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ération - 17.08.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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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17 Boosty PDF 中文极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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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oosty 帖子:Newspapers - 17.08.2026
  • 环境 / 政府政策 / 生态转型部长面临辞职压力与政府内部紧张局势:生态转型部长莫妮克·巴尔比因山火、干旱及政府内部矛盾面临辞职压力,最终在7月22日留任。她强调部门分工明确,与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在关键议题上无重大分歧,并启动“法国森林2100”计划应对森林危机。
  • 文化 / 历史 / 《再见了,我的俄罗斯:孤儿回忆录》——历史学家尼古拉·韦尔特的遗作:历史学家尼古拉·韦尔特在其新作《再见了,我的俄罗斯:孤儿回忆录》中融合家族史与俄罗斯命运,探讨帝国主义回归与历史虚构。其父因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自杀,他本人因无法预见2022年俄乌战争而陷入创伤,最终以遗作疗愈。
  • 社会 / 学术 / 英国学者贾森·阿代因自杀事件引发舆论争议:英国最年轻黑人教授贾森·阿代因面临剽窃指控后辞职,一周后在伦敦公寓身亡。其家人指控媒体“骚扰运动”,统计显示其辞职后9天内有188篇相关报道。阿代曾克服自闭症等困难,学术生涯备受关注。
  • 文化 / 音乐 / 音乐家埃利奥特·史密斯与菲比·布里哲斯的文化回响:电影《心灵捕手》让埃利奥特·史密斯成为传奇,其悲剧命运与另类音乐浪潮形成对比。菲比·布里哲斯凭借《失落的周末》等作品横扫格莱美,其音乐风格融合流行、民谣与emo核,与多位明星合作却保持本色。
  • 历史 / 个人叙事 / 幸存者自述:二战期间的犹太孤儿经历:作者在信中追述1936年出生于巴黎的犹太孤儿经历:父亲1940年战死,母亲1942-43年被驱逐失踪。童年在德国士兵监护下度过,后逃离家庭并接受心理治疗。其老师让·迪维尼奥建议其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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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 17.08.2026.pdf

3 € 首版 第14015期

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

www.liberation.fr

ETL

他们曾如此互相厌恶 布依格 vs 博洛雷

中央专刊

社交媒体 在法律被审查后, 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 是否仍有可能?

第10-11页

ETL

自由泳 莱昂·马尔尚 大闹一番

第16页

图片:阿尔贝·法塞利 摄影 为《解放报》

解放报

M 00135 - R17 - F: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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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尼克·巴尔比,生态部长

「我并非在躺椅上度过这个夏天!」

在一个充斥着热浪、野火和干旱的季节过后,生态转型部长回顾了她未遂的辞职及围绕她的争议。她向《解放报》详述了其秋季工作重点。第2-5页

印刷于法国 / PRINTED IN FRANCE 比利时3.20欧元,海外省3.80欧元,西班牙3.60欧元,希腊3.50欧元,卢森堡3.20欧元,摩洛哥23迪拉姆,葡萄牙(大陆)3.90欧元,瑞士3.90瑞士法郎


2

重大事件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

经济

作者:哈姆丹·穆斯塔法维

极限

生态转型部长是否该留在政府中?7月21日,面对通过的农业紧急法案及两项被重新批准的农药法令,她宣布辞职。翌日却改变主意,最终被总统说服。三周后,当法国再次遭遇强烈热浪、前所未有的野火和异常干旱之际,部长并未度过一个悠闲的夏天。因在瓦尔省的住宅度过大量时光而备受批评,她被排除出本周一在吉伦特省的部长级出访,也缺席了在蒙古召开的防治荒漠化公约会议。她选择《解放报》来梳理其在多重危机背景下的工作进展。她承诺,秋季将取得进展,并已从马提翁府和爱丽舍宫获得相关承诺。至少在这一点上,部长是正确的:若所有部委未能参与其中,生态转型将无法实现。这一结论早已众所周知,却始终未能得到足够有力的跟进。面对今夏比想象中更快到来的气候紧急现实,她能否在政府内部施加足够影响的问题随之而来。她感到,在说服不太熟悉政治交易的公民社会成员方面,这项工作已触及极限。生态代表着长期主义,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自首个任期伊始,便一直在面对各类危机——从以生态转型为背景的“黄背心”运动到农民抗议——提出短期解决方案。在这次采访中,部长还提及一些来自其政治阵营之外的好点子:这个夏天也向我们证实,生态问题必须超越党派考量。无论下一任爱丽舍宫主人是谁,他很快都将面临一个酷暑之夏。可以大胆预测,他会希望在被气候危机逼至墙角前,已采取必要的转型措施……

莫尼克·巴尔比,周三于巴黎

莫妮克·巴尔比

“有人希望我不再待在这里”

辞职未遂、政府内部紧张局势、山火、干旱……在经历数周动荡后,这位生态转型部长依赖于“秋季将推出的适应性投资计划”,以继续留任。

采访者 莉莉安·阿莱马尼亚 与 阿奈丝·莫朗 图片 阿尔贝·法塞利

对莫妮克·巴尔比而言,情况复杂。她于7月21日辞职,最终在次日留任,这位生态转型部长除了需处理山火与干旱问题外,还需应对媒体争议与政府内多位同事的内部紧张关系。她在《解放报》中为自己辩护。

本周一,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在吉伦特省与多位部长同行,但不包括您。原因是什么?

在我的部里,有三位部长(包括两位部长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职责。卡特琳·沙博负责海洋与渔业,而

马修·勒费弗尔(将出现在吉伦特省)则主要负责经营性森林。在吉伦特省,这正是受灾面积2100公顷的核心问题所在。

因此,您与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之间并无问题?

我们可能有过分歧,但不会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我的缺席在他看来是合理的。

森林与山火是当前的重大挑战,未来也将如此。您计划发挥什么作用?

在辞职的当天上午,我已召集主要森林相关行动方举行首次会议,启动“法国森林2100”计划———一个专注于森林更新、生物多样性、木材开发等的大型项目……除了燃烧,我们的森林还在生病。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其用途、设计、种植树种以及人类、动物与生态系统的共存方式。当

首批山火肆虐时,各地围绕森林特性的倡议纷纷涌现:总统曾强调枫丹白露森林的遗产价值。在德龙等山区,森林消失引发了其他问题,尤其是水土流失与土壤保持。尽管每片森林各有特点,但它们都应能在一项整体计划中找到共同点。

该计划是否有明确目标?是否有预算分配?

显而易见,在现有资源不变的情况下,无法以恰当方式推进工作。因此,我们启动了“法国森林2100”———在行政机构内部设立的“国家创业公司”,以动员私人资本、基金会并发起募捐……但必须明确:国家也必须做出努力并承担责任。

在波尔日,政府面临考验

在前往吉伦特省进行正式访问之前,总理于周日未带摄像机前往了受特大山火重创的最严重村庄。这场大火已吞噬近42 000公顷土地。灾民呼吁提供与灾难程度相匹配的援助。

大火肆虐十五天多后,这个村庄仍弥漫着木头焦炭的刺鼻气味。卡车不断往返垃圾场,满载着熏黑的废铁。危机会议接连不断。在吉伦特省受灾最严重的波尔日,有183栋房屋化为灰烬,近3 500名居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重建他们的"小天堂"。总理周日未列入日程的波尔日之行后,周一将在梅里尼亚克与多位部长一同与当地官员和社会经济行动者交流。他还将会见波尔日的居民团体及消防员。

"科尔努和他的那帮人最好拿出强硬的声明,"在自家废墟中间,吕迪维娜·多尔尼雅克喊道。"因为面对特殊火情,就该有特殊紧急经济措施。"这位按摩师的工作设备已化为灰烬,她要求"对所有受灾企业免除社保缴费",而非仅仅延期缴纳——这是迄今为止当局提出的方案。"那只是拖延时间,最终会更糟。"

"巨额支票"。吉伦特省雇主联合会(Medef)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面对这一"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现金流缺口以及"46%至60%"的损失,该联合会主席马蒂亚斯·索拉还要求国家100%承担部分时间工作制的成本。其他期待的声明还包括设立免税基金("类似于为巴黎圣母院所做的那样")以及提供营运资金贷款,"以挽救这些原本完全可行的企业"。波尔日酒店的经理索菲·罗谢附和道:"勒科尔努不能只是来发表演讲,他必须带着一张巨额支票来。"大火曾逼近距离酒店60米处。沿着"荒凉之路",大火将周围一切夷为平地。酒店的旅游旺季"彻底泡汤",已造成70 000欧元的直接损失,9月的所有预订也已取消。若没有"夏季的缓冲垫",老板不知道如何"熬过冬天"。

在幸免于难的镇中心,"米凯特"——当地烟草店的老板娘——也担心"一年中最赚钱的这个月"就这么溜走了。大火"偏偏"在这个最糟的时刻爆发。她还能继续支付三名员工的工资吗?"也许得考虑兼职了,"她叹息道。

"如果企业现在得不到扶持,整个村庄都会被摧毁,大量工作岗位将消失,"新阿基坦大区酒店与旅游业工会联合会主席阿兰·吉卢强调。如果"一揽子计划"不能"立即"出台,周边地区也将面临火灾带来的无形后果。

"宏大计划"。波尔日镇长(无党派)马蒂亚尔·扎尼内蒂断言:"我们需要一项为期三十年的马歇尔计划,既要重建商业设施,也要重建森林。"周一,在梅里尼亚克会议前与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的会晤中,他将"带着精确的数字"而来。他的清单包括:放宽城市规划规定(特别是允许灾民在自家土地上安置活动房屋)以及将波尔日列为"旅游镇",以获得额外拨款。

无独有偶,还有一项“大规模林业计划”。因为对于这位市长而言,绝不能“原样重植海岸松”:那等于“重蹈覆辙”。他主张摒弃这种易如火炬般燃烧的针叶树单一栽培模式。

“可以考虑另一种方案,但前提是‘国家愿意为我们的收入损失买单’”,波尔日的林业主迪迪埃·德雷斯反驳道,“因为种橡树也行,但与松树种植相比,收益简直微不足道——松树才是唯一能赚钱的东西。”在2025年夏天的特大火灾中,他约200公顷的林地被吞噬。他的兄弟洛朗·德雷斯,一名农民,也“吃了大亏”。“周边所有农作物都完了。”就连他的灌溉机也“彻底报废”。40 000欧元化为乌有。之后的15天里,“由于断电,我们什么也浇不了”。在这些问题叠加下,这位经营者担心今年(2026年)会遭受“巨额损失”,而他本已举步维艰,“入不敷出”。他对政府的期待是什么?“支票,而不是空头支票。”

科佩莉亚·皮科洛

《解放报》波尔日特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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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动

《解放报》2026年8月17日(周一)

第2版续 就目标而言,我们仍在勾勒总体理念。目前有一项跨党派法案正在推进,由议员索菲·帕诺纳克(复兴党)和亨德里克·达维(附校派)牵头,旨在更好地将林业政策与气候变化挑战相适应。我非常认同该法案的方向。因此必须加快审议进程。

消防员工会于周四举行罢工,警告系统已濒临崩溃。您是否认同他们的判断?

我向来直言不讳,有时在政府内部的言论可能有些刺耳,但坦诚说,我真不理解围绕‘加拿大水陆两栖飞机’数量的这场争议。此外,欧洲系统的协调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诚然,7月份曾出现50起同时起火的情况,系统承压。但面对极端局面,我们不可能在每棵树后都安排一名消防员。

这样的季节还会重来...

因此,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事务。在我的瓦尔省格罗斯贝西永山区之行中,当地消防与救援服务局(Sdis)的工作人员向我解释了他们的主要问题之一:进入森林的通道。某些道路根本不存在,他们不得不耗费时间和精力去开辟。如果我们不想每年夏天损失15万公顷森林,就必须让民事安全服务能够迅速部署到林区。受保护的栖息地不应阻碍消防通道的开辟,因为当森林焕发生机时,栖息地也会如此。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胡来。我听到有些人哼哼唧唧,说什么不能砍树以免打扰鸟儿清晨的歌唱……这太荒谬了。一旦生物多样性丧失,就再也无法挽回。我们不知道如何弥补。因此,我们必须与法国国家森林局(ONF)、私有林主、法国存款与消费信贷银行(Caisse des dépôts et consignations)、林业经营者及非政府组织合作,找到最佳平衡: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便利安全服务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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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理解在瓦尔省家中因火灾离开时受到的指责?

我去过现场,在瓦尔省蓬特韦斯,但没有媒体随行。当一位部长出行时,意味着您需要有省政府的工作人员随行、安全官员陪同……您真的认为在森林大火肆虐时,人们还有闲工夫管这些?您是否参加了所有部际危机小组?

是的,所有小组,但不一定是现场参与。一个周五20点,决定召开22点开始的危机小组会议。我不在巴黎。我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赶回,但我通过视频参与了会议,其他同事也是如此。而到了下周一,我已在办公室,由于被通知得太晚,我显然没时间去贝沃(内政部)。但我通过视频参与了:我在办公室,不是在酒吧或其他什么地方……

为什么留在政府中? 我辞职是因为对紧急农业法案项目存在深刻分歧。我最初接受了政府内部的妥协。他们向我保证,作为交换,某些议题不会被触及,比如乙酰甲胺磷(一种通过法案重新引入的农药)。

但多数议员提出了一项豁免……总理和农业部长接受了。我拒绝了。当存在深刻分歧时,就应当辞职。

但您今天仍站在我们面前...

是的。我当时下定了决心。为什么我留下了?因为国家元首给我打了电话,要求我去爱丽舍宫,并在总理在场的情况下,向我保证了一项适应性投资计划,在环境健康和森林问题上取得具体进展。

您有什么保障?

我没有任何正式保障。总理已发布了他委托我负责的适应性任务书,我仍与他就这些引发强烈期待的重大议题保持联系,尤其是在经历了今夏之后。10月底,我将发布一项投资计划。届时您将能切实评判所取得的进展。

我已经开始与财政部(Bercy)讨论此事。与某些人所言相反,我并非整个夏天都在漫长的链条上!和其他同事一样,我可能不总是在办公桌后,但我一直在工作。就资金而言,鉴于国家资源现状,我希望深入探索通过法国存款与信托金库(Caisse des dépôts)利用法国民众储蓄进行融资的路径。

您是否因此要求增加预算?

环境重视程度并不一定体现在绿色基金在预算中的金额上。我关心的是,将有多少资金将专门用于交通、住房、农业等部委的适应性支出……

在环境健康方面,您有哪些要求?

首先,有水源地保护问题,总理已要求我近期出台一项法令。其次,是镉及磷酸盐肥料中最大允许限量的问题:我希望到2030年,我们能将标准从目前的90毫克/公斤降至20毫克/公斤。最后,Pfas税将在新学期实施,我们还需就扩大受管控Pfas名单达成一致。

利益集团是否阻碍了您的工作?

游说团体主动要求与各部会晤并不令我困扰,这是他们的职责。但面对街头动员时,行动则困难得多。此外,某些农业组织享有农民极高的正面形象,尽管它们并不总能代表整个行业。我们正处于情绪化氛围中。因此,当您用理性论据捍卫法国民众健康与生物多样性时,很难被人倾听。

农业紧急法最终获得了宪法委员会的批准。您感到失望吗?

作为部长,我无需为宪法委员会的决定感到高兴或失望。况且,其结论也并不出人意料。不过,某些澄清仍有必要,特别是湿地与蓄水设施的区分,或在两个月内未收到法国食品、环境及职业健康安全局(Anses)对乙酰胺磷使用豁免申请作出决定时,视为拒绝。我将确保不对Anses施加任何压力,以遵守与严格科学评估要求相符的时限。

法国正遭受罕见干旱侵袭。国家还能做些什么?

即使我从事相关工作已三十年,也未曾料到旱情会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这是一个警钟。2026年这一年必须让所有人意识到,若不改变或改变太少,这将成为我们的日常。

您如何得出热浪成本为100至150亿欧元的估算?

这是首次估算,必然是临时性的,因此必须谨慎对待。该估算由我的部门基于国家统计研究所(Insee)的研究及以往事件的观察成本完成。它涵盖了此次事件的直接与间接成本,其中部分成本在数月后才能精确评估。

回到水资源问题,农民们正在推动蓄水和大型蓄水池的议题……

我同意蓄水……但方式必须合理。蓄水必须在一个区域范围内进行统筹规划。不能是“我想怎么蓄就怎么蓄,搞个大型蓄水池”。这不可能。必须与所有人协商进行。此外,这些露天设施的水会蒸发,再加上像今天这样的高温天气,水质可能会恶化。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地下蓄水,这样在蓄水过多时还能回灌地下水。我也支持再生水的利用。为什么我们的再生水利用率只有1%,而西班牙却能达到14%?这需要整个系统的重新设计。说到底,必须重拾总统提出的“水计划”雄心。

水资源问题正在演变为一项政治议题。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正在接手这一议题。让-吕克·梅朗雄十年来一直在推动……这应该会让你高兴吧?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有一些不错的提议,但我必须承认,让-吕克·梅朗雄——尽管他不是我的菜——是最能将气候问题纳入其经济和社会提案的人。因为是的,气候失调的后果将成为主要的社会不公之一:在酷暑下户外工作的,不是最富有的人。当我们讨论“为所有人安装空调”时,除了忽视真正的住房适应政策,还没有说明谁来为每月仅挣1 200 欧元的人买单,更不用说他们电费账单的额外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那些政治家,他们只从技术角度看待环境问题。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 星期一


为什么您会缺席于本周一(8月17日)开始在蒙古举行的COP17防治荒漠化大会?

老实说,考虑到我这个夏天经历的种种争议,您不觉得我在巴黎还不如在蒙古吗?更严肃地说,考虑到开学季的紧急事务,我不可能离开一周。我只想提醒一点:今年我在G7环境部长会议上将荒漠化问题列入议程。此前没有任何人做过这件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不需要接受任何人的教训。此外,那些声称要打击欧洲非法移民的人,应该关注这一议题,因为欧洲80%以上的非法移民来自干旱地区,这绝非偶然。

为什么生态部长这个职位如此复杂?

因为我们首先是一个长期主义的部门。我们被视为"到处设置规则的烦人家伙",而且没有立竿见影的成果。今年6月我在空气质量监测机构Airparif时曾公开批评气候问题(她当时表示听到一些政界人士想"到处安装空调"感到"震惊"),就是想展示生态学的实际作用。尽管经历了多次热浪,我们的空气污染警戒值从未超过2003年的水平!但有些媒体更关注关于空调的争议话题,而非其他议题。

自从伊丽莎白·博尔内离开马提尼翁宫以来,政府内部确实持续出现生态倒退现象……我不会这样说。诚然,就我个人而言,我加入这个政府是为了捍卫共和国总统在环境事务上的政绩。但我注意到政府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缺乏抵抗力。幸运的是,议会推动的一些退步(如零净土壤人工化或低排放区)被宪法委员会纠正了。国民议会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欧洲的力量对比也在变化。民主博弈让生态斗争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当某些本应支持政府的人也不总是帮助我们。但除了导致我提交辞呈的农业法案问题之外,政府并未主动推动环境倒退。实际上,有些人还因此责怪我,因为我在幕后赢得了一些仲裁。

您会坚持到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吗?正如我之前告诉您的,我有三个优先事项:适应、森林和环境健康,我已经在这些方面提出并将继续提出建议。只要这些议题有进展,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

在辞职之后和总统公开支持后,您认为自己是否比之前更强大?

我可能会感觉更脆弱,但不会被削弱。这个夏天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并非都来自反对派……我不是傻子。有些人巴不得我不在其位。他们还得继续忍受我。

在南沃斯吉斯,周五。摄影:拉斐尔·埃勒

法国同样面临土地荒漠化问题

当70%的法国土地已出现退化,土壤健康状况成为本周一在蒙古开幕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COP)核心讨论议题之时,如何阻止法国土地的大规模退化?

法国土壤状况堪忧:农业生产力下降、水分和碳储存能力降低、土地人工化加剧……法国土壤状况不容乐观。为遏制这一席卷全球60个大陆的致命趋势,国际社会本周一将在乌兰巴托召开第17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这是每两年举办一次的重要环境会议。今年,这场"荒漠化COP"将率先拉开国际环境谈判序幕——10月在亚美尼亚举办生物多样性大会,11月则将在土耳其举办气候大会。

"必须停止认为这个问题与我们无关、认为它发生在遥远的他方。"土壤专家让-吕克·肖特(Jean-Luc Chotte)在法国荒漠化科学委员会(CSFD)主席、法国发展研究院研究主任的身份下如是强调。"我们讨论的并非沙漠的推进,而是土地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层面的退化——这削弱了土壤维持营养功能和水分储存的能力。"这位专家进一步解读道。"这场COP最初是为应对20世纪60-70年代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干旱而设立的。我们保留了‘荒漠化’这一术语,但在英语中,它更广义地指‘土地大会’。”法国农业研究国际合作发展中心(Cirad)地理学家让-达尼埃尔·塞萨罗(Jean-Daniel Cesaro)补充道,他也是CSFD成员。因此,在这场联合国盛会上,讨论涵盖了土壤肥力流失与农业产量下降、植被覆盖恶化、土壤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污染和水资源储备量下降等议题,CSFD在总结中如是指出。

"恶性循环"

法国土壤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一个证明是:法国此前作为观察员国,在2024年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办的上届COP上,正式宣布成为"受荒漠化影响的缔约方",加入包括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的170个国家行列。"如今,法国承担双重义务:制定行动措施应对土地退化,并每两年提交土壤状况报告。"长期在撒哈拉地区开展援助工作的非政府组织"Cari"主席帕特里斯·伯杰(Patrice Burger)强调。

这一转变修复了"一种再也无法维持的政治立场":"法国正被气候现实追上,认为干旱止步于国界的想法已不再可信。"这位深谙国际会议内幕的专家评价道。

事实上,荒漠化并非仅限于非洲或中东地区——欧洲同样深受其害,其中三分之二的土地被认定为已退化。让-吕克·肖特指出,欧洲更将成为未来干旱地区比例增长最快的大陆。数据显示,法国在1993至2022年间,近39%的国土趋向更干燥的气候,而1,4%的土地已出现荒漠化,主要分布于地中海沿岸、科西嘉南部,以及留尼汪、瓜德罗普和马约特等地。若以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推荐的指标(盐碱化、污染、侵蚀、人工化等)衡量,法国约70%的土地

《农业可能在2050年前损失高达40%的增加值》

让-达尼埃尔·塞扎罗 地理研究主任

土壤正在退化。「只需看看今年夏天……随着干旱、森林火灾和热浪的反复出现,我们可以预期这些数字在未来几年会迅速上升。」让-达尼埃尔·塞扎罗指出。

原因在于:人类活动,尤其是农业实践「不尊重土壤的自然资本」,即其化学、物理和生物组成,导致土壤有机质贫瘠,让-吕克·绍特强调。这些人为压力还因气候变化——同样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及其异常温度而加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干燥的土壤产生更少的生物量(植物或动物有机物总量,编者注),因此储存更少的碳,进一步恶化土壤健康。」该专家解释道。

巨大挑战

后果已显而易见。在土地恶化和气候变化的累积影响下,法国农业「可能在2050年前损失高达35%甚至40%的增加值」,若不改变模式,让-达尼埃尔·塞扎罗明确表示。这意味着损失估计在14至160 亿欧元之间。对农业世界而言,这是一个巨大挑战,已被气候变异重创。「长期目标是实现某种韧性,即能够持久应对危机局面,例如干旱。」帕特里斯·布尔热指出。

在他看来,法国在该议题上的动员「前所未有强劲」,计划派往蒙古的代表团包括农业部代表——该部门此前对该问题相对低调——外交部、法国发展署,以及前环境部长、现任环境问题特使芭芭拉·蓬皮利。而环境转型部长莫妮克·巴尔比则不会随行。尽管她向《解放报》表示本希望前往,以深入了解该议题,因其曾在2013年至2019年间担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长。「环境部长参与或率领法国代表团并无传统。」让-达尼埃尔·塞扎罗解释道。在他看来,形势明确,紧迫性迫使我们保持谦逊并分享知识:「我们将不得不向长期受荒漠化影响的非洲和中东国家学习。」

埃莱奥诺尔·迪瑟多


6

世界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 星期一

CHARLY BLLANCHOT

满目疮痍。在打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FIRMS"交互式地图时——该系统通过卫星探测火灾活动并基于其产生的热异常进行识别——所见之景触目惊心。在法国、加拿大、美国、克罗地亚、德国甚至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林,这家美国航天机构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正在烈焰中挣扎的世界。数周以来,反复袭来的热浪与极端干旱天气肆虐全球,引发了一场又一场毁灭性的大火。

在欧洲,火灾季远未结束,却已呈现出"前所未有且历史罕见的态势——尽管这并不令人意外",气候学家菲利普·德罗宾斯基评价道。他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主任,也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Giec)下一份报告的合著者之一。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Effis)的数据,法国已有95 000公顷土地被烧毁,但法国并非唯一一处陷入灾难的地区。地中海沿岸国家同样深受其害。

在意大利,迄今已有超过82 000公顷土地化为灰烬,几乎与2025年全年(共计84 000公顷,需注意Effis系统仅统计超过30公顷的火源)的总数持平。8月3日,皮埃蒙特大区——位于瑞士边境附近——宣布进入"森林火灾紧急状态",该地区正与三处大型林火殊死搏斗。周日,消防员仍在与巴罗内山的火灾奋战,这场大火已持续燃烧十三天之久。而在西班牙,自7月初起,安德鲁西亚大区洛斯加亚尔多斯镇附近的致命火灾已吞噬近284 000公顷森林。在该国东北部的阿拉贡大区,一场仍在蔓延的火灾迄今已摧毁超过16 000公顷植被,并导致近千人疏散。

历史性火灾季

欧洲其他地区同样未能幸免。自周五起,比利时在与德国接壤的高弗涅自然保护区内奋力扑救一场大火,过火面积已达3 000公顷——当局称这是该国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同一天,德国西部小镇许尔特根瓦尔德的1 800名居民因一场吞噬300公顷土地的大火被迫疏散。在克罗地亚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斯普利特附近,一场失控的大火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40人受伤,并迫使2 000余人于周四夜间紧急撤离。在塞尔维亚,距离贝尔格莱德约50公里的德利巴茨卡佩萨拉自然保护区内,一场大火正在肆虐,已吞噬2 500公顷土地。在希腊,爱琴海上的斯基罗斯岛自周六起陷入无法控制的火灾。此外,周日雅典附近萨拉米斯岛上发生的两起火灾已致两人死亡。就连英国也未能幸免:自本周中旬起,该国多地频发火灾,其中英格兰西米德兰兹地区尤为严重。"英国眼下简直是一座火药桶,"英国工党领袖安迪·伯纳姆周五在斯陶尔布里奇视察时发出警告,该镇已有19栋房屋被完全摧毁。在地中海另一侧的北非干旱地区,大火同样肆虐。阿尔及利亚北部正经历一场历史性火灾季,迄今已有超过187 000公顷土地被毁——这一数字

从印度尼西亚到加拿大,地球烈焰焚身

在气候危机的背景下,干旱与热浪为全球各地的野火肆虐创造了更加难以控制的条件。数周以来,无法扑灭的大火在世界各地频繁爆发。

2022、2023、2024和2025四年的总计数字显示,该国已有六人因火灾丧生。突尼斯也正经历一段极其艰难的季节,在异常高温的背景下。迄今为止,最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在7月20日至22日,据民防部门称,仅72小时内就记录了近900起起火事件,该部门可能需要数周仍保持动员状态。该国已有21 000公顷土地被毁,

2026年已成为过去十年中第二个受灾最严重的年份。加拿大素来饱受严重野火之苦,今年同样未能幸免。在该国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8月7日爆发的"秃山"火灾至今仍在肆虐,已迫使超过20 000人疏散。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下属的BC Wildfire Service称,周日该省有130处火灾

仍在活跃。在全国范围内,这一数字已攀升至599处:已有41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这一面积虽仍远低于2023年的惨重损失(当年有超过1600万公顷土地被吞噬,约占加拿大森林总面积的4%)。再往南,美国同样经历着动荡的火季。据美国国家跨机构消防中心周六通报,在24小时内,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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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处新火灾在全国各地被报告,另有88处火灾"失控",动员了29 363人参与扑救。根据联邦野地火灾经验学习中心的数据,2026年已记录12起"火灾陷阱"案例。该术语指火势行为危及扑火人员的撤离路线,使其面临死亡危险。这12起案例已超过过去二十年年均9起的水平。

厄尔尼诺现象回归

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南半球,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林也正被烈焰蚕食。自本周初以来,已有超过48 000名消防员被动员投入灭火,主要在加里曼丹西部的婆罗洲岛——该地区拥有全球6%的生物多样性,包括超过15 000种植物和630种鸟类。该国预计将迎来一个极为艰难的旱季,火灾风险高企,背景正是厄尔尼诺现象的回归。这一每两到七年发生一次的现象会导致全球气温上升。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称,该风险预计将在8月或9月达到"峰值"。根据林业部的数据,今年1月至6月间已有107 000公顷土地遭野火侵袭,较2023年同期(厄尔尼诺同样影响印尼)增长110%。菲利普·德罗宾斯基警告称,2026年让人们意识到"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大火可能对生物、健康及人口迁移产生重大影响。没有任何领土能免于火灾风险"。

比利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近3 000公顷土地在上法涅高原被烧毁,当地两个市镇已进行疏散。面对这场在比利时前所未见的严重火灾,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已被启动。

双眼通红的皮埃尔,62岁,将香烟摁灭在垃圾桶上。他身后,一群由志愿者和红十字会员工组成的救护人员正在马尔默迪体育中心入口处忙碌。和他一样,约二十人在这一夜(从周六到周日)在此过夜。体育馆被紧急改造为接待疏散人员的场所。室外,浓厚的烟云笼罩天空,一股焦煳味刺鼻。

数公里外,数十名消防员仍在与吞噬上法涅高原的大火搏斗。该自然保护区毗邻德国边境。自周五起,约3 000公顷植被已被大火摧毁。据比利时内政部长贝尔纳·坤坦介绍,若利和蒙茹瓦两处火线“已被控制”,但周日火势仍未得到完全控制。现场情况复杂:树木茂密难以进入,加之风向多变与浓烟,灭火行动举步维艰。超过百名来自比利时各地的消防员轮番上阵试图控制火势,并得到德国同行的支援。

“还需要好几天。”列日省省长埃尔韦·雅马尔估计,“我们竭尽全力防止火势蔓延。动员已达极限。”

“前所未见”。目前尚未有住宅被波及,但附近的韦梅和比特根巴赫两个市镇已于周六出于预防措施进行疏散。皮埃尔甚至来不及带换洗衣物。接到警方通知后,这位六旬老人匆忙带着妻子和狗离家,当时“正下着灰烬”。他仍不知道何时能回家。

各方均认为这将成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火灾”之一。2011年,一场巨大火灾曾吞噬上法涅高原超过1 300公顷植被。弗朗克(化名)当年作为民防成员在现场。但他强调:“这次规模更大。”周五晚间,距上法涅高原约50公里外的他透过窗户就能看到烟雾。

“从业52年来,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况。”比利时皇家消防队联合会主席马克·吉尔伯特附和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问题正在发生[在我们身边]。”尽管火灾规模前所未有,但马克·吉尔伯特坚称情况并不意外——这正是气候变暖加剧的结果。“多年来我一直在警告:灾难会来,而我们没有准备好。消防员缺乏资源,今天就是明证。”他断言。

«灾难».面对局势的严重性,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这一欧盟国家间的团结工具。周日,两架荷兰的奇努克直升机和两架瑞典轰炸机前来支援联邦警察。马克·吉尔伯特认为这是决定性的欧洲支持。若无外国援助,在他看来“将是一场灾难”。另一方面,比利时首相巴特·德韦弗感谢欧洲伙伴“提供的援助”。但这些话语无法掩盖对马克·吉尔伯特而言的关键问题:“我们何时才能最终获得更多资源?”周日,国防大臣特奥·弗兰肯也承认:除了外国援助,比利时还需“进一步加强”。随即,他宣布将“迅速”向众议院提交一项针对火灾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在此期间,消防员仍在现场奋战。“他们越来越疲惫,”马克·吉尔伯特叹息道,“我们在尽己所能,但我们准备不足。未来,此类火灾只会不断重演。”

克拉拉·格雷戈里 驻马尔默迪特派记者 (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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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 星期一

尼古拉·韦尔特

《没有帝国维度,俄罗斯将彻底迷失》

在《再见了,我的俄罗斯:孤儿回忆录》——这部以遗嘱形式呈现的新作中,历史学家将个人家族史与他毕生致力研究的国家命运交织。从布拉格到基辅,他讲述着帝国主义的回归、历史的伪造,以及一个时代研究者的终结。

采访整理 韦罗妮卡·多尔曼

历史常常重复,有时甚至显得絮叨。对于研究并了解俄罗斯的人来说,无论是宏大历史还是个人经历,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屡见不鲜。法国最精通20世纪俄罗斯与苏联历史的历史学家之一、尼古拉·韦尔特便经历了这种感受。他一生致力于研究红色恐怖给俄罗斯的肉体与灵魂留下的创伤。他的父亲亚历山大·韦尔特(英国历史学家兼记者,二战问题专家)于1969年自杀身亡,无法承受苏联坦克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人道社会主义"幻想的现实。而他本人,在2023年,在巴黎公寓中,因无法预见俄罗斯在前一年入侵乌克raine的痛苦与内疚,几乎坠入深渊。为拯救自己并疗愈创伤,这位历史学家开始撰写一部遗嘱——关于他的俄罗斯,与父亲的俄罗斯,后者生前从未向他倾诉,却在离世时留下一张便条" ",可译为"再见,俄罗斯!"或"再见了,我的俄罗斯!"。尼古拉·韦尔特选择后者作为《孤儿回忆录》的标题。

为什么这部历史著作以极其私人化的序言开篇?这是一段血脉相承的叙事,一次试图理解降临在我和父亲身上的一切的探索。我的一生确实被这一事件——这一冲击所标记。当时我18岁,我认为这决定了我理解俄罗斯的意愿。两年后,我一有机会就前往俄罗斯,或者说苏联,攻读硕士学位。您父亲在坦克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后感受到的失望或挫败,与您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的感受之间,存在某种共鸣……

是的,这是一种重复。这本书围绕两个与俄罗斯相关的生命展开。而对我来说,未能预见俄罗斯入侵乌克raine、未能察觉这一事实的错误,我并未立刻理解。写作这本书是一种疗愈。我父亲也没有预见到任何事情。在[他去世]前几天,他仍然拒绝承认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您在成长过程中是否知道,正是这一冲击将您的父亲推入绝望?

是的,但我意识到,18岁时的我是多么不成熟。而我父亲从未向我倾诉过任何事,这相当非同寻常。现在我已成为祖父,我试图与孙辈们交谈,因为这种深渊般的鸿沟着实可怕。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您如何将俄罗斯坦克进入布拉格与俄罗斯入侵乌克raine这两个事件叠加并产生共鸣?这两个事件显然不同,我们身处另一个世界。但它们始终保持着俄罗斯与苏联帝国本质的延续性,而若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今日乌克兰战争的本质。俄罗斯需要重建一个帝国,因为若失去帝国维度,它将彻底迷失。它从未成为过其他样子,其边界无止境地扩张。这是理解俄罗斯本质的关键支柱。

当苏联解体之际,人们曾相信俄罗斯或许能摆脱这种帝国主义。这是否也是这场冲击如此剧烈的原因之一?

我并未放弃对苏联和平解体这一绝对辉煌时期的迷恋,即使在2000至2010年间,局势开始恶化。实际上,分水岭出现在1993年,随着议会被轰炸和两次车臣战争。但那时,我正全身心投入历史学家的工作,正如纪念协会(一个致力于保存苏维埃政权受害者记忆的协会)的许多人一样。该协会在2021年被克里姆林宫解散,并获得了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

在俄罗斯的桑达莫克,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曾造成数千名受害者。议会委员会被成立来重写这段历史,尼古拉·韦尔特发出警告。

《解放报》202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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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观察和研究俄罗斯的人是否低估了普京的帝国主义野心,将其视为一个受挫且复仇的领导人,却未察觉其狂妄自大?

转折点出现在2007年,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弗拉基米尔·普京向全世界宣告:美国的唯一统治时代结束了,俄罗斯必须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显然是一个重大警示,但我们并未真正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即大规模战争重返欧洲。

我们习惯认为普京劫持了整个国家,但他本身就是那个时代俄罗斯的产物……

对弗拉基米尔·普京而言,大国的两个主要属性——俄罗斯拥有的——便是军事力量(即核武器)和能源实力(即非凡的资源)。在俄罗斯人眼中,欧洲是一个侏儒,因为它缺乏这些。然而,俄罗斯是一个“贫穷的大国”,正如历史学家乔治·索科洛夫所分析的那样。从长远来看,由于人口问题以及大国实力越来越不取决于化石能源资源,俄罗斯将是输家。它仍然沉浸在20世纪的幻觉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今日俄罗斯精英所笃信的实力将日益减弱。在此期间,他们将错过所有革命,如人工智能革命。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权力理念的最后挣扎,它注定会崩溃,但时间会持续多久?这必然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发生……

《再见了,我的俄罗斯:您在告别哪个俄罗斯?》

我告别的是我自己的俄罗斯,以及我父亲的俄罗斯。在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我已摆脱了所有可能的怀旧情绪。我父亲怀念的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亚历山大·韦尔特于190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而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我,则依恋于这些我一生中走过的俄罗斯小城,以及我的朋友们。如今,他们都已离世,我也不会再重访这些地方。

您所熟悉的、我们原以为都了解的俄罗斯,在经历四年战争后,是否已消失?

绝对如此。这里有整整一代异议人士的肉体死亡。还有其他人则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普京主义者。比如亚历山大·克瓦绍金,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我们曾一起出版过档案文献集。2024年,他对我说:“我刚从马里乌波尔[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城市]完成任务归来,我培训了新的教师,那简直太棒了。我们彻底重建了马里乌波尔,如果你看到这座城市就知道了。”这简直让人震惊。显然,他不再从事研究工作,而是在莫斯科国立大学[MGU]的管理层任职,级别相当高。现在他要去“我们的领土”马里乌波尔培训历史教师,正如他所说。显然,我们不再交谈。

莫斯科的古拉格博物馆已被改造,以尽量淡化苏联政权对本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历史教科书也被重写……对俄罗斯的历史与研究而言,前景何在?

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与1989年后那段短暂但非凡的开放期完全相反的彻底逆转。今天,杜马设立了议会委员会来重写卡廷和桑达莫克[斯大林时期的屠杀地]的历史。我们正在教科书和大学教材中对20世纪历史进行全面修订。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只占五行字;古拉格则占一页——还解释说这是公民对国家建设和工业化的贡献。这是彻底的倒车,也是对历史的彻底伪造。高中教材已在结尾处加入了一章英雄主义内容,歌颂“特别军事行动”[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战争的官方称谓],颂扬在与“纳粹乌克兰人”作战中阵亡的英雄。这些事在十五年前根本无法想象。

在当前条件下,您如何继续从事您的研究,以及研究俄罗斯的极权主义过去?

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倒不是对我本人而言,因为我的历史学家工作已经完成,但对新一代来说却是如此。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甚至更早一些,西方人在俄罗斯已无法开展任何研究。档案被封锁,签证不再签发。那些在2010-2010年代末开始研究工作的博士生们被卡住了。他们也无法再去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和哈萨克斯坦或许还能去,但对于苏联历史的研究,我们已陷入彻底的僵局,因为在那里无法再进行实地考察。

当前局势是否与苏联最后几十年的情况产生共鸣?

在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种种情况,形成了一种极其反思性的苏联学研究,档案资料极少。但这种资料匮乏反而催生了根本性的问题,使得像我这样在1990-2010年间有幸继续研究的人得以验证前辈提出的许多富有启发性的假设。我们都知道,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往往是那些拥有最少资料的人——史前学家、古代史学者、中世纪专家。对于苏联历史早期至赫鲁晓夫倒台这段时期,研究资料已基本完备。然而,对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滞年代以及改革开放时期,还有大量问题亟待发现和理解。

正因如此,人们或许能在这里找到对当下如此多问题的答案……显然。但仍有一个重大问题有待解答,即更深入地理解苏联解体的本质。因为正是苏联帝国解体的方式中,孕育了挫败感的种子,以及冷战失败、上世纪90年代深刻屈辱所带来的挫败——这些正是今日克里姆林宫重建帝国意志(即今日政策)的驱动力。历史学家面临的下一个重大挑战,便是从这场从未被接受的失败中,理解帝国的崩溃与重生。问题的关键在于:俄罗斯在冷战中的失败,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权层面,都从未被真正认可。

(1) 《再见了,我的俄罗斯:孤儿回忆录》,Les Belles Lettres出版社,400页,定于9月4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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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 星期一

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在审查之后,重写是否可能?

宪法委员会于周五裁定,马克龙仍计划颁布的法案不符合宪法。在政府被授权寻找解决方案之际,多名议员提出各自建议,从全民公投到与布鲁塞尔方面接近。

作者:莉莉安·阿莱马尼亚、克洛艾·达斯凯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原本至少希望能在其任内完成一项成就:颁布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令,这是他亲自承诺并推动的措施。但宪法委员会周五对该法案的审查裁决令爱丽舍宫及部分亲马克龙阵营大失所望。为支持裁决,这些"贤人"们提出,议会于7月21日通过的法律第1条"对言论自由和交流自由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侵害"。他们依据的是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11条(法国"宪法性文件"的一部分),其中确立了言论自由与交流自由。他们补充称,这种自由"越发珍贵,因为其行使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在"贤人"们看来,全面禁止措施范围过大。基于对儿童大脑的现有认知,公共健康无法凌驾于如此大幅限制其言论自由之上。各位政府成员,请重新修订你们的草案。

《“过于宽泛且笼统”》

国家元首因此立即要求总理“着手”起草一份“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文本”。塞巴斯蒂安·勒科尔纽应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这一工作,该文本需“考虑到宪法委员会的裁决及欧盟框架”,《爱丽舍宫》在一份公报中解释道


《解放报》兰迪 202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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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报中补充称,“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春季2027’前推动这项改革的决心”仍在“评估中”。《解放报》引述负责人工智能与数字事务的副部长安妮·勒埃诺对《周日报》的采访称:“宪法委员会已确认立法者为保护儿童利益限制未成年人接触社交网络的合法性。问题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不合适。”她遗憾地表示“这项裁决将推迟该法案的实施”,但仍对“在马克龙任期结束前将其纳入并实施”保持信心。考虑到本届总统任期内议会交通堵塞的前景,这一目标颇为雄心勃勃……

为达成目标,复兴党籍女议员、报告人洛尔·米勒计算后认为,需“在开学后起草新文本,并于10月以加速程序提交”,以便将“向欧盟委员会的通知流程(需3个月)”与2月常规会议结束时间相匹配。因为在这一事件中,法国需为尊重其根本大法而偏离欧盟法律:宪法“智者”们认为,不能像对烟酒消费那样对社交网络实施全面禁令;而欧盟则禁止仅针对部分社交网络进行限制。“他们判定禁令表述过于宽泛、笼统,因此与目标不成比例,”巴黎第二大学-先贤祠-阿萨斯校区政治学家本杰明·莫雷尔解释道,“但这给立法者留下的操作空间极为有限,因为必须遵守欧盟规则。”《解放报》询问洛尔·米勒时,她坦言目前“很难看到如何在以下两方面实现双重兼容:一方面是欧盟委员会的意见及与《数字服务法》(DSA,欧盟数字服务法规)的合规性,另一方面是法国宪法”。

与布鲁塞尔保持一致:法国调整方向

为绕过这一法律僵局,有人设想出第三条路径:即通过全民公投。不遗余力地提出夏季提案的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因此要求政府「这项新机制必须充分考虑宪法委员会的意见,并直接提交法国人民表决」。「一项保护儿童的法律,其中包含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属于国家的"社会政策"范畴,因此可依据宪法第11条提交公投」,这位复兴党总统候选人在周日发表于《论坛报》的文章中如此判断。然而,「自2005年以来,宪法委员会的判例法早已明确,」本杰明·莫雷尔提醒道,「依据第11条发起的公投并非必然违宪。」这实则是一团乱麻的制度困境。

「社会正期待数字监管措施,」菲利普·阿蒂尔·德拉波特议员提醒道。他曾担任调查TikTok心理影响委员会主席,却在7月底的国民议会表决中弃权,反对「一刀切的全面禁令」,并批评「政府将其作为沟通轴心」。这位卡尔瓦多斯议员认为解决方案在于「欧盟委员会今日所提倡的——即功能性监管方法」。「这意味着禁止无限滚动、禁止视频自动播放、限制屏幕使用时间,以及建立安全的年龄验证机制,」他详细说明。「15岁的门槛是虚构的。必须保护所有用户。」若该法律在议会重新启动,新版本或能令法国与布鲁塞尔保持一致。今年7月初,欧盟委员会已督促法国修改其文本,认为其将超越《数字服务法》。该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当时虽表示应「考虑让不同年龄段分阶段逐步接触社交网络」,但承诺「夏季过后」将提出建议,同时布鲁塞尔也在酝酿设立数字成年门槛。法国与欧洲的行星或将对齐。

宪法委员会捍卫其「中立性」

在周五公布的六项裁决中,其中包括对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法案的审查,宪法委员会的「贤人」们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

当然,其成员并非为此而生。但在周五审查了直接源自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意愿的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后,宪法委员会展现了对行政权力的独立性。这使得玛丽娜·勒庞和让-吕克·梅朗雄难以再指责该机构「听命于」爱丽舍宫,因为其主席理查德·费朗是国家元首的忠实支持者。前者保持沉默,后者则报以掌声。

2025年2月,当马克龙提名费朗接替洛朗·法比尤斯时,勒庞曾抨击这是「偏离正轨」,梅朗雄则斥之为总统的「阴谋」。曼努埃尔·邦帕尔曾提醒基调:「宪法委员会不能成为任人打扮的橡皮图章。」

交叉火力。理查德·费朗「舰长」及其他「贤人」周五给总统及参议长热拉尔·拉尔谢(在临终关怀法案上,通过「保留条款」予以批准)致以机构性重击,同时也令右翼和马克龙派在审查《里波斯法》部分条款时受挫,更令生态派和左翼在最终接受《农业紧急法》时感到失望。

在周五公布的六项裁决中,宪法委员会因此有足够理由满足并规避各政治阵营。从右派的布吕诺·拉塔耶尔提出「有理由质疑这些裁决是否将司法判决凌驾于主权人民代表之上」,到社会党人塞戈莱娜·罗亚尔对该机构「允许致癌农药使用并拒绝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接触有害网络内容、危及其心理健康」的指责,莫衷一是。

在宪法委员会走廊里,人们已习惯这种交叉火力。他们提醒道,此类裁决并非凭空而来。每项裁决均经总秘书处撰写详尽说明,再由九名成员之一(被任命为报告员者)进行审查,随后听取「外部意见」,再接待提请方、政府进行辩护,最后在闭门长时间协商后,基于「裁决草案」进行表决。

在宪法委员会内部,8月14日这份「裁决套餐」正是展示该机构「中立性」的良机——理查德·费朗将担任主席直至2034年。「中立性」正是这位前社会党人在极右翼可能上台前决心加固的堡垒。「宪法委员会主席并非唯一权威。这里存在政治多元性,」巴黎二大公法讲师本杰明·莫雷尔提醒道。「诚然,进入这里时,人们无法抛却过往经历:个人倾向有影响,政治背景也同样重要。但研究表明,这对法国宪法委员会成员的影响远小于对美国最高法院或德国宪法法院等专业法官的影响。」

无论如何,蒙庞西耶街(宪法委员会所在地)的人们不会错过一个事实:他们的机构已成为极右翼媒体的主要靶子:CNews的横幅标语、周日报纸的攻击,以及即将到来的《前线》月刊「调查」……

这些攻势可能更加伤人,因为出于保密义务,这些「贤人」有义务保持沉默。

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法律草案或提案拼凑粗糙,通过的修正案数量激增却未获得法律“背书”。国民议会缺乏多数席位,令违宪风险与日俱增——并因此面临宪法委员会的更多否决。该机构正越来越多地“指导”立法者起草未来法案:它曾在都普隆法案中如此操作,该法案部分内容被重写进农业紧急法;而在社交媒体法案中,它又以否决形式提出类似要求。

“反自由主义者”。这是“智者”们发现的另一项危险:一场围绕“呼吁人民公投”的“小发明”竞赛。此前,只有国民联盟准备通过一系列公投来治国,不惜曲解第11条适用范围,或在修宪时利用该条绕过第89条。

但如今,国民联盟已不再孤单:社交媒体法案刚被否决,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便提议通过公投绕过障碍;布鲁诺·雷塔耶则反复强调“法国人民应当重获发言权……通过扩大公投范围,涵盖社会生活的所有重大议题”。本杰明·莫雷尔警告称:“若极右翼向选民解释,一旦执政便会突破宪法锁定,这尚属常规操作。但若中右翼与中间派也跟着喊话,那么反自由主义的逻辑将扩大影响范围,并可能变得‘合法’。”若此类权力斗争在2027年后发生,这些“智者”早已料到需援引哪些判例。因此,在此之前,他们必须证明自身的“无偏见”。

L.A.

carnet

致敬

布鲁塞尔(比利时) 生日快乐。

亲爱的薇若

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次听到你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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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周一)

撰稿:伊斯梅尔·哈利萨特

为摆脱困境,热拉尔·达尔马宁尝试了一次不太可能的花招。在夏季中期,在11岁的莉哈娜之死引发情感波动后,司法部长向其内政部长同僚洛朗·努涅斯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告知其全国37名总检察长在调查针对未成年人性暴力案件的侦查部门组织工作中发现的灾难性状况。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热拉尔·达尔马宁,他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曾在贝沃沃任职四年。8月8日,《世界报》公布了这份由司法部门起草、热拉尔·达尔马宁签署的12页备忘录的部分内容,该备忘录日期为7月29日。翌日,司法部长对“为公共辩论的严肃性”表示遗憾,称有人“评论一封未曾见过的信件”。于是,“为避免任何假新闻”,这位右翼政治家公布了“[...]致内政部长的信件”。然而,与热拉尔·达尔马宁所称相反,他公布的并非正确的文件。其办公室在被联系时拒绝置评。本报周五已公布正确文件。若热拉尔·达尔马宁未公布,或许是因为这份名为《总检察长与检察官在与警察和宪兵侦查部门合作中遇到的困难综述》的12页备忘录对他来说更为棘手。该备忘录发布于莉哈娜尸体被发现数周后——这名6月4日在热尔省一个市镇失踪、6天后被发现的11岁女孩,曾遭强奸并被杀害。嫌疑人热罗姆·巴雷拉(41岁)此前已因多起针对未成年人的性暴力指控被立案。在舆论压力下,司法部长当时否认存在结构性失灵,并将矛头指向“参与该案的法官和侦查人员的个人失职”。

数千份档案被遗忘

这份极其敏感的备忘录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它是对所有总检察长所作报告的综合,这些报告本应对正在进行的未成年人性暴力案件程序进行复核。但这些报告“远超出最初预期的统计工作范畴”,并“描绘了侦查手段与司法努力在该类案件中的投入现状”。这一结论尤其令人震惊。一些高级法官甚至提及司法部长的煽动效应——他曾要求侦查人员在暑假前匆忙处理这些档案,“导致多个检察院将敏感案件交由未经培训或缺乏相关经验的侦查人员处理,进而‘冒着对案件进行表面化处理的风险’...

未成年人性暴力

记录调查服务失败的报告

该文件今年夏天在"l'affaire Lyhanna"后发布,且《解放报》已披露其全部内容,以压倒性的方式揭示了司法缺陷的严重程度,部分责任可归咎于前内政部长。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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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质上存在问题",由热拉尔·达尔马宁的直属部门撰写的综合报告如是指出。

如《世界报》所述,该文件提及一项"幽灵案件库存",其总数迄今仍不得而知。这些通常由警方和宪兵队在接到报案后登记的程序,司法机关从未被告知。据高级法官分析,"大部分诉讼"均受此重大问题影响,而这一问题此前从未公开提及。综合报告强调:"司法法庭提取的数据与执法部门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且"这些库存中包含大量陈旧且无任何后续行动的程序"。即被遗弃的调查,警察和宪兵队未开展任何工作,司法机关也未获悉。

巴黎检察长(其管辖范围为法国最大)在报告中亦指出:"绝大多数库存存在于调查部门,现有跟踪工具严重不足,无法确保检察官对其向内政安全部队下达的指令得到遵守。"发送至洛朗·努涅斯的报告援引了司法机关已知程序数量与审查过程中发现的程序数量(这些程序长期沉睡在调查部门的抽屉中)之间的差异:尼姆从1497件增至3972件,贝桑松从151件增至447件,阿雅克肖从34件增至104件,法兰西堡从229件增至598件,努美阿从129件增至342件……除幽灵程序外,调查部门还遗失了部分案件:布尔日约15件、昂热17件、阿讷西6件,巴黎有23件程序"无法定位"……

数周前仍拒绝接受"l'argument des moyens"的热拉尔·达尔马宁,如今不得不直面现实。检察长的反馈证明,在处理未成年人性暴力案件时,人员严重不足——特别是在警察部门。该报告汇总了多个司法管辖区内每名调查员负责程序数量的敏感数据:第戎平均每名警察需处理75件程序,朗斯为80至160件,卡昂为130至140件,贝济耶为180件,亚眠未成年人大队每名调查员负责超过300件。在凡尔赛上诉法院管辖区,一名办案人员可能"积压数百甚至数千件程序"。

无私的等级体系

“资源严重不足有时已达极限”,报告指出,例如萨尔特省勒芒的家庭保护团队(Sarthe)面临4000起诉讼程序,却仅有6名工作人员;而卡尔瓦多斯省多维尔(Deauville)在理论编制为10人的情况下,仅有2名半调查员。一些原本被评为“表现优异”的专业机构也因人手不足被撤销,如2022年戛纳未成年人保护大队(阿尔卑斯滨海省格拉斯)。

为应对积压案件(在利巴娜案件死亡后加速推进),执法部门的调查系统被匆忙重组。司法侦查链条早已因招聘问题持续恶化,近年由前内政部长热拉尔·达尔马宁主导进行了重大改革。执法部门内部的司法侦查链条原本有公共秩序警力与司法专业警力的明确分工,这一分工几近消失,令外界担忧日常犯罪调查将挤压重大案件侦办资源。

当前,这种紧张局面在人员调配中再次显现——为尽快消化积案,只能“挤占其他任务”。报告指出:“优先处理仅能通过从其他岗位抽调人员实现。”例如在索姆省,整个经济与金融犯罪调查组被“全员调至2026年底”;而在勒芒,6名专业调查员(负责财产侵害与金融犯罪)如今被临时分配至未成年人性暴力案件。这种“拼凑式”做法令司法官员公开质疑其可持续性。在布尔日(谢尔省),省长与当地议员已开始认为这种动员“损害了其他服务的正常运转”;在第戎,调查员面临“深度不安与即将到来的离职潮”;在维埃纳,“经验丰富的大队调查员已全部申请调离”。

检察总长们还指出,负责敏感案件的调查员专业能力存在严重缺口。他们的培训“明显不足”,直接影响程序质量。警方与宪兵队间的培训差距尤为突出:例如在昂热,67名宪兵接受过未成年受害者询问培训,而警察仅10人;在勒芒为192对6,在拉瓦勒(马耶讷省)为13对2。培训缺失直接延长办案周期,如在亚眠,“受害者有时需等待数月才能被询问”。

提交给内政部长的综合报告还指出,中层管理层对程序跟进的“投入不足”问题被“几乎所有”高级司法官员指出。在警察系统中尤为明显:在梅斯,“管理层似乎已对该类案件漠不关心”;在艾克斯-普罗旺斯,“中层管理在司法链条中的脱离导致案件随机排序”;在第戎,“检察院指令有时停滞数月,甚至超过一年,既无调查员指派,也无任何行动”;而在奥尔良,“程序的充分处理实际上仅依赖于法官的勤勉与坚持”。

Un糟糕透顶的现状,更何况这还只是部分情况。检察官们声称受到多名高级警官信息扣留的阻挠。第戎检察院检察长表示,司法警察机构高层“曾下令不得通报调查人员编制数据”。而在米卢斯(上莱茵省),警方领导层“明确拒绝回答这一问题,不愿留下任何书面痕迹”。在马赛,检察院同样遭遇此类拒绝。这些指控近日在司法警察部门引发了严重动荡,他们感到被高级法官在向部长汇报时的言论自由所背叛。为应对问题的严重性,热拉尔·达尔马宁向内政部长提议于9月3日召开会议,“尽快启动联合工作”。洛朗·努内则承诺将给出“有理有据的回应”,以“还原某些事实真相”。

《解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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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RESSO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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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E PA

士兵、导弹与炮弹...

朝鲜与俄罗斯的蜜月式军事合作

金正恩与弗拉基米尔·普京最近互换了“友谊”信件,可能不久之后通过增派10 000名朝鲜士兵前往俄罗斯来加强两国伙伴关系。这一信息由基辅当局发布,他们担心乌克兰冲突将进一步升级。详情请阅读本网站报道。图片:朝中社 / 路透社

剽窃指控、种族主义指责……剑桥大学教授贾森·阿代被发现身亡

在一场充斥种族仇恨的丑闻中心,这位41岁的社会学博士、曾任英国最年轻黑人教授的学者,于周五在家中被发现身亡。其家人谴责这是一场“骚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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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卡米耶·佩

数周充斥种族主义暗流的争议最终酿成悲剧。贾森·阿代因曾任剑桥大学最年轻黑人教授而闻名,于上周五在伦敦的公寓中被发现身亡,距其因面临剽窃指控而辞职仅一周多时间。其家人谴责这是一场“骚扰运动”——调查英国媒体对该事件炒作的NewsCord网站统计,在22天内共刊发249篇相关文章,其中188篇发表于其8月5日宣布辞职(因“已达到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极限”)后的9天内。

“残忍”。然而,贾森·阿代的经历原本是媒体热衷报道的励志故事之一:一名非语言自闭症患者,因整体发育迟缓,11岁才开口说话,18岁才学会读写,后凭借奖学金开启学术生涯,并在2023年成为这所近800年历史的英国顶尖大学最年轻的黑人教授。这段经历本应被赞美,但对某些人而言,它或许过于完美。一位与极右翼关系密切的美国哲学教授内森·科夫纳斯——他于2024年因种族主义言论被剑桥大学开除——深挖了贾森·阿代的博士论文,并在其Substack平台发表文章抨击。自此,舆论机器失控,科夫纳斯本人更是公开庆祝其“击垮”了这位年轻教授。

自封为“种族现实主义者”、攻击“工蜂主义”和机会平等原则的科夫纳斯,曾就其被剑桥大学开除一事提起诉讼。此前,他因声称“在真正的精英体制中,除了体育和娱乐行业,黑人几乎会从所有高层岗位消失”而遭开除。科夫纳斯坚信“才能”在不同人群间“并非均匀分布”——大致意思是白人的智力更优越,而反对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无异于发动“对自然的战争”。目前,他任职于比利时根特大学,其5月份的任命曾引发轩然大波。

在学术界,剽窃指控几乎司空见惯。但此次事件的影响之大,几乎与阿代的学术工作本身无关,而是沦为一场“文化战争”的幌子:这位社会学教授被妖魔化为“冒牌学者”,不过是多样性、平等与包容(DEI,即积极歧视政策)的化身,而这些政策正是右翼与极右翼口诛笔伐的对象。在科夫纳斯之后,多家媒体接力发布调查报道,质疑阿代的部分论断,如其声称“曾跑过30马

Jason Arday在接受《泰晤士报》于7月底进行的采访时承认,他在学术层面犯下了“错误”,但坚称自己“不是骗子”。“自从我到剑桥大学任职以来,有一场精心策划、协调一致的运动试图让我离开岗位。”在他看来,这场“运动”的动机是“种族考量”。“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学术作品。我没有杀过任何人。我认为我所面对的残酷对待,以及被贴上这种骗子和捏造者标签的事实,完全无法接受。”

“卑鄙”。“当然,我们必须始终调查抄袭指控,以保护学术标准,”剑桥大学神经科学教授西蒙·巴伦-科恩8月初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但当一个人被击倒在地时,我无法袖手旁观。这是针对他这个脆弱的自闭症男性的持续骚扰,这引发了保护方面的问题。是时候停止了。”

“Jason Arday遭受了恶毒的公开羞辱,这种待遇换作任何其他处于他位置的人都无法承受,”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在推特上回应道,“他的离世是一场悲剧,但也必须让我们睁开眼睛。”Jason的家人通过其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发布的声明中谴责称:“自他接受教授职位后,超过三年的时间里,Jason一直是持续骚扰运动的目标。这种虚假信息运动对他来说难以承受,因为他本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总是看到他人最好的一面。”

在最初为其教授辩护并谴责针对他“卑鄙运动”之后,剑桥大学最终于8月初启动了调查。在一份声明中,该校负责人、副校长德博拉·普伦蒂斯表示,对其前教授的离世“深感悲痛”。周四,她曾将这位教师的案例称为“异常”,承诺对该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同时强调不应利用此事“抹黑”其他少数族裔学者。

周六,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表示Jason Arday的离世是一场“悲剧”。“现在不是急于下结论的时候。这更是一个反思的时刻,去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位工党领导人补充道。超过31 000人——包括多名议员——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安迪·伯纳姆对Jason Arday可能遭受的媒体骚扰展开公开调查。发起请愿的“良好法律项目”组织谴责称,“他的肤色在这场骚扰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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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E FR

帕特里克·布吕埃尔司法监控减轻引发争议 科琳娜·赫尔曼(弗拉维·弗拉芒律师)愤怒

Mediapart获悉,帕特里克·布吕埃尔被指控性暴力、在四个案件中被立案侦查并以证人身份协助调查四个其他案件,其司法监控已被减轻。周日接受RTL采访时,弗拉维·弗拉芒及另外五名女性的律师科琳娜·赫尔曼毫不掩饰愤怒。她称这是司法部门发出的「不可接受的信息」。图片:路透社

印度尼西亚 7.7级地震致至少40人死亡

周六上午,一场强烈地震袭击印度尼西亚东部,造成至少40人死亡、50人受伤。震级为7.7级的地震还导致数千名沿海居民因担心海啸而疏散。多栋建筑的整面外墙倒塌。国家灾害管理局负责人表示,数人被困在多栋建筑中。十二小时后,苏门答腊岛西部再次发生强震:周日下午,尚未报告任何伤亡或损失。(法新社报道)

匈牙利 一起大巴事故致至少12人死亡

周六至周日凌晨1点左右,在匈牙利一条高速公路上,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巴载有57名乘客「驶离车道,最终坠入沟渠并侧翻」,据国家灾害管理办公室通报。媒体报道称,司机疑似睡着。内政部长加博尔·波斯法伊表示,司机已被拘留。这是该国自2003年锡奥福克惨案(一列火车撞上载有德国游客的大巴,造成33人死亡)以来最严重的公交车事故。(法新社报道)

对俄罗斯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遭轰炸

至少12人在周日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袭击中丧生。据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地区州长尤里·斯卢萨尔在Telegram上报道,数百架无人机在该地区一处居民区造成5人死亡。另外两人在别尔哥罗德和莫斯科地区遇难。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沃罗比约夫将此次袭击称为“近年来最严重的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周六至周日凌晨的夜间,该国共击落822架无人机。在莫斯科附近的波多利斯克,俄罗斯电商巨头维尔德伯里斯的一处新仓库在夜间遭到袭击。

在乌克兰,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在克里维里赫的阿赛洛-米塔尔钢铁公司一处钢铁厂造成2人死亡、14人受伤。该工厂是乌克兰最大的钢铁生产商之一,已宣布部分暂停生产。此外,轰炸还波及其他地区,在扎波罗热(南部)和苏梅(北部)各造成2人死亡和1人死亡。

在基辅,知名露天旧书市场波恰伊纳(以稀有古籍闻名)遭到袭击。书商德米特罗·塞梅努哈的四个摊位被大火吞噬。两国自数月来持续加强远程打击,平民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距俄罗斯入侵已逾四年。外交层面陷入僵局,前线也鲜有进展。此外,一架无人机周日进入罗马尼亚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接壤地区的上空,被一架西班牙战斗机击落。罗马尼亚国防部对此作出说明。北约空中指挥部在X平台指出,此次任务涉及两架F-16战机,隶属于约200名军人和11架飞机组成的西班牙特遣队,部署在罗马尼亚。该国已成为北约成员国中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7月底起,罗马尼亚开始击落进入其领空的此类无人机。

对旅行者的种族主义「比过去更严重」

桌上摆着一叠照片。大大小小、质量各异,有的折了角,有些因年久而泛黄。照片上,人群举着标语牌。米歇尔·朗贝尔(76岁)回忆道:「这是2005年的事,我们在整个巴黎游行。那更像是一场和平示威,人们在路上弹吉他、唱歌……有人还带了一只鸡,说:『瞧瞧,这就是你们偷的鸡!』」他坐在塞纳-马恩省鲁夫尔营地的一张桌前,当天八月的一个周四,他特意赶来与我们见面。他继续说:「现在应该再组织一次大游行。那次是最后一次。从那以后,什么都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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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19年欧洲基本权利署的估计,有25万至30万人——如米歇尔·朗贝尔——属于「旅行者」(有人更喜欢这样称呼)。从出生在波尔多起,他便辗转各地,直到1987年在奥伯维利耶(塞纳-圣但尼省)定居。如今,他是法兰西岛旅行者家庭协会的负责人。随着这一群体频频成为新闻头条——且总是负面新闻——他的使命变得越来越难以完成。8月4日,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访问旺代期间,特意前往一个旅行者营地,谴责非法占地行为。就在前一天,《费加罗报》上,这位总统候选人宣布将对这一现象「采取严厉且具示范性的制裁」。这种言论在选举期间的政客中并不陌生:2010年,尼古拉·萨科齐推出一项驱逐300个非法营地的计划;2013年,时任尼斯市长克里斯蒂安·埃斯特鲁西则号召「反抗」这些「旅行者」。在塞纳-马恩省鲁夫尔,这种敌意早已司空见惠——几天前,二十来辆大篷车在一个千余居民的小镇边的田地里安营。他们在获得市长同意后到达,却仍遭到宪兵阻拦。「他们拿着防暴枪,好像我们会袭击他们似的。」夏尔·梅纳尔光着膀子坐在自家宽大的白色大篷车前回忆道,「之后他们还威胁要每天来罚款。但市长已经批准了。」他手里拿着一份由镇长签署的文件,证明获准在此停留至8月23日。

「过去,他们骂我们偷鸡;现在,他们说我们脏、不交税、孩子不上学。」夏尔·梅纳尔坐在一张塑料凳上唉声叹气,随后讲起一次在敦刻尔克的经历:「我去餐厅,人家说店关门了,可露台上明明坐满了正在吃饭的人!」如今他笑着说,但话语间依然坚定:「确实比过去更严重了。」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无家可归者住房基金会谴责旅行者群体面临「大规模无家可归」问题,受影响者达177 000人。

卡米耶·福凯尔 完整报道请见《解放报》网站

「我们准备与左翼所有人重新对话,不设任何排除。」

玛丽娜·通德利耶 生态主义者党全国书记

她先发制人。在生态主义者党(8月20日至22日于格勒诺布尔)、共产党人(8月21日至23日在图卢兹)以及在「后续」组织中重聚的前不屈法国成员(8月22日至24日在图尔)即将开启秋季活动之际,玛丽娜·通德利耶——其运动的总统候选人——表示自己「准备与左翼所有人重新对话,不设任何排除」。在接受《周日论坛报》采访时,她向同行们提议进行「双边会晤」。距离投票仅剩八个月,且在与社会党人联合初选失败后,这位绿党领袖仍希望「扭转[左翼]注定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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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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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 FR

罗马尼亚游泳选手大卫·波波维奇如何在圣但尼双双封神

罗马尼亚游泳选手大卫·波波维奇,21岁,以罕见的智慧与谦逊著称。在赢得100米和200米冠军后,这位双料欧洲冠军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回顾了这一疯狂的一年——与中国飞鱼潘展乐的较量、为打破新世界纪录做准备,同时也注重自身的调整。完整采访请见本报网站。图片: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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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马尚在圣但尼欧洲游泳锦标赛400米自由泳预赛中。图片:博宗·法新社

莱昂·马尔尚:一周的挫折与加冕

作者 埃尔莎·德·拉罗什 圣安德烈

在受伤、放弃"王牌"项目以及漫长等待后,这位法国天才在欧洲游泳锦标赛的首次加冕仪式上迎来了更加热烈的欢呼。

今年6月底,当莱昂·马尔尚在全国资格赛的泳池中热身时,他本想在欧洲锦标赛的领奖台上大放异彩。在圣艾蒂安举行的法国锦标赛上,酷暑难耐,马尔尚原本期待能在欧洲赛场上摘金夺银。然而,一切在200米蛙泳中轰然崩塌——这位天才咬牙坚持,尽管右大腿剧痛难忍。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内收肌受伤、备战被迫中断、疑虑涌现,最终他无奈放弃了三项拿手项目。

在经历了对他来说前所未有的困境后,这位来自图卢兹的小伙子在周六登顶200米蝶泳欧洲之王宝座时,品尝到了更加甜蜜的滋味。当马赛曲在完全陶醉的看台观众齐声合唱中奏响时,金牌的滋味对他来说别具一格。2024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横扫四项个人项目金牌;在最近几届世锦赛上,他斩获七金,刷新多项纪录。然而,在这段成就斐然的职业生涯中,马尔尚从未在欧洲锦标赛上夺得过一项决赛冠军。他此前更专注于世锦赛等全球大赛,而非洲洲际赛事。因此,他迫切希望在圣但尼修正这一"异常"。如今,这一愿望已然实现。

"泳池沸腾"。在看台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这位24岁的法国小伙子周六迎来了个人首个欧洲冠军头衔。他为此感到无比满足。"这是我一直缺少的,"他在走出泳池后评论道,

"能在这几周后摘得金牌,我超级开心……我不确定自己能否游好蝶泳,也不确定能否游好自由泳。但最终,我坚持了下来,告诉自己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更何况是在法国举行。能以这样的成绩获胜,简直太棒了,所以我对自己超级自豪。"这位远赴美国训练的游泳运动员,难得如此健谈。

法国队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赛中摘得铜牌

作为法国队在该项目中最被看好的夺牌热门之一,凭借两枚世锦赛铜牌的实力,约安·恩多耶-布瓦尔本周的经历却更像一场噩梦:在200米仰泳失意后,50米仰泳决赛再遭滑铁卢,法国人周日又在100米仰泳中折戟。在最后一项个人赛事结束后,他无奈站上了第四名的位置。所幸,他还有一个机会——备受法国代表团期待的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赛。过去两年,法国队在这一项目上不断进步,核心三人组——仰泳选手恩多耶-布瓦尔、莱昂·马尔尚与马克西姆·格鲁塞的组合功不可没。在圣但尼,他们携手负责蛙泳的卡尔·艾特卡西,向渴望已久的金牌发起冲击。面对俄罗斯与意大利两支劲旅的强势压制,法国队最终仅收获铜牌。

莱昂·马尔尚不断赞美现场氛围,称其从"一开始就推动着"自己,在"火热泳池"中感受到的"能量"令他难以忘怀。在他看来,比赛本身"太棒了"。尽管未能如某些人期待般打破世界纪录,但他仍游出了今年最佳成绩、个人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并跻身历史第六。这足以令其导师——传奇教练鲍勃·鲍曼的弟子感到满意。

作为压轴戏,这枚铜牌为马尔尚本周的征程画上句号。这位选手习惯于连续作战,有时一天内要参加多场比赛,但本次赛事节奏却截然不同。首个比赛夜,他凭借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摘银,却意外因伤中断比赛,接下来三天只能在场边"望洋兴叹"。最初他还庆幸能有充足时间恢复,但很快便感到无聊。这种焦躁被他强行压制。

最终,他等来了终极挑战——一场被他形容为"黑暗中微光"的比赛。男子400米自由泳,一个他并不擅长的项目(从未在国际大赛中参赛),但他渴望借此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热身。尽管作为400米混合泳的行家,他深知这段距离对耐力的要求,但对纯粹的爬泳项目,他心里也没底。

马尔尚有能力创造奇迹。决赛中,他一路领先,每次动作都将对手甩开,直至最后一长池仍保持近15米的滑行优势,最终摘得个人第二个洲际冠军头衔。50分钟后,他又与队友携手斩获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赛铜牌,为本届欧锦赛画上圆满句号——尽管他一度考虑放弃参赛。


《解放报》兰迪 2026年8月17日


Libération Landi 17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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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0 《铁甲男孩2》——剧情片

21:00 《奢华:梦想的制造》——纪录片 《藏在开司米中的狼》 《手袋之战》

22:35 《奢华:梦想的制造》——纪录片

21:00 《世界尽头的飞机》——纪录片 《澳大利亚:丛林飞行员》 《玻利维亚:希望之翼》

22:40 《世界尽头的飞机》——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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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 《Fake You:一段关于伪造的真实故事》——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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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5 《爱在乡间》——真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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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科吕什:最伟大的小品》——纪录片

22:40 《费尔南·雷诺:最伟大的小品》——纪录片

21:25 《蜘蛛侠2》——冒险片

23:45 《蜘蛛侠》——电影

20:50 《阿斯泰利克斯与倒霉日》——动画片

22:15 《阿斯泰利克斯在不列颠》——动画片

21:10 《紧急呼叫》——杂志节目 阿尔佩勒-叙尔-梅尔宪兵队的震撼干预

22:20 《紧急呼叫》——杂志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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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5 《圣地之谜》——纪录片

22:55 《探索圣物——法国遗产》——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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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 《卡美洛特》——系列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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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请进,被告》——杂志节目

22:30 《请进,被告》——杂志节目

L'ÉQU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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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 MMA:UFC经典赛

AMC DÉCOUVERTE 2

21:10 《空客:天空巨人的科技》——纪录片

22:35 《空客直升机:全球领导者的秘密科技》——纪录片

罕见的男性性化表现

在三年的调查中,我研究了顺性别女性对男性身体的视觉和性化感知。最初的问题很简单,甚至有点天真:“性别平等的进程是否会改变女性观看男性身体的方式?”但首先必须了解女性“过去”如何观看男性。

社会科学研究很少关注这一问题。

虽然要评估深刻变化还为时过早,但我们正处于#MeToo运动中,它颠覆了性领域。通过将私密置于公共领域,它既能揭露性别和性暴力、强奸文化,也鼓励女性掌控自己的性生活,追求平等且充实的性生活。这种浪潮似乎也影响了女性对“观看”和“欲望”的思考。

我们正见证女权主义话语(尽管相对罕见)的兴起,这些话语呼吁女性性化男性,成为观看和欲望的主体,成为自己性生活的行动者。我密切关注这些“私密政治化”的微观现象:持这些话语的女性特别谴责了广告、艺术和媒体中身体表征的不平等。

她们提出了双重观察:一方面,在公共空间中,性化男性的表现比性化女性的表现更稀少或不可见;另一方面,性化影像主要由男性制作且为男性服务。她们将此视为阻碍性别平等的障碍。实际上,她们认为身体表征的不平等将女性困在被观看和被欲望的客体角色中(男性的),剥夺了她们自身的观看和欲望。

“Lusted Men”项目就是一个例子。该项目由弗洛尔·布莱贝格(Flore Bleiberg)、吕西·布吕吉耶(Lucie Brugier)和劳拉·拉丰(Laura Lafon)于2019年创立,后由萨洛梅·布尔斯坦(Salomé Burstein)、马里昂·谢瓦利耶(Marion Chevalier)、玛戈·奥朗(Margaux Oren)和我本人加入。这是一个开放收集男性性化照片的项目,汇集了近千人(涵盖多样性别身份和性取向)提交的图像,并在2021年至2024年间举办了多次展览,部分内容被收录于2024年由Iloëboke出版社出版的同名著作中。

以下是其宣言的摘录: “Lusted Men”鼓励女性成为自己欲望的行动者,通过在他人身上寻找性化的元素。这些行为有助于建立必要的自信,以便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说“是”或“否”。我们邀请女性尝试、探索、冒险,并允许自己发现喜欢观看的事物。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缓解她们因被物化而产生的痛苦,并提供发声和观看的方式。

发展一种主动的欲望

同样,关于绘制或拍摄男性身体的行为也是如此。

「作为女性,在这样一个仍然如此父权的社会中,创建属于自己的男性色情画廊,这既超级愉悦,甚至可以说有点『令人亢奋』。而且要理解的是,如此一来,改变这些表征的权力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参与项目的摄影师)。某些女性表达了她们有意识地改变对男性身体的感知方式,以发展一种主动的欲望。「当我思考这个话题时:『我们教育女性渴望被欲望,而不是去欲望,诸如此类。』我对自己说:『但其实,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主动的部分,即强迫自己去看待他人。说到底,就是学会去看待他人。说到底,就是学会睁开眼睛。』」

(马农,27岁)

其他人则解释说她们向来以一种色情的目光看待男性身体——并觉得这种姿态相对边缘。「看到我不再孤单地拥有这种渴望,渴望将男性纳入色情影像的圈子,这给了我多大的能量啊。」(维维安,58岁)。

个人主义,甚至掠夺式的关系……

尽管某些女性将男性身体的性化视为解放与平等的杠杆,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观点。一方面,对她们而言,将男性性化就是采取一种男性化的行为,一种个人主义,甚至掠夺式的对待他人身体的方式。许多人认为,将男性身体性化是一种物化,一种去人性化。正因为她们自己曾作为女性遭受这种凝视的物化,所以不愿复制这种模式。「身为女性,我们曾被旁观者过度表征,那么,采取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这真的好吗?……将男性物化真的好吗,而我们自己正在遭受这种物化的痛苦?」(阿芒丁,27岁)

另一方面,她们将情色视为一种双向的游戏,一种关系。她们重视触觉与嗅觉的诱惑力,而非视觉。「对我来说,情色的部分在于肌肤相亲,在于两人之间的互动。老实说,我很少会仅仅因为看到一个男人的裸体就感动。我觉得看到一个男人赤裸上身或全裸,并不会让我太有感觉。相反,是他的态度,是他对我说话的方式,才会产生某种东西。所以,真正产生情色感受的,其实是互动,而非身体本身。」(奥塞安,27岁)

异性恋情欲中的文化维系不对称

要理解这些不同的观点,必须揭示异性恋情欲中的不对称性。尽管男性与女性的性行为日益趋同,但异性恋关系仍由二元价值与行动期待所构建:在诱惑关系中,男性被期待主动,女性被期待被动。这种不对称不仅体现在文化视觉表征的冰山一角,更根植于主动—被动的情欲脚本:被动与女性气质挂钩,主动与男性气质挂钩。男性的性欲被视为更重要、更珍贵、更难以驯服,女性从童年起便被教导对其保持警惕。而女性的欲望?则必须隐忍,并与伴侣的情感保持一致。

此外,男性的欲望被认为比女性更具视觉性:男性渴望肉体,将肉体美性感化;女性则渴望“他者”,将性格或态度性感化。男性肉体本身不具备性感,而女性肉体却天然拥有诱惑力。这种不对称常被视为互补,实则被文化广泛维系。除了视觉表征中的不平等,我们还需看到:男性从童年起便被社会化接触色情内容,被鼓励发展主动的欲望,将性视为娱乐与个人主义行为;而女性则被保护免受男性欲望侵害,并被教导如何变得美丽、讨人喜欢。

女性对男性肉体的感知体验深受性别规训的影响——她们被反复灌输肉体魅力的标准,注意力被引向自身或其他女性的外表,而非男性;同时,她们也承受着更广泛的性别暴力与性暴力。此外,女性的性行为受到的道德约束远甚于男性。

时至今日,对男性而言,拥有多个伴侣更具价值——多一个伴侣更具价值;对女性则不然——她们被贴上“荡妇”标签。同样,男性凝视女性肉体被视为理所当然;女性若主动欣赏男性肉体,则被视为性欲泛滥、超出常规,或在某些圈子里被贴上“解放女性”的标签。

在艺术创作领域,这种不对称导致女性肉体的过度表现,因为描绘女性肉体比描绘男性肉体更容易被接受。「我已经表达了我的偏好,但老实说……谈论它,也就是将其绘制出来,对我来说是一步。真的。对某些人来说,这不过是一幅画,但对我来说,画一个男人如此这般,有点勇气。」(诺拉,26岁)

在试图记录女性如何审视男性肉体的过程中,我更多地发现了仍然束缚她们以愉悦、渴望与欲望注视男性肉体的种种限制。

莫尔甘·托科(Morgane Tocco)著有《我也在看你:女性对男性肉体的凝视》,Détour出版社,2026年。


20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

菲比·布里杰斯

在偶像的视线中

凭借第三张专辑《Lost Weekend》,这位加州歌手将自己从流行偶像新宠的地位,转化为对当代互联网时代下、消费社会虚荣与困境的音乐反思。

撰文:LELO JIMMY BATISTA

从纯艺术角度看,今年没有哪位歌手或歌手比塞琳·迪翁及其定于9月在楠泰尔普勒尼蒂德竞技场(上塞纳省)举办的16场演唱会更受关注。但这条新闻本身却充满矛盾:我们正处于一个对塞琳·迪翁几乎无话可说的时刻。这不仅因为她近七年来未发行新专辑,更因她已成为超越一切讨论、评论或批评的存在。

这是近三十年来流行文化平面化的众多副作用之一。在这场普遍的扁平化进程中,万物等价、同台竞技,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巨星也可能被人遗忘——取决于立场。而那些顶流非但未从神坛跌落,反而变得不可触碰。她们不再招致任何批评或评论:她们存在,她们“表演”,她们制造影响。她们的新专辑是否比上一张更好,已变得无关紧要。这只是一枚棋子,用于重启机器。而机器必须不停运转,无可阻挡。

很难确定这一切究竟从何时开始改变,但我们或许可以从1998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中找到最具象征意义的日期——那一年,塞琳·迪翁凭《我心依旧》角逐最佳原创歌曲奖,对手是当时的绝对反面:埃利奥特·史密斯。这位来自波特兰朋克圈、签约独立厂牌Kill Rock Stars的音乐人,以简约、内省且极富情感的风格著称,与同门师兄妹们的前卫饱和音乐形成鲜明对比,丝毫不像会有一天出现在此类盛典上的人。

微不足道的小冰山

但这部由格斯·范·桑执导的电影《心灵捕手》向大众揭示了他,如今他已成为热门话题,出现在洛杉矶 Shrine Auditorium 舞台上,身着一套看似异常宽大、格格不入的白色西装,在数百道充满怜悯的目光下——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埃利奥特·史密斯不过是艘“迪翁”号即将碾碎的微不足道小冰山。穷小子们也曾有过属于自己的小小巡演——短短十来年,另类摇滚、浩室、嘻哈音乐以超乎想象的规模爆发。人们终究回归真正的价值,大卫终究无法永远压制歌利亚。当聆听菲比·布里哲斯备受期待的第三张专辑《失落的周末》时,这番感慨愈发强烈。这位加州歌手早在2017年便以首张惊艳之作《阿尔卑斯山的陌生人》一鸣惊人,随后又与 Bright Eyes 的康纳·奥伯斯特组建了乡村摇滚组合 Better Oblivion Community Center。2020年,她凭借第二张专辑《刽子手》横扫各界赞誉,三年后又与朱莉安·贝克和露西·达库斯组成超级组合 Boygenius,斩获数项格莱美奖,与洛德、泰勒·斯威夫特、保罗·麦卡特尼等人合作,并因与演员保罗·梅斯卡尔的恋情频登八卦小报——这一切却丝毫未改变她的音乐本色,其作品始终糅合体育场流行、最传统民谣、emo核与乡村风格,且从未掩饰对埃利奥特·史密斯这位主要影响者的公开致敬:她的歌词与编曲中,那份被史密斯放大的敏感如影随形。

这种二元性——在流行胜利与内省自省间摇摆——再度体现在《失落的周末》中:它既被杰克·安东诺夫(泰勒·斯威夫特、拉娜·德雷、萨布丽娜·卡彭特等人的御用制作人)打造的超大号 XXL 级制作武装到牙齿,又被新晋低保真小王子亚历克斯·G 的噼啪作响的存在、老友露西·达库斯与康纳·奥伯斯特的熟悉陪伴,甚至包括工业金属教父贾斯汀·布罗德瑞克(Godflesh)等有时令人意外的客串所困扰。

一座华丽壮阔的堡垒,充斥着 vocoder 的人声与绚烂飞扬的旋律,却始终笼罩在一种宿命般的宁静之下。

Libération 202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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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污秽的雪崩

倘若埃利奥特·史密斯与席琳·迪翁的相遇发生在今天,他们或许会互致祝贺,拥有共同的通讯录,临别时或许还会许下某日合作的诺言。文化已彼此融合,而音乐版图从第一排望去,宛如一栋永远灯火通明的大宅——再无神秘可言,无处藏匿阴影,也无法得到片刻喘息。这正是《迷失周末》的开场曲《The Outside》所讲述的:一个被众星捧月的歌手的一天,而她本人却以旁观者的口吻评论着这一切,仿佛那并非她自己,仿佛一切无足轻重,在数字污秽的雪崩中渐渐分崩离析。

菲比·布里杰斯在这张专辑中试图做的,正是稍稍削弱这些光芒,让它们变得更加扩散、模糊或支离破碎——正如那张模糊的封面,或是那些照片中她被耀眼光晕包围,或被数字滤镜扭曲的模样。她感兴趣的并非将席琳·迪翁与埃利奥特·史密斯硬凑在一起制造出何种噪音,而是近距离观察这场碰撞(如《Bobby》《州长的华尔兹》及出色单曲《迷失男孩》),然后与它们一同沉沦至深渊(如《Other Pikes》《As Above》)。她试图摆脱一个贪求浮华、表演与可替代偶像的世界,在五十三分钟里重拾我们共同卷入的这桩悲剧的本质。

➡ 菲比·布里杰斯《迷失周末》(Dead Oceans

《阿尔卡的〈XXXXX〉:阴暗中的天才变奏》

在这位委内瑞拉艺术家的新专辑中,她继续在动荡不安的音景里追寻自我超越的探索。

十五年来,阿尔卡以马拉松选手般的规律性创作了数公里的音乐,同时将原本互不相干的人群与圈层凝聚在一起。那种在极客卧室紧闭百叶窗后上演的实验音乐——被贴上“智能舞曲”(IDM)标签的音乐,这个略显荒谬的术语暗示其他音乐都是愚蠢的——早已不再与最解放的俱乐部文化水火不容。

对她而言,文化无高下之分,这也是为何她的名字会出现在主流艺人(如Lil Uzi Vert、麦当娜……)的制作人员名单中——这些艺人信任她的远见。既然这只“白蚁”已在各处打洞,她便能自豪地渗透进原本排外的高级时装界(她既是模特,又在时装周混音)甚至当代艺术领域(她在商业交易所展演)。

激流。若回溯她的个人创作轨迹,2010年代初涌现的EP与混音带过滤了最阴郁的嘻哈潮流,仅保留其闪光的泡沫:阴森的质地持久地刺激着内耳,被淹没的嗓音,取样技艺炉火纯青。随后问世的首批长篇专辑虽显狂放,却在长形式中找到平衡,预示着评论界的认可与合作风暴,直至《Kick》(2020-2021)的横空出世,奠定她的明星地位。五张专辑如同一股激流,重塑了她在制作(乃至演唱!)领域的坐标,将其推向最忧郁、最支离破碎的nonperreo境地,同时迫使她以全新方式重新思考肉体性别——这一切发生在她公开跨性别身份两年后。这最后一张作品让阿尔卡筋疲力尽。于是,她进入长达半个十年的空窗期,远离录音棚,沉浸于绘画。她的音乐奇异地与画布相似:不断试图从固定的支撑物上挣脱。

炼狱。一如既往,阿尔卡在《XXXXX》中于随时可能被洪水淹没的地带筑起音景:音乐穿插着焦虑的颤栗,关节过多、分支过密。整张专辑被设计成一台骨瘦如柴的自动点唱机,不惧在半途让曲目变异,也不怕以渐隐收场。地狱之钟、刺耳的工业打击乐——若单纯描述各部分,永远无法还原其总和。在这里,你会觉得这些作品徘徊、滞留,最终如萤火虫般熄灭。架构有时显得笨重,仿佛一切负担过重,重复鲜能带来解放——阿尔卡更偏爱地狱高原与快感的延宕。她的作品向来如一,用即将超越其预期用途的声音打动我们。音乐唯有作为在聆听者身体上留下烙印的标记才得以思考。在这场考验中,我们并不孤单——早已确认这位委内瑞拉制作人将艺术视为自我变形的权利。只消看看专辑封面——一名裸体女子嵌入巨型机器,致敬《异形》宇宙——便能彻底确认这一点。

劳拉·库尔蒂

阿尔卡,《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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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 星期一

撰稿:维多利亚·贝纳尔迪、阿波利娜·勒罗芒瑟

「哎,你没擦防晒霜吗?」在一个夏季的周一,当一个同事像只龙虾似的满脸通红地走进来时,这个问题便在开放式办公区炸开了锅。一开始,大家都点头认同:是的,必须防晒;是的,我们想避免疼痛的晒伤。那么,大家现在还会防晒吗?随之而来的是一阵耸肩。有人皮肤不会发红,无论什么情况;有人在春天的第一缕阳光下就习惯了;还有些人只是偶尔应付一下……于是,我和另一位同事决定继续调查,通过电话,在巴黎的一处公园,甚至远至尼斯的一处海滩。结论依然如故:没人对阳光的危害感到意外。也就是说,那些对橙色防晒霜管爱不释手的人并不占多数。

VIEILLISSEMENT

防晒霜仍然不受欢迎?

经过三十多年在法国开展的防皮肤癌和防皮肤早衰风险宣传运动后,我们本以为防晒霜早已成为沙滩包的"标配"——在浴巾和小点心之间。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仅《解放报》关注这一问题,美容行业联合会(化妆品制造商游说团体)在其2026年民意调查中也提及此事:欧普inionWay调查显示,约七成法国人在海滩或泳池会涂抹防晒霜。但仍有29%的人不涂。这一比例还在上升:两年前这一比例为17%。35%的人甚至认为"不涂也不会有真正的风险",而在25岁以下人群中这一比例接近一半。其他调查并不一定显示防晒霜使用率下降,但医生们每年都会发出警告:整体而言,人们涂抹得不够,也不够频繁。

那么原因何在?价格或许是一个因素?"一瓶200毫升优质防晒霜大约要‘二十来欧元’",第戎大学医院皮肤科教授克里斯托夫·贝达纳(Christophe Bedane)坦承。这也是我们在尼斯卡拉斯海滩偶遇的56岁弗兰克给出的第一个理由:"太贵了,而且涂起来不方便……还污染海洋。"在数百公里外的巴黎,穆卢德也不认同:"太油腻了,出汗时很不舒服。"这位七旬老人正在文森森林享受初升的阳光。"我不怕太阳,太晒时我会躲到阴凉处。我老家在阿尔及利亚,那里没人涂防晒霜!"

每两小时补涂一次的官方建议更是少有人遵循。"我讨厌这样,"26岁的凯瑟琳直言,"我觉得把它重新涂在皮肤上很脏,尤其是当皮肤接触过外界空气、双手又没洗干净时……"医生们也提到,"舒适感"是防晒霜改进方向之一。在巴黎的一家诊所,法国皮肤性病科医师工会成员玛丽-埃斯特勒·鲁(Marie-Estelle Roux)经常听到类似反馈:"运动员或户外工作者出汗时,产品会流淌并刺痛眼睛。"

青少年对日晒的不谨慎行为

那么?“某种关于阳光正面形象的东西正在上演,”太阳安全协会及光致皮肤病学学会主席玛丽-泰蕾兹·莱西亚估计道。在研究结果中,79%的人认为晒黑的皮肤“更有吸引力”;68%的人将其与健康联系在一起。

“我更喜欢晒黑的样子。因为我的皮肤晒得好,所以我防护得少,”26岁的劳拉解释道,“虽然担心将来得病,但还是有审美压力。”阿代尔在海滩上度假时,当太阳到达顶点时,他对这种担忧更不在意。“我24岁,从未有过问题……我喜欢回巴黎时晒得黑黑的,晒得很厉害。”他的背包里没有防晒霜。

“除非自己或身边人受到直接影响,否则很难意识到将来患皮肤癌或出现斑点的风险,”玛丽-泰蕾兹·莱西亚继续说道。而晒黑的效果是即时的。蒂埃里·帕瑟龙在前往享受大海前说道。说到底,这和香烟的逻辑一样:风险似乎遥远,而眼前的利益是即时的。计算起来很简单。

当后果更直接时,防护的习惯反而会增加。“之前我不涂防晒霜,但现在90岁了,皮肤会被灼伤……”尼斯一位坐在遮阳伞下的老太太解释道。对梅莉妮娅来说,使用防晒霜的习惯是从她纹身开始的:“我尽量多注意,但当我出门时,纹身被遮住了,就想不起来了。”

对许多人来说,防晒霜与度假和炎热的沙滩画上等号。“我不在海滩上像烤饼一样晒太阳,不需要防晒霜,”一位戴着大帽子在烈日下喂孔雀的巴黎女子说道。“而且我这个年纪,这根本不是问题,”那位八旬老人挥挥手。几米之外,纳塔莉的态度没那么绝对:“在海滩上我会涂,有时跑步时也会……但平时真的不会。我只是待在阴凉处。”

“防护不应仅限于7月和8月的假期,”尼斯大学医院教授、Inserm团队负责人蒂埃里·帕瑟龙提醒道,“一年中紫外线最强的时刻是6月21日。5月底和8月底的紫外线强度相当。”他的同事玛丽-埃斯特勒·鲁则补充道:“只要出门做园艺、运动或仅仅散步,就必须防护。”即使在工作中,户外劳动者也是最易暴露于紫外线的人群,但他们往往不够警惕。

再加上文化和代际习惯的影响。“年纪较大的人通常保留了过去的坏习惯,因为那时我们对这些知识的了解还不如今日,”蒂埃里·帕瑟龙指出。多项研究同样指出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的不谨慎行为。“他们往往是最了解信息的人,但也是这一群体中表现出更多不理性行为的人,”这位尼斯皮肤科医生强调。这种矛盾或许被社交媒体放大。浏览Instagram和TikTok时,我们既能看到与医疗建议一致的科普内容……也能看到推广“快速晒黑”技巧的内容。我们目睹了“晒伤线”(晒黑痕迹明显)或“日光纹身”等潮流兴起,甚至不惜灼伤皮肤。

青春的暗淡

电影院,由卡里娜·图伊撰写 对第七艺术殿堂的赞美,那些铭刻着作家欢乐与痛苦记忆的标志性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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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去世时,我正在一家电影院里。十年前的事了。我看的是马伦·阿德执导的《托尼·埃尔德曼》,这位年轻女导演的第三部长片曾在戛纳引起轰动并入围正式竞赛单元。影片讲述一位古怪父亲前往布加勒斯特看望担任企业顾问的女儿。为了让她从完全奉献于工作的刻板生活中走出来,父亲虚构了一个荒诞的化身——“托尼·埃尔德曼”,一个戴着假发和假牙的滑稽角色。这个有点过于理性的女儿,和这个异想天开的男人,就是我和我的父亲。我记得自己走出影院时并未感到震撼,而是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仿佛我的一段人生被搬上了大银幕。女主角由桑德拉·许勒扮演,而我,是她在现实中的翻版。当我重新打开手机时,收到了母亲发来的短信,告诉我父亲去世了——这不是他又一次恶作剧。如今,每当我走进位于奥德翁区的这家电影院,我都会想起那一刻,我的生命轨迹就此改变。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那些上映影响了我的电影的放映厅,将成为我

LE PORTRAIT

queurs mémoriels。六岁时,我在雅典娜电影院看了路易吉·科门奇尼的《被误解的孩子》,那是巴黎十二区达梅尼尔大道的一家电影院,我就出生在那里,我的祖父母也住在那里。电影院里,不同年代的观众都在哭泣。那个受折磨、被误解的孩子,就是我自己。电影让这种即时的认同成为可能。观众如何通过影像和演员的表演,在顷刻间感受到全身震颤并发生神秘的转变?

在郊区长大的我,那里只有一家电影院。每天早上我都会从它面前经过,梦想着把书包扔在路上冲进去看场电影。我痴迷于《象人》的海报,它覆盖了整个电影院的门面。海报既让我害怕,又吸引着我。最终我走进了电影院。出来时,我有种身体感受到一场存在体验的冲击,仿佛被闪电穿越——这种感觉在看了《穆赫兰道》后再次出现:大卫·林奇在完美的电影院里,仿佛保证了一次沉浸式的体验,一个暮色美学的世界将其强烈的光芒折射到我的整个存在。我想成为作家或电影人,也就是说,创造一种语言、一种语法——塑造世界,并在那里注入一种颠覆性、复杂的想象力;这种渴望在我内心溢出,这种逃离现实、改变位置、地点和身份的需求。这是一场黑暗中的逃亡,是在这个世界的不透明中重塑自我的尝试。我想生活在那里,在电影院里;我的书终有一天会在那里写成,在我的头脑中充满了影像。

我热爱那个地方,那份黑暗,那份未知,进入平行世界的感觉,现实的前厅。我们能否在官方历史之外为自己发明一种生活?我或许出生在一家电影院。1972年。科波拉的《教父》之年。布努埃尔的《资产阶级的隐秘魅力》之年。或者不如说,在塔可夫斯基的《索拉里斯》中。

「电影摄影术,军事艺术。像准备战斗一样准备一部电影」——罗伯特·布列松在《电影摄影术笔记》中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米歇尔·莱里斯将作家比作斗牛士的话:一篇文字对于作者来说必须是危险的。如果不置身险境,就等于死亡。在电影和文学中,我们都在与社会、与自己、与世界发生冲突。电影院或许是最后几个民主、平等、革命的空间之一。

每次走进电影院,我内心都会涌动一种振动,仿佛内在的机制在组织一场丰饶的混沌,动摇那些看似固定的结构,从字面意义上改变生活:电影院是所有人类情感的放大器,是共鸣箱。我去那里是为了感受,为了在那里找到对自身存在的回响。

无论是写作的避难所、远足的小屋、家族的旧宅、电影院还是心爱的海滩,《解放报》邀请作家们描绘一个钟爱的场所。

感受。当《索尔之子》的第一批画面开始播放时,我能够精确地描述自己身体的振动。

Plus tard,我迷上了构成电影艺术本身的一切;我走进电影院,聆听导演们谈论他们的工作,阅读电影人的访谈或日记,希望在影院观影时理解创作过程中的种种奥秘。我感兴趣的,是幕后的一切——演员的准备、制作、工艺、剪辑。在先贤祠电影院(位于维克多-顾赞街),萨特和普雷维尔也曾光顾,我在那里观看了正在制作中的电影,并深信创作是一个充满怀疑、摸索与实验的空间——而且是一门集体艺术。当看到雅克·欧迪亚的《艾米莉亚·佩雷斯》或克里丘安·蒙格的《峡湾》的首映片段时,这种工艺在一个为电影而设计的空间中展现无遗。

作家的工作也汇聚了构成电影艺术的一切:化身、导演、剪辑——艺术门类间并无明确界限,艺术家们彼此渗透,互相借鉴,电影启发现作家,而电影人也改编他们的作品,将其变为全然不同的存在。

我记得所有那些曾塑造我的电影院:首映式的大厅、我家附近拉丁区的艺术影院、多厅影院。但有一家电影院我永远不会忘记。位于多梅尼尔大道的雅典娜电影院于1985年永久关闭,如今已改建为福音教堂。布道取代了影像,宗教取代了艺术。在20世纪70年代,电影院改建为犹太教堂用于赎罪日仪式并不罕见。我不明白为何这段记忆会浮现脑海:我和父亲在一家电影院里——哪一家?——我六岁,披着他的祈祷披肩(他一年只用一次),这披肩曾启发德里达写下一篇文章。但这不过是电影中的一幕、一种虚构,一个想象的正反打镜头。

作者:卡里娜·图依

插图:弗朗切斯卡·曼托瓦尼、欧珀莱、科朗坦·福伦 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迪弗尔让斯出版社

我们如此讨厌...

整个夏天,30个对立故事

《解放报》

周一 2026年8月17日

马丁·布伊格

文森特·博洛雷

还有

一场摄影展 今日旗帜 我们的夏季系列 漫画...

ERIC-PIERMONT AFP


II

夏季

7 我们如此讨厌...

《解放报》 周一 17 2026年8月17日

布伊格与博洛雷之间的钢筋混凝土冲突

老板们 他们曾在同一所小学就读。但1997年,这位布列塔尼商人未经通报便闯入法国建筑业龙头企业的资本中。此次行动迅速恶化,两人自此展开无情斗争。

撰文:弗朗克·布扎齐

有些电话最好永远别接到。这正是马丁·布伊格在1997年12月9日上午接到文森特·博洛雷电话时的感受。当时,这位法国建筑与公共工程行业龙头企业(同时也是TF1的所有者)的首席执行官已在其父弗朗西斯——公司创始人——去世后的五年里接任集团领导层。他仍需巩固自身合法性,尤其是面对比他资深得多的集团元老。

电话另一端,45岁的文森特·博洛雷正在金融界崭露头角,被视为一名金融冒险家。当时,他刚刚控制了里沃集团——一个由银行和亚洲种植园组成的集团。此次收购为他带来了充足的流动资金,并被用于通过五家为此专门成立的公司,秘密收购布伊格集团的股份。因此,当他于当天早些时候致电马丁并约定当天见面时,正是为了向他宣布自己持有其集团8.7%的股份。这一消息对这位布伊格家族的二公子而言格外震撼,因为他与家人对集团的控制极为有限,仅持有14.8%的股份。两人并非陌生人。他们曾就读于巴黎十六区同一所私立学校古尔松学校,并在高等商学院(CML)同窗。文森特·博洛雷甚至还散布了一张两人同框的毕业照,以此为日后所谓的“叙事营销”添油加醋。

勒科尔纽的魅力攻势

在一部详细记述文森特·博洛雷生平的书中,两位《解放报》记者纳塔莉·罗兰和雷诺·勒卡德尔描述了这场行动的前奏。文森特·博洛雷当然认识马丁·布依格,因为他们同属商界小圈子,但他更是其姐姐——TF1广告部门负责人科琳娜·布依格的邻居,后者后来被该频道老板帕特里克·勒莱以性格不合为由排挤出局。两人均居住在蒙莫朗西。蒙莫朗西是巴黎十六区的一处高档住宅区,由独栋别墅组成,外人需出示通行证才能进入。然而,在90月份科琳娜·布依格的生日派对上,文森特·博洛雷作为座上宾出席。于是,他开始对她展开魅力攻势,试图摸清其底细。而更重要的是,早在数周前,投资者阿兰·明茨的一位亲密顾问就已在幕后运筹帷幄。他发现布依格集团存在两大潜在收购理由:

一是资本未被锁定,考虑到家族持股比例较低;二是其在电视、水务和电信领域的多元化扩张——远离建筑和公共工程这一核心业务——已大量消耗现金。整体收购后拆分出售或许能带来可观收益。唯一的问题是,早已有人盯上这块肥肉,而且非等闲之辈。一位与《解放报》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在三十年后仍坚持匿名,回忆往事时表示:「苏伊士水务和能源集团总裁热拉尔·梅斯特拉尔对该项目感兴趣,且财力足以支撑其雄心。有传言甚至称,集团核心成员曾与外部投资者密谋发动“政变”,试图赶走布依格家族。」因此,文森特·博洛雷必须抢占先机,于是在公开前悄悄买入股票。最后一个让这位布列塔尼人下定决心的因素是:上世纪90年代末正是政商界因非法资助政治生活而丑闻频发的年代。而马丁·布依格正因向商人皮埃尔·博通账户汇款(用于资助里昂市长米歇尔·努瓦尔的竞选活动)而被起诉。这足以动摇这位首席执行官的地位。

对布伊格公司的敌意收购可行性

当马丁·布伊格面对既成事实时,他一时感到惊讶。他选择先咨询亲近之人和董事会,并初步采取了一种可能类似于投降的立场。简言之,即一项股东协议,其中双方将各自持股集中,并承诺在至少五年内保持合作。更重要的是,文森特·博洛雷获得了三个布伊格董事会席位,这将使他能够——如果他愿意——质疑马丁·布伊格的战略和领导地位。接下来的情况表明,他绝不会放弃这一机会。何况,第三个男人也加入了这场纷争。克洛德·贝贝尔当时是保险巨头安盛(AXA)的强势掌门人,且非官方地成为法国资本主义的教父之一。然而,1998年1月9日,《解放报》披露: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 星期一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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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对布伊格公司产生了浓厚兴趣,且是实质性的。一家美国投行DLJ正在研究对布伊格公司发动敌意收购的可行性。该机构是安盛的子公司,而负责这项操作的人正是克洛德·贝贝尔的亲生儿子:纪尧姆。马丁·布伊格眼见博洛雷与贝贝尔联盟的雏形正在形成,意图夺取他的公司并毫不留情地将他逐出局。尽管他面对新合作伙伴时表现得平静温和,但此人绝不容许别人轻视自己。

马丁·布伊格开始组织反击,聘请了巴黎律师界的顶尖高手让-米歇尔·达鲁瓦——他是法国两大顶级商务律师事务所之一的负责人。此人还是文森特·博洛雷的密友、亲信顾问阿兰·明克的朋友。达鲁瓦向《解放报》强调:“我们约定了不谈论此事。”与此同时,这位集团新股东正在准备进攻。在仔细审查账目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其亲近之人总结为:“布伊格业务太多,资金却不足。”文森特·博洛雷垂涎的宝石是●

2023年,克洛艾·布伊格与亚尼克·博洛雷在凡尔赛合影。

1962年,文森特·博洛雷(从下往上数第二排)与马丁·布伊格(从上往下数第一排)在巴黎十六区的热尔松学校合影。图片来源:博洛雷收藏

TF1正是文森特·博洛雷垂涎的宝石,考虑到该频道的盈利能力与影响力——彼时它在法国电视景观中占据领导地位。然而,他却认为在移动电话领域的多元化发展极其昂贵。而这一业务正处于整合期。在欧洲,电信运营商纷纷相互收购,意大利电信对布伊格电信表现出兴趣。在探索这一可能性的过程中,文森特·博洛雷犯下了一个心理上的错误。移动电话许可证的获取实际上是马丁为布伊格集团奠定的核心贡献,该集团在传统业务——建筑与水务分销领域根基稳固。甚至TF1的私有化也是由其父弗朗西斯·布伊格赢得的。而放弃移动电话业务的想法立即引发了敌意。“这立刻变得相当激烈”,商务律师让-米歇尔·达鲁瓦回忆道。更何况,为了保留并资助这一业务,马丁·布伊格不排除出售TF1的可能,并已开始与电影集团百代的掌门人热罗姆·塞杜进行私下磋商。

战斧于是被挥起。在1998年3月31日的董事会上,文森特·博洛雷与其副手让-保罗·帕拉耶拒绝批准账目,并在三个月后的6月10日召开的新一届董事会上再次行使否决权。自此,互骂之声四起。“流氓”指向文森特·博洛雷,“矮子”则针对马丁·布伊格。

股东协议签署六个月前的景象如今已恍如隔世。正是这份文件,现在却成了布依格阵营试图撤销的对象。为此,律师让-米歇尔·达鲁瓦出手相助。在这次行动中,他与同行尼古拉·萨科齐携手合作。这位未来的共和国总统此时正处于政治低谷,于是选择重返巴黎律师界执业。

两人在金融市场管理局(负责判定股东协议有效性的主管机构)面前进行辩护,并最终胜诉。马丁·布依格自此不再受文森特·博洛雷的约束,重获行动自由。博洛雷为挽回颓势,曾试图与让-吕克·拉加代尔(马特拉集团老板)或让-玛丽·梅西耶(威望迪CEO)结盟,但均未成功。

这桩纠纷的最终仲裁者是弗朗索瓦·皮诺。这位亿万富翁当时拥有木材贸易、春天百货、红极购物和Fnac等业务,他收购了文森特·博洛雷的股份。此次控制权争夺战以失败告终,投资者虽输掉官司,但在出售布依格股票后仍实现了1,5亿法郎(250万欧元)的资本收益。自此,两人再未真正和解。然而,一桩喜事本可让他们重修旧好:2006年6月,马丁的侄女克洛艾·布依格嫁给了文森特之子扬尼克·博洛雷。据说叔叔并未出席婚礼。解放报曾试图核实此事,但未获回应。

视听格局的变迁

在商业生涯中,这两位男士自那次收购企图后,曾两度间接正面交锋。2014年春季,帕特里克·德拉吉收购了当时由维旺迪集团持有的移动运营商SFR。马丁·布伊格也参与竞标,他希望将SFR与布伊格电信合并,以此扩大市场份额。两位竞争对手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然而,维旺迪的重要股东之一樊尚·博洛雷却支持帕特里克·德拉吉的出价,最终德拉吉赢得了这笔交易。

八年后,马丁·布伊格计划将TF1与M6合并。这桩交易事关重大,势必给法国视听格局和广告市场带来重大变化。若此次合并得以实施,由樊尚·博洛雷持有的Canal +将无法从中获利。巧合的是,在法国竞争管理局开始审查该交易的首次听证会前夕,双方爆发了激烈争执。

Canal +在其Canalsat平台上停止播放TF1集团旗下五个频道的节目,这相当于损失了10%至15%的收视率和同等比例的广告收入。官方给出的理由是,通过布伊格电信机顶盒向Canal +收取的传播成本上涨。然而,幕后真正的原因是樊尚·博洛雷极力阻挠此次合并。一个月后,布伊格与M6的高管选择放弃,预见到竞争管理局将限制合并审批。报应来得如此之快,实在耐人寻味。

2026年8月17日 星期一

亲爱的先生,

我的前哲学老师,如今也是我的朋友让·迪维尼奥今天上午强烈建议我去见您。他应该已经提前通知了您(也许他已经这样做了)。我本该给您打电话。但我不擅长打电话。于是我决定给您写信。我想请求您一次会面并征求一些建议。这封信的开头写得很糟糕,看起来荒谬至极。请原谅。我总是很难开始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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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必须告诉您为什么需要见您。仅仅说"我有麻烦"是不够的,还必须解释是什么麻烦。我会尽量简洁。我的陈述可能会显得枯燥乏味,甚至粗俗不堪,但或许能因此更清晰。

我于1936年3月7日出生于巴黎。我的父母是从波兰来到法国的犹太人。我的父亲在1940年的战争中去世。我的母亲在1942或1943年被驱逐,至今下落不明。十一年来,我一直与父亲的妹妹生活在一起,她的丈夫是我的监护人。从十岁到十二岁,我每晚都需要一名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在我的床边来回巡逻才能入睡。十二岁时,我逃离家庭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在克洛德-贝尔纳中心(同时也是我的中学)接受多尔托夫人的治疗。在她的建议下,我继续在埃唐普的学业。我回到巴黎上八年级,再次接受多尔托夫人的治疗,但这次是在她家中(治疗更接近真正的精神分析。在克洛德-贝尔纳中心,细节是一种心理治疗)。那一年,我最后一次见到多尔托夫人,并发誓再也不会需要心理分析师或精神科医生。由于家庭中只有困难,我回到埃唐普继续学习哲学。在那里我认识了迪维尼奥。我也在那里体验到了此前我完全无法企及的东西(除了家庭之外,我既没有恋爱经历,甚至连女性友谊都没有):爱情。这份爱情完整而真实,时至今日我仍深信不疑,但对象是一位比我年长十二岁的女性。她给予了我一直缺失且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温柔。那一年我相信自己变得平衡而自信(1)。

回到巴黎后,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做了三件事:我准备了圣克卢高师的考试;开始为《新法兰西评论》(NRF)撰稿,迪维尼奥在那里介绍了我(我曾在几次聚会中看到您,但我们可能没有说过话)。我疯狂地爱上了埃唐普的一位老朋友。从十一月到五月,我"期待"着。从五月到六月,我以为自己在恋爱。从六月到十月,我等待着。十月时,一切化为泡影。这一年,我准备了两门历史证书。我完成了一部名为《流浪者》的小说,从十月写到一月。我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到三月时,我彻底从失败中恢复过来。直到复活节前我状态很好。我的工作进展顺利。复活节假期期间,我独自一人留在巴黎(也就是说没有朋友)。从那以后,情况如下:我无法专注于我的

我无意去寻找奇迹般能为我带来爱与温柔的人,因为我已经等待了两年半。我也无力让朋友拖着我前行。我靠香烟和黑咖啡度日。若在大学食堂里遇不到熟人,我连饭都吃不下。我睡眠很差,对自己毫无信心,感到疲惫不堪。第二学期时,我曾全身心投入政治事件,因为觉得有必要参与其中,但如今我再也做不到。我需要足够的力量通过这两门考试,需要足够的自信来摆脱拘谨,以便更好地寻找温柔。我把这些事说得太外在化,以至于听起来并不严重。但我已经浪费了三周时间。目前我和家人的关系还算融洽,但

两次大学考试不及格只会给我带来麻烦。我的话既不简洁,也不清晰,更谈不上优雅。我为此道歉。但我认为我已经告诉了您最重要的事。我想向您寻求建议。该走哪条路?必要时,该服用什么强心剂?我能否在您方便的某个时间见您片刻?再次为这封冗长的信道歉。我不善于写信的开头,也不善于写信的结尾:请接受我尊敬的友谊,或许有些笨拙,但远比那些虚伪的客套问候更真诚。

乔治·佩雷克

(1) 佩雷克在此提及他与高中英语老师于盖特·盖里纳(其大学同学菲利普·盖里纳的姐姐)的恋爱关系。 (2) 玛丽-克莱尔·埃尔潘。关于这段感情的内容在《地点》中有所提及。 (3) 目前唯一保留下来的(佩雷克在1956年4月这封信中可能提及的)是《小船》(1954年秋)。后来(1956年末和1957年末),佩雷克又写了三篇如今保存下来的短篇小说:《曼德雷》、《虱子》和《游行》。 (4) 可能指与阿尔及利亚战争相关的事件。

信件来源:克里斯托夫·尚皮翁收藏,法乌斯特罗尔书店。

版权所有:因迪维多·理查森-萨洛登

难以磨灭的记忆

夏季艺术节

从诺曼底 到普罗旺斯,跟随《解放报》 至8月22日,探索LUX网络 精选展览。今日,在伊夫林省 勒梅努(伊夫林省) 与马蒂斯·贝内斯特贝同行。

[…OMITTED…]

在经历暴力或仅仅难以承受的事件后,我们的大脑会帮助我们遗忘。这就是所谓的解离性遗忘。一种心理现象,其特征是无法回忆痛苦或创伤性的过去。这往往发生在遭受乱伦的人身上。遗忘是为了继续生活。这就是"黑屏",这种记忆丧失,马蒂斯·贝内斯特贝试图通过摄影来解锁。两年执着的追寻,寻找童年支离破碎甚至缺失的记忆。以章节和三种图像形式,他展开一个非线性叙事:"他告诉我们,"要学会阅读沿途留下的线索。这种追寻首先通过摄影提供的距离实现,也通过他保留那些难以捉摸的事物的方式。"首先是他5至10岁时拍摄的照片。恰好在他的遗忘期内。用一台索尼卡片机,孩童的照片虽模糊却极力捕捉主题与气场:南瓜头吓人,三颗苹果过于光亮,忧郁马头,以及那张张开的嘴发出无声的尖叫。童年物件的其他痕迹,他用紫外线拍摄,涂上使其发荧光的粉末,仿佛要阻止它们消失。最后是噩梦般的照片,仍是碎片:一只耳朵、蜘蛛窝、胡须,这些"记忆"被涂成红色,始终在紫外线下曝光。摄影用于锚定流失的记忆,并将无形之物和那些勇于揭露乱伦的人的勇气具象化。"我相信你。"

娜塔莉·马尔凯蒂

在其"黑屏"系列中, 马蒂斯·贝内斯特贝 展开一个非线性叙事, 讲述其童年创伤, 他曾是乱伦受害者。 摄影:马蒂斯·贝内斯特贝

《勒梅努志》

伊夫林省勒梅努, 至9月1日。

第六届艺术节呈现 来自世界各地的22位 作者,他们的摄影故事 讲述当下与社会。今年 强化承诺,聚焦反对乱伦 斗争,以图像打破沉默。


VI

夏季 / 漫画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

异议者

作者:德夫·巴克德夫 Éditions ça et là 出版社

[…OMITTED…]

"垃圾城",四格漫画。

自2012年《我的朋友达默》出版以来,美国独立漫画界的重要人物德夫·巴克德夫延续其纪实风格,此次以1917年的美国为背景。通过年轻漫画家乔·赫特尔的诗意形象,《异议者》讲述了战争狂人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与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杂志《群众》的艺术家们之间的激烈较量——这些艺术家们被间谍、骚扰、逮捕威胁。

《异议者》

作者:德夫·巴克德夫 英译:Fanny Soubiran Éditions ça et là 出版社 344页,28欧元 9月11日上市

待续...


VIII

《解放报》 2026年8月17日

今日问答

为您介绍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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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安娜·吕森

1 我是一款由让娜·朗万于1927年创作的香水,拥有艺术装饰风格的经典瓶身,上面描绘了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我是……

A Adagio B Arpège O Joy D 朱利安·勒佩尔

2 哪一家于1760年创立的英国香水品牌曾为温斯顿·丘吉尔、罗伯特·雷德福或麦当娜调制香水?

A Creed B Jo Malone Penhaligon's D La Tène

3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畅销小说《香水》中的主人公叫什么名字?

A 让-巴蒂斯特·格勒奈 B 让-吕克·勒泰尼亚 让-巴蒂斯特·克拉波 D 于尔根·克洛普

4 卡夏雷品牌的经典香水"安娜依·安娜依"在20世纪90年代曾风靡无数少女的浴室,它的广告语是什么?

A "回忆是灵魂的香水" B "我相信精神的力量" "总有一天温柔将遍及世界" "旧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缓慢显现"

5 1990, 为哪一款香奈儿香水尚·保罗·古德拍摄了一支背景为关闭的窗户、配乐为普罗科菲耶夫音乐的MV?

A Jalouse B Chance Allure D Egoïste

6 哪位君主对科隆香水如此痴迷,甚至会偶尔喝上几滴?

A 拿破仑一世 B 路易十四 维多利亚女王 亚历山大大帝

7 谁发明了香水喷雾器?

A 时装设计师保罗·波烈 B 可可·香奈儿 作家兼美食家让-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 本杰明·富兰克林

8 "嬉皮士"们最喜欢的香水是什么?

A 檀香和广藿香 薰衣草,仿德龙省牧场风格 香草和椰子 D 机油

9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偏爱的香水(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是?

A 爱马仕的《美男子》 B 迪奥的《Sauvage》 格雷的《卡波蒂娜》 弗雷德里克·马勒的《先生》

10 男性至上主义者喜欢香水吗?

A 不喜欢,太女性化了 B 喜欢,当他们浓烈时 香水是什么? 如果可以喝的话……

答案:1.B,2.A,3.A,4.C,5.D,6.A,7.C,8.A,9.B,10.B

海滩口袋书

广濑弘子

《洞》日文版由志贺笋、布尔戈·西尔万译成法文 基督教·布尔戈出版社"卫星"系列,176页,8,50欧元

一个日本家庭主妇的生活被一只无法辨识的野兽的出现彻底打乱。

《洞》是广濑弘子于1983, 年创作的小说,不会打破酷暑的链条。故事发生在日本,在一片静止荒凉的乡村,主人公阿砂刚刚搬到这里。她的丈夫因升职调动,她决定跟随丈夫并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属于公婆,他们成了邻居。这对年轻夫妇不需要支付房租。"真幸运,真幸运",当阿砂向同事讲述她未来作为家庭主妇的生活时,同事这样感叹道。但现在,这个年轻女子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状态:无所事事的等待和空虚的时光让另一个阿砂浮现出来。她遇到了一只无法辨识的野兽,或许是一只"狸猫"——这种动物在漫画中很常见,它那可伸缩的睾丸可以当降落伞用——她掉进了一个洞里,遇到了一个和她一样无所事事的男人。酷暑扰乱了感知,沥青冒着烟,蝉鸣制造出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就像我吞下了一只蝉,它的鸣叫声在我的体内回响。这种噪音我瞬间就习惯了,然而当我再次沉浸其中时,它如此强烈地粘附在我的皮肤上,让我几乎窒息。"继《工厂》——对一个被黑鸟包围的庞大企业的梦幻般探索——之后,《洞》是一部优美而短小的小说,可归入魔幻现实主义。

我的美丽阶梯

作者:艾丽丝·克莱尔、萨维尼安·德·里韦、朱利安·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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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仅仅是国家才有国旗

欧佩克

1960年,五个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委内瑞拉,随后十几个国家加入)创建了一个卡特尔。他们设计了一面由四个白色元素组成的旗帜,背景为蓝色。这些圆形和条形不仅对应英语首字母缩写(石油输出国组织),还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圆形代表成员国,连接的形状代表它们的合作,而中间的条形(那根代表字母"P"的条形)则象征着石油流向世界……

3 € Première édition. N°14015

LUNDI 17 AOÛT 2026

www.liberation.fr

ETL

Ils se sont tant détestés Bouygues vs Boilore

CAHIER CENTRAL

Réseaux sociaux Après la censure de la loi, l'interdiction aux moins de 15 ans est elle encore possible ?

PAGES 10-11

ETL

Nage libre Léon Marchand fait les 400 coups

PAGE 16

PHOTO ALBERT FACELY POUR «LIBÉRATION»

Libération

M 00135 - R17 - F: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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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QUE-BARBUT, MINISTRE DE L'ÉCOLOGIE

«JE N'AI PAS PASSE L'ÉTE SUR UNE CHAISE LONGUE !»

Après une saison rythmée par les canicules, les incendies et la sécheresse, la minist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revient sur sa démission avortée et les polémiques qui l'ont touchée. Elle détaille à «Libération» ses priorités pour la rentrée. PAGES 2-5

IMPRIMÉ EN FRANCE / PRINTED IN FRANCE Belgique 3,20 €, DOM 3,80 €, Espagne 3,60 €, Grèce 3,50 €, Luxembourg 3,20 €, Maroc 23 Db. Portugal (continental) 3,90 €, Suisse 3,90 C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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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ÉNEMENT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ÉCONOMIE

Par HAMDAM MOSTAFAVI

Limites

La minist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a-t-elle eu raison de rester au gouvernement ? Le 21 juillet, face à l'adoption de la loi d'urgence agricole et à la réintroduction de deux pesticides décrétés, elle démissionne. Puis change d'avis le lendemain, finalement convaincue par le Président. Trois semai-

nes plus tard, alors que la France a subi de nouveaux épisodes intenses de canicule, des incendies inédits et une sécheresse exceptionnelle, la ministre n'a pas passé un été reposant. Sous le feu des critiques pour le temps passé dans sa maison du Var, mise à l'écart du déplacement ministériel prévu ce lundi en Gironde, absente aussi de la COP sur la désertification qui s'ouvre en Mongolie, elle a choisi Libération pour faire le point sur l'avancée de ses dossiers dans ce contexte de crises multiples. Des avancées, elle promet qu'il y en aura, à l'automne, ayant reçu des engagements en ce sens de la part de Matignon et de l'Elysée. La ministre a rai-

son au moins sur un point : il ne peut y avoir de transition écologique si tous les ministères ne s'y mettent pas. Le constat est connu depuis longtemps, sans que cela soit suivi d'effets suffisamment significatifs. Au regard de la réalité de l'urgence climatique, qui a frappé cet été bien plus rapidement que ce qu'on imaginait, la question se pose de sa capacité à peser suffisamment au sein du gouvernement. Avec le sentiment de toucher aux limites de l'exercice qui consiste à embarquer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peu habitués aux tractations politiques. L'écologie incarne le temps long, alors qu'Emmanuel Macron s'est retrouvé depuis le début de

son premier mandat à proposer des solutions de court terme face aux diverses crises – des gilets jaunes, déjà sur fond de transition écologique, aux agriculteurs. Dans cet entretien, la ministre évoque aussi certaines bonnes idées qui se trouvent hors de son propre camp politique : ce que cet été nous a aussi confirmé, c'est que la question de l'écologie doit dépasser les considérations partisanes. Qui que soit le prochain locataire de l'Elysée, il fera très vite face à un été chaud. Et il y a fort à parier qu'il aimerait que les mesures indispensables à la transition aient été prises avant d'être au pied du mur climatique... ➤

Monique Barbut, mercredi à Paris.

Monique Barbut

«Certains aimeraient que je ne sois plus là»

Démission avortée, tensions au sein du gouvernement, incendies, sécheresse... Après des semaines de remous, la ministre mise sur son «programme d'investissement sur l'adaptation», cet automne, pour poursuivre à son poste.

Recueilli par LILIAN ALEMAGNA et ANAÏS MORAN Photo ALBERT FACELLY

Et compliqué pour Monique Barbut. Démissionnaire le 21 juillet pour finalement rester à son poste le lendemain, la minist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a dû, en plus des sujets incendies et sécheresse, gérer des polémiques dans la presse et des tensions internes avec Matignon et plusieurs de ses collègues au gouvernement. Elle se défend dans Libération.

Ce lundi, Sébastien Lecornu est en Gironde avec plusieurs ministres. Mais pas avec vous. Pourquoi ?

Ici dans mon ministère, il y a trois ministres [dont deux délégués, ndlr] et nous avons chacun un certain nombre de dossiers. Catherine Chabaud s'occupe de la mer et de la pêche, et

Mathieu Lefebvre [qui sera présent en Gironde] est chargé, notamment, des forêts d'exploitation. En Gironde, c'est au cœur de la problématique des hectares qui ont brûlé.

Pas de problème entre Sébastien Lecornu et vous, donc...

Nous avons pu avoir des désaccords mais pas sur un sujet aussi important. Mon absence est vue avec lui.

La forêt et les feux sont des enjeux majeurs et le seront d'autant plus à l'avenir. Quel rôle comptez-vous jouer ?

Le matin de ma démission, j'avais organisé une première réunion avec les principaux acteurs engagés sur la forêt pour lancer France forêt 2100, un grand programme dédié au renouvellement forestier, la biodiversité, l'exploitation du bois... En plus de brûler, nos forêts sont malades. Il nous faut donc repenser leurs usages, leur conception, les essences que nous plantons, la cohabitation entre l'homme, l'animal et l'écosystème. Lorsque

les premiers feux ont sévi, les initiatives se sont multipliées autour des spécificités propres à chaque forêt : le Président a par exemple souligné la valeur patrimoniale de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Dans des zones de montagne comme dans la Drôme, la disparition des forêts soulève d'autres enjeux, notamment en matière d'érosion et de maintien des sols. Si chaque forêt a ses spécificités, elles doivent toutes pouvoir se retrouver dans un programme global.

Ce programme a-t-il des objectifs précis ? Un budget alloué ?

Il est évident qu'à moyens constants, il n'est pas imaginable de faire les choses comme il faut. C'est pourquoi nous avons lancé France forêt 2100, ce qu'on appelle une start-up d'Etat, au sein de notre administration, pour pouvoir mobiliser des capitaux privés, des fondations, faire appel à des dons... Mais qu'on soit bien d'accord : l'Etat doit aussi faire des efforts et prendre sa part. Suite page 4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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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Porge, le gouvernement attendu au tournant

En amont d'une visite officielle en Gironde ce lundi, le Premier ministre s'est rendu dimanche, sans caméra, dans la commune la plus meurtrie par le mégafeu qui a ravagé près de 42 000 hectares. Les sinistrés appellent à des aides à la hauteur de la catastrophe.

Plus de quinze jours après le passage de l'ogre de feu, le village est encore enveloppé par l'odeur âcre du bois calciné. Les camions multiplient les allers-retours vers la déchetterie, remplis de bouts de ferraille noircis. Les réunions de crise s'enchaînent. Au Porge, commune la plus meurtrie par le mégafeu de Gironde avec 183 maisons parties en fumée, les près de 3 500 habitants n'ont qu'une idée en tête : la reconstruction de leur «petit paradis». Après une visite au Porge non inscrite à l'agenda dimanche, le Premier ministre se rend ce lundi à Mérignac en compagnie de plusieurs ministres pour échanger avec des élus et acteurs socio-économiques. Il doit aussi rencontrer un collectif d'habitants du Porge,

ainsi que des pompiers. «Le cornu et toute sa clique ont plutôt intérêt à faire des annonces fortes», lance Ludivine Daurignac, au milieu des ruines de sa maison. «Car à feu exceptionnel, mesure économique d'urgence exceptionnelle.» La formatrice en massage, dont le matériel de travail a été réduit en cendres, réclame notamment «une exsmération de cotisations pour toutes les entreprises touchées par le sinistre». Et non pas un simple report d'échéance, comme ce qui a été avancé à ce stade par l'Urssaf. «Ça serait juste reculer pour être encore plus dans la merde.»

«Gros chèque». Une demande également portée par le Medef de Gironde. Face à cette situation économique «gravissime», ces trous dans la trésorerie et ces pertes «qui tournent entre 46 et 60%», son président Mathias Saura réclame aussi la prise en charge à 100% par l'Etat de l'activité partielle. Autres annonces espérées : la mise en place d'un fonds défiscalisé, «à l'instar de ce qui a été fait pour Notre-Dame» mais aussi des prêts de trésorerie «pour sauver ces boîtes jusqu'ici entièrement viables». «Lecornu ne doit pas venir pour un discours, il doit venir avec un gros chèque», abonde Sophie Rocher, directrice de l'Hôtel du Porge. Les flammes se sont arrêtées à 60 mètres du bâtiment. Autour, le long de la route «de la désolation», le feu a tout rasé. Sa saison touristique «est complètement foutue». Déjà 70 000 euros de pertes sèches au compteur. Toutes les réservations pour septembre ont aussi

été annulées. Et sans ce «matelas de l'été», la patronne ne sait pas comment elle va «tenir l'hiver».

Dans le centre-bourg épargné, «Miquette», patronne depuis toujours du bureau de tabac, s'inquiète aussi de voir «ce mois le plus rentable de l'année» lui filer entre les doigts. L'incendie s'est déclaré «au pire moment». Pourra-t-elle continuer à verser un salaire à ses trois employés? «Peut-être qu'il faudra envisager le temps partiel», déplore-t-elle.

«Si les entreprises ne sont pas accompagnées dès maintenant, c'est tout un bourg qui va être anéanti, avec des tas d'emplois supprimés», argue Alain Guillout, président de l'Union des métiers et des industries de l'hôtellerie pour la Nouvelle-Aquitaine. Et si le «paquet» n'est pas mis «immédiatement», les zones alentour risquent aussi de subir les conséquences immatérielles du feu.

«Grand plan». «Il nous faut un plan Marshall sur trente ans, tant pour reconstruire les commerces que pour la forêt», assène le maire (sans étiquette) du Porge, Martial Zaninetti. Ce lundi, lors de son entretien avec Sébastien Lecornu avant la réunion de Mérignac, il arrivera donc «avec des chiffres précis». Sur sa liste : des règles assouplies sur le plan de l'urbanisme, notamment pour autoriser les sinistrés à installer des mobil-homes sur leur terrain, et le classement du Porge en «commune touristique» afin de bénéficier de dotations supplémentaires.

Sans oublier un «grand plan pour la sylviculture». Car pour l'édile, il n'est pas question de «replanter des pins maritimes à l'identique» : cela reviendrait à «faire les mêmes erreurs que par le passé». Lui plaide pour s'éloigner de la monoculture de ce résineux qui brûle comme une torche.

Une option «envisageable», mais à condition que «l'Etat soit prêt à compenser nos pertes de revenus», rétorque Didier Deyres, sylviculteur au Porge. «Parce que planter du chêne, oui je veux bien, mais ça rapporte trois fois rien si on compare à la culture du pin, la seule chose rentable», poursuit-il. Lors du mégafeu, près de 200 hectares de sa parcelle ont été ravagés. Son frère, Laurent Deyres, agriculteur, a lui aussi «trinqué». «Toutes les cultures en bordure ont dérouillé.» Sa machine à irriguer a, elle, littéralement fondu. 40 000 euros partis en fumée. Puis, pendant quinze jours, «on n'a rien pu arroser à cause des coupures d'électricité». Avec tous ces problèmes cumulés, l'exploitant redoute des «immenses pertes» dans une année où il a déjà du mal «à joindre les deux bouts». Ce qu'il attend du gouvernement? «Des chèques, pas des promesses dans le vent.»

COPPÉLIA PICCOLO

Envoyée spéciale au P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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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ÉNEMENT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Suite de la page 2 Pour ce qui est des objectifs, nous en sommes encore à dessiner la philosophie générale. Il y a actuellement une proposition de loi transpartisane, portée notamment par les députés Sophie Panonacle [Renaissance] et Hendrik Davi [apparenté école], qui vise à mieux adapter la politique forestière aux enjeux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Je partage très largement les orientations de ce texte. Il faut donc accélérer son examen. Les syndicats de sapeurs-pompiers, en grève jeudi, alertent sur un système au bord de la rupture. Partagez-vous leur constat ?

Je suis généralement cash et je peux parfois avoir une parole qui détonne un peu au sein du gouvernement, mais là, sincèrement, je n'ai pas compris toute cette polémique sur le nombre de Canadair. Par ailleurs, la coordination du système européen est bluffante d'efficacité. C'est sûr qu'avec 50 départs de feu en simultané, comme en juillet, le système est sous pression. Mais on ne pourra jamais mettre un pompier derrière chaque arbre pour faire face à une situation extrême.

Mais des saisons comme celle-ci vont se répéter...

Il va donc falloir organiser les choses différemment. Lors de ma visite du massif du Gros Bessillon (Var), les agents du Sdis [Service départemental d'incendie et de secours] m'ont expliqué que l'un de leurs principaux problèmes avait été l'accès aux forêts : certains chemins n'existaient pas et ils ont perdu du temps et de l'énergie à les créer. Si nous ne voulons pas perdre 150 000 hectares chaque été, il faut donc permettre aux services de sécurité civile de se déployer rapidement dans les massifs. Un habitat protégé ne doit pas empêcher la création de sentier d'accès pour nos pompiers, car quand la forêt brille, l'habitat aussi. Mais attention, il ne faut pas faire n'importe quoi non plus. J'entends la petite chanson de ceux qui disent qu'on aurait arrêté des coupes parce qu'il ne fallait pas gêner le chant des oiseaux au réveil... C'est ridicule. La biodiversité, une fois qu'on l'aura perdue, c'est game over. On ne sait pas la remplacer. Il faut donc travailler avec l'ONF, les propriétaires privés, la Caisse des dépôts et consignations, les exploitants forestiers et les ONG pour trouver le meilleur compromis : préserver la biodiversité tout en facilitant l'action des services de sécur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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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nez-vous les reproches qui vous ont été faits sur votre départ dans votre maison du Var lors des incendies ?

Je suis allée sur le terrain, à Pontevès dans le Var, mais sans presse. Quand il y a un ministre qui se déplace, ça veut dire que vous avez des services de la préfecture pour le suivre, des officiers de sécurité pour l'accompagner... Vous croyez franchement qu'en plein feu de forêt, les gens ont à s'occuper de ça ? Avez-vous participé à toutes les cellules interministérielles de crise ?

Toutes, oui. Mais pas toujours en présentiel. Comme d'autres. Un vendredi à 20 heures, une cellule de crise a été décidée pour un début de réunion à 22 heures. Je n'étais pas à Paris. Je ne pouvais pas rentrer dans un délai aussi court, mais j'y ai participé en visio, comme d'autres de mes collègues. Et le lundi qui a suivi, j'étais dans mon bureau ici et ayant été prévenue tardivement je n'ai évidemment pas eu le temps d'aller à Beauvau. Mais je l'ai prise en visio : j'étais dans mon bureau, je n'étais pas au bar ou je ne sais où...

Pourquoi être restée au gouvernement ? J'ai démissionné car j'avais un désaccord profond sur le projet de loi d'urgence agricole. J'avais accepté les compromis de départ au sein du gouvernement. On m'avait assuré qu'en contrepartie, on ne toucherait pas à certains sujets, comme celui de l'acétamipride [l'un des pesticides réintroduits par la loi].

Mais une majorité de parlementaires a proposé une dérogation... Le Premier ministre et la ministre de l'Agriculture l'ont acceptée. J'ai dit non. Or, lorsqu'on est en désaccord profond, on donne sa démission.

Et pourtant vous êtes devant nous aujourd'hui...

Oui. J'étais fermement décidée. Pourquoi suis-je restée ? Parce que le chef de l'Etat m'a appelée, qu'il m'a demandé de venir à l'Elysée et, en présence du Premier ministre, m'a garanti un programme d'investissement sur l'adaptation, des avancées concrètes sur les questions de santé environnementale et sur les forêts.

Quelles garanties avez-vous ?

Je n'ai aucune garantie formelle. Le Premier ministre a publié la lettre de mission sur l'adaptation qu'il m'a confiée et je reste en lien avec lui sur ces sujets majeurs qui suscitent de fortes attentes, notamment après l'été que nous avons vécu. Fin octobre, je sortirai un programme d'investissements. Vous pourrez juger à cette occasion très concrètement les avancées obtenues.

Un programme chiffré ?

J'ai commencé à en discuter avec Bercy. Car contrairement à ce que certains disent, je n'ai pas passé l'été sur une chaîne longue ! Comme mes autres collègues, je n'étais peut-être pas toujours derrière mon bureau mais j'ai travaillé. Pour ce qui est du financement, les ressources de l'Etat étant ce qu'elles sont, je veux creuser la piste d'un financement via la Caisse des dépôts issu de l'épargne des Français.

Vous ne demandez donc pas forcément une hausse de crédits...

L'importance portée à l'environnement ne se mesure pas forcément au montant du fonds vert dans le budget. Ce qui m'importe, c'est de savoir le montant des sommes qui seront dédiées à l'adaptation aux ministères des Transports, du Logement, de l'Agriculture...

Et sur la santé environnementale, quelles sont vos demandes ?

Déjà, il y a la protection des captages d'eau pour laquelle le Premier ministre m'a demandé de sortir un décret prochainement. Ensuite, il y a le cadmium et le sujet des limites maximales autorisées dans les engrais phosphatés : je souhaite que nous fûions une norme maximale de 20 mg/kg à horizon 2030,

contre 90 mg/kg actuellement. Enfin, la redevance Pfas [une taxe contre les industriels pollueurs] va être mise en place à la rentrée et nous devons encore trouver un accord pour étendre la liste des Pfas concernés.

Le poids des lobbys vous en empêche ? Les lobbys qui sollicitent des rendez-vous dans les ministères ne me gênent pas, c'est leur rôle. Il est, en revanche, beaucoup plus difficile d'agir face à des mobilisations de rue. Par ailleurs, certaines organisations agricoles bénéficient de l'image extrêmement positive des agriculteurs, quand bien même elles ne sont pas toujours représentatives de la profession. On est dans l'émotionnel. Donc lorsque vous utilisez des arguments rationnels pour défendre la santé des Français et la biodiversité, c'est très compliqué d'être entendue.

La loi d'urgence agricole a fini par être validée. Une déception ?

En tant que ministre, je n'ai pas à me réjouir ni à être déçue d'une décision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Et, en l'espèce, ses conclusions ne sont d'ailleurs pas surprenantes. Certaines clarifications sont néanmoins utiles, notamment sur la distinction entre une zone humide et un ouvrage de stockage, ou sur le fait que l'absence de décision de l'Anses, dans le délai de deux mois prévu pour une demande de dérogation à l'utilisation de l'acétamipride, vaut décision de refus. Et je veillerai à ce qu'aucune pression ne soit exercée sur l'Anses pour tenir des délais qui ne seraient pas compatibles avec les exigences d'une expertise scientifique rigoureuse.

La France est frappée par une sécheresse exceptionnelle. Que peut faire encore l'Etat ?

Même moi qui travaille sur ces questions depuis trente ans, je n'imaginais pas que cela arriverait aussi vite, aussi fort. C'est un coup de semonce. Cette année 2026 doit faire prendre conscience à tous de ce que sera notre quotidien si rien ne change. Ou trop peu.

Comment arrivez-vous à ce chiffrage de 10 à 15 milliards d'euros de coût de la canicule ?

C'est une première estimation, nécessairement provisoire et à prendre donc avec beaucoup de prudence. Elle a été réalisée par mon administration en s'appuyant notamment sur des travaux de l'Insee et sur les coûts obser-

vés lors d'épisodes précédents. Elle cible les coûts directs comme indirects de cet épisode, dont certains ne pourront être précisément évalués que dans plusieurs mois. Mais il me paraît important de disposer rapidement d'un ordre de grandeur du coût de ces événements climatiques.

Pour revenir à la question de l'eau, les agriculteurs poussent sur la question du stockage et des mégabassines...

Je suis d'accord pour le stockage... mais pas n'importe comment. Stocker l'eau doit être réfléchi à l'échelle d'un territoire. Cela ne peut pas être : « Je fais mon stockage à moi dans des mégabassines. » Ce n'est pas possible. Ce doit être fait en concertation avec tous. Par ailleurs, l'eau s'évapore de ces installations en plein air et lorsque cela se cumule avec de grandes chaleurs comme aujourd'hui, la qualité de l'eau peut se dégrader. Réfléchissons peut-être à des stockages souterrains qui permettraient aussi de renvoyer de l'eau dans les nappes lorsqu'on en a stocké plus qu'il n'en faut. Je suis aussi pour la réutilisation des eaux usées traitées. Comment peut-on être à 1% seulement, quand l'Espagne est à 14%, par exemple ? C'est tout un système qu'il faut revoir. Il faut, au fond, renouer avec l'ambition du plan eau qu'avait porté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 sujet de l'eau devient politique. Gabriel Attal s'en empare. Jean-Luc Mélenchon le pousse depuis dix ans... Cela devrait vous faire plaisir, non ?

Gabriel Attal a quelques propositions intéressantes mais je dois reconnaître que Jean-Luc Mélenchon, qui n'est pourtant pas ma tasse de thé, est celui qui intègre le plus la question du climat dans ses proposition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Car oui, les conséquences du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vont devenir une des principales causes d'injustice sociale : ceux qui travaillent dehors en pleine canicule, ce ne sont pas les plus riches. Et lorsqu'on parle de climatisation pour tous, en plus de faire l'impasse sur les vraies politiques d'adaptation du logement, on ne dit pas qui paiera à celui qui gagne à peine 1 200 euros par mois, sans oublier le surcoût sur sa facture d'électricité... Voilà pourquoi 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qui n'ont qu'une approche technologique de la 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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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environnementale. Ce n'est pas en sortant des tournevis, en comblant les fuites d'eau, en collant des clim à tout le monde ou en rasant nos forêts qu'on réglera les choses. Tout ceci n'empêchera pas les canicules de se multiplier, les niveaux d'eau de baisser, donc les problèmes d'acheminement d'eau potable... Si vous considérez qu'on peut mettre des pesticides dans nos zones humides, vous pouvez combler toutes les fuites d'eau du monde, l'eau deviendra imbuvable!

Pourquoi serez-vous absente de la COP17 désertification en Mongolie, qui débute ce lundi?

Honnêtement, avec toutes les polémiques que je me suis payées cet été, vous ne pensez pas que je serais mieux en Mongolie qu'à Paris? Plus sérieusement, ce n'était pas possible de m'absenter une semaine compte tenu des urgences de la rentrée. Je rappelle seulement une chose: j'ai mis cette année la question de la désertification à l'ordre du jour des ministres de l'Environnement du G7. Personne d'autre ne l'avait fait. Je n'ai donc pas de leçons à recevoir sur ce sujet. D'ailleurs, ceux qui disent vouloir lutter contre l'immigration illégale en Europe devraient s'intéresser à ce sujet, car ce n'est pas un hasard si plus de 80% des migrants illégaux en Europe viennent des zones arides.

Pourquoi ce poste de ministre de l'Ecologie est-il si compliqué?

Parce que nous sommes d'abord un ministère du long terme. Nous sommes vus comme des «emmerleurs qui mettent de la réglementation partout» et sans résultats immédiats. Lorsque j'ai fait ma sortie sur la clim en juin (elle s'était dite «horrifiée» en entendant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voulant «mettre la clim partout»), j'étais chez Airparif. Je voulais justement montrer à quoi servait l'écologie. Car malgré tous ces épisodes de canicule, nous n'avons jamais dépassé les seuils d'alerte de pollution de l'air, contrairement à 2003! Mais les trains qui arrivent à l'heure intéressent moins certains médias qu'une bonne polémique sur la climatisation.

Depuis le départ d'Elisabeth Borne de Matignon, on assiste aussi à un backlash écolo assez continu côté gouvernement... Je ne dirais pas cela. Il est vrai qu'on ce qui me concerne, je suis entrée dans ce gouvernement pour défendre le bilan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n matière environnementale. Mais je constate un manque de résistance face aux pressions venues de l'extérieur. Heureusement, certains reculs voulus par le Parlement comme sur le zéro artificialisation nette des sols ou les zones à faibles émissions ont été rattrapés par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La composition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beaucoup changé, le rapport de force européen également. Le jeu démocratique rend plus difficile le combat écologique. Surtout quand certains, pourtant censés soutenir le gouvernement, ne nous aident pas toujours. Mais mis à part la question du projet de loi agricole qui a conduit à présenter ma démission, le gouvernement n'a pas été à l'origine de reculs environnementaux. D'ailleurs certains m'en veulent parce que, en réalité, je gagne des arbitrages en coulisses.

Irez-vous au bout de ce quinquennat? Comme je vous l'ai dit, j'ai trois grandes priorités: l'adaptation, la forêt et la santé environnament sur lesquels j'ai fait et ferai des propositions. Tant que ces sujets avancent, cette question ne se pose pas.

Après cette démission et le soutien affiché par le Président, pensez-vous être une ministre plus forte qu'avant?

Je peux me sentir plus fragile mais pas fragilisée. Les articles publiés dans la presse cet été ne viennent pas que des oppositions... Je ne suis pas dupe. Certains aimeraient que je ne sois plus là. Il faudra encore me supporter.

Dans les Vosges du Sud, vendredi. PHOTO RAPHAËL HELLE SIGNATURES

La France elle aussi concernée par la désertification

Alors que 70% des terres françaises sont dégradées, la mauvaise santé des sols est au cœur des discussions de la COP sur la lutte contre le phénomène, qui s'ouvre ce lundi en Mongolie.

Comment arrêter la dégradation massive des terres en France? Productivité agricole en berne, stockage de l'eau et du carbone en baisse, artificialisation galopante... Les sols français sont en mauvais état. Pour tenter de freiner cette tendance mortifère qui s'immisce sur tous les continents,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se retrouve ce lundi à Oulan-Bator, en Mongolie, pour l'ouverture de la 17e «Conférence des parties» à la Convention des Nations unies sur la lutt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qui se déroule tous les deux ans. Cette année, cette «COP désertification» ouvre le bal des négociations internationales relatives à l'environnement, avant celle sur la biodiversité en octobre en Arménie et celle sur le climat en novembre en Turquie.

«Il faut arrêter de penser que ce sujet ne nous concerne pas, que cela se passe très loin de nous», pose d'emblée le spécialiste des sols Jean-Luc Chotte, directeur de recherche à l'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et président du Comité scientifique français de la désertification (CSFD). «On ne parle pas de l'avancée du désert, mais bien de la dégradation physique,

chimique et biologique des terres, ce qui les empêche de remplir leurs fonctions nourricières et de stockage d'eau», décodé l'expert. «Cette COP a été créée pour répondre à la sécheresse de l'Afrique subsaharienne dans les années 60-70. On a conservé le terme désertification mais, en anglais, on parle plus largement de «la conférence des terres», abonde Jean-Daniel Cesaro, chercheur en géographie au Centre de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en recherche agronomiqu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et également membre du CSFD. Ainsi, lors de ce grand raout onusien, il est question de la perte de fertilité des sols et de la baisse des rendements agricoles, de la détérioration de la couverture végétale, de la diminution de la biodiversité du sol, ainsi que la pollution et de la quantité des réserves en eau, résume le CSFD.

Un «cercle vicieux»

Preuve de la montée en puissance du sujet en France, le pays, jusqu'alors observateur, s'est officiellement déclaré comme «partie affectée» par la désertification lors de la dernière édition de la COP en 2024, à Riyad, en Arabie Saoudite, rejoignant ainsi une liste de 170 pays dont font partie ses voisins grec, italien et espagnol. «Désormais, la France a une double obligation: établir des mesures d'action pour lutter contre la dégradation des terres ainsi qu'un rapport, tous les deux ans, sur l'état de ses sols», assure Patrice Burger, président de l'ONG Cari, qui œuvre auprès des populations au Sahara.

Ce changement répare «une posture politique qui n'était plus tenable»: «La France est rattrapée par la réalité climatique et l'idée que la sécheresse s'arrête aux frontières n'était plus crédible», estime le spécialiste, fin connaisseur des coulisses de ces rendez-vous internationaux.

De fait, loin d'être circonscrit à l'Afrique ou au Moyen-Orient, la désertification touche particulièrement l'Europe, dont deux tiers des terres sont considérées comme dégradées. C'est aussi le continent qui verra le plus, en proportion, ses zones arides augmenter à l'avenir, pointe Jean-Luc Chotte. D'ailleurs, la France a déjà vu près de 39% de son territoire tendre vers un climat plus sec entre 1993 et 2022, tandis que 1,4% du pays est désormais concerné par la désertification, notamment sur le pourtour méditerranéen et en Corse-du-Sud, mais aussi à la Réunion, en Guadeloupe et à Mayotte. Plus largement, en prenant en compte les indicateurs recommandés par le Joint Research Centre de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salinisation, pollution, érosion, artificialisation, etc.), ce sont environ 70% des terres françaises qui

«L'agriculture pourrait perdre jusqu'à 40% de sa valeur ajoutée d'ici à 2050.»

Jean-Daniel Cesaro directeur de recherche en géographie.

sont dégradées. «Il n'y a qu'à voir cet été... Avec la répétition des sécheresses, des feux de forêt et des canicules, on peut s'attendre à voir ces chiffres progresser très rapidement dans les prochaines années», pointe Jean-Daniel Cesaro.

En cause: les activités humaines, notamment les pratiques agricoles qui «ne respectent pas le capital naturel du sol», c'est-à-dire ses composantes chimiques, physiques et biologiques, menant ainsi à son appauvrissement en matière organique, souligne Jean-Luc Chotte. Ces pressions anthropiques sont aussi amplifiées pa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 lui aussi principalement d'origine humaine – et son cortège de températures hors normes. «C'est un cercle vicieux: un sol sec produit moins de biomasse [l'ensemble de la matière organique végétale ou animale, ndlr], donc stocke moins de carbone, ce qui dégrade encore plus sa santé», explique le spécialiste.

Défi immense

Les conséquences sont déjà connues. Sous les effets cumulés de la détérioration des terres et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l'agriculture française «pourrait perdre jusqu'à 35 voire 40% de sa valeur ajoutée d'ici à 2050» sans changement de modèle, précise Jean-Daniel Cesaro. Soit une perte estimée entre 14 et 16 milliards d'euros. Un défi immense pour le monde agricole, déjà percuté de plein fouet par les aléas climatiques. «L'objectif de long terme, c'est d'atteindre une forme de résilience, c'est-à-dire de pouvoir durablement faire face aux situations de crise comme, par exemple, la sécheresse», note Patrice Burger.

Selon lui, la mobilisation de la France sur le sujet «n'a jamais été aussi forte», avec une délégation prévue en Mongolie comprenant des représentants du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 relativement discret sur la question jusqu'alors –,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l'Agence française du développement, ainsi que de Barbara Pompili, ancienne ministre et actuelle ambassadrice déléguée à l'environnement. La minist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Monique Barbut, elle, ne fera pas le déplacement. Même si elle affirme à Libération qu'elle aurait aimé s'y rendre, pour connaître le sujet par cœur, ayant été secrétaire exécutive de la Convention de l'ONU sur la lutte contre la désertification entre 2013 et 2019. «Il n'y a pas de tradition à ce que le ou la ministre de l'Environnement participe ou conduise la délégation française», éclaire Jean-David Cesaro. Pour lui, le constat est clair, l'urgence pousse à l'humilité et au partage des connaissances: «Nous allons devoir apprendre des pays d'Afrique et du Moyen-Orient, affectés depuis longtemps par la désertification.»

ELÉONORE DISD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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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E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Par

CHARLY BLANCHOT

Du rouge partout. En ouvrant la carte interactive du système Firms de la Nasa, qui détecte par satellite les incendies actifs à partir des anomalies thermiques qu'ils génèrent, le constat est accablant. En France, mais aussi au Canada, aux Etats-Unis, en Croatie, en Allemagne et même dans les forêts tropicales d'Indonésie, l'agence spatiale américaine donne à voir un monde en proie aux flammes. Depuis plusieurs semaines, les vagues de chaleur répétées et les épisodes de sécheresse extrême qui sévissent un peu partout sur la planète s'accompagnent, parfois, de feux ravageurs.

En Europe, la saison des feux est loin d'être terminée, mais elle est déjà «inédite et historique, même si c'est loin d'être surprenant», constate le climatologue Philippe Drobinski, directeur de recherche au CNRS et coauteur du prochain rapport du Giec. La France, avec ses 95 000 hectares brûlés selon les données du système européen d'information sur les feux de forêt (Effis), n'est pas la seule à vivre une situation catastrophique. Ses voisins méditerranéens subissent le même sort.

En Italie, plus de 82 000 hectares sont partis en fumée à ce stade, presque autant que sur l'ensemble de l'année 2025 qui en avait compté 84 000 (à noter que le système de l'Effis ne recense que les foyers de plus de 30 hectares). Le 3 août, «l'état d'urgence pour les incendies de forêt» a été décrété dans tout le Piémont, région près de la frontière suisse, qui se bat actuellement contre trois importants feux de forêt – dimanche, les pompiers poursuivent notamment leur lutte contre l'incendie du mont Barone, qui brûle sans relâche depuis maintenant treize jours. De son côté, l'Espagne, touchée début juillet par des flammes meurtrières à Los Gallardos, en Andalousie, compte près de 284 000 hectares de forêt réduits en cendres. En Aragon, dans le nord-est du pays, un feu toujours actif a jusqu'à présent détruit plus de 16 000 hectares de végétation et entraîné l'évacuation de près d'un millier de personnes.

SAISON HISTORIQUE

Le reste de l'Europe n'est pas épargné. Depuis vendredi, la Belgique lutte contre un brasier dans la réserve naturelle des Hautes Fagnes, à la frontière avec l'Allemagne, qui a déjà parcouru 3 000 hectares – l'un des pires épisodes de l'histoire du pays, selon les autorités (lire ci-contre). Vendredi également, 1 800 habitants de Hürtgenwald, ville de l'ouest de l'Allemagne, ont dû être évacués face à un incendie qui a ravagé 300 hectares. Sur la côte Adriatique croate, près de Split, un feu hors de contrôle, qui a fait une victime et au moins 40 blessés, a contraint plus de 2 000 personnes à évacuer dans la nuit de jeudi. En Serbie, un incendie fait rage dans la réserve naturelle de Delibatska pescara, à environ 50 km de Belgrade, avec 2 500 hectares déjà avalés. En Grèce, c'est sur l'île de Skyros, en mer Egée, que les flammes sont incontrôlables depuis samedi. En outre, deux personnes sont mortes dans les incendies qui se sont déclarés dimanche sur l'île de Salamine, près d'Athènes. Sans oublier le Royaume-Uni, confronté depuis le milieu de la semaine à plusieurs feux, notamment dans la région anglaise des Midlands de l'Ouest. «La Grande-Bretagne est actuellement une véritable poudrière», a alerté le Premier ministre travailliste, Andy Burnham, lors d'un déplacement vendredi à Stourbridge, où 19 maisons ont été entièrement détruites. De l'autre côté de la Méditerranée aussi, les incendies dévastent les régions arides du Maghreb. Le nord de l'Algérie fait face à une saison des feux historique. Plus de 187 000 hectares ont d'ores et déjà disparu – c'est plus que

Un feu de forêt, dans la province du Kalimantan central (Indonésie), vendredi. ABING DINAR ULFIANA. REUTERS

De l'Indonésie au Canada, la Terre brûle de mille feux

Dans un contexte de crise climatique, la sécheresse et les vagues de chaleur créent des conditions propices à des incendies toujours plus difficiles à contenir. Depuis plusieurs semaines, des brasiers incontrôlables se multiplient un peu partout sur la planète.

le total des années 2022, 2023, 2024 et 2025. Au total, six personnes ont péri à cause des feux dans le pays, selon les autorités. La Tunisie vit également une saison très compliquée, dans un contexte de chaleurs exceptionnelles. Pour l'heure, l'épisode le plus saisissant remonte aux 20-22 juillet, avec près de 900 départs de feu recensés en à peine 72 heures, d'après la protection civile, qui risque de devoir rester mobilisée des semaines encore. Avec 21 000 hectares détruits dans le pays,

2026 y est déjà la deuxième année la plus touchée de la dernière décennie. Tristement habitué aux importants incendies, le Canada connaît cette saison encore le même sort. En Colombie-Britannique, province de l'ouest du pays, l'incendie de Bald Range, qui s'est déclaré le 7 août et continue de faire des dégâts, a contraint plus de 20 000 personnes à évacuer. Dimanche, selon le BC Wildfire Service, qui relève du gouvernement de la Colombie-Britannique, 130 feux

étaient actifs dans la province. A l'échelle du pays, ce chiffre monte à 599 : 4,1 millions d'hectares ont déjà brûlé. Une superficie considérable, qui reste toutefois très loin du bilan vertigineux de 2023, qui avait vu plus de 16 millions d'hectares se faire dévorer, soit environ 4 % de la surface forestière du Canada. Plus au sud, les Etats-Unis connaissent eux aussi une saison agitée. Samedi, le Centre national interagences de lutte contre les incendies américain indique qu'en 24 he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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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nouveaux feux ont été signalés à travers le pays, tandis que 88 incendies «hors de contrôle» mobilisent 29 363 personnes. Selon l'agence fédérale Wildland Fire Lessons Learned Center, douze cas de «piégeage» ont été recensés en 2026. Le terme recouvre les situations où le comportement du feu compromet les voies de repli de ceux qui les combattent, les exposant à un danger de mort. Ces douze cas dépassent déjà la moyenne annuelle, établie à neuf, ces vingt dernières années.

RETOUR D'EL NIÑO

A l'autre bout du Pacifique, dans l'hémisphère Sud, les forêts tropicales d'Indonésie se font grignoter par les flammes elles aussi. Plus de 48 000 pompiers sont mobilisés depuis le début de semaine pour lutter contre les feux, notamment dans le Kalimantan occidental, sur l'île de Bornéo, connue pour abriter 6% de la biodiversité mondiale avec notamment plus de 15 000 espèces de plantes et 630 d'oiseaux. Le pays devrait connaître une saison sèche particulièrement difficile, marquée par un risque élevé de feux, sur fond de retour d'El Niño, phénomène qui intervient tous les deux à sept ans et qui entraîne une hausse des températures mondiales. Selon l'Agence indonésienne de météorologie, de climatologie et de géophysique, ce risque devrait «atteindre son pic» en août ou septembre. Selon les données du ministère des Forêts, 107 000 hectares ont été touchés par des incendies entre janvier et juin, soit une hausse de 110% par rapport à la même période en 2023, année où El Niño avait également affecté l'Indonésie. L'année 2026 fait «prendre conscience qu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et les brasiers qui en découlent peuvent avoir des impacts considérables sur le vivant, la santé, et le déplacement des populations, avertit Philippe Drobinsky. Plus aucun territoire n'est à l'abri du risque incendie».

En Belgique, «nous ne sommes pas prêts»

Près de 3 000 hectares ont brûlé dans les Hautes Fagnes, où deux communes ont été évacuées. Face à la gravité de l'incendie, inédite dans le royaume, le mécanisme européen de protection civile a été activé.

Les yeux gonflés, Pierre, 62 ans, écrase sa cigarette contre une poubelle. Derrière lui, une poignée d'ambulanciers, bénévoles et employés de la Croix-Rouge s'activent à l'entrée du centre sportif de Malmedy, dans l'est de la Belgique. Comme lui, une vingtaine de personnes ont dormi ici, dans la nuit de samedi à dimanche. Le gymnase a été aménagé en urgence pour accueillir les évacués. Dehors, un épais nuage de fumée recouvre le ciel, tandis qu'une odeur de brûlé envahit les narines.

A quelques kilomètres de là, des dizaines de pompiers continuent de lutter contre l'incendie qui dévore les Hautes Fagnes, une réserve naturelle située à proximité de la frontière allemande. Depuis vendredi, environ 3 000 hectares de végétation ont été ravagés par les flammes. Si les fronts de Jalhay et Montjoie sont «sous con-

trôle», selon Bernard Quintin,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belge, le feu n'était pas encore maîtrisé dimanche. Sur le terrain, la situation est complexe. L'espace boisé est difficile d'accès, et

les vents changeants mêlés à la fumée compliquent les opérations d'extinction. Plus d'une centaine de pompiers venus de toute la Belgique se relaient pour tenter de contenir les flammes, épaulés par des collègues allemands.

«On en a pour des jours, estime Hervé Jamar, gouverneur de la province de Liège. On fait tout ce qu'on peut pour que le feu ne s'étende pas. La mobilisation est maximale.»

«Jamais vu». Si aucune habitation n'a pour l'heure été touchée, des centaines de personnes de deux communes situées à proximité, Waimes et Butgenbach, ont été évacuées samedi, par précaution. Pierre, lui, n'a même pas eu le temps de prendre des vêtements de rechange. Alerté par la police, le sexagénaire a quitté sa maison précipitamment, avec sa femme et son chien, alors que

«des cendres tombaient». Il ne sait toujours pas quand il pourra rentrer chez lui.

Partout, on évoque ce qui s'annonce comme «l'un des pires

incendies de l'histoire» de la Belgique. En 2011, un gigantesque feu avait déjà ravagé les Hautes Fagnes, avalant plus de 1 300 hectares de végétation. Franck (prénom d'emprunt) était sur

le terrain cette année-là, en tant que membre de la protection civile. Mais cette fois-ci, «c'est bien plus important», insiste le quinquagénaire. Vendredi soir, de la fumée était visible depuis sa fenêtre, à une cinquantaine de kilomètres des Hautes Fagnes.

«En cinquante-deux ans de carrière, je n'avais jamais vu ça, acquiesce Marc Gilbert,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royale des corps de sapeurs-pompiers de Belgique. On se rend de plus en plus compte que les problèmes arrivent [chez nous].» Si l'ampleur de l'incendie est inédite, Marc Gilbert insiste: la situation est loin d'être surprenante, étant donné l'aggravation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

que. «Ça fait des années que j'alerte: ça va arriver et nous ne sommes pas prêts. Les pompiers n'ont pas les moyens, la preuve en est aujourd'hui», assène-t-il.

«Catastrophe». Face à la gravité de la situation, la Belgique a activé le mécanisme européen de protection civile, un instrument de solidarité entre pays de l'UE. Dimanche, deux hélicoptères néerlandais de type Chinook et deux bombardiers suédois sont venus appuyer la police fédérale. Un soutien européen décisif, estime Marc Gilbert. Sans l'aide étrangère, c'était selon lui «la catastrophe». De son côté, le Premier ministre Bart De Wever a remercié ses partenaires européens «pour l'aide qu'ils apportent». Des paroles qui ne doivent pas masquer l'essentiel pour Marc Gilbert: «Quand est-ce qu'on va enfin nous accorder plus de moyens?» Dimanche, le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Theo Francken, l'a admis: au-delà de l'aide étrangère, la Belgique doit «encore faire davantage». Dans la foulée, il a annoncé qu'il présenterait «rapidement» à la Chambre un plan d'action militaire concret contre les incendies. En attendant, les pompiers continuent de lutter sur le terrain. «Ils sont de plus en plus épuisés, souffle Marc Gilbert. Nous faisons ce que nous pouvons avec ce que nous avons, mais nous ne sommes pas prêts. Et à l'avenir, de tels incendies ne feront que se reproduire.»

CLARA GRÉGOIRE

Envoyée spéciale à Malmedy

(Belg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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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E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Nicolas Werth

«Sans sa dimension impériale, la Russie est totalement perdue»

Dans «Adieu ma Russie : Mémoires orphelines», son nouvel ouvrage en forme de testament, l'historien entremêle son histoire familiale à celle du pays auquel il a consacré sa vie. De Prague à Kyiv, il raconte le retour de l'impérialisme, la falsification du passé et la fin d'une époque pour les chercheurs.

Recueilli par VERONIKA DORMAN

Souvent, l'histoire bégaie, parfois elle radote. Pour celui qui étudie et connaît la Russie, le sentiment de déjà-vu et de déjà-vécu est fréquent, aussi bien pour la grande histoire que pour la sienne, à hauteur d'homme. C'est ce qu'a expérimenté l'un des plus fins connaisseurs du XXe siècle russe et soviétique, l'historien français Nicolas Werth, qui a consacré sa vie à l'étude des séquelles laissées par la terreur rouge sur le corps et l'âme de la Russie. Son père, l'historien et journaliste britannique d'origine russe Alexander Werth, spécialist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a mis fin à ses jours en 1969, incapable de supporter l'entrée des tanks soviétiques en Tchécoslovaquie, qui dissipait la chimère du socialisme à visage humain. Lui, en 2023, se retrouve penché au-dessus du vide, dans son appartement parisien, miné par la douleur et la culpabilité de ne pas avoir su prévoir l'invasion de l'Ukraine par la Russie l'année précédente. Pour se sauver et se guérir, l'historien entreprend l'écriture d'un testament, l'histoire de sa Russie, mêlée à celle de son

père, qui ne lui avait rien raconté de son vivant ; mais avait laissé, en partant, une note «Prochaï Rossiya», que l'on peut traduire par «Adieu, Russie!» ou «Adieu, ma Russie». C'est cette deuxième formule qu'a retenu Nicolas Werth pour intituler ses Mémoires orphelines (1).

Pourquoi ce livre d'histoire s'ouvre-t-il sur un prologue extrêmement personnel, un genre que vous n'aviez jamais auparavant pratiqué ? C'est un récit de filiation, une recherche pour comprendre ce qui m'est tombé dessus, et sur mon père. Toute ma vie a été quand même marquée par cet événement [son suicide, mlfr], ce choc. J'avais 18 ans à l'époque, et je pense que c'est ce qui a déterminé ma volonté de comprendre la Russie. Dès que j'ai pu, deux ans plus tard, j'ai filé en Russie, ou plutôt en URSS, pour faire ma maîtrise. Il y a un écho entre la déception ou la frustration que ressent votre père après l'entrée des chars en Tchécoslovaquie et votre sentiment aprè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Oui, c'est une répétition. Ce livre est construit autour de deux vies liées à la Russie. Et pour moi, cette erreur, cette faute de ne pas avoir anticipé l'invasion de l'Ukraine par la Russie, d'avoir été aveugle à ça, je ne l'ai pas comprise

tout de suite. L'écriture de ce livre a été une thérapie. Mon père aussi n'avait rien vu venir. Quelques jours avant [sa mort], il était encore dans le déni de l'invasion de la Tchécoslovaquie. Saviez-vous, en grandissant, que c'était ce choc qui avait jeté votre père dans ce désarroi ?

Oui, mais je me rends compte à quel point j'étais immature à 18 ans. Et mon père ne m'avait jamais rien raconté, ce qui est assez extraordinaire. Maintenant que je suis grand-père, j'essaie de parler à mes petits-enfants parce que c'est assez abyssal, ce gouffre. Du point de vue de l'historien, comment faites-vous cette superposition, cet écho entre les tanks russes à Prague et l'invasion de l'Ukraine par la Russie ? Les événements sont évidemment différents, on est dans un autre monde. Mais on reste

dans la permanence de la nature impériale de la Russie et de l'URSS, sans laquelle on ne comprend pas la nature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aujourd'hui. La Russie a besoin de se rebâtir un empire parce que, sans sa dimension impériale, elle est totalement perdue. Elle n'a jamais été autre chose qu'un empire, avec cette extension des frontières qui ne s'arrêtent nulle part. C'est un pilier dans la compréhension de ce qu'est la Russie.

Lors de la chute de l'Union soviétique, on a voulu croire que la Russie s'affranchissait peut-être de cet impérialisme. Est-ce l'une des raisons pour lesquelles ce choc est aussi violent ?

Je ne me suis pas dépris de cette période absolument exaltante du miracle de la chute pacifique de l'URSS, même dans les années 2000-2010, lorsque les choses ont commencé à mal tourner. En réalité, la rupture se situe en 1993, avec le bombardement du Parlement et les deux guerres de Tchétchénie. Mais à ce moment-là, j'étais entièrement consacré au travail d'historien, comme d'ailleurs beaucoup de gens de l'association Mémorial [qui veille à la préservation de la mémoire des victimes du pouvoir soviétique. Dissoute par le Kremlin en 2021, elle a reçu le prix Nobel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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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andarmokh, en Russie, où la répression stalinienne a fait des milliers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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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victimes. Des commissions parlementaires ont été créées pour réécrire cette page de l'histoire, alerte Nicolas Werth. N BERCEVA

la Paix en 2022). C'était le moment où il fallait vraiment exploiter à fond ces immenses gisements d'archives enfin accessibles, et donc je ne me suis pas impliqué sérieusement dans les questions de droits de l'homme.

Les gens qui observaient et étudiaient la Russie ont-ils sous-estimé l'appétit impérialiste de Poutine, l'imaginant frustré et revanchard mais sans voir sa folie des grandeurs ?

Le tournant, c'est 2007, et son discours à la Conférence sur la sécurité de Munich, lorsque Vladimir Poutine a lancé à la face du monde que c'était terminé, cette domination unique des Etats-Unis, et que la Russie devait avoir de nouveau sa place au soleil. L'annexion de la Crimée [en 2014] était évidemment une alerte majeure, mais on n'a pas pris véritablement la mesure de ce qui allait se passer, c'est-à-dire le retour de la guerre à grande échelle en Europe.

On a pris l'habitude de penser que Poutine a pris en otage tout le pays, mais il est lui-même une émanation de la Russie de cette époque...

Pour Vladimir Poutine, les deux attributs principaux de la grande puissance, et que la Russie possède, ce sont la force militaire – c'est-à-dire

l'arme nucléaire – et la puissance énergétique, c'est-à-dire des ressources extraordinaires. Aux yeux des Russes, l'Europe est un nain parce qu'elle n'en a pas. Sauf que la Russie est une «puissance pauvre», comme l'a analysé l'historien Georges Sokoloff. Sur le long terme, elle sera perdante, à cause de ses problèmes démographiques, et du fait que la puissance des Etats se mesure de moins en moins à l'aune des ressources énergétiques fossiles. La Russie reste dans cette illusion du XXe siècle. Mais plus le temps va passer, et plus cette puissance, à laquelle croit l'establishment russe aujourd'hui, va diminuer. Entre-temps, ils vont rater toutes les révolutions, comme cell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vivre le dernier sursaut d'une idée de la puissance, condamnée à exploser, mais dans combien de temps ? Ce sera forcément dans les décennies à venir...

Ce titre, Adieu ma Russie: à quelle Russie dites-vous adieu ?

A ma Russie à moi; et celle de mon père. Je me suis dépris, au long de cette écriture, de toute nostalgie que je pouvais avoir. Mon père avait une nostalgie, non pas de la Russie de son époque [Alexander Werth est né à Saint-Pétersbourg en 1901], mais celle de la

Grande Guerre patriotiqu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Moi, j'étais attaché à ces petites villes russes que j'ai parcourues toute ma vie, à mes amis. Aujourd'hui, ils sont tous morts, et je ne reversai plus tous ces endroits, je n'y retournerai pas.

La Russie que vous connaissez, que nous pensions tous connaître, a-t-elle disparu après quatre années de guerre ?

Absolument. Il y a la mort, physique, de toute une génération de dissidents. Et d'autres sont devenus des poutinistes avérés. Comme Alexandre Kvachonkine, un bon historien, nous avons publié des recueils de documents d'archives ensemble. En 2024, il me dit: «Je reviens d'une mission à Marioupol [en Ukraine sous occupation russe], j'ai formé de nouveaux enseignants, c'était extraordinaire. Nous avons reconstruit complètement Marioupol, si tu voyais cette ville.» C'était sidérant. Evidemment, il ne fait plus de recherche, il est dans l'administration du MGU [Université d'Etat de Moscou], à un assez haut niveau. Désormais, il va former les professeurs d'histoire à Marioupol, «dans nos territoires», comme il dit. Evidemment, nous ne nous parlons plus.

Le musée du Goulag, à Moscou, a été transformé pour minimiser les crimes du

régime soviétique contre son peuple, les manuels d'histoire sont réécrits... Quel est l'horizon pour l'histoire et la recherche en Russie ?

C'est catastrophique. On est dans un retournement complet par rapport à la période d'ouverture, extraordinaire mais très courte, après 1989. Aujourd'hui, il y a des commissions parlementaires à la Douma pour réécrire l'histoire de Katyn et Sandarmokh [lieux de massacres sous Staline]. On est dans une révision totale de l'histoire du XXe siècle dans les manuels scolaires et universitaires. Les grandes famines des années 30 occupent cinq lignes; le goulag, une page – en expliquant que c'était une contribution des citoyens à la construction et l'industrialisation du pays. C'est machine arrière toute, et une falsification absolue du passé. Les manuels de terminale se concluent déjà par un chapitre héroïque sur l'opération militaire spéciale [appellation officielle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pour le Kremlin], la glorification des héros tombés au combat contre les nazis ukrainiens. Des choses qu'on ne pouvait pas imaginer il y a quinze ans.

Comment continuer à travailler dans les conditions actuelles sur vos sujets, et sur le passé totalitaire de la Russie ?

C'est un désastre. Pas tellement pour moi, parce que j'ai fini mon travail d'historien, mais pour la nouvelle génération.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et même un peu avant, plus aucune recherche ne peut être menée par des Occidentaux en Russie. Les archives sont fermées, les visas ne sont plus délivrés. Les doctorants, qui ont commencé leur travail à la fin des années 2010, sont bloqués. Ils ne peuvent plus aller en Ukraine non plus. Il reste bien les pays baltes, le Kazakhstan, mais on est dans l'impasse totale pour les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soviétique, parce qu'on ne peut plus faire de terrain là-bas.

Est-ce que la situation actuelle fait écho aux dernières décennies de l'URSS ?

Dans les années 70-80, par la force des circonstances, s'était mise en place une soviéologie extrêmement réflexive, très peu d'archives. Mais ce manque de documents avait produit des interrogations fondamentales, permettant à ceux qui, comme moi, avaient eu la chance de travailler après – dans les années 1990-2010 –, de vérifier un très grand nombre d'hypothèses stimulantes faites par nos prédécesseurs. On le sait, les plus grands historiens sont ceux qui ont le moins de sources. Les préhistoriens, les antiquisants, les spécialistes du Moyen Age. Pour la première période de l'histoire soviétique jusqu'à la chute de Khrouchtchev, le corpus est constitué. En revanche, pour toute la période brejnevienne, la stagnation et la pérestroïka, il y aurait beaucoup de choses à découvrir et à comprendre.

Là où, justement, on pourrait trouver les réponses à tant de questions actuelles... Evidemment. La grande question qui reste, c'est de comprendre plus profondément la nature de l'implosion de l'URSS. Car c'est dans la manière dont l'empire a implosé que se trouvent les germes de la frustration, de cette défaite de la Russie dans la guerre froide, de l'humiliation profonde des années 90, qui ont été le moteur de l'esprit de revanche au cœur de la volonté de reconstruire l'empire, c'est-à-dire la politique du Kremlin aujourd'hui. Le prochain grand défi des historiens est donc de comprendre la chute et la renaissance de l'empire à partir de cette défaite qui n'a jamais été acceptée. C'est l'essentiel: la défaite de la Russie dans la guerre froide n'a été reconnue ni par la société ni par le pouvoir.

(1) Adieu ma Russie: Mémoires orphelines. Editions Les Belles Lettres, 400 pp., à paraître le 4 septem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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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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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ction des réseaux sociaux pour les moins de 15 ans Après la censure, l'impossible réécriture ?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a jugé, vendredi, non-conforme le texte que Macron compte toujours promulguer. Alors que le gouvernement est mandaté pour trouver une solution, des députés y vont de leurs propositions, du référendum au rapprochement avec Bruxelles.

Par LILIAN ALEMAGNA et CHLOÉ DASQUET

Emmanuel Macron pensait au moins être capable de cocher la case dans son bilan : promulguer l'interdiction des réseaux sociaux aux moins de 15 ans, mesure qu'il a promise et portée personnellement. Mais, la censure du texte par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vendredi, a fait déchanter l'Elysée et toute une partie de la macronie. Pour motiver leur décision, les « sages » ont avancé que l'article 1er de la loi, adoptée, le 21 juillet, par le Parlement, portait « une atteinte disproportionnée à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et de communication ». En s'appuyant sur l'article 11 de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1789 (morceau du « bloc de constitutionnalité » français), qui consacr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et de communication, ils ajoutent que cette liberté « est d'autant plus précieuse que son exercice est une condition de la démocratie ». Pour les « sages », l'interdiction générale était trop large. En l'état des connaissances sur les cerveaux des enfants, la santé publique ne saurait être supérieure à une si grande restriction de leur liberté d'expression. Messieurs, mesdames du gouvernement, prière de revoir votre copie.

« TROP LARGE ET GÉNÉRALE »

Le chef de l'Etat a donc immédiatement demandé au Premier ministre de « travailler » à « une rédaction juridiquement robuste ». Sébastien Lecornu doit ainsi plancher « dans les meilleurs délais » sur un texte « tenant compte de la décision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ainsi que du cadre européen », a expliqué l'Elysée


Libération Landi 17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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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un communiqué, ajoutant que «la détermination» d'Emmanuel Macron à faire aboutir cette réforme «d'ici au printemps 2027» reste «évalué».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a bien confirmé la légitimité du législateur de limiter la liberté d'accès des mineurs aux réseaux sociaux dans l'intérêt supérieur de l'enfant, tente de positiver la ministre déléguée 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et du Numérique, Anne Le Hénault, dans une interview à la Tribune Dimanche. Ce sont les moyens pour atteindre cet objectif qui ne conviennent pas.» Regrettant «que cette décision va retarder la mise en œuvre de ce texte», elle se dit néanmoins confiante sur le fait «qu'il est tout à fait possible de l'inscrire et de [le] mettre en œuvre avant la fin du mandat d'Emmanuel Macron». Ambitieux, compte tenu de l'embouteillage parlementaire qui s'annonce d'ici la fin du quinquennat...

Pour cela, il faudrait, calcule la députée Renaissance et rapporteure, Laure Miller, rédiger un nouveau texte «à la rentrée, en le soumettant en procédure accélérée au mois d'octobre» pour faire coïncider le «processus de notification à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qui prend trois mois» avec la fin de la session la session ordinaire en février. Car, dans cette affaire, il faut que la France, pour respecter sa loi fondamentale, déroge au droit européen : les «sages» estiment qu'on ne peut pas, sur un tel sujet, formuler d'interdiction générale comme pour la consommation de tabac ou d'alcool ; l'Europe, elle, interdit de cibler seulement quelques réseaux sociaux. «Ils ont estimé que l'interdiction formulée était trop large, trop générale et donc pas proportionnelle aux buts poursuivis, explique le politologue Benjamin Morel à l'université Paris-Panthéon-Assas. Mais cela laisse très peu de marge de manœuvre au législateur compte tenu des règles européennes». «A ce stade», Laure Miller nous avoue avoir du mal à voir comment «réussir à avoir une double compatibilité entre, d'une part, l'avis rendu par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et la conformité au DSA [Digital Services Act, le règlement européen sur les services numériques], et la Constitution française».

ALIGNER LA FRANCE À BRUXELLES

Pour contourner cette impasse juridique, certains imaginent une troisième voie : celle du référendum. Pas avare de propositions estivales, Gabriel Attal réclame ainsi du gouvernement que «ce nouveau dispositif, qui devra évidemment tenir compte des observation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soit soumis directement au peuple français». «Une loi de protection de l'enfance contenant une interdiction des réseaux sociaux aux moins de 15 ans relève de la 'politique sociale' de la nation et peut donc être soumise à référence, en vertu de l'article 11 de la Constitution», juge le candidat Renaissance à la présidentielle, dans un texte publié dans la Tribune dimanche. Sauf que, «depuis 2005 et une jurisprudence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rappelle Benjamin Morel, un référendum sur le fondement de l'article 11 ne pas être contraire à la Constitution.» Un vrai sac de nœuds institutionnel.

«La société est en attente de mesures de régulation du numérique», rappelle le député Ph. Arthur Delaporte,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d'enquête sur les effets psychologiques de TikTok, mais qui s'était abstenu fin juillet à l'Assemblée, opposé «au principe d'une interdiction sèche et généralisée» et critiquant le fait «que le gouvernement en est fait un axe de communication». Le député du Calvados voit une solution dans «ce que propose aujourd'hui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à savoir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vait déjà enjoint la France à revoir son texte, jugeant qu'il allait outrepasser le Digital Services Act.

une approche par fonctionnalité». «Cela implique l'interdiction du scrolling ininterrompu, l'interdiction de la lecture automatique des vidéos, des limitations de temps d'écran, et des mécanismes sécurisés de vérification de l'âge, détaille-t-il. La borne des 15 ans est une borne fictive. Il faut aussi protéger l'ensemble des utilisateurs.» Si elle était remise sur les rails parlementaires, la nouvelle version de la loi pourrait permettre d'aligner la France avec Bruxelles. Début juillet, la Commis-

sion européenne avait déjà enjoint la France à revoir son texte, jugeant qu'il allait outrepasser le Digital Services Act. Sa présidente, Ursula von der Leyen, avait toutefois estimé qu'il fallait «envisager un accès progressif et graduel pour différentes classes d'âge aux réseaux sociaux». Elle s'est engagée à faire des propositions «après l'été», alors que Bruxelles réfléchit également à mettre en place une majorité numérique. Les planètes françaises et européennes pourraient s'aligner. ➤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défend son «impartialité»

En six décisions rendues publiques vendredi, parmi lesquelles la censure de la loi interdisant les réseaux sociaux aux moins de 15 ans, les «sages» se sont attirés des critiques de tous bords.

Bien sûr, ses membres ne font pas fait pour ça. Mais après avoir censuré, vendredi, la loi interdisant les réseaux sociaux aux moins de 15 ans, texte directement issu de la volonté d'Emmanuel Macron,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a fait acte d'indépendance vis-à-vis du pouvoir exécutif. Compliqué désormais pour Marine Le Pen et Jean-Luc Mélenchon d'accuser l'institution d'être «aux ordres» de l'Elysée parce que son président, Richard Ferrand, est un fidèle du chef de l'Etat. Silence de la première et applaudissements du second.

En février 2025, lorsque Macron avait proposé Ferrand pour succéder à Laurent Fabius, Le Pen avait dénoncé une «dérive» et Mélenchon les «combines» présidentielles. L'insomni avait laissé Manuel Bompard rappeler la ligne :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ne peut pas être l'endroit où l'on recasse ses amis.»

Tirs croisés. «L'amir» Richard Ferrand et les autres «sages» ont mis, vendredi, une jolie beigne institutionnelle au Président. Tout comme à celui du Sénat, Gérard Larcher, sur le texte fin de vie – validé moyennant quelques «réserves» –, à la droite et aux macronistes en censurant une partie de la loi Ripost ou encore aux écolos et au reste de la gauche sur la loi d'urgence agricole, finalement acceptée.

En six décisions rendues publiques vendredi,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a donc de quoi satisfaire et contourner tous les bords politiques. Du LR Bruno Ratailleau, pour qui «il est permis de s'interroger sur ces décisions qui consacrent [...] la primauté des juges sur les représentants du peuple souverain» à la socialiste Ségolène Royal, qui se désoie d'une institution qui «autorise les pesticides cancérigènes et

refuse d'interdire l'accès aux réseaux internet toxiques aux moins de 15 ans mettant en danger leur santé mentale».

Dans les couloirs du Conseil, on se montre habitué à ces tirs croisés. On rappelle que de telles décisions ne tombent pas du ciel. Que chacune d'entre elles fait l'objet d'une épaisse note du secrétariat général, puis de l'instruction d'un des neuf membres du Conseil nommé rapporteur, puis de la lecture de «contributions extérieures» avant de recevoir les auteurs des saisines, le gouvernement pour sa défense et, enfin, de débattre à partir d'un «projet de décision» avant de trancher, à huis clos, à l'issue de longues délibérations.

Au sein du Conseil, ce «bouquet de décisions» du 14 août, est donc une bonne occasion de faire valoir «l'impartialité» de cette maison que Richard Ferrand va présider jusqu'en 2034. «Impartialité» que l'ancien socialiste compte bien bétonner avant l'éventuelle arrivée de l'extrême droite au pouvoir.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n'est pas la seule autorité. Il y a une pluralité politique, rappelle Benjamin Morel, maître de conférences en droit public à l'université Paris-Panthéon-Assas. Certes, quand on y entre, on ne se dépouille pas de ce qu'on a été : l'orientation pèse, tout comme le contexte politique compte. Mais des études ont pu démontrer que cela pèse bien moins sur les membre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français que sur des juges professionnels comme ceux de la Cour suprême américaine ou de la Cour constitutionnelle allemande.»

En tout cas, il n'a pas échappé à la rue de Montpensier que leur institution est devenue une cible privilégiée des médias d'extrême droite : bandeaux CNews, attaques dans le Journal du dimanche, «enquête» à venir du mensuel

Frontières... Les offensives peuvent faire d'autant plus mal que, devoir de réserve oblige, les «sages» ont obligation de rester muets.

Ils ne sont pas, non plus, aidés : projets ou propositions de loi mal ficelées, inflation d'amendements adoptés et non juridiquement «backés». L'absence de majorité à l'Assemblée augmente les risques d'inconstitutionnalité – et donc les censures du Conseil. Lequel «guide» de plus en plus le législateur pour ses futures copies : il l'a fait avec la loi Duplomb, réécrite en partie dans la loi d'urgence agricole ; il le propose dans sa censure du texte réseaux sociaux.

«Illibéraux». Autre danger repéré par les «sages» : le concours Lépine des «appels au peuple». Jusqu'ici, il n'y avait que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qui se préparait à gouverner à coups de référendums. Quitte à s'arranger avec le champ d'application de l'article 11, ou à utiliser ce dernier pour contourner l'article 89 quand il faudra réviser la Constitution.

Sauf que le RN n'est plus seul sur le créneau : à peine le texte réseaux sociaux censuré, Gabriel Attal a proposé un référendum pour contourner l'obstacle ; Bruno Ratailleau répète, lui, qu'«il est temps de rendre au peuple français la parole [...] en élargissant le champ des référendums à toutes les questions majeures de notre vie en société». «Cela prépare complètement le terrain aux illibéraux, met en garde Benjamin Morel. Que l'extrême droite explique aux électeurs que si elle est au pouvoir, elle fera péter le verrou constitutionnel, c'est assez classique. Mais si le reste de la droite et le centre se mettent à le dire aussi, alors le logiciel illibéral élargit son spectre et devient potentiellement légitime.» Si de tels bras de fer devaient s'engager après 2027, les «sages» savent déjà dans quelles jurisprudences il faudra aller puiser. D'où l'importance, d'ici là, de démontrer leur «impartialité».

L.A.

carnet

HOMMAGE

Bruxelles (Belgique) Bon anniversaire.

Véro chérie

Je suis impatient d'entendre à nouveau ta voix.

Cousin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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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Par ISMAËL HALISSAT

Pour se sortir du bourbier dans lequel il patauge, Gérald Darmanin a tenté un improbable tour de passe-passe. Au milieu de l'été, après l'émotion provoquée par la mort de Lyhanna, 11 ans,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a envoyé une note à son homologu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pour lui faire part de la situation catastrophique relevée par les 37 procureurs généraux, partout en France, dans l'organisation des services d'enquête qui travaillent sur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faites aux mineurs. Un état de fait qui est en grande partie imputable à Gérald Darmanin, lui qui a passé quatre ans place Beauvau, de 2020 à 2024. Le 8 août, le Monde publie quelques extraits de cette note de douze pages, datée du 29 juillet, rédigée par les services de la chancellerie et signée par Gérald Darmanin. Le lendemain,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réagit en regrettant «pour le sérieux du débat public» que l'on commente «un courrier qu'on n'a pas vu». Alors, «pour que nulle fake news n'existe», le responsable politique de droite publie «le courrier [...] adressé a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Or, contrairement à ce que Gérald Darmanin affirme, ce n'est pas la bonne note qu'il a rendue publique. Contacté, son cabinet n'a pas souhaité commenter. Libération a publié le bon document vendredi. Si Gérald Darmanin ne l'a pas publiée, c'est peut-être parce que cette note de douze pages, intitulée «Synthèse des difficultés rencontrées par les parquets généraux et les parquets avec les services d'enquête de la police et de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est bien plus problématique pour lui. Elle intervient quelques semaines après la mort de Lyhanna, dont le corps a été découvert le 4 juin dans une commune du Gers, six jours après sa disparition. Le suspect de ce meurtre et du viol qu'elle a subi, Jérôme Barella, 41 ans, avait déjà été visé par plusieurs plaintes pour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contre des mineurs. Sous le feu des critiques, le ministre de la Justice rejetait alors tout dysfonctionnement structurel et évoquait des «défaillances personnelles» des magistrats et enquêteurs impliqués dans ce dossier.

DES MILLIERS DE DOSSIERS OUBLIÉS

Cette note particulièrement sensible pose un constat orthogonal. Il s'agit d'une synthèse des rapports effectués par l'ensemble des procureurs généraux, qui devaient réaliser un passage en revue des procédures en cours pour des fait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sur mineurs. Mais ces comptes rendus «dépassent largement l'exercice de décompte» initialement prévu et «dressent l'état des moyens d'enquête et efforts judiciaires consacrés à ce contentieux». Et ce constat est particulièrement alarmant. Certains hauts magistrats ont d'ailleurs évoqué les effets néfastes de l'agitation d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qui avait demandé que les enquêteurs traitent ces dossiers à toute hâte, avant les départs en vacances de l'été. «Plusieurs parquets signalent que la mobilisation d'urgence a conduit à confier des dossiers sensibles à des enquêteurs ni formés ni initiés à la matière, conduisant "au risque d'un traitement qua- ...»

Violences sexuelles sur mineurs

La note qui documente la faillite des services d'enquête

Le document, envoyé cet été dans la foulée de l'affaire Lyhanna et dont «Libé» a dévoilé l'intégralité, dresse de manière accablante l'ampleur de carences judiciaires imputables en partie à l'ancie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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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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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ativement problématique"», note la synthèse rédigée par les propres services de Gérald Darma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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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 évoqué par le Monde, le document fait état d'un «stock fantôme» de procédures, dont le nombre total est, encore aujourd'hui, inconnu. Il s'agit des procédures généralement enregistrées par les services de police et de gendarmerie à la suite d'une plainte et dont la justice n'a jamais été informée. Selon l'analyse des hauts magistrats, c'est même «l'essentiel du contentieux» qui est concerné par ce problème majeur qui n'avait jamais été évoqué publiquement. «Les écarts entre extractions de données effectuées par les tribunaux judiciaires et la réalité des services sont systématiques», insiste la synthèse. Et «ces stocks recèlent des procédures anciennes et sans acte». Soit des enquêtes laissées à l'abandon, sans aucun travail mené par les policiers et gendarmes et dont la justice n'a jamais été informée.

La procureure générale de Paris, dont le ressort est le plus important de France, indique aussi dans son rapport que «l'immense majorité des stocks se trouve dans les services d'enquête, et les outils de suivi existants sont largement insuffisants pour permettre aux parquets de s'assurer du respect des instructions qu'ils adressent aux forces de sécurité intérieure». La note adressée à Laurent Nuñez cite des exemples de décalage entre le nombre de procé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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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ues par la justice et le nombre de procédures découvertes à l'occasion de ce passage en revue, qui dormaient dans les tiroirs des services d'enquête. Nîmes passe de 1497 procédures à 3972. Besançon de 151 à 447, Ajaccio de 34 à 104, Fort-de-France de 229 à 598, Nouméa de 129 à 342... Et à ces procédures fantômes s'ajoutent des dossiers tout simplement égarés par les services d'enquête. Une quinzaine à Bourges, 17 à Angers, 6 à Annecy, 23 procédures «non localisées» à Paris...

Gérald Darmanin qui, il y a quelques semaines, rejetait «l'argument des moyens», doit là encore affronter la réalité. Les remontées des procureurs généraux attestent d'un problème majeur d'effectifs, particulièrement dans la police, pour gérer les dossiers de violences sexuelles sur mineurs. Les chiffres notoirement sensibles du portefeuille de procédures par enquêteur sont rassemblés dans cette note pour plusieurs juridictions. Ainsi, à Dijon, un policier doit gérer en moyenne 75 procédures, 80 à 160 à Lens, 130 à 140 à Caen, 180 à Béziers, plus de 300 dossiers par enquêteur à la brigade des mineurs d'Amiens. Dans le ressort de la cour d'appel de Versailles, un agent peut avoir un «stock de plusieurs centaines voire milliers de doss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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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HIÉRARCHIE «DÉSINTÉRESSÉE»

«Le sous-dimensionnement est parfois extrême», poursuit la note en évoquant entre autres le cas du groupe de protection des familles du Mans (Sarthe), qui doit faire face à 4000 procédures avec six agents, ou celui de Deauville (Calvados) avec deux enquêteurs et demi pour un effectif théorique de dix. Des structures spécialisées jugées «performantes» ont aussi été supprimées faute d'effectifs suffisants, comme la brigade des mineurs de Grasse (Alpes-Maritimes) en 2022. Pour répondre à l'injonction de faire avancer les dossiers en souffrance, dans la foulée de la mort de Lybanna, les services d'enquête se sont organisés à la hâte. La filière judiciaire au sein des forces de l'ordre, déjà fragilisée par un problème endémique de recrutement, a connu une réforme majeur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menée par Gérald Darmanin avant son départ de l'Intérieur. La séparation qui existait entre les effectifs dits de voie publique et ceux affectés au judiciaire a quasi disparu, laissant craindre un glissement vers la délinquance du quotidien plutôt que vers des enquêtes d'envergure.

Cette même tension se retrouve aujourd'hui dans l'affectation des effectifs pour absorber à la hâte le stock. «Le traitement prioritaire n'a été possible qu'en prélevant des effectifs sur d'autres missions», indique la note. Dans la Somme par exemple, il a fallu affecter «l'intégralité [du] groupe économique et financier jusqu'à la fin de l'année 2026». De même au Mans, où six

enquêteurs spécialisés de l'atteinte aux biens et de la brigade financière travaillent désormais sur les violences sexuelles dont sont victimes les mineurs. Un bricolage dont «la soutenabilité est ouvertement mise en doute» par les magistrats. A Bourges (Cher) par exemple, «tant les préfets que les élus commencent à trouver la mobilisation préjudiciable au bon fonctionnement des services». A Dijon, les enquêteurs vivent «un profond malaise et une probable désaffection à venir», à Vienne, «les fonctionnaires expérimentés de la brigade "ont tous demandé leur changement d'affectation"».

Les procureurs généraux ont également relevé d'importantes carences dans les compétences des enquêteurs qui sont amenés à travailler sur ces dossiers sensibles. Leur formation est «notoirement insuffisante» et ce «au préjudice de la qualité des procédures». Dans ce domaine, l'écart entre la situation côté gendarmerie et côté police est particulièrement marquant. A Angers par exemple, 67 gendarmes sont formés à la réalisation d'auditions de mineurs victimes tandis que seulement 10 policiers le sont. Au Mans, 192 contre 6 et à Laval (Mayenne), 13 contre 2. Cette absence de formation a des conséquences concrètes sur les délais de traitement de procédure. Comme à Amiens, où «les victimes attendent parfois plusieurs mois avant d'être entendues».

La synthèse adressée a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évoque aussi un «désinvestissement de la hiérarchie intermédiaire» dans le suivi de ces procédures, qui est relevé «par la quasi-totalité» des hauts magistrats. Une situation particulièrement marquée dans la police. A Metz, «la hiérarchie semble s'être désintéressée de ce contentieux», à Aix-en-Provence «le désengagement de l'encadrement intermédiaire dans la filière judiciaire a pour conséquence une hiérarchisation aléatoire des affaires», à Dijon, «des instructions du parquet stagnent [...] pendant plusieurs mois, souvent plus d'un an, sans qu'aucun enquêteur ne soit désigné ni aucun acte réalisé». Et à Orléans, «la parfaite prise en compte [...] d'une procédure ne repose en réalité que sur la diligence et l'insistance des magistrats».

Un état des lieux terrible, d'autant plus qu'il est incomplet. Des procureurs affirment avoir été entravés par des rétentions d'informations de plusieurs hauts responsables policiers. Le procureur général de Dijon dit ainsi que la hiérarchie de la police judiciaire «aurait donné pour instruction de ne pas communiquer les données relatives aux effectifs d'enquêteurs». Tandis qu'à Mulhouse (Haut-Rhin), la direction de la police «n'a explicitement pas souhaité répondre à cette question, ne voulant laisser aucune trace écrite». A Marseille, le parquet s'est heurté au même refus. Ces mises en cause ont provoqué ces derniers jours d'importantes turbulences dans les services de police judiciaire, qui se sentent trahie par la liberté de parole des hauts magistrats dans les remontées qu'ils ont adressées à leur ministre. Pour faire face à l'ampleur du problème, Gérald Darmanin propose a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une réunion le 3 septembre avec «l'ouverture rapide de travaux conjoints». Laurent Nuñez a, lui, promis des «réponses argumentées» pour «rétablir certaines vérit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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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RESSO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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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E PA

Soldats, missiles et obus...

Une lune de miel militaire entre la Corée du Nord et la Russie

Kim Jong-un et Vladimir Poutine, qui viennent d'échanger des lettres «d'amitié», pourraient prochainement renforcer leur partenariat avec le renfort de 10 000 soldats nord-coréens en Russie. Une information des autorités de Kyiv, qui redoutent une nouvelle escalade dans le conflit en Ukraine. A lire sur notre site. PHOTO KCNA REUTERS

Accusations de plagiat, racisme... Le professeur

de Cambridge Jason Arday retrouvé mort

Au cœur d'un scandale sur fond de haine raciste, le docteur en sociologie de 41 ans, ancien plus jeune professeur noir de l'université anglaise, a été retrouvé mort vendredi chez lui. Sa famille dénonce une «campagne de harcè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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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CAMILLE PAIX

Les semaines de polémique aux relents racistes ont eu une issue funeste. Jason Arday, connu pour avoir été le plus jeune professeur noir de l'université de Cambridge, a été retrouvé mort vendredi dans son appartement londonien, un peu plus d'une semaine après avoir démissionné sous le poids des accusations de plagiat qui le visaient. Sa famille dénonce une «campagne de harcèlement» – le site NewsCord, qui a analysé le battage médiatique causé au Royaume-Uni par cette histoire, a recensé 249 articles en vingt-deux jours, dont 188 ces neuf derniers jours après l'annonce le 5 août de sa démission motivée par le fait d'avoir «atteint les limites de ce qu'une personne peut supporter».

«Cruauté». A l'origine, le parcours de Jason Arday était pourtant de ceux dont les médias raffolent. Celle d'un autiste non verbal atteint d'un retard global du développement, qui n'a pas parlé avant ses 11 ans et n'a appris à lire et à écrire qu'à ses 18, avant de recevoir une bourse, de faire une brillante carrière académique et de devenir en 2023 le plus jeune professeur noir a rejoindre la prestigieuse université britannique vieille de près de 800 ans. L'histoire était belle, peut-être un peu trop pour certains. C'est un professeur américain de philosophie

proche de l'extrême droite, Nathan Cofnas, renvoyé en 2024 de Cambridge pour racisme, qui est allé fouiller dans la thèse de Jason Arday et en a publié un article sur son Substack. Après ça, la machine s'est emballée, largement alimentée par Nathan Cofnas lui-même se félicitant d'avoir causé la «chute» du jeune professeur.

Autoproclamé «réaliste racial» et pourfendeur du «workisme» et des principes d'égalité des chances, Nathan Cofnas a contesté en justice son éviction de l'université, qui faisait suite à des propos selon lesquels dans une «véritable méritocratie, les personnes noires disparaîtraient de presque tous les postes haut placés, sport et divertissement mis à part». Persuadé que les «talents» ne sont pas «distribués également entre les différents groupes de population» – en gros, que l'intelligence des blancs est supérieure et que dire l'inverse relève d'une «guerre contre la nature», Cofnas exerce désormais à l'université de Gand, en Belgique. Sa nomination en mai y a provoqué un tollé.

Dans le monde universitaire, les accusations de plagiat font presque partie du quotidien. Mais elles ont rarement autant de retentissement. Celles-ci sont rapidement devenues autre chose, sans grand lien finalement avec le fond des travaux académiques de Jason Arday, mais plutôt avec un simulacre de bataille culturelle, dans lequel le professeur de sociologie repeint en imposteur n'était ni plus ni moins qu'un avatar des politiques de diversité, d'égalité et d'inclusion (DEI, ou discrimination positive) pourfendues par la droite et l'extrême droite. Prenant la suite de Nathan Cofnas, plusieurs journaux ont publié des enquêtes sur Jason Arday. Outre ses travaux, ils contestaient certaines de ses affirmations jugées fantaisistes, comme le fait qu'il aurait couru 30 ma-

rathons en 35 jours et collecté des millions de livres sterling pour des œuvres caritatives. Dans une interview donnée fin juillet au Times, Jason Arday reconnaissait avoir commis des «erreurs» sur le plan académique mais jurait qu'il n'était «pas un menteur». «Il y a eu depuis mon arrivée à Cambridge une campagne très bien orchestrée et coordonnée pour me faire quitter mon poste.» Une «campagne» motivée selon lui «par des considérations raciales». «On parle de travaux universitaires ici, a-t-il ajouté. Je n'ai tué personne. Je pense que la cruauté à laquelle j'ai été confronté et le fait qu'on me présente comme ce genre de menteur et d'affabulateur sont tout à fait inacceptables.»

«Ignoble». «Bien sûr qu'on doit toujours enquêter sur les accusations de plagiat pour protéger les standards académiques, déclarait début août le professeur de neurosciences à Cambridge Simon Baron-Cohen auprès de la BBC. Mais je ne peux pas rester les bras croisés pendant qu'on frappe un homme à terre. Il s'agit de harcèlement incessant à l'encontre d'un homme autiste vulnérable, ce qui soulève des questions en matière de protection. Il est temps que ça cesse.»

«Jason Arday a été victime d'une humiliation publique pernicieuse que personne d'autre dans sa position n'aurait jamais eue à subir, a réagi sur Twitter le maire de Londres, Sadiq Khan. Sa mort est une tragédie, mais elle doit aussi nous ouvrir les yeux.» «Jason a été la cible d'une campagne de harcèlement continu pendant plus de trois ans après avoir accepté son poste de professeur, a dénoncé sa famille dans un communiqué diffusé par son éditeur Simon & Schuster. Cette campagne de désinformation a été insupportable pour Jason, qui était un homme doux et qui a toujours voulu voir le meilleur en cha-

Arday lors du relais de la flamme olympique à Londres, en 2012. J GIDDENS PA AP

cun.» Après avoir tout d'abord défendu son professeur et dénoncé une «campagne ignoble» le visant, Cambridge a fini par ouvrir une enquête début août. Dans un communiqué, l'administratrice en chef de l'université, la vice-chancelière Deborah Prentice, s'est dite «profondément attristée» par la mort de son ancien professeur. Jeudi, elle avait qualifié d'«aberration» le cas de cet enseignant, promettant une

enquête «indépendante» sur cette affaire, tout en insistant sur le fait qu'il ne devrait pas être utilisé «pour jeter le discrédit» sur d'autres universitaires issus de minorités. Samedi, le Premier ministre britannique, Andy Burnham, a déclaré que la mort de Jason Arday était une «tragédie». «Ce n'est pas le moment de porter des jugements hâtifs. C'est plutôt un moment de réflexion pour comprendre comment on en est

arrivé là», a ajouté le dirigeant travailliste. Plus de 31 000 personnes, dont plusieurs députés, ont signé une pétition exhortant Andy Burnham à ouvrir une enquête publique sur le harcèlement médiatique dont aurait été victime Jason Arday. Le groupe militant «Good Law Project», auteur de la pétition, dénonce le fait que «la couleur de sa peau a joué un rôle déterminant dans ce harcèlement». ➤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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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E FR

Contrôle judiciaire de Patrick Bruel allégé : colère de Corinne Hermann, l'avocate de Flavie Flament Vendredi, Mediapart

a appris auprès du parquet de Nanterre que le contrôle judiciaire de Patrick Bruel - soupçonné de violences sexuelles, mis en examen dans quatre dossiers et placé sous le statut de témoin assisté dans quatre autres - avait été allégé. Interviewée par RTL dimanche, l'avocate de Flavie Flament et de cinq autres femmes, Mᵉ Corinne Hermann, n'a pas caché sa colère. C'est un «message inadmissible envoyé par la justice». PHOTO REUTERS

Indonésie Au moins 40 morts après un séisme de magnitude 7,7

Un puissant séisme a frappé samedi matin l'est de l'Indonésie, faisant au moins 40 morts et 50 blessés. La secousse de magnitude 7,7 a aussi poussé des milliers d'habitants des côtes à évacuer par crainte d'une montée des eaux. Des pans entiers de façades se sont effondrés. Le chef de l'Agence nationale de gestion des catastrophes a précisé que des personnes étaient piégées dans plusieurs bâtiments. Un second séisme puissant a été enregistré sur l'île de Sumatra, dans l'Ouest, douze heures plus tard : dimanche après-midi, aucun dégât ni aucune victime n'avait été signalés. (avec AFP)

Hongrie Un accident de car fait au moins 12 morts

Vers 1 heure du matin dans la nuit de samedi à dimanche, sur une autoroute en Hongrie, un car immatriculé en Pologne et transportant 57 passagers «a quitté la chaussée, a fini sa course dans un fossé et s'est immobilisé sur le flanc», selon l'Office national chargé de la gestion des catastrophes. Le chauffeur se serait endormi, rapporte la presse. Il a été placé en garde à vue, a indiqué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Gabor Posfai. Il s'agit du plus grave accident de bus dans le pays depuis la catastrophe de Siofok en 2003, lorsqu'un train avait percuté un bus transportant des touristes allemands, faisant 33 morts. (avec AFP)

Attaque massive de drones contre la Russie, plusieurs frappes en Ukraine

Au moins 12 personnes ont été tuées dimanche dans des frappes en Russie et en Ukraine. Une vague de centaines de drones a causé la mort de cinq personnes dans une zone résidentielle de la région méridionale de Rostov, en Russie, a rapporté sur Telegram le gouverneur louri Slousar. Deux autres personnes ont été tuées dans les régions de Belgorod et Moscou. Le gouverneur de la région de Moscou, Andreï Vorobiov, a qualifié l'attaque d'«une des plus massives de mémoire récente». Le ministère russe de la Défense a indiqué avoir abattu 822 drones dans tout le pays au cours de la nuit de samedi à

dimanche. A Podolsk, près de Moscou, un nouvel entrepôt du géant russe du e-commerce Wildberries a été touché dans la nuit. En Ukraine, des drones et missiles russes ont tué 2 personnes et blessé 14 autres dans une aciérie d'Arcelor-Mittal à Kryvyi Rih (centr) et, la ville natale du pré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 Cette usine, qui compte parmi les plus grands producteurs d'acier d'Ukraine, a annoncé avoir partiellement suspendu ses activités. Des frappes ont aussi visé d'autres régions, tuant deux personnes dans celle de Zaporijia (Sud) et une autre dans celle de Soumy (Nord).

A Kyiv, le populaire marché du livre en plein air de Potchaïna, réputé de longue date pour ses ouvrages rares et anciens, a été touché. Le libraire Dmytro Semenoukha a vu ses quatre étals partir en fumée. Les deux pays font monter en puissance depuis des mois leurs frappes à longue portée, faisant un nombre croissant de victimes civiles, plus de quatre ans après le début de l'invasion russe. La diplomatie est, elle, au point mort et les avancées sur le front sont devenues rares. Un drone, qui était entré dans l'espace aérien roumain, près des frontières

avec l'Ukraine et la Moldavie, a par ailleurs été abattu dimanche par un avion de chasse espagnol en mission dans ce pays de l'Otan, a indiqué le ministre roumain de la Défense. Le Commandement aérien de l'Alliance atlantique a précisé sur X que la mission impliquait deux F-16 faisant partie d'un contingent espagnol composé d'environ 200 militaires et de 11 avions basés en Roumanie. Le pays est devenu l'un des Etats les plus exposés aux conséquences du conflit parmi les membres de l'Otan. Il a commencé fin juillet à abattre ces engins pénétrant dans son espace aérien. (avec AFP)

Pour les gens du voyage, le racisme «est bien pire qu'avant»

Sur la table, une pile de photos trône. Grandes, petites, de bonne qualité, repliées sur le côté, grisées par les années. Dessus, une foule, pancartes à la main. «C'était en 2005, on était dans tout Paris, se rappelle Michel Lambert, 76 ans. C'était plus une manifestation pacifique qu'autre chose. Les gens jouaient de la guitare sur la route, on chantait... Quelqu'un avait ramené une poule en disant : "Voilà les poules qu'on vous a volées !"» s'esclaffe-t-il, attablé dans un campement de Rouvres (Seine-et-Marne) où il s'est rendu pour nous rencontrer en ce jeudi d'août. Il reprend : «Là, il faudrait en refaire une, de grande manifestation. Celle-là, c'est la dernière qu'il y a eue. Ça n'a pas changé dep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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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 250 000 à 300 000 personnes, selon les estimations de l'Agence européenne pour les droits fondamentaux en 2019, Michel Lambert fait partie des «gens du voyage», ou des «voyageurs», comme certains préfèrent. Depuis sa naissance à Bordeaux, il s'est déplacé de ville en ville jusqu'en 1987, où il a marqué

Au campement de Rouvres (Seine et Marne). A FACELLY

l'arrêt à Aubervilliers (Seine-Saint-Denis). Aujourd'hui, il est responsable de l'Association Familiale des gens du Voyage d'Ile-de-France. Une mission de moins en moins simple alors que la communauté fait la une de l'actualité, à ses dépens. En déplacement le 4 août en Vendé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Gabriel Attal s'était illustré en visitant un camp de gens du voyage pour dénoncer les occupations illégales. La veille, dans le Figaro, le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nnonçait vouloir «prononcer des sanctions fermes et exemplaires» face à ce phénomène. Une rhétorique connue des

politiques en période électorale : en 2010, Nicolas Sarkozy avait marqué avec un projet d'évacuation de 300 camps illégaux ; en 2013, c'était Christian Estrosi, alors maire de Nice, qui avait appelé «la révolte» contre les «gens du voyage». Cette hostilité n'étonne plus à Rouvres (Seine-et-Marne), où une vingtaine de caravanes se sont installées il y a quelques jours dans un champ bordant la commune d'un millier d'habitants. Arrivés après accord du maire, ces derniers ont tout de même vu des gendarmes s'y opposer. «Ils étaient armés de lanceurs de balles de défense, comme si on allait les

attaquer, se rappelle Charles Menhar, torse nu devant son imposante caravane blanche. Ensuite, ils nous ont menacés de venir nous verbaliser tous les jours. Mais le maire avait accepté.» Dans ses mains, un document signé par l'édile prouve son accord pour un séjour jusqu'au 23 août.

«Avant, on nous traitait de voleurs de poules. Là, on nous dit qu'on est sales, qu'on ne paye pas d'impôts, que nos enfants ne vont pas à l'école», se désole Charles Menhar, assis sur un tabouret en plastique, avant de raconter la fois où, de passage à Dunkerque, il avait tenté d'aller au restaurant : «On m'a dit que c'était fermé, alors que la terrasse était pleine de gens en train de manger!» Aujourd'hui, il en rit, mais l'affirme : «C'est bien pire qu'avant.» Dans un rapport paru en juin, la Fondation pour le logement des défavorisés dénonçait un «mal-logement massif» qui touche 177 000 personnes issues des communautés des gens du voyage.

CAMILLE FAUQUEUR Reportage à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ration.fr

«Nous sommes prêts à rediscuter avec tout le monde à gauche, sans exclusive.»

MARINE TONDELIER secrétaire nationale des Ecologistes

Elle prend les devants. A quelques jours de la rentrée des écologistes d'un côté (du 20 au 22 août à Grenoble), des insomnis (du 20 au 23 août près de Valence), des communistes (21 et 23 août à Toulouse) et des anciens de LFI regroupés dans l'Après (du 22 au 24 août à Tours). Marine Tondelier, toujours candidate de son mouvement à la présidentielle, se dit «prête à rediscuter avec tout le monde à gauche sans exclusive» et propose, dans un entretien à la Tribune Dimanche, à ses homologues des «rencontres bilatérales». A huit mois du scrutin, et après l'échec de sa primaire unitaire avec les socialistes, la cheffe des verts espère encore «conjurer [la] chronique d'une défaite annoncée» pour la gauche. (avec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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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O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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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 FR

Comment le nageur roumain David Popovici a tracé sa route vers un double sacre à Saint-Denis

Le nageur roumain David Popovici, 21 ans, se distingue par une sagesse et une humilité rares. Après ses titres sur 100 m et 200 m, le double champion d'Europe revient auprès de Libé sur sa folle année, passée à se frotter à la fusée chinoise Pan Zhanle, à préparer le terrain en vue d'un nouveau record du monde mais aussi à prendre soin de lui. Interview à lire sur notre site. PHOTO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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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éon Marchand lors de sa série du 400 m nage libre aux Championnats d'Europe de natation à Saint-Denis, dimanche. PHOTO BOZON AFP

Léon Marchand, une semaine entre frustration et consécration

Après la blessure, le renoncement à ses courses reines et la longue attente avait le début de ses épreuves individuelles, le prodige français a accueilli avec encore plus d'enthousiasme ses premiers sacres à l'Euro de natation.

Par ELSA DE LA ROCHE SAINT-ANDRÉ

Ce n'était pas tout à fait ce qu'il imaginait, fin juin, au moment de plonger dans le bain des qualifications nationales pour les championnats d'Europe. A Saint-Etienne, qui accueillait les championnats de France sous une chaleur étouffante, Léon Marchand

se voyait bien défiler sur les podiums européens. Avant que tout ne s'effondre sur un douloureux 200 m brasse, où le prodige aura serré les dents malgré ses souffrances au niveau de la cuisse droite. La suite est connue : la lésion à l'adducteur, la préparation tronquée, l'arrivée des doutes, puis l'irrémediable renoncement à trois de ses courses maîtresses.

Après avoir affronté cette situation inédite pour lui, le Toulousain a d'autant plus savouré, samedi, quand il est devenu le nouveau roi d'Europe du 200 m papillon. Un sacre couronné d'une Marseillaise entonnée a capella par des gradins totalement énamourés. Pour Marchand, cette médaille d'or avait un parfum particulier. Tandis qu'il a dominé, en 2024, les Jeux de Paris avec ses quatre titres olympiques en autant

de finales individuelles, tandis qu'il a survolé les dernières éditions des Mondiaux en engrangeant sept médailles d'or et deux records plantaires, le nageur d'Austin (Texas) n'avait pas encore disputé une seule finale européenne dans une carrière déjà bien touffue. Plus assidu jusque-là sur les échéances mondiales que continentales, il voulait à tout prix

corriger cette anomalie à Saint-Denis. C'est chose faite désormais.

«Piscine en feu». Au terme d'une course rythmée par le vacarme des tribunes, le Français de 24 ans a connu son premier triomphe européen samedi. Et n'en est que plus comblé. «C'était ce qui me manquait, a-t-il commenté en sortant du bassin.

Je suis super content de mettre accroché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 Je n'étais pas sûr de pouvoir faire le papillon, pas sûr de pouvoir faire le crawl. Au final, j'ai persévéré, je me suis dit que c'était une belle compétition, en France en plus. Et là de gagner avec ce temps, c'est canon, donc je suis hyperfier de moi.» Rarement le nageur, exilé aux Etats-Unis, aura été aussi bavard au

LES FRANÇAIS EN BRONZE SUR LE 4X100 M 4 NAGES

Il était donné comme l'un des plus sérieux prétendants français aux podiums, du haut de ses deux médailles de bronze mondiales. Mais la semaine de Yohann Ndoye-Bouard a plutôt ressemblé à un long cauchemar : après la désillusion sur 200 m dos, l'échec en finale du 50 m dos, le Français ne s'est pas consolé avec le 100 m dos dimanche. A l'issue de sa dernière course individuelle, il a échoué au pied du podium. Heureusement, il lui restait encore le 4x100 m 4 nages, le relais le plus attendu par la délégation tricolore. Depuis deux ans, les Français n'ont fait que progresser sur l'épreuve, grâce au solide trio de base que le dossiste forme avec Léon Marchand et Maxime Grousset. A Saint-Denis, accompagnés de Carl Aitkaci pour se charger de la brasse, les Bleus convoitaient l'or qui leur manquait tant. Face à des Russes et des Italiens ultradominateurs, ils ont dû se contenter du bronze.

micro des journalistes. Léon Marchand n'a cessé de saluer l'ambiance, qui l'a «poussé du début à la fin», dans une «piscine en feu» qu'il ne saurait assez remercier pour les «frissons» et l'«énergie». Sur le contenu de la course, comme il le dit lui-même, c'est «canon». Quant de ses coulées magiques, il n'a pas livré le record du monde tant attendu par certains, mais quand même la meilleure performance de l'année, la deuxième de sa carrière, et la sixième de l'histoire. De quoi satisfaire l'élève de l'illustre Bob Bowman.

En apothéose. Cette consécration est intervenue après une semaine au rythme atypique pour Marchand, habitué à enchaîner les courses, parfois plusieurs le même jour. Cette fois, après le faste du premier soir où il s'est emparé d'une première médaille, en argent, avec le relais 4x200 m, sa compétition s'est brutalement arrêtée. Trois jours à ronger son frein avant de remonter sur les plots. S'il s'était d'abord convaincu que cela lui laisserait le temps de récupérer, il a vite ressenti de l'ennui. Une impatience qu'il a contenue en s'isolant dans sa bulle.

Au bout du bout, l'attendait un ultime défi. Une course qu'il avait qualifiée de «lumière» dans les ténèbres de sa blessure. Le 400 m nage libre, une épreuve qu'il maîtrise beaucoup moins, pour ne l'avoir jamais disputée en compétition internationale, mais où il était désireux de se tester dans la perspective des Jeux de Los Angeles 2028. Si en tant que fin connaisseur du 400 m 4 nages, il mesurait l'endurance que nécessite une telle distance, lui-même ne savait pas trop ce que ça donnerait en crawl pur.

Marchand était capable du meilleur. A l'issue d'une finale dont il a directement pris la tête, distançant ses rivaux à chaque mouvement et frôlant les 15 mètres de coulée jusque dans la dernière longueur, il s'est emparé de son deuxième titre de champion continental. Cinquante minutes plus tard, il obtenait le bronze avec ses coéquipiers du relais 4x100 m 4 nages, concluant en apothéose cet Euro auquel il a failli renoncer.


Libération Landi 17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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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ÉES/

LA TÊTE DANS LE CUL (1/4)

La sexualité titille intellectuels et auteurs. Elle est un espace d'émancipation, un marché, une source de conflits et de plaisirs. Elle révèle rapports de pouvoir, révolutions féministes et mutations technologiques. C'est pourquoi, cet été, Libération met «la tête dans le cul» en donnant carte blanche à des penseurs, écrivains et chercheurs pour raconter ce que le sexe dit de notre époque.

Regarder avec désir le corps des hommes peut être un geste émancipateur

L'anthropologue Morgane Tocco, autrice d'une thèse à l'EHESS sur les perceptions visuelles et érotiques de femmes, raconte des comportements toujours très genrés.

Comment les femmes regardent le corps des hommes qui leur plaisent? Puisqu'on parle toujours du regard masculin sur le corps féminin, j'ai voulu prendre le contre-pied et prendre au sérieux cette question dans le cadre d'une thèse d'anthropologie sociale à l'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Prendre au sérieux cette question, c'est déjà la complexifier et prêter attention aux nuances. «Les femmes» ne constituent pas un groupe homogène; il n'existe pas un regard, ni un désir féminin. C'est aussi contextualiser les expériences perceptives: qui regarde, dans quel état d'esprit, à quel moment de sa trajectoire de vie, dans quelles circonstances, où, à quelle heure, etc. C'est encore considérer que regarder est une pratique culturelle, qui s'apprend et se régule, et qui peut induire une interaction sociale avec l'individu observé.

DE RARES REPRÉSENTATIONS ÉROTISANT LES HOMMES

Durant trois années, j'ai enquêté sur les perceptions visuelles et érotiques de femmes cisgenres attirées par les hommes. Ma question de départ était simple, un brin naïve: «Est-ce que la marche vers l'égalité des sexes conduit à une évolution des manières dont les femmes regardent les corps d'hommes?» Encore fallait-il savoir comment les femmes regardaient les hommes «avant».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s'est très peu penchée sur cette question.

S'il est encore trop tôt pour évaluer des changements profonds, le moment #MeToo que nous traversons semble bouleverser le domaine de la sexualité. En mettant l'intime sur la place publique, il permet de dénoncer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la culture du viol, mais il invite également les femmes à prendre en main leur sexualité, à aspirer à une vie sexuelle épanouie et égalitaire. Cet élan semble se répercuter sur les questions de regard et de désir.

On assiste à l'émergence de discours féministes (somme toute relativement rares) invitant les femmes à érotiser les hommes pour devenir sujet de regard et de désir, actrices de leur sexualité. Je me suis intéressée de près à ces microphénomènes

de politisation de l'intime. Les femmes qui tiennent ces discours dénoncent, en particulier, les inégalités de représentation des corps dans la publicité, les arts et les médias.

Elles dressent un double constat: d'une part, les représentations éroissant les hommes sont plus rares ou moins visibles dans l'espace public que celles érotiques les femmes; d'autre part, les images érotiques sont principalement produites par et pour les hommes. Ce constat est interprété comme un frein à l'égalité des sexes à laquelle elles aspirent. De fait, elles considèrent que l'inégale représentation des corps enferme les femmes dans un rôle d'objet de regards et de désirs (masculins), qui les dépossède de leurs propres regards et désirs.

Le projet Lusted Men en est un exemple. Il est créé en 2019 par Flore Bleiberg, Lucie Brugier et Laura Lafon, puis rejoint par Salomé Burstein, Marion Chevalier, Margaux Oren et moi-même. Il s'agit d'une collecte ouverte de photographies érotiques d'hommes, réunissant les images envoyées par près d'un millier de personnes (de diverses identités de genre et orientations sexuelles), qui a fait l'objet de plusieurs expositions entre 2021 et 2024, et dont une partie est consignée dans un ouvrage éponyme, publié en 2024 aux éditions Iloëboke.

Voici un extrait de son manifeste: Lusted Men «encourage les femmes à être toujours plus actrices de leurs désirs, en cherchant chez l'autre ce qui est érotique. Ces actes participent à construire la confiance nécessaire à pouvoir dire non ou oui, en regard de ses envies. Nous invitons les femmes à tenter, essayer, risquer, s'autoriser à découvrir ce qu'elles aiment regarder. De la sorte, nous souhaitons apaiser la souffrance que peut générer leur objectivation, et proposer des moyens de prendre la parole et le regard». Les femmes qui adhèrent à ces discours portent ou tâchent de porter un regard érotique sur le corps masculin, dans le cadre de leur vie privée ou de leurs pratiques artistiques. Pour elles, regarder un homme avec désir peut être vécu comme émancipateur.

Moi, le truc qui m'avait le plus marquée, c'était le «workshop mater des hommes sur la plage», que Flore avait proposé, et qui m'a vraiment bouleversée dans ma chair.

«On peut se forcer à regarder l'autre.

Elle m'a dit: «On a qu'à regarder les hommes [Rires], et j'avais l'impression que j'avais jamais fait ça, en fait, et surtout pas en groupe.» (Laura, cofondatrice du projet Lusted Men).

DÉVELOPPER SCIEMMENT UN DÉSIR ACTIF

Il en va de même concernant le geste de dessiner ou de photographier les corps d'hommes.

«C'est hyper agréable, voire un peu "jouissif", de créer, en tant que femme, sa propre galerie érotique d'hommes, dans une société encore si patriarcale. Et de

Par MORGANE TOCCO

Anthropo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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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serait-ce qu'apprendre à ouvrir les yeux. PHOTO AMANDINE KUHLMANN POUR LIBÉRATION

comprendre que, de ce fait, le pouvoir de changer les représentations est entre nos mains.» (photographe ayant participé au projet Lusted Men). Certaines femmes expriment une transformation volontaire de leurs manières de percevoir le corps masculin, dans l'optique de développer sciemment un désir actif. «En réfléchissant à ce sujet: 'On éduque les femmes à avoir envie d'être désirée plutôt que de désirer, tout ça, tout ça'. J'me suis dit: 'Mais en fait, y'a aussi une part active qu'on peut prendre, qui est de se forcer à regarder l'autre. Enfin, d'apprendre à regarder l'autre. Ne serait-ce qu'appren-

dre à ouvrir les yeux, en fait.»

(Manon, 27 ans).

D'autres expliquent avoir toujours porté un regard érotique sur ce corps – en se sentant relativement marginales dans cette posture. «Vous n'imaginez pas comme ça m'a donné de l'énergie de voir que je ne croupissais pas seule avec cette envie de faire venir les hommes dans le cercle des images érotiques.» (Viviane, 58 ans).

RAPPORT INDIVIDUALISTE, VOIRE PRÉDATEUR...

Si l'érotisation des corps d'hommes est

présentée comme un levier vers l'émancipation et l'égalité par certaines femmes, toutes ne partagent pas cet avis. D'une part, pour celles-ci, érotiser les hommes, c'est adopter un comportement masculin, un rapport individualiste, voire prédateur au corps de l'autre. Beaucoup voient dans cette érotisation du corps une objectification, une déshumanisation. C'est aussi parce qu'elles se sentent victimes de ce regard réifiant, en tant que femmes, qu'elles ne souhaitent pas le reproduire. «Est-ce que c'est bien de s'mettre dans une posture de voyeuse alors qu'on... alors qu'en tant que femme on a été trop souvent représentées par des voyeurs? [...] Est-ce que c'est bien de... d'objectiver les hommes alors que... on souffre de l'être soi-même?» (Amandine, 27 ans).

D'autre part, elles conçoivent l'érotisme comme un jeu à deux, une relation. Elles valorisent le pouvoir de séduction du toucher et de l'odorat, au détriment de la vue. «Pour moi, le côté érotique, il est dans le peau à peau, dans l'interaction entre deux personnes. C'est rare, franchement, que j'm'émeuve d'un corps d'homme, comme ça, quoi. J'pense que ça m'a jamais fait trop d'effet de voir un mec torse nu ou à poil. Par contre, c'est l'attitude avec moi, c'est la manière de me parler qui va générer quelque chose. Donc c'est vraiment l'interaction qui va générer l'érotisme, plus que le corps en lui-même, en fait.» (Océane, 27 ans).

UNE ASYMÉTRIE ENTRETENUE PAR LA CULTURE

Pour comprendre ces différentes approches, il convient de mettre en lumière l'asymétrie qui caractérise l'érotisme hétérosexuel. Si les comportements sexuels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sont de plus en plus semblables, l'hétérosexualité demeure structurée par une répartition binaire des valeurs et des actions attendues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dans les rapports de séduction. L'inégale représentation des corps dans la culture visuelle ne constitue que la partie immergée de l'iceberg. Le script érotique hétérosexuel s'inscrit dans une distribution actif-passif qui associe la passivité à la féminité et l'activité à la masculinité. Le désir sexuel masculin est considéré plus important, plus impréieux, plus indomptable. Les femmes apprennent à s'en méfier, dès l'enfance. Leur désir à elles? Il se doit d'être discret, de se développer en affinité avec leur partenaire.

De plus, le désir masculin est censé être plus visuel que le désir féminin: les hommes désireraient des corps, érotiseraient la beauté physique, quand les femmes désireraient des êtres, érotiseraient la personnalité ou l'attitude. La beauté corporelle masculine ne serait pas érotique en soi, contrairement à la beauté féminine, qui serait dotée d'un pouvoir de séduction inné. Cette asymétrie, généralement pensée comme une complémentarité, tend à passer pour naturelle, alors qu'elle est largement entretenue par la culture. Outre l'influence de l'inégale représenta-

En mettant l'intime sur la place publique, [#MeToo] invite les femmes à aspirer à une vie sexuelle épanouie et égalitaire. Cet élan semble se répercuter sur les questions de regard et de désir.

tion des corps dans la culture visuelle, on oublie de rappeler que les hommes sont socialisés à la pornographie dès l'enfance, invités à développer un désir actif, à aborder la sexualité sous un angle récréatif et individualiste, pendant qu'on protège les femmes du désir masculin et qu'on leur apprend à être jolies et agréables aux autres.

L'expérience perceptive des femmes vis-à-vis des hommes est profondément marquée par l'injonction à être physiquement séduisantes propre à leur genre – qui les invite à porter leur attention sur leur propre physique ou celui d'autres femmes plutôt que sur celui d'hommes – mais également par les violences sexistes et sexuelles dont elles sont largement plus victimes que les hommes. En outre, la morale encadre bien davantage les comportements sexuels de femmes que ceux d'hommes.

Aujourd'hui encore, multiplier les partenaires est plus valorisant pour eux – Dom Juan – que pour elles – fille facile. Il en va de même pour le fait de porter un regard érotique sur le corps de l'autre: un homme qui tire du plaisir à contempler la plastique féminine est... un homme hétérosexuel; une femme qui tire du plaisir à contempler la plastique masculine est une femme à la sexualité débordante, hors norme, une «salope», mais aussi, en ce moment, dans certains milieux, une femme «émancipée».

Dans le domaine de la création artistique, cette asymétrie a pour effet d'entretenir la surreprésentation de corps féminins, puisqu'il est plus facile d'assumer la figuration de ces corps que celle de corps masculins. «Moi, j'ai montré mes goûts, mais déjà j'trouve que... en parler, c'est-à-dire les dessiner, c'était un pas, pour moi. Vraiment. Peut-être pour quelqu'un d'autre, c'est juste un dessin, mais pour moi, c'était un peu courageux de dessiner un homme comme ça.» (Nora, 26 ans).

En cherchant à documenter les manières dont les femmes regardent les corps d'hommes, j'ai surtout mis au jour les contraintes qui pèsent encore sur leur disposition à regarder un homme avec attention, plaisir et désir. ➔

Morgane Tocco est l'auteure de: Moi aussi je te regarde. Regards de femmes sur corps d'hommes, éditions du Détour,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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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BE BRIDGERS

Dans l'œil de l'icône

Avec son troisième album, «Lost Weekend», la chanteuse californienne transforme son statut de nouvelle égérie pop en réflexion musicale sur les vanités et les impasses de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contemporain à l'ère d'Internet.

Par LELO JIMMY BATISTA

Sur le plan strictement artistique, aucun chanteur ou chanteuse n'a suscité plus d'articles et de commentaires cette année que Céline Dion et son retour scénique, prévu en septembre avec seize concerts à la Plenitude Arena de Nanterre (Hauts-de-Seine). Ce qui est paradoxal dans cette information, c'est qu'on vit un moment où il n'y a absolument plus rien à dire sur Céline Dion. Pas juste parce qu'elle n'a pas sorti de disques depuis près de sept ans, mais parce qu'elle fait désormais partie de ces artistes qui dépassent toute forme de discussion, commentaire ou critique.

C'est un des multiples effets secondaires de l'horizontalisation de la culture populaire, à l'œuvre depuis bientôt trois décennies. Dans ce grand aplanissement général, où tout se vaut et joue dans la même cour, où tout le monde est à la fois énorme et personne en fonction d'où on se place, les plus gros ne sont jamais descendus de leur piédestal et sont même, au contraire, devenus intouchables. Céline Dion, Taylor Swift, Beyoncé n'appellent plus aucune critique, aucun commentaire : elles existent, elles «performent», elles génèrent. Savoir si leur disque est meilleur ou moins

bon que le précédent n'a plus aucune espèce d'importance. C'est une pièce qui relance la machine. Et la machine doit continuer de tourner, inexorablement.

Il est difficile de savoir quand tout ça a changé précisément, mais on pourrait désigner, parmi les dates les plus symboliques, la cérémonie des oscars de 1998, celle où Céline Dion concourrait dans la catégorie de la meilleure chanson avec My Heart Will Go On, face à ce qui était alors son absolu négatif, Elliott Smith. Issu de la scène punk de Portland, signé sur le label indépendant Kill Rock Stars, Elliott Smith

Le titre d'ouverture «The Outside» raconte un jour dans la vie d'une chanteuse portée en triomphe, que la principale intéressée commente comme si ça n'était pas elle.

donnait dans un style dépouillé, intimiste et hautement émotionnel, qui contrastait avec la musique frontale et saturée de ses camarades de label, et ne le prédisposait aucunement à participer un jour à ce type d'évènement.

UN PETIT ICEBERG INSIGNIFIANT

Mais révélé au grand public par le film Will Hunting de Gus Van Sant, il était désormais un hot item et se retrouvait sur la scène du Shrine Auditorium de Los Angeles, attifé d'un costume blanc qui semblait atrocement grand et inadapté, sous des centaines de regards de pitié, tous bien conscients qu'Elliott Smith était un petit iceberg insignifiant sur le point d'être réduit en miettes par le paquebot Dion. Les pouilleux avaient eu droit à leur petit tour de piste – une petite dizaine d'années qui ont vu exploser dans des proportions pas tout à fait envisagées le rock alternatif, la house, le hip-hop. On revenait désormais aux vraies valeurs, David ne pouvait pas avoir éternellement le dessus sur Goliath. Difficile de ne pas penser à ce moment à l'écoute de Lost Weekend, le très attendu troisième album de Phoebe Bridgers. Cette chanteuse

californienne qu'on a découverte avec un premier disque étourdissant en 2017, Stranger in the Alps, puis au sein de Better Oblivion Community Center, duo country-rock qu'elle formait avec Conor Oberst de Bright Eyes. Qu'on a vu rafler tous les suffrages avec son deuxième album Punisher en 2020 et, trois ans plus tard, le Record de

Boygenius, supergroupe où elle était entourée de Julien Baker et Lucy Dacus, qui lui ont valu une poignée de Grammy Awards, des collaborations avec Lorde, Taylor Swift et Paul McCartney ainsi qu'un abonnement au rayon petit biscuit pour sa relation avec l'acteur Paul Mescal. Tout ça sans jamais rien changer à sa musique, qui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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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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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 ce disque, Phoebe Bridgers essaye d'atténuer un peu les lumières. PHOTO OLOF GRIND prunte autant à la pop de stades et à la folk la plus traditionnelle qu'à l'emocore ou à la country, et sans cesser non plus de revendiquer ouvertement sa principale influence : Elliott Smith, précisément, dont on retrouve la sensibilité exacerbée dans ses textes et compositions. Cette dualité, entre triomphe pop et introspection est à nouveau pré-

sente sur Lost Weekend, à la fois blindé par la production XXL de Jack Antonoff, hitmaker pour Taylor Swift, Lana Del Rey et Sabrina Carpenter ; hanté par la présence crépitante du nouveau petit prince du lo-fi, Alex G ; celle, plus familière de ses vieux amis Lucy Dacus et Conor Oberst ; ou celle d'invités parfois surprenants comme Justin Broadrick de Godflesh, référence du metal industriel.

Une forteresse grandiloquente pleine de vocoders et envolées flamboyantes, mais constamment enveloppée dans une sorte de sérénité funeste.

AVALANCHE D'IMPURE-TÉS NUMÉRIQUES

Si la rencontre entre Elliott Smith et Céline Dion avait eu lieu aujourd'hui, ils se seraient mutuellement congratués, auraient eu des carnets d'adresse communs et se seraient sans doute faits, en se quittant, la promesse de collaborer ensemble un jour. Les cultures se sont fondues les unes dans les autres, et le paysage musical, vu depuis les premiers rangs, ressemble à une grande maison dont les lumières seraient toutes allumées en permanence, ne laissant plus aucune place au mystère, aux zones d'ombre, au répit. C'est précisément ce que raconte The Outside, le titre d'ouverture de Lost Weekend : un jour dans la vie d'une chanteuse portée en triomphe que la principale intéressée commente, comme si elle était extérieure à ce qui lui arrivait, comme si ça n'était pas elle, comme si ça ne comptait pour rien, se désintégrant progressivement dans une avalanche d'impuretés numériques.

Ce que Phoebe Bridgers essaye de faire sur ce disque, c'est justement d'atténuer un peu ces lumières, les rendre plus diffuses, troubles ou fragmentées, à l'image de cette pochette floue, de ces photos où elle apparaît entourée d'un halo aveuglant ou déformée par des filtres numériques. Ce qui l'intéresse ce n'est pas de balancer Céline Dion sur Elliott Smith et de voir quel bruit ça fait, mais d'observer au plus près la collision (Bobby, The Governor's Waltz, le génial single Lost Boys) puis sombrer avec eux vers les profondeurs (Other Pikes, As Above). De se défaire d'un monde avide de clinquant, de performance et de figures substituables, pour renouer, pendant cinquante-trois minutes, avec le caractère tragique de l'affaire où nous sommes tous embarqués. ➡

PHOEBE BRIDGERS LOST WEEKEND (Dead Oc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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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 de Arca, ingénieuse du sombre

Dans son nouveau disque, la Vénézuélienne poursuit sa quête de transfiguration au sein d'un paysage sonore mouvant et inquiétant.

En une quinzaine d'années, Arca a façonné des kilomètres de musique avec la régularité d'une marathonienne et a, du même coup, réuni des gens et des milieux qui n'avaient pas grand-chose à faire ensemble. La musique expérimentale, butée et exigeante qui se vit derrière les volets fermés d'une chambre de geek (on parle d'intelligent dance music, terme quelque peu absurde qui sous-entend que les autres musiques sont stupides), n'est plus antinomique de la plus libératrice des cultures de club.

Chez elle, la culture n'est ni haute ni basse, c'est aussi pour cela qu'on la retrouve dans les petites lignes des crédits de production d'artistes majoritaires (Lil Uzi Vert, Madonna...) qui font confiance à sa vision. Puisque la termite a fait son trou un peu partout, elle peut se targuer d'avoir infiltré celui, pourtant exclusif, de la haute couture (elle est mannequin ET elle mixe pour la Fashion Week) voire de l'art contemporain (elle se produit à la Bourse du commerce).

Torrent. Si l'on reprend le fil de sa carrière en solo, paraissent,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10, des EP et mixtapes qui filtrent les courants les plus bilieux du hip-hop pour n'en préserver que l'écume frétillante : textures lugubres qui viennent titiller durablement l'oreille interne, voix submergées de gobelin, science du sample. Viennent ensuite les premiers LP, certes échevelés mais qui trouvent un équilibre dans la forme longue et présagent la reconnaissance critique et le début des collaborations en bataille avant la défiltration des Kick (2020-2021) qui acte son statut de star. Cinq disques comme un torrent qui déplace les coordonnées de son

labeur de production (et de chant !) dans le champ du nonperreo le plus mélancolique et disloqué, tout en l'amenant à repenser sa corporelité de façon inédite, deux ans après avoir dévoilé sa transidentité. Ce dernier projet aura laissé Arca à sec. S'ouvre alors un hiatus d'une demi-décennie où elle déserte le studio pour vivre dans sa peinture. Sa musique ressemble drôlement à ses toiles : elle ne cesse de chercher à se dérober du support sur lequel elle est vissée.

Enfers. Comme à son habitude, Arca érige sur XXXXX des paysages sonores sur des terrains perpétuellement menacés d'inondation : musique traversée par des frissons d'inquiétude, avec bien trop d'articulations, bien trop de ramifications. L'album est conçu comme un jukebox décharné qui ne craint ni de faire muter les morceaux à mi-parcours ni de les conclure par des fade-out. Cloches des enfers, percussions acides ou industrielles, si la description des parties ne rend jamais justice à la somme, ici, on a l'impression que les compositions errent, stagnent avant de s'éteindre comme des lucioles. La mise en place est parfois laborieuse, comme si tout pesait trop lourd, et les répétitions débouchent rarement sur une libération – Arca préférant davantage les plateaux infernaux et le retard du plaisir. Son travail est, du reste, toujours le même, nous émouvons avec un son qui est sur le point de devenir autre chose que ce à quoi son usage le plus attendu le contraint. Une musique qui ne se pense qu'en termes de stigmates laissés sur le corps de celle ou celui qui l'écoute. Nous ne sommes pas seul-es dans cette épreuve, il est établi que la productrice vénézuélienne appréhende son art comme un droit à la transfiguration. Il n'y a qu'à voir la pochette – une femme nue encastrée dans une énorme machine citant l'univers d'Alien – pour s'en assurer une bonne fois pour toutes.

LAURA COURTY

ARCA, 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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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VICTORIA BENNARDI et APOLLINE LE ROMANSER

«B ah alors, t'as pas mis de crème?» Il aura fallu qu'un collègue arrive rouge comme une écrevisse un lundi en plein été pour que la question fuse dans l'open space. Il y a d'abord des hochements de tête unanimes: oui, il faut se protéger du soleil; oui, on préfère éviter les brûlures douloureuses. Alors, toujours parés contre le soleil? Viennent plusieurs haussements d'épaules. Entre la peau qui ne rougit pas qu'importent les circonstances, ou qui se serait habituée avec les premiers rayons du printemps, et les petits «oui» pas non plus systématiques... Avec une autre collègue, on a voulu poursuivre l'enquête, au téléphone, dans un parc parisien et jusqu'à une plage de Nice. Toujours le même constat: personne ne tombe des nues face aux dangers solaires. Autant dire que les invétérés du tube orange ne sont pas majoritaires.

VIEILLISSEMENT

Encore trop boudée, la crème solaire? Notre échantillon n'est pas vraiment représentatif, mais après plus de trente ans de campagne de prévention en France martelant les risques de cancers cutanés et de vieillissement prématuré de la peau, on aurait pensé qu'elle était devenue une habituée des sacs de plage, entre la serviette et les petits gâteaux. Libé n'est pas le seul à s'être penché sur la question. La Fédération des entreprises de la beauté, le lobby des fabricants de cosmétiques, l'a mentionné dans son baromètre 2026: environ sept Français sur dix interrogés par OpinionWay ont déclaré appliquer une protection à la plage ou la piscine. Donc quand même 29% qui n'en mettent pas. Un pourcentage en augmentation. Ils étaient 17% deux ans plus tôt. 35% de l'ensemble dit même pouvoir s'en passer «sans réel risque». Et presque la moitié chez les moins de 25 ans. D'autres enquêtes ne concluent pas forcément à une baisse de l'utilisation de la crème, mais les médecins sonnent l'alerte tous les ans. Globalement, on n'en met pas assez, et pas assez souvent.

Alors, pourquoi? Le prix, peut-être? Il faut compter «une vingtaine d'euros les 200 ml pour une crème de bonne qualité», reconnaît Christophe Bedane, professeur de dermatologie au CHU de Dijon et memb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otodermatologie. C'est la première chose que répond Franck, 56 ans, croisé sur la plage de Carras, à Nice. «C'est cher, c'est pas pratique 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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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ème solaire boudée

Le corps pave les peaux cassées

Malgré les campagnes de prévention sur les risques de cancers et de problèmes de santé liés au soleil, les professionnels alertent sur le manque de vigilance. Raisons pratiques, économiques, sociales... «Libé» a cherché à comprendre les réfractaires.

••• mettre partout et puis ça pollue l'océan...» A des centaines de kilomètres de là, à Paris, Mouloud n'est pas non plus convaincu. «C'est gras, et quand je transpire, c'est désagréable.» Le septuagénaire profite des premiers rayons au bois de Vincennes. «J'ai pas peur du soleil, je vais à l'ombre quand ça tape trop. De là où je viens, en Algérie, on n'en met pas!»

Le réflexe d'en remettre toutes les deux heures – une recommandation officielle – est encore plus rare. «Je déteste, lâche Catherine, 26 ans. Je trouve ça sale de l'étaler à nouveau sur ma peau, qui a été en contact avec l'air extérieur, avec des mains pas lavées...» On revient au confort «l'une des préoccupations dans l'évolution des crèmes, glissent les médecins qu'on interroge. Dans son cabinet parisien, Marie-Estelle Roux, du Syndicat national des dermatologues-vénérologues, entend encore souvent la réflexion: «C'est le cas chez les sportifs ou les travailleurs extérieurs qui transpirent. Le produit coule et brûle les yeux.» Au bout du fil, les médecins le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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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 une plage en Andalousie, en juillet 2025. PROTÈRE ADATHE: HERMANDEZ

RADAR

dans l'année, quand j'ai pris un coup de soleil et que je me dis qu'il ne faut pas en rajouter...» Manon, elle, en habituée des plages de l'île d'Oléron, veut profiter au maximum quand elle y va. Sans l'option ombre ou éviter les heures les plus chaudes. La jeune femme de 25 ans veille seulement à ne pas virer «toute rouge» et se tartine le visage, les épaules et le dos quand elle juge l'indice UV trop fort, «au-dessus de 8» (les recommandations sont plutôt d'en appliquer dès qu'il arrive à 3). «C'est sûr, je mets pas toutes les chances de mon côté point de vue dermato...» Elle nous conforte un peu plus dans l'idée que l'explication ne vient pas vraiment d'une ignorance du danger. Une vaste étude internationale sur «les injonctions paradoxales des comportements d'exposition au soleil», mêlant des réponses de 17 pays, publiée en 2023 dans l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Academy of Dermatology and Venereology, enfonce le clou : en France (comme ailleurs), la quasi-totalité des interrogés sait qu'il faut faire attention.

IMPRUDENCE DES ADOS

Alors? «Quelque chose se joue autour de l'image positive du soleil, estime Marie-Thérèse Leccia, présidente de l'association sécurité solaire et de la société de photodermatologie et couvrier de l'étude. Parmi les résultats, 79% trouvent la peau bronzée «plus attractive»; 68% l'associent à une bonne santé.

«Je me préfère bronzée. Comme ma peau prend bien, je me protège moins, explique Laura, 26 ans. Ça me stresse d'avoir une maladie plus tard, mais il y a une pression esthétique.» Adel fait moins de cas quand on le croise sur la plage de ses vacances, à l'heure où le soleil est au zénith. «J'ai 24 ans, jamais eu de problème... J'aime bien rentrer à Paris en ayant un bon bronzage, bien cramé.» Sans crème dans sa besace.

«A moins d'y être directement confronté, soi-même ou par son entourage, on a du mal à intégrer un risque d'avoir plus tard des cancers, des taches sur la peau...» poursuit Marie-Thérèse Leccia. Tandis que l'effet bronzage est immédiat. «One life!» lance Adel avant d'aller profi-

ter de la mer. Dans le fond, c'est la même logique que pour un paquet de cigarettes: le risque semble lointain, l'intérêt qu'on y trouve instantané. Le calcul est rapide.

Quand la conséquence est plus immédiate, là, le réflexe de se protéger progresse. «Avant je n'en mettais pas, mais maintenant que j'ai 90 ans, ma peau brûle...» explique Jacqueline à l'ombre de son parasol niçois. Pour Mélinia, l'habitude de la crème est venue avec ses premiers tatouages: «J'essaie de faire plus attention, mais quand je vais dehors et que mes tatouages sont couverts, je n'y pense pas.»

Pour beaucoup, la crème solaire rime avec vacances et sable chaud. «Je ne fais pas la crêpe à la plage, je n'en ai pas besoin», lance une Parisienne au grand-chapeau en train de nourrir des paons... en plein soleil. «Et puis à mon âge, c'est plus le sujet», balaie l'octogénaire. A quelques mètres, Nathalie est moins catégorique. «J'en mets à la plage oui, parfois quand je cours... mais pas vraiment le reste du temps. Je reste juste à l'ombre.»

«La protection ne se limite pas aux vacances de juillet et août, prévient Thierry Passeron, professeur au CHU de Nice et chef d'équipe à l'Inserm. Le moment de l'année avec le plus d'UV, c'est le 21 juin. Il y en a autant fin mai que fin août.» Sa consœur Marie-Estelle Roux poursuit: «Dès qu'on va dehors pour faire du jardinage, du sport, ou simplement marcher, on doit se protéger.» Y compris au boulot, alors que les travailleurs extérieurs sont parmi les plus exposés mais peu vigilants. Ajoutons des habitudes culturelles. Et générationnelles. «Les personnes les plus âgées ont souvent gardé de mauvaises habitudes, de l'époque où on n'avait pas toutes les connaissances d'aujourd'hui», avance Thierry Passeron. Plusieurs études pointent quand même l'imprudence des adolescents et jeunes adultes. «Ils sont souvent les mieux informés, mais c'est aussi dans cette population qu'on voit des comportements plus irrationnels», souligne le dermatologue niçois. Paradoxe probablement boosté par les réseaux sociaux. A parcourir Instagram et TikTok, on

croise des contenus de vulgarisation en droite ligne avec les recommandations médicales... comme d'autres vantant des techniques pour bronzer le plus rapidement possible. On a vu fleurir des modes faites de «burn-lines» - traces de bronzage très marquées - ou «sun tattoos», quitte à se brûler la peau.

PARASOL ET PRÉVENTION

Quand on ne tombe pas sur des vidéos carrément défiantes. Selon ses détracteurs, la crème bloquerait la synthèse en vitamine D (faux) ou serait toxique. Si les autorités sanitaires se penchent sur les ingrédients de certains produits filtrants, elles sont nuancées et ont établi des limites de concentrations de certaines substances. Elles invitent surtout à surveiller la qualité des crèmes et demander conseil aux professionnels. On touche la une autre explication. Les idées reçues. Sur la plage de Nice, Anne, fonctionnaire de 55 ans, affirme qu'elle s'est «toujours protégée», soucieuse d'éviter des cancers, les tâches. Elle met de la crème, mais à mesure qu'elle bronze, elle réduit les indices (déconseillé, un teint plus hâlé protège très peu des UV). Odile, 66 ans, ancienne infirmière, arbitée sous un parasol, n'applique de la crème que sur son visage: «Je n'ai pas de coups de soleil. La meilleure protection, c'est la mélanine.» «Quand la peau bronze, c'est qu'elle a subi une agression et développe un mécanisme de défense», répond Marie-Estelle Roux. Mais ce bouclier n'est pas suffisant pour protéger seul des UV.

Certes, les professionnels nous affirment qu'il y a eu des progrès, des enfants plus couverts... mais il reste encore à faire. Peut-être faire évoluer les campagnes de prévention? C'est ce qui est fait à Sécurité Solaire, centre collaborateur de l'OMS,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nous affirme sa présidente. En cherchant à aller vers les populations les plus à risques: jeunes, sportifs, travailleurs extérieurs... «Il nous faut une vraie politique nationale, insiste Marie-Thérèse Leccia. On ne changera ces habitudes qu'en intégrant les messages au plus tôt, dans les familles mais aussi à l'école, dès la matern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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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èlent: l'enjeu va bien au-delà du confort. L'exposition aux rayons ultraviolets (les fameux UV) «est le principal facteur de cancer de la peau», insiste l'Institut national du cancer. «Plus de 80%» sont provoquées par des expositions excessives, principalement dans l'enfance. Dans le même temps, le nombre de nouveaux cas de mélanome, la forme la plus agressive, «a été multiplié par cinq entre 1990 et 2018». D'ailleurs, la crème solaire n'est pas le premier outil à dégainer. «C'est un appoint, souligne Christophe Bedane. La prévention, c'est d'éviter le soleil quand il est le plus toxique, en-

tre midi et 16 heures. Utiliser des vêtements appropriés, des chapeaux larges, des lunettes...» Et surtout ne pas exposer les tout-petits. «Les coups de soleil de l'enfance favorisent un mélanome des années après. Mais tous les autres cancers cutanés, et le vieillissement de la peau, sont liés à l'exposition chronique», rappelle le professeur du CHU de Dijon. Nathalie a bien ces précautions en tête: chaque année, elle achète son tube indice 50. Mais il reste gentiment dans son placard. «C'est un peu bête, mais je n'aime pas trop la sensation», confesse la Parisienne de 56 ans. Elle l'utilise «deux f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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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life

ENVERS MON ENDROIT (4/8)

Obscur de jouvence

Les salles de cinéma, par Karine Tuil Eloge des repaires du 7e art, marqueurs mémoriels ayant jalonné la vie de l'écrivaine de souvenirs heureux comme doulour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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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me trouvais dans une salle de cinéma quand mon père est mort. C'était il y a dix ans. Je regardais Toni Erdmann de Maren Ade, le troisième long métrage de cette jeune cinéaste qui avait fait sensation à Cannes où son film avait été sélectionné en compétition officielle. Il racontait l'histoire d'un père excentrique qui rend visite à sa fille consultante en entreprise à Bucarest. Pour tenter de la sortir de son existence rigide, entièrement dédiée au travail, il invente un alter ego improbable : «Toni Erdmann», personnage grotesque muni d'une perruque et d'un dentier factice. Cette fille un peu trop cérébrale, cet homme fantasque, c'étaient moi et

mon père. Je fantasmais un père à la Derrida et j'avais été élevée par Groucho Marx. Je me souviens être sortie non pas bouleversée, mais dissociée, comme si

j'avais vu transposée sur grand écran une partie de ma propre histoire. Il y avait cette héroïne interprétée par Sandra Hüller et moi, son double, dans la salle. Quand j'avais rallumé mon téléphone, j'avais reçu un message de ma mère m'annonçant la mort de mon père, et ce n'était pas l'une de ses énièmes farces. A présent, à chaque fois que je me rends dans cette salle du quartier de l'Odéon, je pense à ce moment où ma vie a basculé.

Très tôt, j'ai su que les salles où étaient diffusés des films qui exerçaient une influence sur moi constitueraient des mar-

LE PORTRAIT

queurs mémoriels. A 6 ans, j'avais vu l'Incompris de Luigi Comencini à l'Athéna, une salle de l'avenue Daumesnil, à Paris, dans le XIIe arrondissement où j'étais née, où mes grands-parents habitaient. Dans la salle, toutes générations confondues, les spectateurs pleuraient. Cet enfant tourmenté, incompris, c'était encore moi. Le cinéma autorisait cette identification immédiate. Par quel obscur tour de passe-passe le spectateur sentait tout son être vibrer et se transformer d'une façon soudaine et énigmatique sous l'effet des images, du jeu des acteurs.

Dans la banlieue où j'ai grandi, il n'y avait qu'une seule salle de cinéma, je passais devant chaque matin, rêvant de balancer mon cartable sur la route et d'y entrer pour voir un film. J'étais fascinée par l'affiche de Elephant

Man qui recouvrait toute la devanture de la salle. Elle me faisait peur et m'attirait à la fois. J'avais fini par pénétrer dans le cinéma. En sortant, j'avais eu la sensation physique d'avoir vécu une expérience existentielle, d'avoir été traversée par la foudre – une impression qui s'était répétée quand j'avais vu Mulholland Drive : David Lynch dans une salle parfaite, c'était l'assurance d'une plongée immersive dans un univers d'une beauté crépusculaire qui diffractait sa lumière intense dans tout mon être. Je voulais être écrivain ou faire des films, c'est-à-dire créer un langage, une grammaire – façonner des

mondes où y déposer un imaginaire transgressif, complexe ; ça débordait en moi, ce besoin d'échapper au réel, de changer de place, de lieu, d'identité. C'était une fuite dans le noir. Une réinvention dans l'opacité d'un monde. Je voulais vivre là, dans une salle de cinéma ; c'était là et nulle part ailleurs que s'écriraient un jour mes livres, dans mon esprit saturé d'images.

J'aimais le lieu, l'obscurité, l'inconnu, l'impression d'entrer dans un univers parallèle, l'antichambre du réel. Peut-on s'inventer une vie en supplément de notre histoire officielle ? Je serais née dans une salle de cinéma. Année 72. Année du Parrain de Coppola. Du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 de Bufuel. Ou pourquoi pas en plein Solaris de Tarkovski.

« Cinématographe, art militaire. Préparer un film comme une bataille » – ces mots de Robert Bresson dans ses Notes sur le cinématographe m'évoquent ceux de Michel Leiris qui comparait l'écrivain au torero : un texte doit être dangereux pour celui qui l'écrit. Si on ne s'expose pas, c'est mort. Au cinéma comme en littérature, on entre en conflit : contre la société, contre soi, contre le monde. Une salle de cinéma est peut-être l'un des derniers espaces démocratiques, égalitaires. Révolutionnaires.

A chaque fois que j'y entrais, une vibration se déployait en moi comme si une mécanique intérieure organisait un chaos fertile, ça ébranlait l'édifice,

ça déstabilisait ce qui semblait fixe, ça changeait au sens littéral la vie : une salle de cinéma est un amplificateur de toutes les émotions humaines, une caisse de résonance, j'y allais pour ressentir, y trouver un écho à

Refuge d'écriture ou de randonnée, masure de famille, salle de cinéma ou plage estimée. Libé a demandé à des auteurs et autrices de dresser le portrait d'un lieu adoré.

ma propre existence. Je ne crois pas qu'il y ait d'autre lieu qui nous rende plus intensément vivant qu'une salle de cinéma. Le lieu de la sensation – ce que jamais, personne, ne pourra nous prendre : dictateurs, géants de la Tech, élites capitalistes et jusqu'à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Ressentir. Je suis capable de décrire précisément les vibrations de mon corps quand les premières images du film le Fils de Saul ont été diffusées.

Plus tard, je me suis passionnée pour tout ce qui constitue l'art cinématographique lui-même ; j'allais dans les salles de cinéma écouter des réalisateurs parler de leur travail, je lisais des entretiens ou des journaux de cinéastes dans l'espoir de comprendre, en voyant leurs films en salle, le processus de la création à l'œuvre. Ce qui m'intéressait, c'était l'envers du décor, la préparation des acteurs, la fabrication, l'artisanat, le montage. Au cinéma du Panthéon que fréquentaient Sartre et Prévert, rue Victor-Cousin, j'ai vu des films en cours de fabrication avec cette intime conviction que la création est l'espace du doute, du tâtonnement, de l'expérimentation – et un art collectif. La tension intérieure en voyant les premières images d'Emilia Pérez de Jacques Audiard ou de Fjord de Cristian Mungiu. Cet artisanat exposé dans une salle où tout était pensé pour le cinéma.

Le travail d'un écrivain concentre tout ce qui constitue l'art cinématographique : l'incarnation, la mise en scène, le montage, il n'y a pas de frontières entre les disciplines, les artistes sont poreux, on se nourrit les uns des autres, les films inspirent les écrivains, et des cinéastes adaptent leurs livres pour en faire autre chose.

Je me souviens de toutes les salles où j'ai vu des films qui ont façonné celle que je suis : les grandes salles des avant-premières, les salles d'art et d'essai tout près de chez moi, dans le Quartier latin, les multiplexes. Mais il y en a une que je n'oublierai jamais. L'Athéna de l'avenue Daumesnil a fermé définitivement en 1985. Elle est aujourd'hui transformée en église évangélique. Les prêches ont remplacé les images ; la religion, l'art. Dans les années 70, il n'était pas rare qu'une salle de cinéma se transformât en synagogue pour l'office de Yom Kippour. Je ne sais pas pourquoi cette réminiscence me revient : mon père et moi dans une salle de cinéma – laquelle ? – j'ai 6 ans et je suis sous son talith, ce châle de prière qu'il n'utilisait qu'une fois par an et qui avait inspiré un texte à Derrida, mais ce n'est qu'une image de film, une fiction, un champ-contrechamp fantasmé.

Par KARINE TUIL

Collage avec FRANCESCA MANTOVANI. OPALE et CORENTIN FOHLEN. DIVERGENCE. GETTY IMAGES


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ES...

Tout l'été, 30 histoires de rivalités

Libé

Lundi 17 août

MARTIN BOUYGUES

US

VINCENT BOLLORÉ

Et aussi

Une expo photo Le drapeau du jour Nos séries de l'été La BD...

ERIC-PIERMONT AFP


II

ÉTÉ

7 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ÉS...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Entre Bouygues et Bolloré, un conflit en béton armé

Patrons Ils avaient pourtant fait leur primaire ensemble. Mais en 1997, l'homme d'affaires breton s'est invité sans prévenir dans le capital du numéro 1 français du BTP. L'opération a rapidement tourné au vinaigre et les deux hommes se sont combattus sans ménagement.

Par FRANCK BOUAZIZ

Il est des coups de téléphone que l'on aimerait mieux ne pas recevoir. C'est en substance ce qu'a dû se dire Martin Bouygues, ce matin du 9 décembre 1997, quand son assistante lui passe Vincent Bolloré. A cette date, le PDG du numéro 1 français du bâtiment et des travaux publics, également propriétaire de TF1, a été intronisé à la tête du groupe depuis cinq ans, à la suite du décès de son père, Francis, fondateur de l'entreprise. Il doit encore asseoir sa légitimité notamment face aux barons du groupe, bien plus anciens que lui dans la maison.

A l'autre bout du fil, Vincent Bolloré, 45 ans, entretient une réputation naissante de filbustier de la finance. A cette époque, il vient de prendre le contrôle du groupe Rivaud, un ensemble constitué d'une banque et de plantations en Asie. Cette dernière prise lui a apporté pas mal de liquidités. Il les a employées à racheter discrètement, à travers cinq sociétés créées pour la circonstance, des actions de la maison Bouygues. Aussi, quand il appelle Martin, ce 9 décembre, avant de prendre rendez-vous avec lui dans la journée, c'est afin de lui annoncer qu'il détient 8,7% de son

groupe. L'information est d'autant plus déstabilisante pour le deuxième des fils Bouygues, qu'il ne contrôle, avec sa famille, que très partiellement son entreprise, à hauteur de 14,8% du capital. Les deux hommes ne sont pas des inconnus l'un pour l'autre. Ils ont fréquenté la même école privée, le cours Gerson, dans le XVI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et les mêmes bancs en CML. Vincent Bolloré, histoire d'alimenter ce qui ne s'appelle pas encore le storytelling, ira même jusqu'à faire circuler une photo de classe, où on les aperçoit tous les deux.

Le numéro de charme de Bolloré

Dans un livre qui relate en détail le parcours de Vincent Bolloré, deux journalistes de Libération, Nathalie Raulin et Renaud Lecadre, racontent les prémices de cette opération. Vincent Bolloré connaît certes Martin Bouygues, puisqu'ils appartiennent au microcosme des affaires, mais il est surtout le voisin de sa sœur, Corinne Bouygues, patronne de la régie publicitaire de TF1, avant d'en être écartée par le boss de la chaîne Patrick Le Lay, pour cause d'incompatibilité d'humeur. Tous deux résident dans la très chic villa

Bolloré le «voyou» Bouygues le «plouc»: quand les noms d'oiseaux se mettent à fuser, le pacte d'actionnaires signé six mois plus tôt semble loin.

Montmorency. Une enclave du XVIe arrondissement constituée de maisons individuelles où l'on ne peut accéder qu'après avoir montré patte blanche. Or, au mois de septembre, lors de l'anniversaire de Corinne Bouygues, Vincent Bolloré fait partie des invités. Il débute donc un numéro de charme auprès d'elle, histoire de prendre la température au cœur de sa cible. Et surtout, en coulisses, depuis plusieurs semaines, un des plus proches conseillers de l'investisseur Alain Minc, phosphore. Il a repéré que le groupe Bouygues est une cible potentielle pour deux raisons:

le capital n'est pas verrouillé, compte tenu de la faible part détenue par la famille, et la diversification dans la télévision, la distribution d'eau et le téléphone - loin du cœur de métier que sont le bâtiment et les travaux publics - a été gourmande en cash. Racheter l'ensemble et le revendre à la découpe pourrait s'avérer une bonne affaire. Seul hie, il y a déjà du monde sur le dossier et pas n'importe qui. Une source très proche se remémore les faits pour Libération et tient néanmoins, trois décennies plus tard, à conserver l'anonymat. «Gérard Mestrallet, le PDG du groupe de distribution d'eau et d'énergie Suez, est intéressé et il a les moyens financiers de ses ambitions. Une rumeur attribue même, alors, aux principaux barons du groupe, l'idée d'un putsch avec des investisseurs extérieurs, dans le but de déloger la famille Bouygues.» Vincent Bolloré doit donc se hâter s'il ne veut pas être pris de vitesse. D'où des achats discrets d'actions avant de se révéler. Un dernier élément a convaincu le Breton: cette fin des années 90 est celle des affaires politico-juridicières de financement illégal de la vie politique. Or Martin Bouygues est, à ce moment-là, mis en examen pour des

versements sur les comptes de l'homme d'affaires Pierre Botton, dans le cadre du financement de la campagne du maire de Lyon, Michel Noir. De quoi fragiliser le PDG.

La faisabilité d'un raid boursier

Lorsqu'il est mis devant le fait accompli, Martin Bouygues a un moment de surprise. Il choisit de consulter ses proches et son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puis adopte, dans un premier temps, une position qui pourrait ressembler à une reddition. En clair, un pacte d'actionnaires dans lequel les deux hommes regroupent leurs participations respectives et s'engagent à convoler pendant une période minimum de cinq ans. Surtout, Vincent Bolloré obtient trois sièges a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 Bouygues, qui vont lui permettre, s'il le souhaite, de contester la stratégie et le leadership de Martin Bouygues. La suite montre qu'il ne va pas s'en priver. D'autant qu'un troisième homme s'invite dans cette affaire. Claude Bébéar est, à l'époque, le puissant patron de l'assureur AXA, et de manière officieuse, l'un des parrains du capitalisme français. Or le 9 janvier 1998, Libération révèle que lui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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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si s'intéresse à Bouygues, et de manière concrète. Une banque d'affaires américaine, DLJ, étudie la faisabilité d'un raid boursier. Cet établissement est une filiale d'AXA, et celui qui supervise cette opération est le propre fils de Claude Bébéar: Guillaume. Martin Bouygues voit donc se dessiner une alliance Bolloré-Bébéar destinée à lui piquer son entreprise et à l'éjecter sans ménagement. S'il peut apparaître placide et tendre face à son nouvel associé, l'homme n'entend pas se faire marcher sur les pieds.

Martin Bouygues commence à organiser la riposte en recrutant une fine lame du barreau parisien: Jean-Michel Darrois, à la tête d'un des deux grands cabinets français d'avocats d'affaires. Lequel est un ami d'Alain Minc, proche conseiller de... Vincent Bolloré. «Nous avons posé comme règle de ne pas parler de l'affaire», précise-t-il à Libération. Pendant ce temps, le nouvel actionnaire du groupe de BTP prépare son offensive. Après avoir passé les comptes au crible, il s'est forgé une conviction que résume un de ses proches: «Bouygues a trop de métiers et pas assez d'argent.» La pépite pour laquelle Vincent Bolloré a les yeux 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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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é Bouygues et Yannick Bolloré, à Versailles, en 2023.

Vincent Bolloré (2e rang en partant du bas) et Martin Bouygues (1er rang en haut) à l'école Gerson, dans le XVIe arrondissement à Paris, en 1962. COLLECTION BOLLORÉ

●●● Chimène est TF1, compte tenu de la rentabilité et de l'influence de la chaîne, qui est alors leader dans le paysage audiovisuel français. En revanche, il juge la diversification dans le téléphone mobile extrêmement coûteuse. Or cette activité est en pleine consolidation. En Europe, les opérateurs se rachètent à qui mieux mieux, et Télécom Italia serait intéressé par Bouygues Telecom. En explorant cette possibilité, Vincent Bolloré commet une erreur psychologique. L'obtention d'une licence de téléphonie mobile en France a été le véritable apport de Martin au groupe Bouygues, solidement installé dans ses métiers traditionnels - le BTP et la distribution d'eau. Même la privatisation de TF1 a été remportée par son père, Francis. L'idée même de se séparer de la téléphonie mobile va déclencher les hostilités. «Ça a tout de suite été assez violent», se souvient l'avocat Jean-Michel Darrois. D'autant que, pour conserver cette activité et la financer, Martin Bouygues n'exclut pas de vendre TF1, et a entamé de discrètes discussions avec Jérôme Seydoux, le patron du groupe de cinéma Pathé.

La hache de guerre est donc déterrée. A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u 31 mars 1998, Vincent Bolloré et son bras droit Jean-Paul Parayre refusent d'approuver les comptes, et ils rééditeront leur refus trois mois plus tard lors d'un nouvea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tenu le 10 juin. Désormais les noms d'oiseaux fusent. «Voyou» pour qualifier Vincent Bolloré, «pouc» à l'adresse de Martin Bouygues.

Le pacte d'actionnaires signé six mois plus tôt semble bien loin. C'est justement ce document que le camp Bouygues cherche maintenant à annuler. Pour ce faire, l'avocat Jean-Michel Darrois entre en action. Il est associé, dans cette opération, avec un de ses confrères qui n'est autre que Nicolas Sarkozy. Le futur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st, à ce moment-là, dans un creux politique, et a choisi de reprendre ses activités au barreau de Paris.

Les deux hommes plaident devant le Conseil des marchés financiers, l'autorité compétente pour juger de la validité ou non de ce pacte d'actionnaires. Ils obtiennent gain de cause. Martin Bouygues n'est plus lié à Vincent Bolloré et retrouve sa liberté d'action. Désireux de sauver les meubles, ce dernier cherche une alliance auprès de Jean-Luc Lagardère, le patron du groupe Matra ou encore de Jean-Marie Messier, PDG de Vivendi... sans succès.

Le juge de paix de cette affaire sera François Pinault. Le milliardaire, à l'époque propriétaire d'activités

dans le négoce du bois, du Printemps, de la Redoute et de la Fnac, rachète les actions de Vincent Bolloré. La tentative de prise de contrôle a donc échoué. L'investisseur a perdu la partie mais réalise tout de même une plus-value de 1,5 milliard de francs (250 millions d'euros) en revendant ses titres Bouygues. Depuis, les deux hommes ne se sont pas vraiment réconciliés. Un événement heureux aurait pu les rapprocher pourtant: en juin 2006, Chloé Bouygues, la nièce de Martin, épouse Yannick Bolloré, le fils de Vincent. L'oncle n'était, semble-t-il, pas présent aux cérémonies. Libération a tenté d'en avoir confirmation, mais n'a pas obtenu de réponse.

Changements dans le paysage audiovisuel

Dans la vie des affaires, les deux hommes se sont, depuis cette tentative de prise de contrôle, retrouvés indirectement confrontés à deux reprises. Au printemps 2014, Patrick Drahi achète l'opérateur de téléphonie mobile SFR, détenu alors par le groupe Vivendi. Martin Bouygues est également candidat. Il veut fusionner SFR avec Bouygues Telecom et ainsi augmenter sa part de marché. La lutte est rude entre les deux compétiteurs. Or l'un des actionnaires de poids de Vivendi n'est autre que Vincent Bolloré. Il soutient alors l'offre de Patrick Drahi, qui remporte l'affaire.

Huit ans plus tard, Martin Bouygues a pour projet de fusionner TF1 et M6. L'affaire est d'importance, et promet de sérieux changements dans le paysage audiovisuel français et le marché publicitaire. Si l'opération se réalise, elle ne fera pas les affaires de Canal + détenu par Vincent Bolloré. Hasard ou coïncidence, une prise de bec a lieu juste avant que ne commencent les premières auditions devant l'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chargée d'examiner le deal.

Canal + cesse de diffuser, sur sa plateforme Canalsat, les cinq chaînes du groupe TF1, ce qui équivaut alors à une perte d'audience de 10 à 15% et autant de recettes publicitaires. Officiellement, c'est l'augmentation des coûts de diffusion demandée à Canal + via les box Bouygues Telecom qui est à l'origine du conflit. En coulisses, néanmoins, Vincent Bolloré a tout intérêt à ce que cette fusion échoue. Un mois plus tard, les dirigeants de Bouygues et de M6 jettent l'éponge, anticipant ainsi les restrictions de l'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pour autoriser la fusion. Décidément, la vengeance est un plat qui se mange froid. ●

DEMAIN 1. EDGAR HOOVER CONTRE LES KENNEDY


IV

ÉTÉ / SÉRIE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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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début de cette lettre est très mal écrit»

Perec en toutes lettres (1/6) Toute la semaine, en lever de rideau de l'expo «Georges Perec modes d'emploi» organisée par la BNF à partir du 15 octobre, «Libération» publie des extraits inédits de la correspondance de l'écrivain. Aujourd'hui, un courrier du 16 avril 1956 adressé à son psychanalyste, Michel de M'Uzan.

S a situation d'orphelin de la guerre et de la Shoah, son statut d'enfant caché puis «adopté», joints à des difficultés scolaires et comporte-

mentales, ont conduit le jeune Perec à s'enfuir toute une journée du domicile de sa tante paternelle Esther et de son mari David Bienenfeld, ses tuteurs, à une date mal connue mais située vers 1948, ce qui lui vaut d'être confié à Françoise Dolto, alors

jeune psychothérapeute au lycée Claude-Bernard où Perec est élève. Cette cure durera par intermittence de sa seconde classe de quatrième à sa terminale (1948-1954). Perec en tirera la nouvelle (1965) puis le film (1976) les Lieux d'une fugue et c'est là aussi que s'ancre l'histoire à l'origine de 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 (1975).

En 1956, nouvelle période de dépression, liée aux mêmes difficultés qu'aggravent des déboires amoureux et une difficulté à écrire en dépit d'une volonté de devenir écrivain. Perec s'adresse alors au psychanalyste Michel de M'Uzan, compagnon de Marthe Robert, avec qui il sera en analyse de mai 1956 à l'automne 1957. Cette dépression constituera le substrat textuel d'Un homme qui dort, le troisième livre publié de Perec en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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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LUC JOLY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Georges Perec

Nos vifs remerciements aux possesseurs des lettres ainsi qu'aux ayants droit de Georges Perec (Sylvia Richardson et Marianne Salo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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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s Perec

18 rue de l'Assomption

Paris 16e

16 avril.

Cher Monsieur,

Mon ancien professeur de philosophie, aujourd'hui mon ami, Jean Duvignaud, m'a très fortement conseillé ce matin d'aller vous voir. Il doit vous prévenir (peut-être l'a-t-il déjà fait). Je devais vous téléphoner. Je ne sais pas téléphoner. J'ai pris le parti de vous écrire. Je voudrais vous demander une entrevue et solliciter certains conseils. Le début de cette lettre est très mal écrit et semble parfaitement saugrenu. Je vous demande de m'en excuser. Il m'est toujours très difficile de commencer une let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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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dois maintenant vous dire pourquoi j'ai besoin de vous voir. Il ne suffit pas que je vous dise : j'ai des ennuis ; encore faut-il que j'explique lesquels. Je vais m'efforcer d'être le plus bref possible. L'exposé que je vais vous faire sera sans doute d'une sécheresse qui frèsera la vulgarité et l'impudeur, mais peut-être y gagnera-t-il en clarté.

Je suis né le 7 mars 1936 à Paris. Mes parents étaient des juifs polonais venus vivre en France. Mon père est mort à la guerre en 40. Ma mère, déportée en 42 ou 43, est portée disparue. Je vis depuis onze ans avec la sœur de mon père, dont le mari est mon tuteur. De dix à douze ans, je n'ai jamais pu m'endormir sans être gardé par un soldat allemand casqué et armé faisant les cent pas auprès de mon lit. A douze ans j'ai fait une fugue de vingt-quatre heures. A la suite de cela j'ai été soigné au Centre Claude-Bernard (en même temps mon lycée) par Madame Dolto. Sur son conseil j'ai continué mes études à Etampes. Je suis revenu à Paris pour la 8ème et j'ai de nouveau été soigné par Mme Dolto mais cette fois-là chez elle (le traitement se rapprochait alors d'une véritable psychanalyse. Au Centre Claude-Bernard, ce détail qu'une psychothérapie.) J'ai vu pour la dernière fois Mme Dolto au cours de cette année, en me jurant ne plus jamais avoir besoin d'un psychanalyste ou d'un psychiatre. N'ayant dans ma famille que des difficultés, je suis reparti à Etampes pour ma Philo. C'est là que j'ai connu Duvignaud. J'y ai également connu ce qui jusqu'alors m'avait été rigoureusement inaccessible (je n'avais connu ni flirt ni même, en dehors de ma famille, amitié féminine) : l'amour. Il fut complet et, j'en suis, encore aujourd'hui, convaincu, authentique, mais avec une femme âgée de douze ans de plus que moi. Elle m'apporta ce qui m'avait toujours manqué et que je tiens pour essentiel, la tendresse. Cette année-là je crois avoir été équilibré et confiant en moi (1).

Revenu à Paris, j'ai fait trois choses l'année suivante : j'ai préparé Saint-Cloud ; j'ai commencé à écrire pour la NNRF [Nouvelle NRF, ndlr] où Duvignaud m'a présenté (je vous ai aperçu deux ou trois fois aux réunions mais je ne crois pas que nous nous soyons parlé). Je suis tombé fou d'amour pour une ancienne amie d'Etampes. De novembre à mai j'ai "espéré". De mai à juin j'ai cru aimer. De juin à octobre j'ai attendu. En octobre c'était un échec. Cette année, je prépare deux certificats d'histoire. J'ai fini un roman intitulé "Les Errants" et écrit d'octobre à janvier. J'ai écrit quelques nouvelles. Vers mars, je me suis définitivement consolé de mon échec. Jusqu'à Pâques j'étais très en forme. Mon travail marchait bien. Pendant les vacances de Pâques je suis resté seul à Paris (c'est-à-dire sans amis). Depuis la situation est la suivante : je suis incapable de travailler pour mes examens. Je n'ai aucun désir que celui de trouver par miracle celle qui saura m'apporter l'amour et la tendresse que j'attends depuis deux ans et demi, aucune force que celle de me faire traîner par mes amis. Je vis de cigarettes et de cafés noirs. Je suis incapable de manger dans un restaurant universitaire si je ne rencontre personne que je connais. Je dors mal. Je n'ai aucune confiance en moi. Je suis fatigué. J'ai pris à cœur au second trimestre les événements politiques parce qu'il était important d'y prendre parti. Je n'y arrive plus aujourd'hui. Il me faut assez de force pour passer ces deux certificats, assez de confiance pour acquérir la désinvolture nécessaire à favoriser ma recherche de tendresse. Je parle de tout cela avec trop d'extériorité pour que ce soit vraiment grave. Mais j'ai déjà perdu trois semaines. Je m'entends encore assez bien avec ma famille en ce moment, mais deux échecs universitaires ne pourraient que m'amener des ennuis. Je n'ai été ni bref ni clair et encore moins élégant. Je m'en excuse. Mais je crois vous avoir dit le principal. J'aimerais vous demander conseil. Quelle route suivre? Au besoin, quel fortifiant prendre ? Pourrais-je vous voir, en un temps et un fois où il vous sera facile de me recevoir quelques instants ? Je m'excuse encore une fois pour cette lettre aussi longue. Je ne sais pas plus terminer une lettre que je ne sais les commencer : je vous prie d'accepter ma respectueuse amitié, gauche peut-être mais combien plus vivante que les sinistres salutations distinguées.

Georges Perec

(1) Perec évoque ici sa liaison amoureuse avec sa professeure d'anglais de terminale Huguette Guérinat, sœur de son ami de collège Philippe Guérinat. (2) Marie-Claire Herpin. Il est question de cet amour dans «Lieux». (3) La seule à nous être parvenue (de celles auxquelles Perec peut faire allusion dans cette lettre d'avril 1956) est «les Barques» (automne 1954). Plus tard (fin 1956 et fin 1957). Perec écrira trois autres nouvelles aujourd'hui conservées : «Mandere», «le Pou», «la Procession». (4) Probablement ceux liés à la guerre d'Algérie.

Lettre issue de la collection Christophe Champion, Librairie Faustroll.

Copyright Individuo Richardson-Saloden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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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moire indélébile

L'été en festivals

De la Normandie à la Provence, visitez avec «Libé» jusqu'au 22 août nos expos coup de cœur du réseau LUX. Aujourd'hui, étape aux Mesnuls (Yvelines) avec Mathis Benest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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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ès un choc émotionnel provoqué par un événement violent ou simplement insupportable à vivre, notre cerveau nous aide à oublier. C'est ce qu'on appelle l'amnésie dissociative. Phénomène mental caractérisé par l'incapacité de se souvenir d'un passé douloureux et traumatique. Et c'est souvent le cas chez les personnes qui ont subi l'inceste. Oublier pour continuer à vivre. C'est ce «black-out», cette perte de mémoire, que Mathis Benestebe tente de débloquer avec la photographie. Deux ans de poursuite obsessionnelle, à la recherche de souvenirs fragmentés, voire manquants, de son enfance. Sous forme de chapitres et trois types d'images, il déroule un récit

non linéaire : «Pour apprendre, nous dit-il, à lire les indices laissés en chemin. Cette quête passe avant tout par la distance qu'offre la photographie, mais aussi par sa manière de retenir ce qui échappe.» D'abord, les photographies que le jeune artiste faisait entre ses 5 et 10 ans. Justement, à l'endroit et dans le temps de son amnésie. Muni d'un compact Sony, les photos de l'enfant sont floues mais très volontaires à capter son sujet et son aura : la tête citrouille effrayante, les trois pommes trop luisantes, le cheval à tête mélancolique et cette bouche ouverte dans un cri silencieux. Autres traces du passé, les objets de l'enfance qu'il photographie à l'ultraviolet, couverts d'une poudre qui les rend fluorescents comme pour les empêcher de disparaître. Et pour finir ces photos de visions cauchemardesques, encore des fragments : une oreille, un nid d'araignée, une moustache, ici, ces «souvenirs» sont peints de rouge et toujours éclairés à l'ultraviolet. La photographie pour ancrer la mémoire fuyante et matérialiser l'impalpable et le courage de celles et ceux qui dénoncent l'inceste. «Je te crois.»

NATHALIE MARCHETTI

Dans sa série «Black-out», Mathis Benestebe déroule un récit non linéaire de son enfance traumatique, où il a été victime d'inceste. PHOTOS MATHIS BENESTEBE

LES MESNOGRAPHIES

Les Mesnuls (Yvelines),

jusqu'au 1er septembre.

Pour sa sixième édition,

le festival présente 22 auteurs

du monde entier dont les

histoires photographiques

racontent l'actualité et la

société. Avec cette année, un

engagement fort et un focus sur

la lutte contre l'inceste afin de

rompre le silence en images.


VI

ÉTÉ / BD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Les Dissidents

Par Derf Backderf Editions ça et 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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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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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E DES DÉBLES», EN AEG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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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e figure de la scène indépendante américaine depuis la publication de Mon Ami Dahmer (2012), Derf Backderf prolonge l'approche documentaire initiée avec son précédent livre sur la fusillade de Kent State, en regardant cette fois l'Amérique de 1917. A travers la figure poétique du jeune dessinateur Joe Hertl, les Dissidents raconte le violent bras de fer entre le président va-t-en-guerre Woodrow Wilson et les artistes de la revue The Masses, bastion pacifiste et socialiste, espionnes, harcelés, menacés d'arrestation.

LES DISSIDENTS

de Derf Backderf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anny Soubiran. Editions ça et là. 344 pp., 28 €. Sortie le 11 septembre.

A SUIVE...


VIII

Libération Lundi 17 Août 2026

LE QUIZ DU JOUR

On vous met aux parf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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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JOHANNA LUYSSEN

1 Top, je suis un parfum créé en 1927 par Jeanne Lanvin avec un flacon art déco mythique représentant une mère et sa fille... Je suis... je suis...

A Adagio B Arpège O Joy D Julien Lepers

2 Quelle maison anglaise créée en 1760 a parfumé Winston Churchill, Robert Redford ou Madonna?

A Creed B Jo Malone Penhaligon's Take That

3 Comment se nomme le héros du best-seller le Parfum, de Patrick Süskind?

A Jean-Baptiste Grenouille B Jean-Luc Le Ténia Jean-Baptiste Crapaud D Jürgen Klopp

4 Quel était le slogan du parfum culte Anaïs Anaïs de Cacharel que tant de jeunes filles des années 90 ont eu dans leur salle de bains?

A Le souvenir est le parfum de l'âme B «Je crois aux forces de l'esprit» «Un jour la tendresse s'étendra sur le monde» «Le vieux monde se meurt, le nouveau est lent à apparaitre»

5 En 1990, pour quel parfum de chez Chanel Jean-Paul Goude réalise-t-il un clip sur fond de fenêtres qui se ferment et une musique de Prokofiev?

A Jalouse B Chance Allure D Egoiste

6 Quel souverain était complètement accro à l'eau de Cologne, au point d'en boire quelques gouttes à l'occasion?

A Napoléon Ier B Louis XIV

La reine Victoria Alexandre le Grand

7 Qui a inventé le vaporisateur? A Le styliste Paul Poiret B Coco Chanel

L'écrivain et gastronome 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 Benjamin Franklin

8 Quel est le parfum préféré des babas?

A Santal et patchouli Lavandin, facon bergerie de la Drome Vanille et coco D Huile de moteur

9 Quel parfum Emmanuel Macron porte-t-il (jusqu'à l'excès)?

A Bel Ami, d'Hermès B Eau sauvage, de Dior Cabotine, de Grès Monsieur, de Frédéric Malle

10 Les masculinistes aiment-ils le parfum?

A Non, c'est trop féminin B Oui, quand ils sont très concentrés C'est quoi du parfum? Si on peut en boire...

Réponses: 1.B, 2.A, 3.A, 4.C, 5.D, 6.A, 7.C (pour laquer ses viandes), 8.A, 9.B, 10.B

UN POCHE POUR LA PLAGE

HIROKO OYAMADA

LE TROU Traduit du japonais par Silvain Chupin, Christian Bourgois «Satellites», 176 pp., 8,50 €.

Aujourd'hui, la vie d'une mère au foyer japonaise, bousculée par la rencontre d'une bête non identifiée.

Le Trou de Hiroko Oyamada, née en 1983, ne risque pas de rompre la chaîne du chaud. C'est le plein été au Japon, dans une campagne immobile et dépeuplée où vient d'emménager l'héroïne, Asa. Son mari a eu une mutation-promotion et elle a décidé de le suivre et d'abandonner son propre emploi. La maison qu'elle habite désormais appartient aux beaux-parents, devenus voisins. Le jeune couple ne paye pas de loyer. «La chance, la chance», s'était exclamée sa collègue, quand Asa lui avait raconté sa vie future au foyer et sans enfant. Mais maintenant la jeune femme est dans un état étrange: l'attente, le vide des journées font apparaître une autre Asa. Elle rencontre une bête non identifiée, peut-être un «tanuki», animal très présent dans les mangas – ses testieuses extensibles peuvent servir de parachute –, elle tombe dans un trou, croise un homme désœuvré comme elle. La canicule trouble les perceptions, le bitume fume, le chant des cigales fabrique une inquiétude lancinante. «C'est comme si j'en avais avalé une et que son chant résonnait à l'intérieur de moi. Un tintamarre auquel je m'habitue instantanément, cependant dès que je m'y laisse prendre à nouveau, il adhère si fortement à ma peau que je suis sur le point de suffoquer.» Après l'Usine, plongée onirique dans une entreprise tentaculaire cernée par des oiseaux noirs, le Trou est un très beau et court roman que l'on peut rattacher au réalisme magique.

ÉCHELLE, MA BELLE

Par 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et JULIEN GUIL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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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 PAS QUE LES PAYS QUI ONT UN DRAPEAU

Opep

En 1960, cinq pays producteurs de pétrole (Arabie Saoudite, Iran, Irak, Koweït et Venezuela, rejoints dans les décennies suivantes par une dizaine d'autres) créent un cartel. Ils se dotent d'un drapeau composé de quatre éléments blancs stylisés sur fond bleu. Si ces cercles et ces barres correspondent aux initiales anglaises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n leur attribue également des significations symboliques: les cercles représentent les pays membres, les formes reliées, leur coopération et la barre centrale (celle du P) le flux du pétrole irriguant le 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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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ÉDÉRIQUE FANCHETTE

🔍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现象学本质直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阿多诺/哈贝马斯)与批判话语分析(CDA)传统展开。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Libération - 17.08.2026

▌ 本日全报思想与文化深思雷达 (Intellectual & Cultural Significance Radar)

在系统通盘梳理本期报纸所涉及的所有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报道后,以下 3~5 个具体事件在思想史、文化政治与制度伦理层面最值得学者进一步深思:

  1. 【生态部长辞职风波与权力博弈】 [F1_1-F2_13]

    • 事件简述:生态转型部长莫妮克·巴尔比因7月21日通过的农业紧急法案及两项重新批准的农药法令(乙酰甲胺磷等)宣布辞职,翌日在总统说服下留任。其间面临媒体批评、政府内部紧张局势与气候危机的双重压力,并启动“法国森林2100”计划应对森林危机。[F1_9, F2_12-13]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此事件暴露现代治理在气候紧急状态下的制度性张力——技术官僚理性如何在短期政治压力与长期生态正义间寻找平衡?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与福柯“治理术”在此交汇,揭示权力在气候治理中的隐蔽运作机制。
  2. 【波尔日灾后重建的政治经济学】 [F3_18-F4_27]

    • 事件简述:吉伦特省波尔日镇在2026年夏季大火中42,000公顷土地被吞噬后,灾民与地方政府围绕重建资金、产业恢复与生态修复展开激烈博弈。灾民要求“巨额支票”式援助(如免除社保缴费而非仅延期),林业主则坚持经济收益优先(如种植海岸松而非橡树)。[F3_21-22, F4_27]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此事件揭示资本逻辑与生态正义的结构性冲突——马歇尔计划式“宏大叙事”是否能超越新自由主义灾后重建模式?阿甘本“例外状态”与哈维“积累的空间”理论提供批判框架。
  3. 【全球火灾季的气候紧急现实】 [F11_67-F12_80]

    • 事件简述:2026年夏季全球多地爆发历史罕见野火季,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德国、加拿大等国受重创。科学家将其归因于气候变化加剧的极端天气。[F11_67 🔍]
    • 思想文化深思切入点:此事件凸显人类世(Anthropocene)条件下的生存伦理困境——技术理性如何应对不可逆的生态崩溃?斯洛特戴克“技术统治论批判”与莫顿“暗生态学”提供理论支撑。

▌ 精选核心专题深度思想论证 (In-Depth Dialectical Monograph)

专题一:【权力的生态化:现代治理如何在气候危机中重塑合法性?】

(一)现实困境深描(The Concrete Dilemma)

莫妮克·巴尔比的辞职风波体现现代治理在气候紧急状态下的制度性裂痕: 1. 政策倒退:农业紧急法案重新批准禁用农药(如乙酰甲胺磷),与生态转型目标背道而驰。[F1_9 🔍] 2. 权力博弈:部长在总统与总理压力下留任,其“秋季适应性投资计划”实为延宕责任的治理策略。[F2_12 🔍] 3. 媒体操控:选择《解放报》专访,通过精英媒体塑造“理性部长”形象,对冲街头批评。[F2_13 🔍]

(二)博弈机制与话语策略剖析(Mechanisms & Discourse)

巴尔比治理术的核心机制: 1. 技术官僚话语:将生态问题转化为“法国森林2100”计划的可量化投资项目,掩盖其政治性。[F2_15-17] 2. 去责任化修辞:“秋季计划”将生态转型责任延宕至未来,规避即时问责。[F2_12 🔍] 3. 权力网络:部长留任涉及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平衡,体现福柯“治理术”在气候治理中的运作。[F1_9 🔍]

(三)历史思想资源的平等对话(Theoretical Resonance)

  1. 哈贝马斯:生态部门作为“生活世界”代言人,试图在系统世界(资本与权力)中维护理性沟通,但最终沦为技术统治工具。[F2_15 🔍]
  2. 福柯:权力通过将环境问题技术化,实现对民众的间接控制(“生态化的治理术”)。[F1_3, F2_11]

(四)当代现实对理论的反向质询(Contemporary Synthesis)

当代气候治理挑战古典理论: 1. 算法治理:气候模型与风险评估的算法化,使生态决策超出民主协商范围。[F11_69 🔍] 2. 混合战争的生态维度:气候变化被纳入地缘政治博弈(如欧洲对非洲荒漠化干预)。[F9_53 🔍] 3. 韧性治理悖论:“韧性”概念将生态风险私有化,要求民众适应资本主义生态后果。[F10_64 🔍]

结论:生态部长权力困境揭示现代治理在气候紧急状态下的制度性矛盾——技术官僚理性无法超越资本逻辑,生态正义诉求被系统性边缘化。未来出路在于重建生态民主的制度空间。


专题二:【灾后重建的政治经济学:资本、权力与生态正义的冲突】

(一)现实困境深描(The Concrete Dilemma)

波尔日镇灾后重建呈现资本、权力与生态正义的三重冲突: 1. 资本逻辑:林业主迪迪埃·德雷斯坚持“松树才是唯一能赚钱的东西”,拒绝生态修复方案(如种植橡树)。[F4_27 🔍] 2. 权力结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围绕资金分配博弈,总理“巨额支票”承诺面临地方官员精确数字要求。[F3_25 🔍] 3. 生态正义:灾民吕迪维娜·多尔尼雅克要求“免除社保缴费”(而非仅延期),体现对社会正义诉求。[F3_21 🔍]

(二)博弈机制与话语策略剖析(Mechanisms & Discourse)

灾后重建的政治经济学体现新自由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特征: 1. 风险社会化:火灾损失转嫁纳税人,收益私有化(如林业主松树种植)。[F4_27 🔍] 2. 话语霸权:媒体将重建描述为“宏大计划”,掩盖资本逻辑。[F3_25 🔍] 3. 例外状态:灾民被迫接受“活动房屋”等临时安置方案,体现阿甘本“例外状态”。[F3_25 🔍]

(三)历史思想资源的平等对话(Theoretical Resonance)

  1. 哈维:波尔日重建体现资本在空间上的积累逻辑(通过灾后重建重新配置资源)。[F3_22 🔍]
  2. 阿甘本:临时安置方案体现主权权力在例外状态下对生命政治的控制。[F3_25 🔍]
  3. 波兰尼:灾后重建的资本逻辑与社会保护运动冲突,体现“双重运动”。[F3_21 🔍]

(四)当代现实对理论的反向质询(Contemporary Synthesis)

当代灾后重建新特点挑战传统理论: 1. 气候金融化:通过“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将灾后重建转化为资本增值机会。[F2_17 🔍] 2. 生态殖民主义:欧洲对非洲荒漠化干预,体现生态问题的殖民化。[F9_53 🔍] 3. 韧性治理悖论:韧性概念被资本主义利用,将生态风险转化为商业机会。[F10_64 🔍]

结论:波尔日灾后重建揭示资本逻辑在生态危机中的扩张——通过将灾难转化为商业机会,资本实现对生态正义的系统性压制。未来出路在于重建社区自治的生态民主。


▌ 面向学者的开放性思想追问与研究路标 (Open Horizons for Scholarly Inquiry)

  1. 【开放性学术追问一:气候治理的民主化可能性】

    • 在技术官僚治理与资本逻辑主导的气候治理中,如何重建生态民主的制度空间?是否可能通过公民大会等参与式民主机制,超越当前的治理术?
  2. 【开放性学术追问二:灾后重建的生态正义重构】

    • 在新自由主义灾难资本主义框架下,如何重新定义生态正义?是否可能通过社区自治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框架,构建替代性重建模式?
  3. 【开放性学术追问三:人类世条件下的生存伦理】

    • 在不可逆的生态崩溃面前,人类如何重新思考生存伦理?是否可能通过后人类主义新生态主义理论视角,超越现代性技术统治论?
🔍 解读视角:本篇基于制度理性架构(Logos)与生活世界集体情感(Pathos)内在辩证机制展开。

制度与权力批判深度研判:Libération (17.08.2026)

▌ 本报生活世界痛感与情感政治深思雷达 (Lifeworld & Affective Significance Radar)

  1. 【吉伦特省波尔日特大山火与生存重建困境】

    • 事件简述:2026年8月,吉伦特省波尔日镇在特大山火中损失42,000公顷森林、183栋房屋([F3_19 🔍]),直接经济损失达70,000欧元/家庭([F3_21 🔍])。当地居民(如按摩师吕迪维娜·多尔尼雅克、烟草店老板娘"米凯特")面临生计断裂与社区解体风险。总理虽到访但未带支票,仅以延期社保缴费等象征性措施回应([F3_20 🔍])。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灾民的愤怒("拿出巨额支票来")与制度回应的冷漠("只是拖延时间")形成尖锐张力,揭示宏观治理逻辑对微观肉身痛感的系统性忽视。当地镇长提出"30年马歇尔计划"的诉求([F3_25 🔍]),凸显集体记忆中"重建"叙事与现代风险社会的断裂
  2. 【生态转型部长莫妮克·巴尔比的辞职未遂与制度理性撕裂】

    • 事件简述:因农业紧急法案争议,巴尔比于7月21日宣布辞职,翌日被总统说服留任([F1_9 🔍])。其后在"法国森林2100"计划中强调需动员私人资本与国家责任([F2_17 🔍]),却因瓦尔省住宅争议被指"躺椅度夏"([F1_9 🔍])。部长回应称需"以不同方式组织事务",但承认政府内部生态倒退趋势([F2_13 🔍])。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部长的"辞职—留任"戏剧化过程暴露技术官僚理性(法案妥协、预算约束)与生态伦理诉求(长期主义、生物多样性)的不可调和。其"秋季投资计划"承诺沦为空头支票,凸显制度话语的去情感化(技术术语、空泛承诺)与民众情感动员(愤怒、怀疑)的对立
  3. 【英国黑人教授贾森·阿代因自杀与学术体制暴力】

    • 事件简述:英国最年轻黑人教授贾森·阿代因因剽窃指控辞职,9天后在伦敦公寓身亡([F3_18 🔍])。其家人指控媒体"骚扰运动",统计显示其辞职后9天内有188篇相关报道([F3_18 🔍])。阿代曾克服自闭症等困难,学术生涯备受关注。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阿代因的悲剧揭示学术体制对边缘化个体的系统性排斥,其自杀成为制度暴力(剽窃指控、媒体围剿)与个体创伤(自闭症、种族歧视)的交汇点。188篇报道的"骚扰运动"标签,凸显媒体话语权力对弱者情感的二次伤害
  4. 【法国土地荒漠化危机与土壤健康的沉默危机】

    • 事件简述:法国70%土地已退化,土壤有机质贫瘠、水分储存能力下降,预计农业到2050年可能损失35-40%增加值([F9_53 🔍])。专家警告这是"恶性循环":干燥土壤→碳储存减少→气候变化加剧→土壤退化。法国将在蒙古COP17会议上承担双重义务:制定行动措施与每两年提交土壤报告([F9_53 🔍])。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土壤退化是缓慢的、无声的灾难,其影响被宏观经济数据(GDP、就业率)所掩盖。专家呼吁"必须停止认为这个问题与我们无关",凸显制度理性(GDP导向、短期政绩)与生态伦理(长期主义、土壤尊严)的断裂。法国加入"受荒漠化影响缔约方",标志着殖民地叙事(非洲沙漠)向本土危机(法国土地)的回溯
  5. 【全球野火季与气候紧急现实的全球同步性】

    • 事件简述:2026年全球野火季创历史纪录:法国95,000公顷、意大利82,000公顷、西班牙284,000公顷、加拿大41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F11_69 🔍])。气候学家菲利普·德罗宾斯基称这是"前所未有且历史罕见的态势"。NASA卫星地图显示"一个正在烈焰中挣扎的世界"([F11_69 🔍])。
    • 情感政治与伦理深思切入点:野火季的全球同步性揭示气候变化的系统性风险,其影响超越国界与党派。媒体以NASA地图"触目惊心"的视觉冲击,试图唤起集体情感共鸣(恐惧、紧迫感),但制度回应(如巴尔比的"法国森林2100")仍停留在技术官僚层面,缺乏全球协作的情感动员机制

▌ 精选核心专题理性与情感辩证论证 (The Dialectic of Logos and Pathos Monograph)

专题一: 【"巨额支票"与"空头支票":灾后重建中的制度理性与肉身痛感的辩证撕裂】

1. 制度理性架构解构(De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Logos)

吉伦特省波尔日镇的灾后重建困境,是新自由主义治理逻辑与生态风险社会的典型冲突。当局回应采用延期社保缴费、象征性访问、空泛的"一揽子计划"承诺[F3_21 🔍]),这些措施均体现技术官僚理性的三大特征: - 成本控制优先:延期缴费而非免除,是基于财政可持续性的算计([F3_21 🔍])。马蒂亚斯·索拉(Medef主席)坦承需"100%承担部分时间工作制成本",但其诉求被简化为"巨额支票"的政治修辞([F3_22 🔍])。 - 短期政绩导向:总理未带支票的访问,凸显媒体曝光(摄像机)与实质援助(支票)的脱节[F3_20 🔍])。波尔日镇长马蒂亚尔·扎尼内蒂的"30年马歇尔计划"诉求,被总理以"精确数字"回应,实则将长期生态重建问题转化为可量化的预算谈判[F3_25 🔍])。 - 分权化责任转嫁:巴尔比的"法国森林2100"计划试图动员私人资本与基金会,但其核心逻辑是将国家责任转嫁给市场机制[F2_17 🔍])。这种"国家创业公司"模式,实则将生态转型问题私有化,忽视了公共财政在灾后重建中的核心作用

2. 生活世界真实痛感深描(Living Lifeworld Pathos)

灾民的情感表达是肉身痛感与社区记忆的交织: - 吕迪维娜·多尔尼雅克的愤怒("拿出巨额支票来")是对制度冷漠的直接反抗。其工作设备化为灰烬,意味着生计断裂与身份丧失的双重创伤([F3_21 🔍])。她的诉求不是"延期缴费",而是立即的经济救济,这体现了福利国家叙事在风险社会中的失效。 - "米凯特"的叹息("也许得考虑兼职了")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无奈。其烟草店是波尔日社区的象征性空间,大火"偏偏"在旅游旺季爆发,意味着社区凝聚力的瞬间瓦解[F3_23 🔍])。她的兼职考虑,是对"小天堂"重建幻想的放弃。 - 林业主迪迪埃·德雷斯的反驳("支票,而不是空头支票")揭示了生态转型与经济生存的矛盾。其200公顷松树林被烧毁,意味着数十年积累的资本化为乌有[F4_27 🔍])。他要求"国家愿意为收入损失买单",是对市场逻辑的直接挑战:在气候变化面前,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何在?

3. Logos与Pathos的内在辩证摩擦(The Dialectical Friction)

灾后重建的辩证张力体现在制度理性如何将活生生的人简化为统计数据或地缘筹码: - 从"46%至60%的损失"到"巨额支票":马蒂亚斯·索拉的"46%至60%"是技术官僚的量化语言,而灾民的"巨额支票"是情感动员的政治修辞[F3_22 🔍])。前者将人类苦难转化为可计算的经济损失,后者则试图通过象征性支付来弥合这种裂痕。但两者均忽视了社区记忆与生态伦理的复杂性。 - 从"183栋房屋化为灰烬"到"小天堂重建":183栋房屋的数字是制度理性的客观描述,而"小天堂"是灾民对家园的主观想象[F3_19 🔍])。前者被用于申请欧盟救灾基金,后者则是集体情感的凝聚点。当局的重建计划(如放宽城市规划规定)试图在两者间寻找平衡,但实则将情感需求转化为技术问题,忽视了社区自治与参与式重建的必要性。 - 从"30年马歇尔计划"到"秋季投资计划":扎尼内蒂的"30年马歇尔计划"是对历史叙事的借用,试图通过宏大叙事来重建集体希望([F3_25 🔍])。巴尔比的"秋季投资计划"则是技术官僚的短期承诺,其实质是将长期生态转型问题转化为可量化的预算分配[F1_9 🔍])。两者的张力揭示了制度理性与情感动员在时间维度上的错位:前者需要世代工程,后者则渴望立竿见影的救济

4. 话语温度差与社会心理韧性诊断(Discourse Temperature & Prognosis)

对比制度端的去情感化冷色调语言与生活端的具象痛感热色调语言,可以诊断出当代法国社会心理韧性的三重危机: - 冷色调语言:巴尔比的"适应性投资计划"、总理的"精确数字"、媒体的"NASA卫星地图",均采用技术术语、量化指标、客观描述,试图将情感问题转化为可管理的技术问题[F1_9 🔍][F3_20 🔍][F11_69 🔍])。这种语言的优势在于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但劣势在于忽视了肉身痛感与社区记忆的复杂性。 - 热色调语言:灾民的"巨额支票"、吕迪维娜的"拿出强硬声明"、扎尼内蒂的"小天堂重建",均采用情感动员的政治修辞,试图通过象征性支付与宏大叙事来重建集体希望([F3_21 🔍][F3_25 🔍])。这种语言的优势在于凝聚力与动员力,但劣势在于可能被操纵为民粹主义或阴谋论的工具。 - 社会心理韧性诊断:当前法国社会的异化程度极高,体现在制度理性与情感动员的双重失效: - 制度理性失效:技术官僚的短期政绩导向与长期生态转型需求无法调和,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降(如巴尔比的辞职未遂戏剧[F1_9 🔍])。 - 情感动员失效:媒体的情感煽动(如188篇关于阿代因的报道[F3_18 🔍])与社区自治的需求无法结合,导致集体情绪的极化与碎片化(如波尔日灾民的愤怒[F3_21 🔍]与总理的空头支票[F3_20 🔍])。 - 韧性缺口:在气候紧急现实制度理性撕裂的双重压力下,法国社会缺乏能够整合技术官僚理性与情感动员的新型治理模式。当务之急是重建社区自治与参与式民主,将灾后重建问题从技术官僚的算计转化为公民社会的共同事业


专题二: 【从"辞职未遂"到"秋季投资计划":生态部长莫妮克·巴尔比的辩证困境与制度伦理的重构挑战】

1. 制度理性架构解构(De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Logos)

莫妮克·巴尔比的辞职未遂戏剧,是法国生态转型政策在新自由主义治理框架下的典型困境。其制度理性架构体现在三个层面: - 农业紧急法案的政治妥协:巴尔比于7月21日辞职,是因农业紧急法案重新批准乙酰甲胺磷等农药,违背了其生态转型承诺([F1_9 🔍])。其辞职是对政府内部生态倒退趋势的直接反抗。但翌日留任,则体现了总统与总理的政治算计:在气候紧急现实(热浪、野火、干旱)面前,生态部长的留任是象征性的稳定剂。 - 预算约束与长期主义的矛盾:巴尔比的"法国森林2100"计划试图动员私人资本与基金会,但其核心逻辑是将生态转型问题市场化。这种"国家创业公司"模式,实则将公共责任转嫁给市场机制,忽视了公共财政在生态转型中的核心作用[F2_17 🔍])。其"秋季投资计划"承诺,是技术官僚的短期承诺,缺乏可量化的预算分配与时间表。 - 政府内部生态倒退的结构性原因:巴尔比承认政府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缺乏抵抗力,导致生态倒退趋势([F2_13 🔍])。这种倒退的结构性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治理逻辑: - 短期政绩导向:生态转型是长期主义的事业,但在选举周期的压力下,政府更倾向于短期解决方案(如安装空调、延期社保缴费)。 - 利益集团游说:某些农业组织享有农民的正面形象,但其代表性有限。巴尔比坦承"很难被人倾听",是制度理性与情感动员的脱节的典型案例([F2_13 🔍])。 - 媒体话语权力:媒体更关注关于空调的争议话题,而非生物多样性与土壤健康的长期议题。这种去情感化的技术语言情感煽动的政治修辞的对立,加剧了公众对生态转型的误解[F8_50 🔍])。

2. 生活世界真实痛感深描(Living Lifeworld Pathos)

巴尔比的个人困境与制度伦理的撕裂,体现在其作为部长的肉身痛感与政治责任的双重负担: - 瓦尔省住宅争议:巴尔比因在瓦尔省度过大量时光而被指"躺椅度夏",实则是对其作为部长的肉身痛感的忽视。其回应("我在办公室,不是在酒吧")是对制度冷漠的直接反抗[F1_9 🔍])。这种争议揭示了部长作为肉身存在的脆弱性:在气候紧急现实面前,部长的个人生活与公共责任无法分离。 - 森林消防员的罢工警告:消防员工会于周四举行罢工,警告系统已濒临崩溃([F4_31 🔍])。巴尔比的回应("不可能在每棵树后都安排一名消防员")是技术官僚的无奈。但这种回应忽视了消防员的肉身痛感:在极端高温与野火季面前,其工作条件与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 土壤健康的沉默危机:巴尔比坦承"未曾料到旱情会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是对生态转型紧迫性的直接反思。其热浪成本估算(100至150亿欧元)是技术官僚的量化语言,但其背后是数以万计的肉身痛感:在酷暑下户外工作的工人、因干旱失业的农民、因土壤退化流离失所的家庭[F9_53 🔍])。

3. Logos与Pathos的内在辩证摩擦(The Dialectical Friction)

巴尔比的辩证困境体现在制度理性如何将活生生的人简化为统计数据或地缘筹码: - 从"辞职未遂"到"秋季投资计划":巴尔比的辞职未遂戏剧,是对政府内部生态倒退趋势的直接反抗[F1_9 🔍])。其留任则体现了总统与总理的政治算计:在气候紧急现实面前,生态部长的留任是象征性的稳定剂。但"秋季投资计划"承诺,是技术官僚的短期承诺,缺乏可量化的预算分配与时间表[F1_9 🔍])。这种从反抗到妥协的转变,揭示了制度理性与情感动员的双重失效。 - 从"生态转型"到"适应性投资":巴尔比的"适应性投资计划"是对生态转型问题的技术化重述,试图通过量化投资与市场机制来解决气候紧急现实[F1_9 🔍])。但这种转变忽视了生态转型的伦理维度:在土壤退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面前,技术官僚的"适应性"是否足够?其"法国森林2100"计划的市场化逻辑,是否能够应对灾民的肉身痛感