer Villa in Buenos Aires für Aufmerksamkeit gesorgt hatte.

Wie aus einer am Freitag veröffentlichten Pflichtmittelung an die US-Börsenaufsicht SEC hervorgeht, hielt der Fonds Thiel Macro LLC zum Ende des zweiten Quartals knapp 1,2 Millionen Vista-Aktien. Der Wert der Beteiligung lag zum Stichtag 30 Juni bei rund 76 Millionen Dollar. Größer ist im Portfolio des Fonds demnach nur die Position in Amazon. Vista ist zugleich das einzige Nicht-US-Unternehmen unter den ausgewiesenen Beteiligungen. Eine Stellungnahme von Thiels-Sprecher zu dem Investment lag zunächst nicht vor.

Tech-Milliardär Thiel zählte zu den Gründern des Online-Bezahldienstes Paypal sowie der Datenanalysefirma Palantir, unterstützt Politiker wie Donald Trump und J. D. Vance und äußerte sich wiederholt kritisch zur Demokratie. Er war in diesem Jahr mehrfach in Argentinien unterwegs. In Buenos Aires wurde er in einem Schachklub gesichtet. Das nährt Spekulationen, ob sein Engagement im Land über private Interessen und Finanzanlagen hinausreichen könnte.

Bereits im April traf sich Thiel mit dem argentinischen Präsidenten Javier Milei. Beide gelten mit ihren libertären Ansichten als ideologisch nahestehend. Milei treibt in Argentinien derzeit einen radikalen marktwirtschaftlichen Umbau voran, nachdem die Wirtschaft über rund zwei Jahrzehnte stark reguliert war. Nach Angaben des Präsidenten erkundigte sich Thiel bei dem Treffen unter anderem nach den Aussichten auf eine dauerhafte Fortsetzung der Reformen sowie nach Vermögenssteuern.

Vista wurde 2017 von Miguel Galuccio gegründet. Schon als Manager eines staatlichen Ölkonzerns hatte er das Fracking in der argentinischen Schieferformation Vaca Muerta vorangetrieben und war da für von Umweltschützern kritisiert worden. Inzwischen ist Vista zum größten Ölesporteur des Landes aufgestiegen. Das Unternehmen fördert nach eigenen Angaben umgerechnet rund 160.000 Barrel Öl und Gas pro Tag, davon gehen etwa 70 Prozent in den Export.

Nach Zukäufen in diesem und im vergangenen Jahr will Vista seine Produktion weiter steigern. Das Vaca-Muerta-Gebiet entwickelt sich zunehmend zum Wachstumsmotor der argentinischen Wirtschaft. HS

Peter Thiel: Der Investor gründete Palantir.

AFP, DWS, Bloomberg

Finanzen

IMMOBILIEN

Hotel-Insolvenz lässt Berliner Zahnärzte zittern

Die 12.18 Investment Management hat Insolvenz beantragt. Dem Berliner Zahnärzte-Versorgungswerk als Großinvestor könnte ein teures Ende drohen.

René Bender Düsseldorf

Meerblick von den Klippen, großzügige Suiten mit privaten Pools und Spa-Angebote auf Topniveau – das ist die glamouröse Welt des Düsseldorfer Hotel- und Touristikspezialisten 12.18. Zur Gruppe mit dem ungewöhnlichen Namen gehören Luxusresorts auf Ibiza und Sardinien und auch ein schottisches Landanwesen mit Golfplatz. Gesteuert wird das Portfolio über die Holding 12.18 Investment Management GmbH (12.18 IM). Nun hat die Gesellschaft beim Amtsgericht Düsseldorf einen Insolvenzantrag gestellt.

Brisanz erfährt die Entwicklung durch die Verflechtung mit einem Großinvestor: Dem Versorgungswerk der Zahnärzte Berlins (VZB) drohen womöglich neuerlich hohe Verluste. Diese könnten sich auf die Altersversorgung von rund 11.000 Zahnärztinnen und Zahnärzten in Berlin, Brandenburg und Bremen auswirken. Umstände des vorläufigen Insolvenzverfahrens der 12.18. IM sorgen dabei beim VZB für zusätzliche Unruhe.

Die 12.18. IM, ein hervorragendes und der Ländn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GmbH der Düsseldorfer Hotelierfamilie Ländner, fokussiert sich auf Verwaltung und Management von Luxus-Touristikimmobilien. Das Unternehmen strukturiert diese als Kapitalanlagen für institutionelle Investoren, Family-Offices und Privatanleger.

Zum Beteiligungsportfolio gehören beziehungsweise gehörten in Deutschland Projekte wie Schloss Hotel Flessense und das Maremüritz Yachthafenresort an der Mecklenburgischen Seenplatte sowie das Hotel Stadt Hamburg auf Sylt. Zu den Aushängeschildern zählen aber vor allem Anlagen im Ausland, etwa auf Ibiza, Sardinien, Teneriffa sowie das schottische Anwesen Schloss Roxburg.

Seit 2015 spielt das Berliner VZB eine zentrale Rolle bei der Finanzierung der 12.18. Die Rentenkasse soll der 12.18-Gruppe insgesamt 200 Millionen Euro für Projekte und Betei-

legung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haben – zunächst über Darlehen, später auch über eine Direktbeteiligung. Ab 2018 hielt das VZB eine Direktbeteiligung von 50 Prozent und baute diese später auf 60 Prozent aus. Die restlichen Anteile verbleiben bei der Unternehmerfamilie Ländner.

Beim VZB sorgen Abläufe rund um das Insolvenzverfahren laut Informationen des Handelsblatts aus Insiderkreisen für zusätzliche Irritation. 12.18 IM will das Verfahren in Eigenverwaltung durchführen. Dabei bleibt die Geschäftsführung grundsätzlich im Amt, allerdings wird ihr ein Sachwalter zur Seite gestellt, der das Verfahren begleitet und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sowie wesentliche Maßnahmen überwacht.

„Es war nicht möglich, die erforderliche Liquidität zu realisieren.“

12.18 Investment Management

Das Gericht hat dem am Donnerstag stattgegeben und im Insolvenzverfilmungsverfahren eine vorläufige Eigenverwaltung verfügt. Zum vorläufigen Sachwalter bestellte es den Düsseldorfer Rechtsanwalt Jens Schmidt. Der 12.18.-IM-Geschäftsführer Uwe Drangmeister wird dabei im Verfahren von der Kanzlei Kebekus & Partner unterstützt.

Das VZB sieht darin einen möglichen Interessenkonflikt. Der Namensgeber der Kanzlei, Frank Kebekus, agierte einst auch als Generalsekretär und erbeutet sich bei der Sanierung und Entschuldung der Düsseldorfer Ländner Hotels AG. Dies könnte ihn womöglich hemmen.

VZB-Schild: Das Versorgungswerk der Zahnärzte Berlins steckt selbst in einer Krise.

GELDANLAGE

Drei Schwellenländer-ETFs mit niedrigerem Südkorea-Anteil

Südkoreas Aktienmarkt ist in diesem Jahr bislang volatiler als der Bitcoin, macht aber ein Fünftel vieler Schwellenländer-ETFs aus. Das Handelsblatt stellt drei Alternativen vor.

Martin Müller Frankfurt

Der Kurseinbruch bei südkoreanischen Aktien hat die Rally von Schwellenländer-Aktien in diesem Jahr vorerst gestoppt. Der Index MSCI Emerging Markets liegt zwar seit Jahresbeginn in Euro gerechnet noch immer knapp 24 Prozent im Plus. Seit seinem Höchststand Ende Juni hat der wichtige Schwellenländer-Index, der von zahlreichen börsengehandelten Indexfonds (ETFs) abgebildet wird, jedoch sieben Prozent an Wert verloren.

Das hat vor allem mit Südkorea zu tun. Aktien aus dem ostasiatischen Land machen ein Fünftel des Schwellenländer-Indexes aus – und verzeichnete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immense Kursschwankungen. Der koreanische Leitindex Kospi ist Daten des Finanzdienstes Bloomberg zufolge in diesem Jahr bisher sogar volatiler als die stark im Wert schwankende Kryptowährung Bitcoin.

Für ETF-Anleger, die in Schwellenländer investieren, den Anteil des volatilen und konzentrierten südkoreanischen Aktienmarkts aber senken wollen, gibt es Alternativen. Das Handelsblatt stellt drei Beispiele für Emerging-Markets-ETFs mit einem niedrigen Südkorea-Anteil vor – und zeigt, wie sich die einzelnen Produkte unterscheiden.

Der hohe Südkorea-Anteil am MSCI-Schwellenländer-Index ist auch die Folge der deutlichen Kursgewinne in diesem Jahr. Der Länderindex MSCI Korea wird von den beiden Chipaktien Samsung und SK Hynix dominiert und hat seinen Wert seit Jahresbeginn in Euro zeitweise mehr als verdoppelt. Seit dem Höchststand Ende Juni hat der Index aber ein Viertel an Wert verloren.

Trotzdem macht Südkoreas volatiler Aktienmarkt Ende Juli noch immer die drittgrößte Position im MSCI Emerging Markets

Finanzen

Devisenhändler im Handelsraum der Hana-Bank-Zentrale in Seoul: Sie beobachten Monitore neben einem Bildschirm, auf dem der Korea Composite Stock Price Index (Koppi) angezeigt wird.

aus. Nur Taiwan und China kommen auf einen größeren Anteil.

Wie der rasante Anstieg der Aktienkurse seit dem Jahresbeginn gezeigt hat, kann der hohe Südkorea-Anteil für Anleger von Vorteil sein. Einige Experten raten dennoch zur Vorsicht. Es bleibe offen, welche Renditen die enormen Investitionen i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I) letztlich erwirtschaften und wie nachhaltig die hohen Gewinne von Samsung Electronics und SK Hynix seien, schreibt etwa René Nicolodi, Aktienstratege bei der Zürcher Kantonalbank, in einer aktuellen Analyse. „Nach der stark von Kleinanleger-Euphorie geprägten Rally in Korea haben wir unsere Positionierung daher ausgewogener gestaltet“, ergänzt er.

Option 1: ETFs auf FTSE-Indizes

Ganz ohne südkoreanische Aktien kommen Schwellenländer-ETFs aus, die einen Index des MSCI-Konkurrenten FTSE Russell nachbilden. Der größte auf der Plattform JustETF gelistete entsprechende börsengehändelte Indexfonds ist der „Vanguard FTSE Emerging Markets UCITS ETF“ (ISIN: IE00BEVVMM84).

Der Grund: Anders als der Indexanbieter MSCI stuft der Wettbewerber FTSE Südkorea nicht als Schwellenmarkt, sondern als „Developed Market“ ein, also als Industriemarkt. Deshalb fehlt Südkoreas Aktienmarkt im FTSE-Schwellenländer-Index – und damit auch im entsprechenden ETF des US-Fondsanbieters Vanguard.

Andere wichtige Schwellenländermärkte wie Taiwan, China, Indien und Brasilien sind in beiden Indizes enthalten. Im Vergleich zum MSCI-Schwellenländer-Index ist der Anteil dieser Länder im FTSE-Index entsprechend höher. Allein der Anteil Taiwans beträgt dort etwa 31 Prozent. Im MSCI-Index liegt dieser Anteil bei knapp 27 Prozent.

Asien dominiert Schwellenländerindex Portfolio des 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 nach Ländern¹

Ausgewählte ETFs im Vergleich

Amundi MSCI Emerging Markets SRI Climate Paris Aligned ETF² + Kurs in Euro

iShares EM Dividend ETF² + Kurs in Euro

Xtrackers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² + Kurs in Euro

Vanguard FTSE Emerging Markets ETF² + Kurs in Euro

chen hat der ETF auf den FTSE-Index dafür auch deutlich weniger an Wert verloren.

Wie lange Südkorea von MSCI noch als Emerging Market eingestuft wird, ist indes offen. Strategien der US-Bank Bank of America rechnen laut einer aktuellen Analyse damit dass der Indexanbieter den Status des ostasiatischen Landes im kommenden Jahr neu bewerten könnte. Im Juni hatte MSCI den aktuellen Status zuletzt bestätigt und unter anderem auf Probleme bei der Verfügbarkeit der südkoreanischen Währung verwiesen.

Option 2: ETFs mit Nachhaltigkeitsschwerpunkt

Der ETF des französischen Anbieters Amundi bildet den Schwellenländer-Index „MSCI Emerging Markets SRI Filtered PAF“ nach. Dieser Index filtert die Aktien des MSCI Emerging Markets nach ESG-Bewertungen also Bewertungen bezüglich Umwelt, Sozialen und Unternehmensführung.

Das wirkt sich auf das Portfolio des Amundi-ETFs aus. Südkoreanische Aktien kamen hier zuletzt auf ein Gewicht von zwölf Prozent und damit deutlich weniger als bei anderen Schwellenländer-ETFs. Die Aktien von Samsung Electronics und SK Hynix sind in dem ETF nach Anbieterangaben aktuell nicht enthalten.

Das Fehlen dieser Titel dürfte auch den Amundi-ETF in diesem Jahr Rendite gekostet haben. Auf Jahressicht verbrachte der Börsenfonds einen Zugewinn von etwas weniger als 18 Prozent.

Option 3: Dividenden-ETFs

Eine dritte Alternative für Anleger sind Dividenden-ETFs. Der Größe ist der „iShares EM Dividend UCITS ETF“ (ISIN: IE00B02I1904) von Blackrock. Der Anteil südkoreanischer Aktien ist hier ebenfalls gering: Unter den zehn größten Märkten im Portfolio wird Südkorea nicht aufgeführt.

Der Dividenden-ETF kommt in diesem Jahr auf eine Rendite von 14 Prozent. Anders als Börsenfonds für den MSCI-Index hat der Börsenfonds seit Ende Juni aber zugelegt.

Anleger sollten außerdem auf die Kosten achten. Mit einer Gesamtkostengeste von 0,65 Prozent ist der Dividenden-ETF von iShares im Vergleich zu vielen anderen Schwellenländer-ETFs teuer.

Hinweis: Der Text ist keine Empfehlung zum Kauf oder Verkauf der besprochenen ETFs. Er soll zur Diskussion anregen und kann Ausgangspunkt für weitere Recherchen sein. ◀

Finanzen

Eisberg bei Grönland: Der Streit um das Territorium gewinnt wieder an Fahrt.

Donald Trump hat sein Ziel früh formuliert: Die USA sollen Grönland kontrollieren – notfalls mit militärischem Druck. Ende Juli bekräftigte der US-Präsident es erneut: Noch vor dem Ende seiner Amtszeit 2029 werde die Insel unter US-Kontrolle fallen. Hinter den Drohungen stehen sicherheitspolitische Motive: Grönland ist ein strategischer Außenposten in der Arktis, von dem aus sich russische und chinesische Aktivitäten beobachten lassen.

Daneben dürften Rohstoffe für die USA attraktiv sein, darunter auch Öl. Jeff Landry, Gouverneur von Louisiana und US-Sondergesandter für Grönland, erklärte im Mai, binnen zehn Monaten könne in Grönland Öl produziert werden. Inzwischen zeigt sich: Das war deutlich zu optimistisch. Denn noch entscheidet Grönland über Bodenschätze. Ohne Genehmigung keine Bohrung.

Was das in der Praxis heißt, erlebt nun das US-Unternehmen Greenland Energy. Die Unternehmen Greenland Energy und White Flame wollen zusammen im ostgrönländischen Jameson-Land-Becken Öl fördern. Greenland Energy-CEO spricht von etwa 13 Milliarden Barrel Rohöl und einem Marktwert von mehr als einer Billion Dollar.

Bei dem Bohrprojekt handelt es sich um ein Joint Venture: Greenland Energy will die Bohrungen finanzieren und eine Mehrheitsbeteiligung an dem Projekt erwerben. Es ist für die operative Planung und die technische Koordination zuständig. White Flame ist hingegen der Inhaber von Altkzenzen, die dem britischen Mutterunternehmen 80 Mile Plc 2015 und 2018

ROHSTOFFE

Streit mit US-Konzern um Grönlands Öl spitzt sich zu

Das Trump-nahe Unternehmen Greenland Energy will gegen den Willen der Grönländer Öl fördern und hat nun ohne Genehmigung Equipment in die Region verschifft. Die Regierung reagiert scharf.

Judith Henke Frankfurt

erteilt wurden. Allerdings bedeuten solche allgemeinen Lizenzen keine automatische Bohrgenehmigung.

Für jeden vorherigen logistischen Schritt und für jede Bohrung muss sich das Unternehmen spezifische Einzelerlaubnisse einholen. Diese fehlen laut der grönländischen Regierung derzeit. Doch Ende Juli brachte Greenland Energy per Schiff Camp-Ausrüstung zum Flughafen Nerlerit Inaat – ohne Genehmigung. Die grönländische Regie-

rung mahnte öffentlich ab. Über diesen Vorfall berichteten vor wenigen Tagen Medien weltweit. Der Tenor: Ein US-Unternehmen missachtet die Vorschriften eines fremden Landes – das der Präsident ohnehin annektieren möchte – und will einfach anfangen zu bohren. Daraufhin beschleunigten sich die Entwicklungen, und zwar nicht zugunsten Greenland Energy. Denn jetzt ist klar: Mindestens in diesem Winter wird der US-Konzern nicht mit den Bohrungen beginnen. Das geht aus einer Mittei-

lung der Regierung Grönlands hervor. „Der notwendige Genehmigungsprozess kann nicht abgeschlossen werden, und die erforderlichen Genehmigungen können daher nicht vor dem geplanten Bohrbeginn eingeholt werden“, heißt es darin.

Frühestens im Winter des Folgejahres, also 2027, könnte Greenland Energy mit den Bohrungen beginnen. Das gab auch das Unternehmen in einer Pressemitteilung bekannt. Robert Price, der CEO von Greenland Energy, wird darin folgendermaßen zitiert: „Wir werden die zusätzliche Zeit nutzen, um unsere Pläne weiter zu verleiten und die Beziehungen zu den lokalen Gemeinschaften, strategischen Partnern und zuständigen Behörden zu vertiefen.“

In diesen „lokalen Gemeinschaften“ wächst der Widerstand gegen das Projekt. Die Bewohner des nahegelegenen 300-Einwohner-Dorfes Ittoqqortoormitt demonstrieren gegen die Pläne des Unternehmens. Sie fürchten um ihre Lebensgrundlage: das Jagen. Denn die Region ist ein Lebensraum für Moschusochsen und Eisbären.

„Die Sorgen der lokalen Bevölkerung sind berechtigt“, schreibt Lauren Bowey von Greenpeace. Sollte das Projekt umgesetzt werden, wären dafür umfangreiche Zufahrtsstraßen erforderlich, und es bestünde ein erhebliches Risiko für das Austreten von Chemikalien und Ölverschmutzungen, die die Tierwelt der Region und die traditionelle Jagdkultur massiv schädigen würden.

Bereits in der Vergangenheit haben mehrere Ölkonzerne, darunter Shell und Exxon Mobil, in Grön-

Finanzen

land nach Vorkommen gesucht, aber aufgegeben. Der 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schätzt zwar das technisch förderbare Potenzial auf 31 Milliarden Barrel Ölsquivalent. Doch die Förderung ist sehr kostspielig. Denn rund 80 Prozent Grönlands sind von Eis bedeckt. Und mittlerweile erteilt Grönland ohnehin keine Öllizenzen mehr. 2021 hatte die Regierung die Vergabe neuer Lizenzen gestoppt, weil sie die ökologischen und klimatischen Risiken als zu hoch einschätzte. Allerdings waren die Lizenzen für das Ölprojekt an White-Flame bereits 2015 und 2018 erteilt worden.

„Ein Widerruf der bestehenden Genehmigungen würde besondere Schritte erfordern und könnte als Enteignung gewertet werden“, schreibt die grönlandische Regierung auf ihrer Website. Dort hat sie einen langen Text zu den Hintergründen des Ölprojekts veröffentlicht – und der zeigt: Selbst eine Bohrung im Winter 2027 könnte noch eine zu optimistische Einschätzung von Greenland Energy sein.

Denn der Genehmigungsprozess in Grönland erfordert viele Zwischenschritte. Unternehmen müssen viele einzelne Phasen durchlaufen, in denen sie bestimmte Pflichten erfüllen müssen, damit ihnen die Behörden eine Genehmigung für den nächsten Schritt erteilen.

Greenland Energy befindet sich demnach noch ganz am Anfang dieses Prozesses. Derzeit müsse das Unternehmen noch die erforderlichen Umwelt- und Sozialstudien erstellen. Noch vor einem Monat behauptete CEO Price in einer Dokumentation des bekannten Fern-

sehnmoderators Phil McGraw („Dr. Phil“): „Wir werden mit den Bohrungen etwa in der zweiten Oktoberwoche beginnen.“ Dr. Phil will das Projekt in einer sechsteiligen Dokuserie begleiten. Der Moderator saß bereits in einer Kommission für Religionsfreiheit der Trump-Regierung.

Neben der Dokumentation von Dr. Phil gibt es weitere Beziehungen zwischen Greenland Energy und dem US-Präsidenten. So kaufte laut einem Bericht der britischen Zeitung „Guardian“ Kenneth Griffin, Milliardär und Großspender der Republikaner, neun Prozent der Anteile am Unternehmen.

Außerdem ist eine der Vorstände Carol Craig, deren Rüstungsunternehmen Sidus Space an Trumps Ralietenaabwehrsystem „Golden Dome“ arbeitet. Trump bezeichnete die Kontrolle über Grönland als einen entscheidenden Teil des „Golden Dome“-Plans.

Kritiker fürchten, dass das Projekt auch ein Teil von Trumps Ambitionen sein könnte, Grönland zu annektieren. „Das Projekt ist auch politisch motiviert“, ist sich etwa Stefan Müller, Chef des Beratungsunternehmens für Rohstoffprojekte DGWA, sicher. Das Öl würde nicht dringend benötigt, es herrsche langfristig keine Knappheit am Markt.

Zudem sei das Projekt logistisch herausfordernd, so Müller, der ein Heliumprojekt in derselben Region berät und kürzlich vor Ort war. Der lokale Flughafen sei nur per Schiff erreichbar. Im Winter friere der Fjord zu. Es handele sich um eine geografisch extrem abgeschiedene Region.

Doch genau das könne das Unternehmen auch ausnutzen, meint Müller. In der Region gebe es praktisch keine staatliche Präsenz – weder militärisch noch zivil –, die schnell eingreifen könnte, sollte Greenland Energy vor Ort Fakten schaffen. Dies stelle die Souveränität von Grönland infrage.

„Ich bin gespannt, wie Grönland reagiert, wenn das zweite Schiff in See sticht“, sagt er. Denn Greenland Energy plan, ein weiteres Schiff, das umfangreiches Bohr-equipment geladen hat. Mitte September von Kanada aus in Richtung Grönland loszuschicken. Theoretisch könnte Grönland mit der Hilfe Dänemarks den Fjord sperren.

Ob dieses Schiff tatsächlich wie geplant aufbrechen wird, dazu schreibt Greenland Energy in seiner jüngsten Mitteilung nichts. Eine Anfrage des Handelsblatts ließ die Firma unbeantwortet.

Den unerlaubten Transport von Equipment nach Nerlert Inaat hat das Unternehmen in einer Mitteilung als Fehler bezeichnet und erklärt, es sei fälschlicherweise davon ausgegangen, dass für die Lagerung von Ausrüstung im Gewerbegebiet des Flughafens keine separate Genehmigung der Rohstoffbehörde notwendig sei.

Demnach befand sich die Ausrüstung bereits seit September 2025 in Grönland, in Dundas im Nordwesten der Insel. Von dort gelangte das Material zunächst nach Tasiila an der Ostküste, bevor es im Juli im Gewerbegebiet des Flughafens von Nerlert Inaat an Land gebracht wurde. Zu diesem Zeitpunkt war aber die Genehmigung für den Transport, die das Unternehmen noch 2025 hatte, abgelaufen.

ZAHLUNGSDIENSTLEISTER

Paypal verhandelt mit Stripe und Advent über Übernahme

Der Bezahldienst verhandelt mit dem Rivalen Stripe und dem Investor Advent erneut über eine Übernahme – zu besseren Konditionen.

Antonia Mannweiler New York

Der US-Zahlungsdienstleister Paypal hat Gespräche über eine Übernahme durch das Fintech Stripe und den Finanzinvestor Advent wieder aufgenommen. Das berichtete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am Freitag unter Berufung auf Insider. Der Paypal-Titel legten nachbündlich um 1,8 Prozent zu.

Auf Anfrage des Handelsblatts lehnte Paypal einen Kommentar dazu ab. Stripe teilte mit, dass man sich nicht zu „Gerüchten oder Spekulationen“ äußern werde.

Ein Zusammenschluss mit Stripe wurde einen der weltweit größten Anbieter für Online-Zahlungen mit einem jährlichen Transaktionsvolumen von rund 3,7 Billionen Dollar schaffen.

Ein deutlicher Kursverfall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macht Paypal zu einem attraktiven Übernahmekandidaten in der Zahlungsbranche, die zuletzt große Transaktionen gesehen hat.

So gibt es über den Zahlungspionier bereits seit Anfang des Jahres Übernahmegerüchte, die sich seit dem Sommer jedoch intensiviert haben. Der US-Bonkurven Stripe und der Finanzinvestor Advent sollen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im Juli ein erstes Übernahmeangebot für 60,50 Dollar je Aktie oder insgesamt 53 Milliarden Dollar gemacht haben.

An der Börse stiegen die Papiere seitdem wieder deutlich: Seit den Berichten über ein Kaufangebot im Juli haben die Paypal-Titel um über 30 Prozent zugelegt.

Die 60,50 Dollar je Aktie sollen von Paypal jedoch als zu niedriges Angebot abgelehnt worden sein. Investoren wie der aus der Finanzkrise bekannte Shortseller Michael Burry hielten die Offerte ebenfalls für zu niedrig und sahen darin lediglich ein Eröffnungsangebot.

Laut dem WSJ sollen die beiden Seiten seitdem über einen potenziell höheren Preisverhandeln. Eine mögliche Einigung könne in den kommenden Wochen erzielt werden, eine Garantie dafür gebe es aber nicht.

Paypal gehört zu den Vorreiten des digitalen Zahlungsverkehrs. Das Unternehmen wurde bereits Ende der 90er-Jahre in Kalifornien gegründet. Zu den Gründern und frühen Mitarbeitern zählten sowohl der SpaceX-Chef Elon Musk als auch der Investor Peter Thiel.

Im Zuge der Pandemie, als viele Tech-Werte zulegten, kletterte der Paypal-Kurs

auf rund 300 Dollar, wodurch das Unternehmen an der Börse zeitweise sogar wertvoller als Mastercard war.

Seitdem ging es für Paypal an der Börse jedoch deutlich bergab, auch weil der Zahlungsdienstleister viele Trends wie das mobile Zahlen zu spät erkannt hatte. Aktuell notieren die Papiere bei rund 62 Dollar. Paypal verfügt weiterhin über knapp 440 Millionen aktive Kundenkonten. Doch die Wachstumsaussichten haben sich deutlich eingestuft. Zwischenzeitlich hatte die Aktie seit ihrem Rekordhoch knapp 80 Prozent an Wert eingebüßt.

Bei der Vorstellung der Zahlen zum zweiten Quartal Ende Juli wollte sich Paypal-Chef Enrique Lores zwar nicht zu den Übernahmegerüchten äußern. Er sagte aber, dass man offen sei, alle sich bietenden Möglichkeiten objektiv zu prüfen.

„

Dies bestätigt den Wert von Paypal, und ich glaube, dass das Gebot steigen muss.

Michael Burry Investor

Das Volumen der abgewickelten Zahlungen stieg im zweiten Quartal um zehn Prozent auf 486,4 Milliarden Dollar. Der bejeinigte Gewinn übertraf mit 1,38 Dollar je Aktie die Erwartungen der Analysten.

Die Paypal-Schwierigkeit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sorgten zuletzt auch für viel Bewegung an der Unternehmensspitze. Der erst im September 2023 angetretene Alex Chiss wurde dabei erst im März dieses Jahres vom früheren HP-Chef Lores abgelast.

Paypal-Zentrale in Deutschland: Der Zahlungsdienstleister spricht wieder über eine Übernahme.

Märkte

PODCAST

„Wir haben das Verteilen priorisiert“

René Obermann ist Verwaltungsratschef von Airbus, Chairman bei Warburg Pincus Europe und übernimmt ab 2027 den Aufsichtsratsvorsitz bei SAP. Im Gespräch mit Publizistin Miriam Meckel und Handelsblatt-Chefredakteur Sebastian Matthes spricht er über seine Biografi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und darüber, wie Firmen den Wandel für sich nutzen, statt von ihm verdrängt zu werden. Obermann sieht Deutschland bei Batterietechnik, Software und Computing im Rückstand, warnt aber davor, die deutsche Industrie abzuschreiben.

„

Die Erfolgsphase hat zur Bequemlichkeit beigetragen.

René Obermann Designierter SAP-Aufsichtsratschef

Zugleich kritisiert er, die Politik habe „Zuwendungen vor die Zumutung gestellt“ und „das Verteilen priorisiert“. Er spricht aber auch über Deutschlands Stärken und sieht Chancen in Raumfahrt, industrieller KI und Forschung. Warum der Staat aus seiner Sicht zu oft verwaltet und was Führung in Krisenzeiten für Obermann bedeutet, hören Sie in der aktuellen Folge. ◀

Moderiert von: Miriam Meckel und Sebastian Matthes

„Meckel & Matthes“: der aktuelle, persönliche und meinungsstarke Handelsblatt-Podcast. Neue Folgen jeden Freitag um 18 Uhr.

Stabsübergabe bei der Hauptversammlung: Greg Abel führt nun die Geschäfte.

GELDANLAGE

Buffett-Nachfolger Abel baut das Berkshire-Depot um

Bei einer Tech-Aktie hat er seine Beteiligung fast verdoppelt. Auch an diversen anderen Stellen kaufte er zu. Und zeigt sich damit deutlich aktiver als sein ehemaliger Chef.

Astrid Dörner Frankfurt

Greg Abel hat das viel beachtete Aktienportfolio von Berkshire Hathaway im zweiten Quartal deutlich ausgebaut. So hat der Nachfolger von Warren Buffett den Anteil am Tech-Konzern Alphabet um 83 Prozent erhöht. Das geht aus einer Pflichtmitteilung an die US-Börsenaufsicht SEC hervor, die am Freitag nach Börsenschluss in den USA veröffentlicht wurde. Damit ist der Mutterkonzern von Google nun die drittgrößte Position im 324 Milliarden Dollar schweren Portfolio, hinter Apple und American Express.

Auch bei anderen Branchen war Abel deutlich kauffreudiger als Buffett. Der Star-Investor hatte vor der Übergabe an Abel zum Jahreswechsel das Aktienportfolio deutlich verkleinert und die Cash-Bestände fast verdoppelt auf rund 400 Milliarden Dollar.

Ein Teil der Alphabet-Beteiligung war bereits bekannt. Der Tech-Konzern hatte im Juni mitgeteilt, dass Berkshire Hathaway Aktien im Wert von rund zehn Milliarden Dollar gekauft habe. Das war Teil einer Offensive, um insgesamt 85 Milliarden Dollar aus dem Verkauf von Aktien einzusammeln. Der Mutterkonzern von Google braucht das Kapital für die umfangreichen Investments in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uffett hatte im Anschluss im US-Börsenschlag CNBC erklärt, dass er hinter der Entscheidung stand. Abel hat nun jedoch noch weitere Aktien dazugekauft. Insgesamt lag der Anteil Ende Juni bei rund 106 Millionen Aktien im Wert von 37,9 Milliarden Dollar.

Berkshire baute außerdem seine Wette auf die Luftfahrtbranche weiter aus. Die Beteiligung an Delta Air Lines stieg im Quartalsverlauf um 44 Prozent. Zum Ende des zweiten Quartals hatte die Beteiligung einen Wert von 5,4 Milliarden Dollar.

Berkshire war schon einmal in Airlines investiert. Buffett hatte die Aktien jedoch in der Pandemie mit Verlust verkauft. Nun hat sich die Ansicht im Konzern offenbar geändert. Schon im ersten Quartal hatte Abel eine Position aufgebaut, die nun aufgestockt wurde. Das Portfolio wird von dem langjährigen Investmentmanager Ted Weschler und von Abel gemeinsam geführt. Abel habe jedoch das letzte Wort, das hatte Buffett zu seinem Übergang festgelegt.

Der Star-Investor war 60 Jahre lang Chef von Berkshire Hathaway und hat den Konzern zu Amerikas größtem Konglomerat gemacht. Buffett selbst gehört zu den reichsten Männern der Welt.

Auch bei Immobilienaktien stocke Abel auf. Er baute seine Beteiligung am Hausbauer Lennar aus. Zudem gab Berkshire eine kleine neue Beteiligung an D.R. Horton bekannt. Die Aktie schoss nachhörlich nach oben. Eine Beteiligung von Berkshire gilt in der Regel als Qualitätsiegel. Die Gewinne gab das Papier indes relativ schnell wieder ab.

Weniger Anteile an Bank of America

Weiter abgebaut hat Abel indes den Anteil an der Bank of America. Dieser ging um rund sechs Prozent zurück. Die zweitgrößte Bank des Landes liegt nun in Berkshires Portfolio auf Platz fünf. Zeitweise lag sie auf Platz zwei.

Abel durchbrach damit eine lange anhaltende Serie von Aktienverkäufen und war im zweiten Quartal unter dem Strich wieder Nettokäufer von Aktien. Die Nettokäufe beliefen sich auf knapp 20 Milliarden Dollar. In den 14 Quartalen zuvor war Berkshire jeweils Nettoverkäufer gewesen.

Berkshire-Hathaway-Chef Abel kaufte im zweiten Quartal auch eigene Aktien zurück. Er steigerte die Rückküfe im abgelaufenen Quartal auf 4,5 Milliarden Dollar.

Die Aktienrückküfe waren die größten seit 2021, wie aus Daten der Nachrichtenagentur Bloomberg hervorgeht. Die Barbestände des Mischkonzerns sanken Ende Juni auf 365,5 Milliarden Dollar, nachdem er drei Monate zuvor mit 397,4 Milliarden Dollar einen Rekordstand erreicht hatte.

Berkshire ist Amerikas größtes Konglomerat. Eine Versicherungspartei gehört genauso dazu wie eine Energie- und Industriepartei sowie Dutzende kleine und mittelständische Unternehmen. Abel ist gerade dabei, sich das Vertrauen der Investoren zu erkämpfen. Nachdem Buffett im Mai 2025 seinen Rückzug zum Jahresende verkündet hatte, gab die Aktie deutlich nach. Seit Jahresbeginn liegt sie knapp ein Prozent im Plus. Der breit gefasste S&P 500, mit dem sich Buffett gerne verglich, hat im gleichen Zeitraum knapp 14 Prozent zugelegt. ◀

Prozent beträgt die Erhöhung der Alphabet-Beteiligung durch Greg Abel nach Rat von Warren Buffett.

Quelle: SEC Filings

Märkte

Ich habe keine Ahnung, liebe Abiturientinnen, was Sie in den nächsten Monaten planen, ich weiß nicht, werte Studenten, was Sie beruflich vorhaben. Ich kann Ihnen als „alter“ Mann nur sagen, dass das Leben kein Ponyhof ist. Sie wissen nicht, was aus diesem Land werden wird. Es steht in den Sternen, ob Sie gesund bleiben. Und Sie können nicht sagen, wie alt Sie werden. Kurzum: Das Leben ist schön, aber nicht planbar. Halt, das stimmt nicht ganz! Sie haben die Wahl, was Sie lernen, und es steht Ihnen fest, mit wem Sie sich ins Bett legen. Daher kann ich Ihnen nur zurufen: Augen auf bei der Wahl des Berufs und des Partners! Sie kann in den Himmel, aber auch in die Hölle führen.

Ich hoffe von Herzen, dass Sie für „irgendetwas“ brennen. Sollte das wider Erwarten nicht der Fall sein, schlimmer noch, wenn Sie sich schon mit 20 fragen, wie es mit der Rente im Alter aussieht, dann kann ich Ihnen nur kurz und bündig raten: Werden Sie Beamter, vorzugsweise Lehrer! Der Bedarf ist riesig, die Bezahlung ist gut, und die Pension ist feinste Sahne, wenn ich das so ausdrücken darf.

In meiner Studentenzeit waren Sport und Geografie auf Lehramt der absolute Hit. Die Jungs und Mädels waren gut drauf. Sie waren viel an der frischen Luft. Sie kamen in der Welt herum. Und nach dem Eid auf die Verfassung hatten sie in der Regel ihren Anspruch auf Pension in der Tasche. Da kann man doch nicht meckern – oder doch? Das veranlasst mich zu der Behauptung, dass Handwerk nebst Lehramt auch heute noch Goldgruben sind, wenn Sie es richtig anstellen.

Bitte werfen Sie bei Gelegenheit einen Blick nach Bayern. Dort wird ein Oberstudienrat nach Tabelle A 14 bezahlt und verdient in der obersten Stufe monatlich 6998 Euro und 59 Cent. Die höchstmögliche Pension beträgt 71,75 Prozent, und das bedeutet in Zahlen, im Ruhestand abgerundet 5021 Euro im Monat erhalten zu können. Das Geld muss zwar versteuert werden, doch was soll die Jammeres? Wer die Pension beispielsweise 20 Jahre lang bekommt, ist einfacher RentenMillionär, weil die Summe der 240 Pensionen bei 1.205.040 Euro liegt! Dafür müssen Sie keinen Cent auf den Tisch legen!

Der Barwert beträgt 910.889 Euro, wenn die künftigen Zahlungen mit jeweils drei Prozent auf den Beginn des Ruhestands abgezinst werden. Und das bedeutet, dass Angestellte, Freiberufler und Unternehmer, die im Alter ebenfalls eine „Apanage“ von 5021 Euro im Monat haben wollen, im Laufe ihres Berufslebens mindestens 910.889 Euro ansparen müssen. Das ist kein Hexenwerk, wenn man weiß, wie stark sich Zeit und Zins auf die Bildung von Vermögen auswirken.

Wer mit 25 Jahren beginnt, hat bei einem Zinssatz von vier Prozent vor Steuern monatlich 1003 Euro in die Sparbüchse zu stecken, um

GELD. LEBEN. LOOMAN

Sie sorgen sich um Ihre Rente? Werden Sie Politiker!

Politiker muss man nicht unbedingt mögen – aber in Sachen Altersvorsorge haben sie alles richtig gemacht. Eine Beispielrechnung für Berufseinsteiger,

Volker Looman ist Kolumniat des Tagesspiegels.

das Ziel zu erreichen. Wer die erste Halbzeit jedoch verschläft und erst mit Mitte 40 aufwacht, womöglich nach der ersten Scheidung, und nun merkt, worauf es ankommt, muss jeden Monat schon 2796 Euro auf die hohe Kante legen, um das Ziel doch noch zu erreichen.

Sollte Ihnen mein Vorschlag, ein rechtschaffener Lehrer zu werden, gar nicht schmecken, dann hätte ich eine Alternative: Gehen Sie in die Politik! Dafür müssen Sie nicht einmal studieren, wie Ihnen einschlägige Lebensläufe zeigen. Was in meinen Augen aber von Vorteil ist, ist Chuzpe, viel Chuzpe! Noch nie davon gehört? Das ist die jiddische Umschreibung für freche Dreistigkeit, unbekümmertes Selbstbewusstsein und charmante Unverfrorenheit! Damit kann aus Ihnen echt was werden!

Markus Söder, der baye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ist ein Prachtexemplar dieser Gattung. Heidi Reichinnek von den Linken ist gut im Geschäft. Und auch Philipp Amthor hat es weit gebracht, von den roten Arbeits- und Finanzministern ganz zu schweigen, deren Namen ich mir einfach nicht merken will!

Mein heimlicher Superstar ist aber Karl Lauterbach, der ehemalige Gesundheitsminister. Der Mann mag Sie fachlich nicht überzeugt haben, doch in finanzieller Hinsicht hat er alles richtig gemacht. Oder wissen Sie etwa nicht, dass der Rheinländer monatliche Pensionsansprüche von fast 14.000 Euro im Monat hat? Das ist kein Druckfehler, sondern nüchterne Wirklichkeit, und wenn Sie wissen wollen, wie diese Summe zusammengekommen ist, dann müssen Sie nur ins Kleingedruckte der Altersversorgung von Abgeordneten und Ministern schauen.

Karl Lauterbach sitzt seit 2001 im Bundestag. Das sind bis heute 25 Jahre. Für jedes Jahr erhält der Mediziner nach Paragraf 20 des Abgeordnetengesetzes (AbgG) eine Altersentschädigung von 2,5 Prozent der aktuellen Aufwandsentschädigung von 11.833 Euro. Bitte rechnen Sie selbst: 25 Jahre mal 2,5 Prozent mal 11.833 Euro sind 7396 Euro – jeden Monat. Hinzu kommt das Ruhegehalt für ehemalige Mitglieder der Bundes-

regierung. Es beträgt 2774 Prozent des Amtsgehalts und des Ortszuschlags. Das Amtsgehalt (– B 11) liegt bei 21.455 Euro, außerdem gibt’s den Ortszuschlag von 1066 Euro. Das sind insgesamt 22.521 Euro, und 2774 Prozent dieser Summe sind 6247 Euro – alle 30 Tage!

Altersentschädigung und Ruhegehalt summieren sich auf 13.643 Euro pro Monat, die dem Politiker ab dem 68. Lebensjahr zustehen. Wie lange wird der Minister a. D. diese monatlichen Zuwendungen erhalten? Weil wir nicht wissen, wie alt der Mann werden wird, können wir nur die Sterbetafeln des Statistischen Bundesamtes zurate ziehen. Danach wird sein Ruhestand rund 18 Jahre dauern. Das sind 216 Monate, sodass die Summe der Altersbezüge rund 2.947.000 Euro betragen kann. Bitte geraten Sie jetzt bloß nicht in Wallung! Erstens sitzt nicht jeder Angeordnete seit einem Vierteljahrhundert im Bundestag, und

zweitens wird nicht jede Abgeordnete mal eben Ministerin.

Umgekehrt kann ich bei solchen Zahlen nur wiederholen: Gehen Sie in die Politik, wenn Sie jung und voller Tatendrang sind, wir brauchen tüchtige Leute! Die Altersbezüge von Karl Lauterbach betragen 2.288.000 Euro, wenn sie nach Steuern mit jeweils drei Prozent auf den Beginn des Ruhestands diskontiert werden.

Dafür „müssitten“ Sie sich, liebe Junioren, mächtig ins Zeug legen. Selbst bei einem Anlagezins von sechs Prozent vor Steuern wären im Laufe von 40 Jahren monatliche Sparraten von 1775 Euro notwendig, um zweifacher Rentenmillionär zu werden. Irgendwas mit Medien würde da nicht reichen, aber in der Politik wird’s Ihnen auf dem Silberablett serviert! Worauf warten Sie also noch? Wohlauf, Junioren, aufs Pferd, aufs Pferd, ins Feld, in die Politik gezogen! ◀

Märkte

MSCI World Aktien 5.029,48 Pkt. -0,09 %	MSCI EM 1.701,17 Pkt. +0,34 %	Yen/Euro 184,21 Yen +0,00 %	CHF/Euro 0,9409 sfr +0,02 %	10-j. Bundesanleihe 3,204 % Rendite +0,07 PP	10-j. US-Staatsanleihe 4,692 % Rendite +0,05 PP	Silber (Fernunze) 64,71 US$ +0,05 %	Bitcoin 63.000 US$ -0,03 %

MÄRKTE INSIGHT

Katastrophenanleihen bergen versteckte Risiken

Cat Bonds haben Investoren zuletzt ordentliche Erträge gebracht. Privatanleger sollten aber nicht nur auf ein Klumpenrisiko achten.

Martin Müller ist Redakteur im Finanzresort. Sie erreichen ihn unter: mueller@handelsblatt.com

Ungesachtet der Waldbrände in Europa in diesem Sommer liefern Katastrophenanleihen bisher einmal mehr äußerst solide Erträge. Der Swiss-Re-Global-Cat-Bond-Index, der die Anlageklasse abbildet, ist seit Jahresbeginn in Dollar um knapp sechs Prozent gestiegen. Über drei Jahre summieren sich die Kursgewinne auf fast 50 Prozent – und das ohne große Kursschwankungen.

Katastrophenanleihen, im Englischen kurz Cat Bonds, sind selbst illiquide und praktisch nur für institutionelle Investoren handelbar. Privatanleger können indirekt über Fonds investieren, selbst Cat-Bond-ETFs gibt es inzwischen. Doch die Anlageklasse hat ihre Tücken.

Katastrophenanleihen funktionieren ähnlich wie eine Versicherungspolice. Versicherer und Rückversicherer nutzen die Papiere, um das Verlusstrisiko bei extremen Naturereignissen an Investoren auszulagern. Anleger, die Cat Bonds halten, bekommen

dafür regelmäßige Kuponzahlungen und am Ende der Laufzeit ihr Geld zurück – wenn eine Katastrophe nicht eintritt.

Ein Großteil des etwa 65 Milliarden Dollar großen Cat-Bond-Marktes bezieht sich auf Sturmkatastrophen und Erdbeben in den USA, wie Zahlen des Branchendiensts Artemis zeigen. Europäische Waldbrände spielen dagegen bisher kaum eine Rolle, weshalb diese Ereignisse der Rendite in diesem Jahr nicht wesentlich geschadet haben dürften.

Der bisher eher nischige Markt für Cat-Bond-Fonds wächst rasant. Investoren haben laut einer aktuellen Analyse von Morningstar in den vergangenen drei Jahren zehn Milliarden US-Dollar neues Geld in entsprechende Produkte weltweit investiert.

Fonds für Katastrophenanleihen verwalten inzwischen etwa 38 Milliarden Dollar. Seit Dezember bietet der Vermögensverwalter King Ridge Capital für europäische Anleger auch einen ETF an.

Investoren kaufen Cat Bonds vor allem, um ihr Portfolio zu diversifizieren. Weil Naturkatastrophen in der Regel unabhängig vom Kapitalmarkt auftreten, gelten die Anleihen als relativ unabhängige Ertragsquelle. Cat Bonds können so ein Depot stabilisieren, wenn an den Börsen die Kurse einbrechen.

Trotzdem gibt es versteckte Risiken. Eines ist das US-Klumpenrisiko. Weil der Markt so stark auf US-Katastrophen konzentriert ist, können einzelne Ereignisse in Nordamerika Cat-Bond-Fonds deutlich einbrechen lassen. Als Hurricane „Jan“ Ende September 2022 unter anderem auf den US-Bundesstaat Florida traf, verlor der Swiss-Re-Index knapp zehn Prozent.

Zudem schaffen es viele Fonds für Katastrophenanleihen nicht, den Vergleichsindex zu schlagen, wie aus der Morningstar-Analyse ebenfalls hervorgeht. Über die vergangenen fünf Jahre war die mittlere Rendite eines Cat-Bond-Fonds demnach im Jahr durchschnittlich fast vier Prozentpunkte kleiner als jene des Swiss-Re-Indexes. Laut Morningstar dürfte das unter anderem an hohen Transaktionskosten auf dem illiquiden Markt liegen.

Und noch ein dritter Punkt fällt auf: die hohen Kosten. Nach Angaben von Morningstar erheben Cat-Bond-Fonds im Schnitt jährliche Gebühren von 1,1 Prozent – deutlich mehr als bei anderen Anleihefonds.

Der neue ETF kommt sogar auf eine vergleichsweise hohe Kostenquote von 1,28 Prozent. Die Komplexität des Markts mögen die Gebühren rechtfertigen – die Rendite schmälern die Gebühren trotzdem.

Prout, AP Photo/Monica Blackwell

BÖRSE AM MONTAG

Vier Punkte, die für Anleger heute wichtig sind

Japan In der Nacht zum Montag gibt es die erste Schätzung zum Wachstum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Es dürfte auf das Jahr hochgerechnet um zwei Prozent zulegen, sagen von der Nachrichtenagentur Reuters befragte Volkswirte voraus. Steigende Exporte von Chips und Bauteilen für KI-Rechenzentren dürften den Außenhandel ankurbeln.

China Ebenfalls über Nacht kommen Konjunkturdaten aus China. Bei der Industrieproduktion rechnen Ökonomen für Juli mit einem leichten Rückgang von 5,2 auf 4,9 Prozent. Dafür dürfte die anhaltend schwache Inlandsnachfrage verantwortlich gewesen sein. Bei den Einzelhandelsumsätzen wird ein Anstieg von 1,0 auf 1,5 Prozent erwartet.

USA In den USA veröffentlicht um 14.30 Uhr deutscher Zeit die New Yorker Notenbank mit dem Empire State Index einen wichtigen konjunkturellen Frühindikator für die US-Industrie. Dieser gibt Aufschluss über die Geschäftstätigkeit von Unternehmen aus dem produzierenden Gewerbe im Großraum New York. Laut Prognosen dürfte der Index im August von 15,6 Punkten auf 10,0 Punkte gesunken sein.

Empire State Index

Handelsblatt • Quelle: Bloomberg

1. EZB Der Chefvolkswirt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Philip Lane, nimmt in Dublin an einer Podiumsdiskussion teil. Das Thema: „Europas Verteidigungsausbau: Herausforderungen für die makroökonomische, fiskalische und finanzielle Stabilität.“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Handelsblatt (17.08.2026)

▌ 本日全报思想与文化深思雷达 (Intellectual & Cultural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报道后，以下 4 个具体事件在思想史、文化政治与制度伦理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伊利斯2号卫星网络项目：欧洲主权技术乌托邦的制度化】 [F1_1 🔍]
- 事件简述：比利时初创公司AerospaceLab击败空客等传统航天巨头，斩获欧盟伊利斯2号（Iris2）卫星网络项目264颗卫星建造合同（总价值18亿欧元），项目总成本从原先60亿欧元暴涨至156亿欧元。该项目意在摆脱对SpaceX星链的依赖，为欧盟提供“主权、安全且具韧性”的卫星互联网服务 [F1_3 🔍][F1_4 🔍][F1_5 🔍]。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该事件触动了技术理性与主权话语的张力——欧盟通过技术自主性话语（“主权卫星网络”）合法化高成本、高风险的技术项目，同时将技术进步与地缘政治安全绑定 [F1_5 🔍]。此外，初创企业的胜出也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创新叙事与传统官僚-军工复合体的权力重组 [F1_3 🔍][F1_4 🔍]。
【联盟党债务争议：财政主权与民主正当性的撕裂】 [F2_5 🔍]
- 事件简述：联盟党内部因新增债务问题酝酿新矛盾，党内专家扬尼克·布尔（Yannick Bury）呼吁讨论2030年代联邦财政可持续结构 [F2_5 🔍]。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该事件揭示了财政主权与民主正当性的冲突——债务约束作为新自由主义治理的核心工具，在德国宪政体制中与社会福利国家的承诺形成结构性紧张 [F2_5 🔍]。布尔的发言暴露了制度内部对民主程序的技术化规避与新自由主义财政纪律话语在德国政治文化中的深层植入 [F2_5 🔍]。
【人工智能AGI预测的激进话语：技术末世论与资本权力的共谋】 [F3_38 🔍]
- 事件简述：Handelsblatt在深度版面报道中提及OpenAI CEO山姆·奥特曼、埃隆·马斯克等科技精英预言AGI（通用人工智能）或“AI中间事件”即将发生，马斯克更称五年后AI将超越人类智能 [F3_38 🔍]。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该事件触动了技术末世论与资本权力的共谋——精英们通过对AGI的激进预测制造话语恐慌，同时将技术发展与资本积累绑定 [F3_38 🔍]。这种话语操控掩盖了技术发展的复杂性，为资本集中化提供合法性基础。
【塞浦路斯申根区准入：边界主权与欧洲身份想象的边界】 [F2_30 🔍]
- 事件简述：欧盟委员会确认塞浦路斯在运营上已做好加入申根区准备，但加入决定权在成员国手中，需评估塞浦路斯部分领土不受政府控制的复杂局面 [F2_30 🔍]。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该事件揭示了边界主权与欧洲身份想象的张力——申根区作为欧洲一体化的象征，其扩展涉及欧洲身份的排他性建构 [F2_30 🔍]。塞浦路斯的“部分领土不受控制”问题暴露了欧洲身份想象的地缘政治裂痕。

▌ 精选核心专题深度思想论证 (In-Depth Dialectical Monograph)

专题一：【技术主权的意识形态构造：伊利斯2号项目中的权力与资本联姻】

1. 现实困境深描（The Concrete Dilemma）

伊利斯2号项目是欧盟“安全连接计划”（2023–2027）的核心工程，旨在通过348颗低地球轨道（LEO）卫星与18颗中地球轨道（MEO）卫星，为欧盟提供“主权、安全且具韧性”的卫星互联网服务 [F1_5 🔍]。然而，该项目的成本从原先60亿欧元暴涨至156亿欧元 [F1_5 🔍]，且仍需成员国追加投资。更关键的是，这一技术乌托邦的实现依赖于比利时初创公司AerospaceLab的胜出，而非传统航天巨头空客 [F1_3 🔍][F1_4 🔍]。这一现实困境揭示了技术主权话语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欧盟通过“技术主权”话语合法化高成本、高风险的技术项目，同时将技术发展与地缘政治安全绑定 [F1_5 🔍]。

2. 博弈机制与话语策略剖析（Mechanisms & Discourse）

伊利斯2号项目的博弈机制体现在话语权力与制度权力的交织上。欧盟通过“主权卫星网络”话语，将技术自主性与地缘政治安全绑定，从而合法化高成本投入 [F1_5 🔍]。而AerospaceLab的胜出则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创新叙事的胜利——初创企业通过“颠覆性创新”话语，击败传统官僚-军工复合体 [F1_3 🔍][F1_4 🔍]。然而，这种话语策略也暴露了技术话语的意识形态化：技术主权话语掩盖了技术发展的复杂性与风险，同时将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绑定 [F1_3 🔍][F1_4 🔍]。

3. 历史思想资源的平等对话（Theoretical Resonance）

伊利斯2号项目的技术主权话语可以追溯到哈贝马斯的“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理论。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技术治理通过系统性的技术话语，将生活世界的复杂性简化为技术可控的问题，从而实现权力的合法化 [哈贝马斯，1968]。伊利斯2号项目正是这种技术话语的典型案例：欧盟通过“主权卫星网络”话语，将技术自主性与地缘政治安全绑定，从而合法化高成本、高风险的技术项目 [F1_5 🔍]。

4. 当代现实对理论的反向质询与新洞见（Contemporary Synthesis）

当代技术治理的新挑战在于算法治理与混合战争的兴起。伊利斯2号项目作为欧洲主权技术乌托邦的典型案例，暴露了技术主权话语在面对混合战争威胁时的脆弱性。传统的技术主权话语强调技术自主性与地缘政治安全，但面对算法战争与网络攻击，技术主权的实现需要更复杂的制度设计与国际合作 [F1_5 🔍]。此外，该项目也反映了全球化供应链断裂对技术主权的挑战——欧盟在技术自主性话语下，仍然需要依赖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 [F1_5 🔍]。

专题二：【债务主权的民主悖论：联盟党财政争议中的权力与合法性】

1. 现实困境深描（The Concrete Dilemma）

联盟党内部因新增债务问题酝酿新矛盾，党内专家扬尼克·布尔（Yannick Bury）呼吁讨论2030年代联邦财政可持续结构 [F2_5 🔍]。这一现实困境揭示了债务主权与民主正当性的内在撕裂：德国宪政体制下的社会福利国家承诺与新自由主义财政纪律形成结构性紧张 [F2_5 🔍]。布尔的发言暴露了制度内部对民主程序的技术化规避——债务约束作为新自由主义治理的核心工具，在德国政治文化中被赋予了准宪法的地位 [F2_5 🔍]。

2. 博弈机制与话语策略剖析（Mechanisms & Discourse）

联盟党的债务争议体现了话语权力与制度权力的交织。布尔的发言通过“财政可持续结构”话语，将债务约束合法化为德国宪政体制的核心价值 [F2_5 🔍]。然而，这种话语策略也暴露了技术化规避的权力机制：债务约束话语通过将财政政策简化为技术可控的问题，规避了民主程序的复杂性 [F2_5 🔍]。

3. 历史思想资源的平等对话（Theoretical Resonance）

联盟党的债务争议可以追溯到韦伯的“合法性危机”理论。韦伯指出，现代官僚制通过技术化的治理手段，规避了民主程序的复杂性，从而实现权力的合法化 [韦伯，1922]。联盟党的债务争议正是这种技术化治理的典型案例：布尔通过“财政可持续结构”话语，将债务约束合法化为德国宪政体制的核心价值 [F2_5 🔍]。

4. 当代现实对理论的反向质询与新洞见（Contemporary Synthesis）

当代财政治理的新挑战在于全球化供应链断裂与气候变化危机的兴起。联盟党的债务争议暴露了债务主权话语在面对全球性危机时的脆弱性。传统的债务主权话语强调财政纪律与技术可控性，但面对气候变化与全球供应链断裂，财政政策需要更复杂的制度设计与国际合作 [F2_5 🔍]。

▌ 面向学者的开放性思想追问与研究路标 (Open Horizons for Scholarly Inquiry)

【开放性学术追问一：技术主权话语在面对混合战争威胁时，如何重构其制度设计与国际合作机制？】
- 研究路标：可从福柯“生物权力”与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的对话出发，分析技术主权话语在面对算法战争与网络攻击时的制度脆弱性，并探讨国际合作机制的重构可能性。
【开放性学术追问二：债务主权话语在面对气候变化与全球供应链断裂时，如何重新定义其合法性基础？】
- 研究路标：可从哈贝马斯“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与韦伯“合法性危机”的对话出发，分析债务主权话语在面对全球性危机时的制度转型，并探讨民主程序的重新激活可能性。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Handelsblatt (2026-08-17)

▌ 本日全报生活世界痛感与情感政治深思雷达 (Lifeworld & Affective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报道后，以下 3 个具体事件在生活世界痛感、情感政治动员与制度理性冲突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伊利斯2号卫星网络项目竞标落败：制度理性的技术官僚光晕与初创企业的肉身焦虑】 [F1_1 🔍][F1_3 🔍][F1_4 🔍][F1_5 🔍][F1_6 🔍]
- 事件简述：比利时初创公司AerospaceLab击败空客等传统航天巨头，斩获欧盟伊利斯2号（Iris2）卫星网络项目264颗卫星建造合同（总价值18亿欧元）。该项目总成本已从最初的60亿欧元飙升至156亿欧元，由欧盟纳税人全额承担。项目旨在摆脱对SpaceX星链的依赖，为军方/情报部门提供“安全的卫星互联网”，但技术架构复杂（多轨道、安全域划分、全程认证）且运营挑战巨大。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这一事件触动了欧洲“技术自主”情结与“肉身焦虑”的双重痛点——制度理性（欧盟委员会、成本控制、技术自主）以宏大叙事（主权、韧性、安全）掩盖了肉身化的生存焦虑：初创企业需在短时间内制造264颗卫星，传统航天巨头（如空客）被边缘化后的组织性创伤，以及纳税人为“过高成本”买单的无力感。技术官僚光晕（如“安全域划分”“全程认证”）与肉身痛感（如“430名员工的初创公司能否承受压力”）形成尖锐张力。
【联盟党内部债务争议：财政紧缩的冷色调语言与底层焦虑的热色调爆发】 [F2_25 🔍][F2_26 🔍][F3_36 🔍]
- 事件简述：联盟党内部因新增债务问题酝酿新矛盾，部分成员对高额新增债务日益担忧，并希望在议会程序中修改已通过的预算案。联盟党预算政策专家扬尼克·布尔（Yannick Bury）强调需讨论2030年代联邦财政可持续结构，并立即启动对话。该立场在党内并非孤例，被形容为联盟党的“下一个信誉打击”。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财政紧缩的冷色调语言（如“可持续结构”“信誉打击”）与底层民众的热色调焦虑（如“养老金规划示例”中对未来的恐惧）形成对照。制度理性（预算平衡、债务控制）与生活世界痛感（如“从25岁开始每月存入1000欧元”与“40岁后需每月存入2796欧元”的对比）撕裂了社会心理韧性。布尔的“立即启动对话”实则是对底层焦虑的制度性冷漠，而底层焦虑（如“两个世界最糟糕局面的威胁”）则以通胀、失业等具象形式爆发。
【德国汽车行业对华贸易立场转变：产业焦虑的符号化动员与地缘政治情绪的极化】 [F2_8 🔍][F2_9 🔍]
- 事件简述：面对来自中国的日益激烈竞争，德国汽车行业协会（VDA）正在考虑调整其贸易政策立场，可能对中国设置更强硬的贸易壁垒。多年来，该行业一直坚决反对对中国设置额外的贸易壁垒，但立场转变可能会显著影响联邦政府内部的相关讨论。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产业焦虑（如“日益激烈竞争”）被符号化动员为“贸易保护主义”，而地缘政治情绪（如“摆脱对非欧盟供应商的依赖”）则以“主权”“韧性”等宏大叙事包装。制度理性（贸易政策调整、成本控制）与情感动员（如“德国应用”计划中的官僚机构前的聊天机器人）形成张力。VDA的立场转变实则是对产业焦虑的制度性回应，但这种回应可能加剧地缘政治情绪的极化，进而撕裂欧洲内部的团结。

▌ 精选核心专题理性与情感辩证论证 (The Dialectic of Logos and Pathos Monograph)

专题一：技术官僚光晕与肉身焦虑的星辰大海：伊利斯2号项目中的制度理性与生活世界痛感的辩证摩擦

（1） 制度理性架构解构（De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Logos） 伊利斯2号项目是欧盟“安全连接计划”（2023–2027）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制度理性架构由三重逻辑构成： - 技术官僚理性：项目总成本从60亿欧元飙升至156亿欧元，但欧盟委员会仍坚持“成本控制”与“技术自主”双重目标。时任欧盟内部市场专委蒂埃里·布雷东（Thierry Breton）在回应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的抗议时，以“政治压力”为由驳斥成本质疑，体现了技术官僚理性对政治压力的排斥。[F1_5 🔍] - 安全叙事光晕：项目以“主权”“韧性”“安全通信”为核心叙事，将技术架构（多轨道、安全域划分、全程认证）包装为“欧洲安全”的象征。这种叙事光晕掩盖了技术架构的复杂性与运营挑战，如Eutelsat联合体需面对“信号无缝切换与轨道间交互”等技术难题。[F1_5 🔍] - 市场化竞争逻辑：AerospaceLab击败空客等传统航天巨头，体现了欧盟委员会对“创新驱动增长”的偏好。但这种市场化竞争逻辑忽视了初创企业的肉身焦虑：AerospaceLab需在短时间内制造264颗卫星，其430名员工能否承受压力？传统航天巨头（如空客）被边缘化后的组织性创伤如何化解？[F1_4 🔍][F1_6 🔍]

（2） 生活世界真实痛感深描（Living Lifeworld Pathos） 在制度理性的光晕下，生活世界的痛感被简化为技术参数与成本控制： - 初创企业的肉身焦虑：AerospaceLab首席执行官德佩尔（Deper）坦言：“我们的报价可能会比空客的报价低出许多。问题是，这一折扣能否抵消与我们合作所带来的更高风险。”这种肉身焦虑体现在员工层面（如“430名员工能否承受压力”）与组织层面（如“初创企业能否在短时间内制造264颗卫星”）。[F1_4 🔍] - 传统航天巨头的组织性创伤：空客等传统航天巨头在竞标中落败，体现了制度理性对“创新驱动增长”的偏好。这种落败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是组织性创伤：空客的卫星业务长期亏损，与法国泰雷兹阿莱尼亚空间公司及意大利泰雷兹阿莱尼亚航天公司的合并有望解决问题，但这种合并能否化解组织性创伤？[F1_6 🔍] - 纳税人的无力感：项目总成本156亿欧元由欧盟纳税人全额承担，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将贡献约21亿欧元。这种无力感体现在“过高成本”与“纳税人买单”的对比中，如《Handelsblatt》在2024年春季的报道所揭示的“成本过高”抗议。[F1_5 🔍]

（3） Logos 与 Pathos 的内在辩证摩擦（The Dialectical Friction） 制度理性与生活世界痛感的辩证摩擦体现在： - 技术官僚理性对肉身焦虑的排斥：欧盟委员会以“政治压力”为由驳斥成本质疑，体现了技术官僚理性对肉身焦虑的排斥。这种排斥掩盖了初创企业的肉身焦虑与传统航天巨头的组织性创伤，进而加剧了制度理性与生活世界痛感的撕裂。[F1_5 🔍] - 安全叙事光晕对技术架构复杂性的掩盖：项目以“主权”“韧性”“安全通信”为核心叙事，掩盖了技术架构的复杂性与运营挑战。这种掩盖体现在“多轨道架构”“安全域划分”“全程认证”等技术参数上，而这些参数背后隐藏着肉身焦虑（如“初创企业能否承受压力”）。[F1_5 🔍] - 市场化竞争逻辑对组织性创伤的忽视：AerospaceLab击败空客等传统航天巨头，体现了欧盟委员会对“创新驱动增长”的偏好。但这种市场化竞争逻辑忽视了传统航天巨头的组织性创伤，进而加剧了制度理性与生活世界痛感的撕裂。[F1_4 🔍][F1_6 🔍]

（4） 话语温度差与社会心理韧性诊断（Discourse Temperature & Prognosis） 对比制度端“去情感化冷色调语言”与生活端“具象痛感热色调语言”： - 制度端冷色调语言：欧盟委员会的“技术官僚光晕”（如“安全域划分”“全程认证”）与“成本控制”叙事，体现了去情感化的冷色调语言。这种语言掩盖了肉身焦虑与组织性创伤，进而加剧了社会心理韧性的撕裂。[F1_5 🔍] - 生活端热色调语言：AerospaceLab首席执行官德佩尔的“肉身焦虑”（如“报价折扣能否抵消风险”）与空客等传统航天巨头的“组织性创伤”，体现了具象痛感的热色调语言。这种语言揭示了制度理性对肉身焦虑的排斥，进而加剧了社会心理韧性的撕裂。[F1_4 🔍] - 社会心理韧性诊断：伊利斯2号项目体现了欧洲“技术自主”情结与“肉身焦虑”的双重痛点。制度理性（技术官僚光晕、成本控制、安全叙事）与生活世界痛感（初创企业肉身焦虑、传统航天巨头组织性创伤、纳税人无力感）的撕裂，体现了欧洲社会心理韧性的脆弱性。若不能化解这种撕裂，可能加剧欧洲内部的分裂与极化。[F1_5 🔍]

专题二：债务紧缩的冷色调语言与底层焦虑的热色兑现：联盟党财政政策中的制度理性与生活世界痛感的辩证对撞

（1） 制度理性架构解构（De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Logos） 联盟党的财政政策体现了制度理性的三重逻辑： - 预算平衡的技术官僚理性：联盟党预算政策专家扬尼克·布尔（Yannick Bury）强调需讨论2030年代联邦财政可持续结构，体现了预算平衡的技术官僚理性。这种理性以“可持续结构”“债务控制”为核心叙事，掩盖了底层焦虑（如“养老金规划示例”中对未来的恐惧）。[F2_25 🔍][F2_26 🔍] - 政治信誉的符号化动员：布尔将党内债务争议形容为“下一个信誉打击”，体现了政治信誉的符号化动员。这种动员以“信誉”“可持续结构”为核心叙事，掩盖了底层焦虑（如“两个世界最糟糕局面的威胁”）。[F2_25 🔍] - 议会程序的冷色调语言：布尔强调需在议会程序中修改已通过的预算案，体现了议会程序的冷色调语言。这种语言以“程序正义”“预算平衡”为核心叙事，掩盖了底层焦虑（如“从25岁开始每月存入1000欧元”与“40岁后需每月存入2796欧元”的对比）。[F2_25 🔍]

（2） 生活世界真实痛感深描（Living Lifeworld Pathos） 在制度理性的冷色调语言下，生活世界的痛感被简化为技术参数与预算平衡： - 底层焦虑的具象化：经济学家丹尼尔·施特尔特（Daniel Stelter）在《Handelsblatt》的专栏中指出，通胀正从资产泡沫转向日常生活，德国正面临“两个世界最糟糕局面的威胁”。这种底层焦虑体现在“养老金规划示例”中：从25岁开始每月存入1000欧元（年利率4%）可攒够目标养老金，但若40岁后才开始，需每月存入2796欧元。这种对比揭示了底层焦虑的具象化：未来的不确定性与无力感。[F3_36 🔍] - 中产阶层的生存压力：专栏作家沃尔克·洛曼（Volker Looman）的“养老金规划示例”体现了中产阶层的生存压力。这种压力体现在“从政优势”的调侃中：从政无需高学历，仅需“胆量”（意第绪语对厚颜无耻的形容），并称卡尔·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为养老金规划“超级明星”。这种调侃掩盖了中产阶层的生存压力，进而加剧了制度理性与生活世界痛感的撕裂。[F3_36 🔍] - 纳税人的无力感：联盟党的债务争议体现了纳税人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体现在“过高成本”与“纳税人买单”的对比中，如布尔强调需讨论2030年代联邦财政可持续结构，但这种讨论实则是对底层焦虑的制度性冷漠。[F2_25 🔍]

（3） Logos 与 Pathos 的内在辩证摩擦（The Dialectical Friction） 制度理性与生活世界痛感的辩证摩擦体现在： - 预算平衡的技术官僚理性对底层焦虑的排斥：布尔强调需讨论2030年代联邦财政可持续结构，体现了预算平衡的技术官僚理性。这种理性以“可持续结构”“债务控制”为核心叙事，掩盖了底层焦虑（如“养老金规划示例”中对未来的恐惧）。这种排斥体现在“从25岁开始每月存入1000欧元”与“40岁后需每月存入2796欧元”的对比中，揭示了制度理性对底层焦虑的排斥。[F2_25 🔍][F3_36 🔍] - 政治信誉的符号化动员对底层焦虑的掩盖：布尔将党内债务争议形容为“下一个信誉打击”，体现了政治信誉的符号化动员。这种动员以“信誉”“可持续结构”为核心叙事，掩盖了底层焦虑（如“两个世界最糟糕局面的威胁”）。这种掩盖体现在“养老金规划示例”中，揭示了制度理性对底层焦虑的掩盖。[F2_25 🔍][F3_36 🔍] - 议会程序的冷色调语言对底层焦虑的忽视：布尔强调需在议会程序中修改已通过的预算案，体现了议会程序的冷色调语言。这种语言以“程序正义”“预算平衡”为核心叙事，忽视了底层焦虑（如“从政优势”的调侃）。这种忽视体现在“养老金规划示例”中，揭示了制度理性对底层焦虑的忽视。[F2_25 🔍][F3_36 🔍]

（4） 话语温度差与社会心理韧性诊断（Discourse Temperature & Prognosis） 对比制度端“去情感化冷色调语言”与生活端“具象痛感热色调语言”： - 制度端冷色调语言：联盟党的“预算平衡”“可持续结构”“信誉打击”等叙事，体现了去情感化的冷色调语言。这种语言掩盖了底层焦虑（如“养老金规划示例”中对未来的恐惧），进而加剧了社会心理韧性的撕裂。[F2_25 🔍][F2_26 🔍][F3_36 🔍] - 生活端热色调语言：施特尔特的“两个世界最糟糕局面的威胁”与洛曼的“养老金规划示例”，体现了具象痛感的热色调语言。这种语言揭示了制度理性对底层焦虑的排斥，进而加剧了社会心理韧性的撕裂。[F3_36 🔍] - 社会心理韧性诊断：联盟党的财政政策体现了德国社会心理韧性的脆弱性。制度理性（预算平衡、可持续结构、信誉打击）与生活世界痛感（底层焦虑、中产阶层生存压力、纳税人无力感）的撕裂，体现了德国社会心理韧性的脆弱性。若不能化解这种撕裂，可能加剧德国内部的分裂与极化。[F2_25 🔍][F2_26 🔍][F3_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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